每年5月，WHA固定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對台灣社會而言，最熟悉的新聞畫面與議題往往是：今年台灣是否有收到邀請函？哪些友好國家發言支持台灣？中國又如何再次阻撓台灣參與？

這些當然重要。台灣持續被排除在全球最重要的衛生政策場合，不只是外交挫折，同時也是全球衛生治理的缺口。大流行疫情、抗生素抗藥性、病原體與資訊分享、AI醫療與衛生人力流動，都不會因為台灣沒有席位跟聲音而繞過台灣。

但這次我到日內瓦參與第79屆WHA周邊論壇後，感受到的是另一件事：WHA不只是萬國宮裡的正式會議，也不只是每年一次的外交攻防；同時更是會場外、非官方的政策與科技之全球衛生治理論述場域。

在萬國宮內，會員國討論疫情協定後續、國際衛生條例、全球健康架構改革、抗微生物藥物抗藥性、衛生人力、健康財政與各類疾病防治策略。在萬國宮外，國際組織、基金會、專業學會、病人團體、科技公司、甚至是國際藥廠，則用邊會（side events）、圓桌會議（roundtables）等場邊政策論壇，討論另一批同樣關鍵的問題：AI如何進入醫療體系？健康資料由誰掌握？衛生人力如何跨境流動？當傳統援助資金緊縮、全球健康機構面臨轉型時，全球健康要靠什麼來繼續交出成果？

對一個連續10年未能受邀進入WHA正式會場的觀察員國家而言，這個「會場外」的位置，也許更貼近台灣真實能參與的全球衛生治理現場。會場內的議程是一回事，會場外那些更為坦率、政策辯論更為深入、台灣能參與的論壇，揭示的是一個「正在重塑的真實規則」，可能對台灣未來的衛生治理更具決定性與啟發性。

5月21日下午2點，在距離萬國宮約3公里的生物科技園區（Campus Biotech），由日內瓦大學主辦的日內瓦數位健康日（GDHD）上，Google DeepMind影響力總監波拉德（Catherine Pollard）正在談「AI與健康最前線」（At the frontier of AI & Health）。她在開場時做了一個有意思的措辭調整：這場的主題本來是討論AI在醫療上的應用該是「炒作還是現實」（hype vs. reality），但她認為兩個都不精準，更好的用法是「希望」（hope）──因為「我們既不在純粹的炒作階段，也還沒到真實實踐的程度，我們處於一段非常漫長旅程的起點」。

接著當她介紹Google與各國衛生體系合作的案例時，投影片中出現我們熟悉的畫面──台灣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的健保行動快易通／健康存摺App。具體的說，是Google與健保署合作，將第二型糖尿病的數據資料「打包成幫助患者做日常營養、飲食、運動決策的工具，並協助臨床醫師快速評估患者風險、排序時間配置」。

這是WHA期間在日內瓦的舞台上、由一家全球頂尖人工智慧機構的影響力總監主動引用的台灣案例。那一刻，會場裡沒有人質問「為什麼是台灣」，也沒有人附加任何政治註腳。台灣就是台灣，作為一個可被引用、可被學習、可作為借鑑的「數位健康治理經驗」出現在日內瓦的全球衛生政策現場。

這個畫面的意義，可能比任何官方聲明都來得有力。它證明了一件事：即使台灣被排除在WHO正式會議之外，我們的醫療科技經驗仍然可以用具體、技術性、可引用的方式，進入全球頂尖機構的政策論述體系。

但同場GDHD中，WHO科學家塔姆拉特（Tigest Tamrat）卻對AI應用提出一個尖銳的提醒：

「我們看到大量AI創新，這很好。但我們並未看到對應的醫療體系投資──去思考體系如何吸收這些技術所識別出的子癇前症、妊娠糖尿病、需要避孕的青少年。我給這個社群的呼籲是：不要把醫療體系拋在後面。」

菲律賓衛生部資訊長（CIO）多明哥（Albert Domingo）在同場稍後的專家座談中，也補充了一個讓全場印象深刻的說法：

「當部長指派我擔任CIO時，我問『您確定要找一個醫師？我又不是IT人』。他微笑回答：『這不是技術問題，傻瓜，這是治理問題。』」

塔姆拉特與多明哥兩段話，放在台灣脈絡中讀起來格外具啟發性。我國正在推動的健保AI應用、智慧醫療、精準健康等議程，其核心都是健康資料。而這裡不只涉及到資料品質，同時也涉及資料主權、隱私、信任與利益分配等議題。世界上許多低中所得國家在擁抱由科技巨頭公司所提供的服務的同時，正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困境：資料被蒐集、模型被訓練、產品被商業化，但資料提供者、病人社群與本地健康體系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饋。這也是台灣健保資料庫、醫療AI與跨境資料合作時，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本次除了GDHD2026外，我也參加了兩天由國際發展平台Devex舉辦的「WHA影響力之家」（Impact House @WHA）會議，以及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舉辦的「重新思考全球衛生治理」座談。在這場論壇上，我的博士指導老師、喬治城大學衛生法學者、同時也是WHO全球衛生法中心主任的高斯丁（Lawrence Gostin）教授，公開批評美國轉向雙邊衛生協議的路線──「我作為一個美國人，對此並不引以為傲。」當美國最具權威的衛生法學者都公開質疑這套作法時，台灣作為長期被排除者，反而在論述上找到了意想不到的同盟。

同時，這些場外會議也讓我意識到，場外其實不是邊緣。相反地，對民間組織、專業社群、病人團體與學者而言，場外本身就是全球健康治理的另一個現場。正式決議固然重要，但許多新的概念、合作與政策語言，往往先在這些場外場域被測試、修正與連結。

同時這次我也擔任世台聯合基金會在日內瓦主辦之「在變革世界中強化全民健康覆蓋」（Strengthening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 a Transforming World）論壇第一場座談「AI助力全民健康覆蓋：醫療資訊與系統」（AI for UHC: Medical Informatics and Systems）的主持人。這場論壇對我而言，不只是一次主持工作，更像是一個縮影：台灣雖然不在WHA正式席位上，卻可以透過民間與專業網絡，把真正重要的議題帶進日內瓦。

這場討論有4位講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回答同一個問題：AI與醫療資訊究竟如何服務全民健康覆蓋，而不是只讓少數醫療機構或科技公司受益？

他們從不同角度切入，卻都指向同一個結論：「AI助力全民健康覆蓋」不是技術展示，而是健康體系治理問題。日內瓦大學的洛維斯（Christian Lovis）教授提醒，資料必須先成為可理解、可追溯、可被臨床使用的知識；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賦予資料（data）臨床上的「脈絡與意義」，AI技術才有可能轉化為真正能幫助患者的「醫療照護」（care）。曾任國際醫學資訊協會主席的李友專教授強調，AI可把醫療從被動治療推向早期預測與預防；國際認證組織TruMerit的執行長普萊希奧西（Peter Preziosi）指出，沒有衛生人力就沒有UHC；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藥學院林純青（Alex Lin）教授則是以Pharmacy 5.0與數位孿生（digital twins）說明科技如何更貼近病人的日常照護。

這些討論讓我在主持時得到一個很清楚的結論：AI for UHC不是單純談演算法，也不是展示最新產品，它真正問的是資料能否變成臨床意義？預測能否轉化為預防？科技能否支持而非取代人力？數位工具能否進入病人的真實生活？

換句話說，AI不能只讓醫療更聰明，也要讓醫療更公平。

台灣常用「Taiwan Can Help」來描述自身國際貢獻。這句話有其力量，但在今天的全球健康環境中，也許還需要再往前一步：Taiwan Can Co-Create──台灣不只是幫忙，也可以共同設計規則、建立制度、甚至是承擔責任。

台灣最有價值的，不只是我們有全民健保，也不只是我們有資通訊科技與醫療AI能力，而是這些能力如何被放進民主、法治、健保、醫療專業與公共信任之中。這才是可以和世界對話的「治理經驗」。

例如，在健保資料庫與健康資料「二次利用」（secondary use）上，台灣有豐富資料，也有憲法法庭判決與社會爭議。這些經驗如果整理得好，未必只是國內爭議，也可以成為國際討論健康資料治理、去識別化、公共利益與個人權利平衡的案例。

在醫療AI上，台灣有醫學中心、科技公司與資料基礎，但也需要回答責任歸屬、臨床驗證、偏誤監測、醫師與病人信任等問題。這些不是阻礙創新，而是讓創新能進入真實醫療體系的前提。

在衛生人力上，台灣既有外籍照護人力依賴，也有醫護工作負擔與人才流動問題。這些經驗可以讓台灣不只是談「缺工」，而是從全球衛生人力倫理、照護正義與長照制度設計來參與國際討論。

如果說WHA79真正的主題是全球健康架構如何重塑，那麼台灣真正要準備的，不只是每年5月的外交聲明，而是一套長期的全球健康政策能力：追蹤國際規則、翻譯國內影響、提出政策方案、經營民間網絡，並把台灣經驗轉化為世界可以使用的語言。

當國際情勢如此，台灣面對WHA似乎不應只重複「我們應該進去」這句正確但已經說了很多年的話。我們必須進一步問：即使暫時進不去，我們能不能在規則形成之前，透過場外、雙邊、小多邊、專業學會與民間網絡，把台灣的觀點送進去？

為此，我認為當前有3件事是可以強化的：

第一、建立常態性的WHA議程追蹤與國內對接機制：

每年WHA所通過的決議與決定，應該有系統地翻譯成台灣人能夠明白的政策語言，並呼應衛福部門、醫療機構與專業團體的實務需求。換言之，即使我們不能在場內討論，但國內相關單位與人士卻不能對這些發展沒有感覺、也沒有回應。

第二、培養跨領域的全球衛生政策人才：

要做好前一項工作，我們需要大量的全球性人才。特別未來的全球健康不只需要醫師或外交官，也需要懂國際法、公共衛生、健保制度、資料治理、AI與產業政策的人，才能把國際規則翻譯成台灣可以理解的問題，同時也把台灣經驗翻譯成國際可以使用的方案。

第三、支持民間團體、病友組織、專業學會與青年世代持續參與WHA周邊會議：

場外不應只是無法參加場內的替代品，而是在當前環境下台灣長期累積信任、合作與政策影響力的管道。台灣不能只靠一年一次的外交喊話，更要靠一次一次的專業參與。這需要掌握資源的衛福與外交等政府部門更有力的支持，真正將民間力量視為可以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攜手合作的夥伴而非只是點綴花絮。

在日內瓦的幾天，我一方面清楚感受到台灣被排除的現實，另一方面也看到場外網絡帶來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不是空想但也並不簡單：場外參與需要人脈、資源、英文能力、專業內容、長期經營與足夠耐心。它不能取代正式參與，但可以在正式參與受阻時，讓台灣不至於完全缺席。

而真正值得我們擔心的，不只是台灣沒有進入WHA，而是台灣社會若只把WHA看成一場年度外交新聞，就會錯過那些正在形成、未來會回頭影響我們的全球健康規則。

特別是如果有一天門真的打開，台灣準備好要帶什麼進去？如果我們帶進去的只是被排除的委屈，那當然不夠；如果我們帶進去的是全民健保、醫療資訊、健康資料治理、AI醫療、病人權益與民主法治經驗，而且能把這些經驗整理成世界可以使用、可以批判、也可以共同改造的方案，那麼台灣就不只是等待被邀請的旁觀者，而會逐步成為規則共創者。

台灣不能只問：「世界什麼時候讓我們進去？」我們也要問：「我們能提出什麼，讓世界需要我們？」

WHA場內沒有台灣，確實是全球健康治理的缺口，但台灣若能把自己的制度經驗轉化為可對話、可合作、可檢驗的公共知識，即使站在場外，也能一步一步累積影響力。

台灣不只要被世界看見，更要讓世界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