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應該是截至目前為止，唯一一位從不曾接受美國媒體一對一專訪的中共領導人。」在接受《報導者》專訪時，國際經驗極為豐富的美國新聞人齊邁可（Mike Chinoy）侃侃而談地說著他對於中國領導人的觀察：「在過去，毛澤東、鄧小平、趙紫陽、江澤民都非常擅於與外國記者周旋，或製造個人的魅力形象──只有習近平掌權之後把自己包裹起來，故意讓國際媒體無法接觸。」

雖然年過古稀的70歲，但精神依舊抖擻俐落的齊邁可，至今仍維持著他在新聞界的經典標誌：高瘦身形與招牌八字鬍。曾經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亞洲的新聞代表面孔，從中國、香港、台灣到北韓的每一場國際危機，直播鏡頭前的齊邁可總在現場無役不與──其中最被新聞史所銘記的代表時刻，即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學運直播，以及在槍口下向全球轉播的六四事件鎮壓畫面。他在之後曾轉任香港分社長、亞洲資深特派員，最後於2006年，在擔任記者31年後，離開新聞崗位，成為美國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USC US-China Institute）研究員。

然而每當和新朋友提到中國，齊邁可總會提到半世紀之前，人生第一次踏上未知旅程的「中國經驗」──那是距今半世紀前，1973年的夏天。在那之前的一年，1972年尼克森（ Nixon Richard）在北京與毛澤東見面、成為歷史上首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從此開啟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第一步。1974年，深陷水門事件的尼克森在國會彈劾壓力下黯然辭職，但美國社會所掀起的「中國熱」才開始方興未艾，西方媒體與學者們紛紛搶著進入封閉超過半世紀的中國，其中就包括就讀耶魯大學的齊邁可。

「對於1970年代的美國人，中國就和異世界或外星球一樣，封閉、神祕、什麼事都奇妙地令人著迷。」

齊邁可自述，當時正逢越戰末期，自己和耶魯大學的一群左翼學生在中美交流的名義下受邀訪中，他們在中國政府的接待下到處「探險」，一行人先是進入了自國共內戰後就一直對西方封閉的北京，接著又被安排到了東北瀋陽參訪人民公社。

齊邁可在人民公社裡，遇見了一名勤懇地令他印象深刻的農民余克辛，他親切招待著素昧平生、來自異國的美國學生們，更在他那清貧的小磚屋裡，慷慨地端上雞鴨魚肉，讓齊邁可享用了當年中國之旅，最豐盛、最熱情、也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頓飯。

「20年後，我才發現這一切都是謊言。」

直到今天，齊邁可仍不斷強調這個故事給他的警惕：報導中國真的需要非常深厚的經驗、技巧、執著不懈、果斷勇氣、甚至是時機運氣，才能在粉飾太平的黨國高牆中，抓住一瞬出現的真相縫隙──而這個經驗，也在六四天安門事件、薄熙來事件、新疆再教育營、COVID-19疫情、以及習近平完全統治的集權時代裡，成為齊邁可自己、以及歷代駐中國記者在「報導中國」時一再驗證的記者鐵律。

2017年，齊邁克結合自己的新聞人脈與中國經驗，協助南加大在推出紀錄片系列《解析中國之旅》（Assignment: China），試圖還原從1945年到21世紀的今天，美國記者是如何與中國共產黨交手？在眾多新聞謎團、現場考驗與影響世界局勢的重大歷史事件之間，不同世代的駐中記者，又是如何在美中關係的夾縫中，應對令人窒息的各方壓力？他們筆下的中國形象，又是如何突破文化隔閡與在地的不信任感，進而報導真實的中國？

然而《解析中國之旅》紀錄片推出後，國際局勢意想不到的劇烈變動，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中國與民主國家之間的不信任感大幅增加，2020年的COVID-19疫情更讓中國陷入全方面的社會封鎖，美中關係更陷入歷史低谷，世界更進入了「民主對決專制」的新冷戰格局。

在此期間，齊邁可回到他熟悉已久的台灣專心著書與研究，但他在中國的外媒同行、甚至與他合作過的新聞老隊友們，卻正遭遇空前的政治壓力。中國政府不僅開始嚴格緊鎖國際媒體入境，甚至大舉驅逐以美國人為首的外籍記者，這讓外媒的中國報導再次陷入「被禁入現場」的窘境；同時中國政府更引導戰狼式的激進民族主義，攻擊國際媒體的中國報導「別有用心」，甚至刻意封鎖資訊、孤立記者與製造信任忌疑，讓仍留在中國的國際記者成了被整個中國社會緊盯的全民公敵。

為此，齊邁可遂以紀錄片為藍本，進一步採訪、擴寫、並整理為成新書《中國任務：美國駐華記者口述史》，試圖更清楚地為報導中國的下一代國際新聞人，傳承新聞事件的幕後故事與關鍵經驗。以下是《報導者》對齊邁可在2024年1月底的專訪摘要，內容經《報導者》翻譯潤飾，並整合他在書中的部分內容。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1973年的中國之旅，是你報導中國的起點嗎？

齊邁可（以下簡稱齊）：那趟中國行真的給我帶來很多文化衝擊與震撼，當年的中國仍處於文化大革命的鬥爭高峰，但對於我們這些美國來的年輕大學生，在1949年中共全面控制中國、接著與西方世界斷絕聯繫幾十年後，能親身進入並見證那個「與世隔絕」的中國，就好比登陸月球的奇幻冒險。我當時就讀新聞系，而記者也是當年少數被允許進入中國的職業之一，重返中國成為特派記者，自然也就成為優先選項之一。

有趣的是，我並沒有直接回到「紅色中國」，而是來到台灣學習華語。不過當年在台灣，我完全不敢提及「我已經去過中國大陸」的經歷，畢竟那還是1974年、蔣介石還活著的時候，那時的台灣不僅仍處於戒嚴與動員戡亂，新聞控管都還在嚴格執行。譬如說美國的《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在台灣上架前，內頁刊登的中國報導都會被嚴格檢查，像是提到「總理周恩來」時的總理二字必須另外加括號，強調僅是「所謂的總理」、因為國民黨政府不承認對方的職務合法性，若刊登毛澤東的照片，更會被審查員整片塗黑。

那應該是台灣新聞自由最黑暗的年代，和今天的氣氛完全不能相比。而兜了一大圈的我，之後在中國、香港為《CNN》工作時也時常往來台灣，也因此很慶幸能見證台灣一路民主化轉變。

回到報導中國──1975年，我從哥倫比亞大學新聞（Colombia University）研究所畢業，因為越戰的關係，1970年曾經有一大筆優渥的「東亞新聞獎學金計畫」，目的是要替美國新聞界培養「下一代國際記者」，因此新聞所的研究生只要申請計畫，畢業後就能得到一筆經費送你到駐亞洲的新聞分社實習、甚至還會幫你媒合駐地英文媒體的工作機會。

然而1975年4月，西貢淪陷，美軍在南越政府滅亡前全面撤出越南，長達20年的越戰自此落幕，這給即將畢業的我帶來一個好消息與壞消息──壞消息是，因為越戰的落幕，東亞新聞獎學金的經費也隨之用盡，於是作為末代獎助生，主辦方只給了我一張飛往香港的單程機票「祝你未來鵬程萬里！」，之後不管是報導中國、還是在異國維生的工作機會，都要靠我自己想辦法；但好消息是，雖然越戰結束，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卻仍因「聯中制蘇」政策而持續升溫，因此不久之後我就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駐香港分社聘用，從最基層做起。

當時的中國仍處於封閉狀態，僅有極少數的外國記者能夠申請到短期採訪簽證，因此在香港的我們，僅能藉由監控中國官媒廣播、大量閱讀冗長如官話謎語的共產黨黨報、以及訪問中港邊境的穿梭商旅與難民，藉此拼湊出「鎖國中的中國報導」。不過報導條件雖然有限，但當時的香港卻已是中國資訊最流通、往來最多「中國觀察者」（China watchers），也累積最多中國情資解讀技術的新聞集散地。

報：超過30年的中國報導經驗裡，那一則報導對你最為重要？

齊：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絕對是迄今震撼力的歷史轉捩點。

我是在1987年回到中國擔任《CNN》北京分社長，當時中共對國際媒體的管制仍相當嚴格，外籍記者的所有出入──不僅是採訪，甚至是日常生活的交際應酬──都需要申請許可或者被密切監控。外籍特派員的採訪範圍仍限縮於很小一部分的北京，就算獲准出省採訪，新聞形成往往也都會被塞滿毫無意義的中共宣傳演說與樣版行程、就像是某種疲勞轟炸的拖延戰術，因此我們仍很難與真正的「中國社會」有著近距離的真實接觸。

當時的中國正在改革開放的前半段，雖然社會氣氛與經濟轉型非常活躍，但在中共高層政治裡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卻愈演愈烈，這種不安的氣氛開始傳出中南海、擴散到社會上、甚至連被政府刻意隔離在泡泡裡的外媒記者，也都能感受到1989年的中國正處於一股躁動、社會能量亟欲宣洩的時代邊緣。只是當時的我們都沒想到，引燃全中國的「火種」，突然之間就在天安門廣場全面爆發──這可是北京的心臟地帶，全中國政治符號感最強的空間，但那些最難以想像的抗爭事件，就像是一夜之間從天而降地出現在我們這些外國記者眼前。直至今日，那種歷史巨輪正全速往你身上輾壓過來的新聞衝擊感，仍能讓我渾身雞皮疙瘩。但新聞報導就是時機與命運的匯集體，你只能作好準備，好在關鍵的時刻果斷應變。

天安門事件的起點，是1989年4月15日中共改革派代表胡耀邦之死，以悼念為名聚集的大學生占領了北京天安門廣場，並要求中共擴大政治開放。但同一時間，時任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yov）卻應邀於5月15日訪問中國。對於當時掌權的鄧小平而言，戈巴契夫的來訪象徵著中蘇交惡的終結，也是繼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之後，鄧小平個人最重要的外交功績。為此，中國政府特別放寬了外媒在中國採訪、派駐記者人數與先進直播裝備的限制，甚至准許《CNN》在天安門講台──就是毛澤東與習近平在閱兵揮手的地方──架設裝備全球直播。

中共官員本來希望《CNN》的直播，能把戈巴契夫受到中國熱情接待、隆重被迎入人民大會堂的畫面傳遍全球，不料抗爭學生們卻把天安門廣場團團包圍，迫使政府臨時取消戈巴契夫的公開歡迎會，而學生占領廣場、高喊自由民主與開放的改革抗爭，亦在我們的直播鏡頭中，隨著中共高層的難堪反應而傳遍世界。

這些故事都是真的發生過，也是我們那一代的駐中記者一輩子都忘不掉的記憶。

報：天安門鎮壓過後，美國媒體在中國的新聞工作，出現了什麼變化？

齊：1989年的鎮壓，讓很多的同業記者陷入極大的情緒挫折。你很難不對你在天安門目擊的一切感到震驚、苦澀，以及相較於初期對於學運樂觀期待的巨大幻滅感。不少同期的記者戰友因此在天安門後離開中國，但當時的我仍想繼續這項任務──我還是想見證：這樣的中國，究竟會走向何方？所以我繼續擔任北京分社長的工作，直到1995年。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兩個星期內，中國外交部特別召集了北京所有外國媒體，一同參觀「乾淨不留抗爭痕跡」的天安門廣場。行程中，中國各部會官員與代表不斷強調「沒有人死在天安門廣場上」，軍方發言人甚至宣稱「北京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生過所謂的屠殺」，就好像是只有外國記者看見了天安門的鎮壓殺戮。

儘管中國政府的態度，就像是一切都不曾發生過。但六四的一、兩年內，國際媒體、特別是美國記者在中國的新聞工作，卻陷入空前未有的低迷僵局，因為中國政府的各級外事辦公室都刻意不接受外媒的採訪申請，遭到強力鎮壓的中國社會也因為寒蟬效應，就算是相識很久的朋友、線索也都不願與外國記者走得太近。於是所有人都被困在這種逼近窒息的新聞死水裡。

事情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開始轉向，中共與中國社會似乎達成了某種以政治緊縮交換經濟自由化的社會契約，因此「外國記者」又突然被視為對外宣傳、甚至國際招商的重要角色而受各界歡迎。在此期間 ，中國經濟與社會結構快速改變，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更一舉躍為全球經濟要角。大量商業新聞的需求，也讓「中國經濟崛起」逐漸成為外媒報導的主流切點，而這股向上衝刺的躍升氣勢，最終也在2008年北京奧運衝到最高點。

中國政府為了最大程度地宣傳北京奧運，大幅解禁了對於外媒記者簽證與在中國境內移動採訪的限制，這讓外媒報導變得更為自由、新聞傳播的國際影響力也隨之放大。不過，在經濟高度起飛之際，中國社會的貪腐、階級差距與官商亂象等問題也倍數增加，這雖然給了新聞報導相當多的關鍵題材，但也讓中共高層再次開啟對外國記者的監控與騷擾，在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重回高壓控制的回頭路。

報：你的新書《中國任務》詳細記錄許多美國記者駐華期間的報導，其中，2013年《彭博社》（Bloomberg）涉嫌壓下著名記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對萬達集團與習近平家族貪腐關聯的調查報導。此一事件不僅讓傅才德遭《彭博》開除，更引發外界質疑國際媒體在中國報導的自我審查與新聞自由性──在中國的外媒，也會自我審查嗎？

齊：這起事件不僅非常爭議且令人憤怒，對於那些全心投入於報導真相、甚至冒著個人在安全風險的記者來講，也非常令人失望且不公平。但就我所知，傅才德的調查報導被《彭博社》自我審查的遭遇，在國際媒體中仍是相當罕有的極端案例。

風波的起點，始於2012年的薄熙來醜聞案。當年2月重慶市前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前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庇護。當時王立軍剛被薄熙來免除職務，自稱有生命危險的他，對自己的老長官薄熙來與其夫人谷開來提出震撼全球的犯罪指控，包括極為嚴重的家族貪腐，以及谷開來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的國際命案。當時，《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駐中記者裴傑（Jeremy Page）率先推出獨家報導，駭人聽聞的犯罪細節不僅震撼中共高層，更引發了國際媒體跟進調查其他中共高層家族的貪腐與金權犯罪問題。

在這波中共高層金權調查中，當時任職於《彭博社》的傅才德先是在2012年6月──也就是習近平正式接棒胡錦濤、全面掌權的4個月前──發表了一篇關於習近平家族在海外累積的巨額可疑財富。到了10月，《紐約時報》的張大衛（David Barboza）更瞄準了時任國務總理溫家寶家族貪腐，發表調查報導〈總理家人隱密的財富〉，揭露了溫家涉嫌貪腐獲利超過27億美金，該篇報導後來獲得了普立茲調查新聞獎的肯定，但中國政府亦憤怒施壓《紐時》要撤回報導，甚至全面封鎖《紐時》網站的中國瀏覽、取消《紐時》輪調記者的簽證，造成《紐時》在中國巨大的廣告與商業損失。

傅才德與張大衛的心血結晶，不僅結合了數據新聞與調查報導，也揭穿了中共高層抱著貪腐打貪腐的兩面手法與權力鬥爭。這鼓勵傅才德繼續循線追擊，投入一年以上的時間調查當時的中國首富、萬達集團創辦人王健林與習近平家族在內的中共高層，彼此盤根錯節的金權關係。

但報導即將刊登之際，傅才德的萬達調查報導，卻被《彭博社》的共同創辦人溫以樂（Matthew Winkler）下令取消。根據《彭博社》時任亞洲區總編輯理查森（Ben Richardson）的說法，溫以樂擔心這份調查報導將對彭博集團在中國的業務造成重大損失、甚至害《彭博社》被逐出中國；但這種自我審查、向中共高層磕頭示弱的做法，引發內部記者的嚴重不滿，風波經過更輾轉被《紐時》曝光，這讓憤怒的《彭博社》以向競媒洩密為由，粗暴地開除了傅才德。

傅才德被開除事件，在駐中外媒圈裡引發很大的漣漪，大家當時都很擔心北京會以中國市場為要脅、將言論管制的手伸進外國媒體。不過必須提醒的是，本案處理失當的《彭博社》，後來仍持續有中國政治與弊案報導；遭遇委屈的傅才德，則被《紐時》延攬，並讓他繼續完成、公開刊登萬達集團的金權貪腐報導。

但我必須強調：就我個人的經驗與職場觀察，美國媒體在處理中國報導、特別是影響力重大的政經調查報導時，極少出現著麼明目張膽與粗暴的自我審查。對我而言，傅才德與《彭博案》更像是特殊個案而非常態，真正的問題仍是美國主流媒體的傳統營運模式，也已經愈來愈難支持「新聞自由」。

例如在我們對談的今天（2024年1月24日），幾個小時前《洛杉磯時報》（LA Times）突然宣布新聞團隊裁員20%──如果沒有足夠的記者人力，極為耗時耗精力的重大調查報導就不可能進行；如果沒有足夠的時間，新一代的記者就很難培養出頂尖的調查能力；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源，編輯檯就很難發動專業報導研究與調查。這些已知狀況，不僅讓調查報導愈來愈難，也是各家新聞攸關存續、甚至動搖報導價值的致命傷，只要結構性問題無法改善，中國或其他政治黑手的報導干預，恐怕只會愈發容易。

報：身為外籍新聞工作者，你是否曾擔心在中國踩到紅線、或曾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嗎？

齊：自從1979年中國允許美國媒體駐中設點開始，歷代外籍記者在中國的共同經歷，就是被官方監控、騷擾、阻撓報導、甚至傳話恐嚇。

就我個人而言，直到2006年離開《CNN》為止，我在中國的經驗未曾涉及人身安危，最糟的狀況是六四天安門，另外一次被逮捕則是1991年裴洛西（Nancy Pelosi）等美國眾議員訪問北京時，他們一行人突發快閃行動，在天安門廣場上向六四死難學生獻花、拉悼念黑布條，當時的北京公安與祕密警察氣炸了，但他們不敢對美國國會議員動手，於是就把我們一群外國記者當場抓走，但最後也只是口頭告誡、做做樣子草草結案。

當時我所能想到最糟的狀況，大概就是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但這不代表外籍記者在中國總是安全，像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時任《美國廣播公司》（ABC）的首席中國特派員柯達德（Todd Carrel），就在在天安門廣場附近遭到大群便衣警察圍毆，這導致他脊椎重傷、終生傷殘，這名傑出的新聞人因此被迫終止記者生涯。

報：但國際媒體在中國不僅只有外籍記者，也有大量的中國本地員工，他們在國際報導裡的角色多重要？

齊：中國籍同事對我們極為重要，例如最基本的華文翻譯問題，對於所有外國記者來說都是很頭痛的事，就算我們的中文口說再流利，受訪者有時一聽見你的口音、或者看到你的異國面孔就當場拒訪，因此我們通常都會請在地同事協助確認，從中緩和受訪人對外媒的不信任感。假若沒有他們的幫忙，外媒的中國報導幾乎不可能做起來。

但中國同事與外國媒體的互動，也確實存在很多無法說破的底層默契，因為他們受到的政治壓力遠比外籍同事來得更大，除了隨時可能有人身安全風險之外，也時常會被國安單位緊盯、威脅他們監控同事提供情資、甚至扣上冤罪以施壓他們的外媒雇主。

例如在《中國任務》出書之前，我其實非常掙扎於要不要提及這些中國同事在報導中曾扮演的關鍵角色、甚至是英雄事蹟，但考慮到他們許多人留在中國，甚至可能因為幕後故事的曝光而危及他們的生命與安全，最後才因此選擇迴避。

除此之外，中國的新聞同業也時常會私下提供外媒調查協助，當時我們常開玩笑：「美國記者什麼都不懂，但卻什麼都敢寫。中國記者什麼都懂，卻連一個字都不能留。」仍有許多堅持新聞理念的人在牆內拚命，許多重大報導的起點，都是因為中國記者無法自由報導，而將調查線索偷偷傳給外媒，只為讓真相有機會被世人看見。

報：在1970年代，世界得以透過香港來觀察資訊封鎖的中國，但在港版《國安法》下，香港昔日的新聞自由已經消失──台灣會是下一個「中國觀察站」嗎？若以《中國任務》一書記錄的經驗，你又會建議下一代的記者，如何理解、甚至報導現在的中國？

齊：我們不需要無條件喜歡中國、或信任中國政府，但在這不可預測的時代，「理解中國」並掌握中國國內的真實社會情勢，確實至關重要。

過去幾年，中國的外媒生態有很大的轉變，因為疫情與中國限縮記者簽證的關係，許多出色的國際記者被驅逐出境，幾家新聞機構將其中國報導的主力移到首爾或東京，其他人則大多選擇來到台灣。

與日韓相比，台灣的語言環境、往來中國的商旅人流都更容易與中國社會互動，傳統上台灣學界也有很深厚的中國研究。然而因為台海特殊的政治處境，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資訊互動與討論內容，往往高度集中於兩岸議題，因此就國際媒體所需多元性與資訊視角而言，目前的台灣離過去香港的「中國觀察鏈」仍有著一段不小的距離，但這是否能夠藉由在地媒體與外媒的進一步合作，或者是科技進步而所突破？可能都還有待未來證明。

像是在1950～1980年代，香港最權威的中國觀察家，即是創辦《中國新聞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的匈牙利籍耶穌會神父勞達（Father László Ladány），在那個外籍人士無法進出中國的大黑箱時代，勞達神父每週都會系統性地大量閱讀中國官媒與通訊公文，在那些冗長官腔猶如廢話似的官方新聞稿裡，用偵探手法精煉出關鍵的人事升遷與社會情報分析──這些「中南海讀報學」的累積與技巧，後來因為中國對外開放而逐漸被國際媒體給遺忘，直到習近平政權擴大控制新聞報導、限制外媒採訪後，這些歷史經驗才又重新被新聞界提及。

事實上，在報導中國時，幾乎每一個世代的記者都曾有種「不得其門而入」的類似困境與挑戰。因此我才希望透過《中國任務》這本書，以記者之口，還原他們當初在中國報導現場的種種矛盾與掙扎，藉此讓每天看新聞卻不再相信新聞的讀者們，能夠知道過去80年來，每一則關於中國的重大報導究竟是從何得來，其幕後的產製流程、新聞現場的決策判斷又是怎麼進行，進而對我們眼前所見的新聞報導能有更多的想法、理解、甚至是批判與改革建言。

以美國媒體為例，如今年輕的新聞系學生、記者已經很難進入到中國，他們沒有機會在田野報導中經營在地人脈、體驗中國不同階層的真實樣態，甚至記者與記者之間的經驗傳承都出現很明顯的世代斷層。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中國報導的方向愈來愈窄。

因為記者沒有辦法進入中國採訪，許多文化、社會、生活與人性故事的報導，都無法進行；記者只更集中在外交、戰略、軍事，這些由中國政府為單位發出方針的「硬實力新聞」、甚至大外宣──這樣的結果，不僅加強了中國國際形象的侵略性，也讓中國報導變得更加平面、單調、衝突導向，最後我們恐怕只剩下戰狼外交的報導。

我認為中國國際形象的惡化，是中國政府打壓外媒空間的咎由自取，但北京方面卻將責任推給記者、指控是境外勢力拒絕說好中國故事。這之中固然有其政治考量或心戰宣傳，媒體亦無需為了留在中國報導而退讓新聞自由的原則，但中國畢竟是個14億人口的國家，其各地、各族群、各階層都有其潛藏的不同故事與立場，也有各自的悲歡離合與不同程度的自由願望。假如媒體過於將這14億人視為一個統一的集體，我們恐怕更難看見潛藏與中國社會的底層暗流，進而增加外界對於中國局勢與社會意志的錯判風險。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