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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舞界的異數、國家文藝獎得主姚淑芬:「沒創作,沒法活」

她學了20年的芭蕾,卻在一堂課後狠狠放棄。她在一張張異國的床墊上流浪,決定了創作的人生路。第20屆國家文藝獎舞蹈類得主、「世紀當代舞團」創辦人姚淑芬的其人其作,是那麼活生生的異數與藝術。

幾乎以為這次的採訪就要破局,時機太不巧,「世紀當代舞團」忙著最新舞作《破月》的演出,同時間,舞團辦公室也正要從原本的台北市永康商圈,搬到西門町開封街的地下室。就在決定要放棄之際,意外接到了電話,終於等到這次國家文藝獎得主之一「世紀當代舞團」創辦人、藝術總監姚淑芬,有時間喘口氣,接受媒體採訪。
還沒聊上幾句,姚淑芬就對自己下了結論,說她是舞蹈界的異類。確實,姚淑芬的健談、爽快的笑聲、外放的情感表達與多數內斂藝術家不同,讓身邊的人不自覺得丟掉拘謹,跟著她毫無顧忌地大笑、放鬆肢體。
至於她的作品,在舞蹈界也稱得上是異數,曾有人不解地問:「這樣算是舞蹈嗎?」但她的創作,從來就不是只有舞蹈而已。
2006年,她接受英國新堡國際藝術節(Newcastle Arts Festival)委託創作《一腳翻天》,是第一支結合足球運動與舞蹈的作品。
2010年,「世紀當代舞團」10週年的紀念之作《婚禮/春之祭》,獲得第9屆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類年度大獎。這部作品的特色在於,取材現代音樂大師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的兩部樂曲《婚禮》與《春之祭》,並結合第5屆國家文藝獎得主王攀元畫作投影,運用多媒體技術,巧妙融合東西方文化元素。
2013年,首次獲得兩廳院邀請全新製作的《蒼穹下》,則是取材自德國當代電影大師溫德斯(Wim Wenders)於1988年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的電影作品《慾望之翼》,此外還運用了即時錄像投影技術,將舞台地板上的舞蹈表演場景投影到後台屏幕,原本的水平影像轉為垂直,兩種不同維度的影像同步展演,虛擬與真實之間相互交疊,豐富了作品的視覺層次與意涵。
姚淑芬就是這樣一個不斷越界、大膽破格的創作者。

現代舞蹈界的「龍門客棧老闆娘」

回想起來,倒是有些後悔當初在寫採訪提綱時提到了關於「跨領域」、「跨界合作」的問題,這些字眼套用在姚淑芬身上,完全是畫蛇添足。對姚淑芬來說,「跨領域」不是刻意為之的附加物,而是自然而然的存在;她不是在創作舞蹈,而是創作藝術,舞蹈只是其中的一部份。
而且,姚淑芬從來就不想成為一個只把自己關在劇場裡、自溺於純粹創作的藝術家,她認為「藝術不只是請人走進劇場而已,藝術也應該要走入人群。」
2007年她開始舉辦「永康藝族閃亮亮快閃比賽」,與永康商圈店家合作,以社區藝術節形式,透過表演者在店內的快閃表演,觀眾跟隨著表演者的腳步認識店家、認識藝術表演。另一方面,也提供年輕藝術創作者自由發揮與交流的舞台。2014年,她推動跨國合作計劃《驅動城市》,廣邀日本、香港、韓國的年輕編舞家進行跨文化交流。
專業劇評人林乃文在《跨界劇場・人》書中對於姚淑芬的形容倒是頗為貼切:「愛旅行、愛交朋友的姚淑芬不是那種沉默內向、潛入自己神祕內心世界的藝術家,她比較像一個熱情的溝通者⋯⋯說話氣勢頗有龍門客棧老闆娘的影子,五湖三江的人都可以在她的條凳上圍坐下來,再遼闊的江湖都可以在談笑風生中碰觸得到。」

從小就不是天生跳芭蕾舞的料

姚淑芬出生於1964年,小時候就是個過動兒,永遠靜不下來。5歲的時候,媽媽決定送她去學舞,第一天上課,就從頭哭到尾,吵著要回家。儘管隨時隨地都想逃離,但時間久了,她開始慢慢接受並且喜歡上舞蹈。
15歲,順利考上藝專(現在的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科,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如父母的期望,靠著舞蹈的一技之長,養活自己。
然而,對於跳舞這件事,姚淑芬一直感到很自卑。她是天生的扁平足,不適合跳芭蕾,因此必須比別人下更多功夫,為了練腳背,咬著牙忍痛把腳背塞進鋼琴底座之下的縫隙硬壓。筋不開腰不軟,很多高難度動作做不好,只好硬拉。百般虐待那一身不甚完美的肉體,只為換取曼妙唯美的舞台身姿。當時的她仍相信,只要撐下去,她還是能在芭蕾舞界,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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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這件事,姚淑芬一直感到很自卑。她是天生的扁平足,不適合跳芭蕾,因此必須比別人下更多功夫。(攝影/余志偉)
跳舞這件事,姚淑芬一直感到很自卑。她是天生的扁平足,不適合跳芭蕾,因此必須比別人下更多功夫。(攝影/余志偉)
在藝專時,儘管一整天跳了8小時的古典芭蕾,滿身的疲憊,但是到了晚上仍執意要去夜店透透氣,解放自己。「我可是夜店女孩喔,」說完姚淑芬自己忍不住大笑,「在那裡我可以隨心所欲地自創各種獨門舞步,每次我一上去跳,其他人就會自動閃開,整個舞池就剩下我一個人獨舞。」
25歲,姚淑芬滿心歡喜地來到了紐約。但上完第一堂芭蕾課之後,她當下決定,從此放棄苦練20年的芭蕾舞。
這是由美國知名的芭蕾舞者與教師大衛・霍華德(David Howard)開設的舞蹈課程,課堂上有幾位學員來自於知名舞團的專業舞者,不論是舞蹈動作的美感和身體結構,姚淑芬發現,自己永遠都達不到他們的標準,「根本是差了十萬八千里。」在台灣,她以為只要苦練,就還有希望;走出台灣之後,她才真正認識自己的身體、看清事實。
即便是最她熱愛的現代爵士舞課程,都讓她強烈感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壓力,對自我產生懷疑。「不管是《貓》、《歌舞線上》或是其他百老匯音樂劇的舞者,個個身材玲瓏有緻,穿著高衩裙、腳踩三吋高跟鞋,我要怎麼和他們比?」
既然認清自己不具有天生的舞者條件,那麼未來的人生該怎麼走?「我發現我很喜歡創作。就算有幸成為舞者,也不可能跳一輩子,但創意是沒有極限的,可以延續一生。」
後來,姚淑芬幸運地考上模斯・康尼漢舞蹈學校(Merce Cunningham Dance Company)獎學金,有機會進入紐約大學舞蹈系進修,她決定留下來唸書。1991年,取得紐約大學舞蹈碩士學位,主修表演與編導。
然而,這段異國求學路,卻也讓她吃足苦頭。當時一學分大約是600美元(約台幣1萬8千元),總共要修完72學分,光學費就要台幣130萬元。她懇求銀行讓她申請學生貸款;去夜店幫客人放大衣,一件大衣1美元;沒錢租房子,只好四處打地鋪,像是幫忙遛狗換床位。
流浪與移動,成為姚淑芬往後生命的基調,「我沒辦法久居在同一個地方,必須不斷移動,靈魂才有辦法安靜下來。」在紐約居無定所的遊牧生活,便是日後創作《孵夢》的靈感來源,舞台上一張張的床墊,代表的是凡人在這混亂世道的一小方安身立命之所。
回到台灣之後,她好不容易將紐約的貸款還清。但為了發表作品,又開始過著借貸的日子。父母完全無法諒解,全家5個兄弟姊妹,只有她一人學舞,他們把期望都放在她身上。好不容易等到她從紐約取得碩士回到台灣,卻什麼都沒有,還要到處借錢。
姚淑芬也曾想過放棄創作。有一年她是真的下定決心,北、中、南全省跑透透地教課。但是熬到了第11個月,她又忍不住開始創作,「沒有創作,我真的沒辦法活。」
多年以後,姚淑芬才明白,內心那股強烈的創作欲望,「是因為需要有一個出口。」她在生活中所看到的一切、經歷過的各種挫折苦痛,必須透過創作去抒發,「所以,創意源源不斷的原因就在這,因為事情總是不斷在發生,總有用不完的素材。」

一隻蒼蠅,都可以成為一支舞作

圈內人稱姚淑芬是一位「用毛細孔呼吸的編舞家」,對她而言,任何生活瑣事,都是藝術,都可以成為作品。
一開始採訪時,大夥忙著驅趕蚊蠅,姚淑芬邊揮著手邊說:「我之後一定要編一支嗡嗡嗡的舞。我是認真的,不是在開玩笑!」雖然當下不由自主地一陣爆笑,但我真的相信,這想法會有成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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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時,大夥忙著驅趕蚊蠅,姚淑芬邊揮著手邊說,我以後一定會編一部嗡嗡的舞。(攝影/余志偉)
採訪時,大夥忙著驅趕蚊蠅,姚淑芬邊揮著手邊說,我以後一定會編一部嗡嗡的舞。(攝影/余志偉)
她在創作時,永遠不需要擔心沒有靈感的問題,只不過偶爾靈感會遲到。
2002年,姚淑芬在編創《雙囍》時,遇到嚴重的「卡關」。第一次排練時,她走進排練室,第一眼就看到一位舞者頭髮上綁著橡皮筋,「把你頭髮上的橡皮筋拿下來。」「老師,你要幹嘛?」只見姚淑芬什麼話也沒說,就把橡皮筋綁在自己的手上,即興編出了4個8拍的主題動作。這橡皮筋便是日後演出時舞者手中的紅絲線,代表千里姻緣一線牽。
但是,好運到此為止。接下來的一個多月,編舞進度完全是零,每次進排練室,姚淑芬總苦著一張臉,如烏雲罩頂一般,沒有人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大家只能悶不吭聲地重複練習那4個8拍的動作。
直到某一天,姚淑芬到台藝大舞蹈學系辦公室,看到桌上放著一盒蜜餞,一問之下才知是學生的禮物,是來自台南的某家名店,她二話不說帶著整盒蜜餞回到排練室。一走進排練室,她便開心地對著扮演新郎角色的舞者說:「新郎請吃蜜餞。」便開始解說後續的舞蹈動作。
然後她請扮演新娘的舞者從左舞台走到右舞台,再從右舞台走到左前舞台⋯⋯
「老師,你是在開玩笑嗎?」
「我沒有開玩笑,你就走就對了。」
「老師,我不用跳舞嗎?」
「不用跳,用走的就好。」
舞者們完全摸不著頭緒,不知道姚淑芬究竟在玩什麼把戲,但此時在姚淑芬心中,已經編完了整支舞。正是那盒台南蜜餞,開啟了姚淑芬塵封已久的兒時記憶。她也是台南人,小時候愛看布袋戲,創作的靈感便由此而生。布袋戲象徵媒妁之言的婚姻如同戲偶一般被操控,無法自主;新娘牽著紅線在舞台上來回遊走,是在尋找著心目中的心靈伴侶。
「這真的很奇妙。很多人問我,你的創意是怎麼來的,我都說千萬不要問我,因為我也不知道,都是從生活中來的,只是你永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蹦出來。」
2001年編《孵夢》時,舞蹈動作幾乎都快編完了,但姚淑芬總覺得整部作品似乎少了些什麼,「這支舞到底想要表達什麼?」這個問題,她一直找不到答案。
當時舞團的排練室位在萬芳醫院附近的興隆路上一棟老房子。有一天姚淑芬正準備走上3樓到排練室,卻看到一位遊民就坐在前方的馬路邊,她靈機一動,趕緊上樓拿了攝影機,然後衝下樓開始拍攝。剛好有位媽媽牽著小女孩站在遊民的前方,再往前就是車水馬龍的大馬路。沒過多久,遊民突然起身,仰著頭面向陽光伸展肢體,他看來是喝醉了,卻很享受當下。最後,她跑到旁邊的天橋上,先是將鏡頭拉近,對準那位遊民;再拉遠,放大到整個街景,然後結束。
極其尋常的街景,姚淑芬卻從中看到了層層交疊的生命意義,她終於找到了最後一塊缺漏的拼圖,決定以這段影片做為《孵夢》的結束。「《孵夢》談的是『家』,靈感來自於當年在紐約不斷搬家的經驗。我想說的是,不論家在何處,都應該活得自在安逸,『家』存在於你的心,身體不過是個軀殼而已。」

台上喜事、台下喪事:生死只是一體的兩面

那麼《破月》呢?對於這支在去年10月正式上演的最新舞作,她的想法是什麼?作品本身想要傳達的又是什麼?
姚淑芬欲言又止,努力隱忍著情緒,一陣靜默之後她說:「《破月》原本不應該出現。」
2008年,決定要上演30分鐘版本的《雙囍》,共有三場演出。演出前一天,飾演新郎的舞者半月軟骨破裂,只好臨時換人,重新排練。但是,直到演出當天的晚上6點半,距離開演前一小時,很多細節還沒搞定,沮喪加上焦慮,姚淑芬坐在觀眾席上,忍不住地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這時手機鈴聲突然響起,電話那頭傳來她母親急切的聲音,她父親心肌梗塞,正在醫院搶救,但恐怕沒有什麼機會了。
姚淑芬匆忙趕到醫院,家人要她幫父親穿鞋,送他一路好走。她當場情緒崩潰,《雙囍》其中一幕的場景便是幫新郎穿鞋。首演當天,父親離世;第二場演出,是父親的頭七;第三場演出,父親火化。火化前整理父親遺體,竟和《雙囍》打扮新郎的儀式場景如出一轍——清洗、穿衣、餵食。生與死之間,究竟有何差別?不過是一體的兩面。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雙囍》彷彿是在預演姚淑芬與父親之間的生死告別,「我告訴舞者,這作品不能再演了,因為會想到我父親⋯⋯」隱忍多時的淚水終於潰堤,「我父親沒有看過我跳舞,成立舞團之後,也沒有進過劇場,他只是一直很擔心地問我說:『你到底在幹什麼?』」
父親生前住院期間,姚淑芬正好在編創《婚禮》,姚淑芬去醫院看他,當時她身上帶著王攀元老師的畫作。她父親不懂藝術,也從來不和她討論編舞的事情,這一次卻興致高昂地在病床上和她聊了起來,說了很多他對於王攀元畫作的想法。這是姚淑芬和她父親之間,最後一次對話。
父親離世後,姚淑芬歷經9年的沉澱、反思、醞釀,完成了《破月》這部作品,藉由東方傳統的婚慶儀式,探討生死課題,表達她對父親的想念。只是,沒人懂得她的痛,「原來我跟父親之間的對話,竟然是經由他的死亡,我覺得真的很殘忍。」
重新回望來時路,姚淑芬體悟到,冥冥之中生命自有其軌跡,告訴你去做你該完成的事情,不需要逃也不用跑。每完成一件事,你便越能看清自己。
在很年輕的時候,姚淑芬就很清楚,藝術就是她命中注定該做的事情。只是,父親已來不及參與,而這份遺憾將一輩子跟隨著她。

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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