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偷書賊》作家、澳洲最會說故事的人
《克雷的橋》朱薩克:如果必須做一件偉大的事,讓所愛的人再度完整,你會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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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偷書賊》講的是希特勒如何用文字摧毀我們的世界,有一個勇敢的小女孩把字偷回來,寫下自己的故事;那麼《克雷的橋》就是在提問,如果你必須做一件偉大的事,讓你所愛的人再度完整,那麼,你會做什麼?」

43歲的澳洲小說家馬格斯.朱薩克(Markus Zusak),喜歡在清晨5點半的時候衝浪。
一小丸金黃色的太陽剛從海平面蹦出來,黑色的浪潮遠道而來。在衝浪板上蹲低身子的朱薩克,眼光梭巡著身旁升起的冰涼浪壁,準備調整重心,斜跑衝上他以為最完美的浪頂。
「當你以為你站上了最完美的浪,同一瞬間,海洋會用它的方式告訴你,你一無所知,」朱薩克說。

黎明衝浪手

這位黎明衝浪手,同時是澳洲最會說故事的人。
他30歲出版的小說《偷書賊》(The Book Thief),在台灣熱賣25萬冊,全球暢銷超過1,800萬本,被翻成40多國語言,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暢銷榜上盤據將近5年。小說也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由金獎老牌演員傑佛瑞.洛許(Geoffrey Rush)、艾蜜莉.華森(Emily Watson)飾演。
在金光閃閃的全球性成功之後,朱薩克像是潛到海底,無聲無息13年。終於,去年(2018)完成新小說《克雷的橋》(Bridge of Clay)。這本小說講述鄧巴家五兄弟遭逢巨大變故後,第四個最愛聽父母親講故事的男孩克雷,透過修建一座橋,為自己贖罪,並且讓家人再度接納彼此。
「敘述手法極為錯綜複雜,越過時間、空間、甚至越過海洋。朱薩克生動地描繪了一群兄弟群像,他們用盡全力,延續家族故事,並以此找回屬於這個家的平衡,」《時代》雜誌(TIMES)評價。
用這位黎明衝浪手自己的話來說,他希望這本書「就像水一樣,湧上來,然後又退去,又湧上來,再度退去」。

因為過去要進入未來,所以有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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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薩克是作家也是衝浪手。(攝影/蔡耀徵)
朱薩克是作家也是衝浪手。(攝影/蔡耀徵)
小說擁有如潮汐般的結構。過去,像潮水一樣湧入;現在,像潮水一樣退去。
閱讀故事本身,成為不斷被沖刷的經驗。每一次翻頁,每一次沖刷,我們就多理解一點過去,同時多一點能力活過現在、盼望未來。朱薩克花了極大力氣編織兩條敘述主線,克雷母親潘妮洛普的過去與克雷的現在。藉由不斷交疊兩條敘述主線,創造出一種跨越時空的韻律感,一種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的奇妙感。
「早在我們被生下來之前,我們就成為我們了(We have become who we are even before we are born),」朱薩克說,人們總是隨身揹著記憶和往事。
「讓我們成為人的,是故事;如果你把我們的故事奪走,那麼我們也所剩無幾了,」他說,當記憶退散,除了故事就再也沒有任何其他事物可以被記住,故事就成為永恆。
他一直是家中那個最愛聽故事的安靜男孩。
在雪梨家中的廚房裡,奧地利裔的爸爸,和德國裔的媽媽,移民到澳洲來才開始學英文。他們會跟朱薩克和哥哥姊姊們,講述他們童年的故事。朱薩克總是著迷地一動也不動。青少年的朱薩克,則會跟著父親去山野中健行,或者跟母親驅車去海邊途中,央求雙親說故事。
其中有幾則故事,像是海底的珍貴貝殼,一直靜靜躺在那裡,直到朱薩克拾起。
二次大戰時,他的母親還是個6歲小女孩,住在慕尼黑近郊,有一天,聽到大街上傳來一陣吵雜的聲音。她跑到外面一看,發現一群猶太人正被押解到附近的集中營。隊伍的最後是一位筋疲力竭的老人,快要跟不上隊伍的腳步了。有一個男孩跑回家拿了一片麵包給這位老人,老人感激地跪下來親吻這位男孩的腳踝。結果,有個士兵走過來把老人手上的麵包搶走,用力鞭打老人。打完後,士兵轉身追這個男孩,把男孩也痛打一頓。
在他腦海徘徊許久的這個畫面,同時說明了人類的暴力與人性的高貴。他緊抓住母親記憶中的這個畫面,整部《偷書賊》於是流淌而出。
「我總是在我的書出版多年之後,才知道這本書到底在講什麼,」他說。
「如果《偷書賊》講的是希特勒如何用文字摧毀我們的世界,有一個勇敢的小女孩把字偷回來,寫下自己的故事;那麼《克雷的橋》就是在提問,如果你必須做一件偉大的事,讓你所愛的人再度完整,那麼,你會做什麼?」朱薩克說。

《克雷的橋》是郊區的史詩,也是獻給女性的頌詩

一個男孩要去造一座橋,橫越河流、跨越悲傷、聯繫彼此、也超越彼此。橋下的河水暴漲象徵人間的苦難,可能會摧毀男孩的橋,也可能會見證奇蹟。朱薩克調皮地把河流命名為阿曼努溪 (Amahnu),重新拼字還原意義,就是人 (a human)。
「我爸告訴我他搞懂這個河流名稱的字謎時,他可驕傲呢!」朱薩克開懷大笑。
「我們總以為我們的生活平淡無奇,不值得講述。其實我們的郊區生活就是一部史詩,我們都曾墜入愛河,我們都會死去,我們都曾經在廚房裡大吵一架,」朱薩克說。
翻開扉頁,一開始可能會被誘騙,以為《克雷的橋》洋溢著青春的粗野愚蠢、野蠻的陽剛氣味。
我們像混混那樣罵髒話,像拳擊手那樣跟人打架,我們互相痛毆,戰場在泳池畔、桌球桌旁⋯⋯生活是我們之間揍進身體又再毆出來的玩意兒,尤其是一切都沒問題或全是問題的時候⋯⋯
小說開場如此介紹鄧巴家五兄弟。但其實,男性敘事的表面下,潛伏著真正的女性主角。
「讀者很快就會發現,在這個表面看起來相當男性陽剛的小說,與其說是描繪一群兄弟,不如說是突顯了女性在那個強悍澳洲的堅強與奮戰,是看似無所畏懼的男人遠遠不及的。」《聯合文學》總編輯王聰威在書評中寫道。
朱薩克不諱言,母親潘妮洛普這個角色,是整本書的核心。
18歲時獨自從鐵幕波蘭逃往澳洲的潘妮,苦讀《伊利亞特》、《奧德賽》練英語的潘妮,板起臉教兒子們練鋼琴的潘妮,快要死去還拉著全家去鎮上酒吧點了7杯啤酒、並撂倒5個兒子的潘妮,這樣令人又愛又敬的人物,是小說感人力量的來源。
潘妮角色原型,來自朱薩克的岳父岳母。朱薩克的岳父岳母來自波蘭,逃離共產歐洲、潮濕的曠野,來到自由、蠻荒、被熾陽煎烤的澳洲。他問他的岳父岳母,為什麼選擇離開、為什麼選擇澳洲。每一個問題都像是一顆珍珠,滾散在回憶裡的角落,本以為拾不攏了,朱薩克謹慎拾起,將岳父岳母的移民歲月串成一條晶瑩的珍珠項鍊。為了自由的好處,「飛向南方,模樣像是直接飛進太陽裡」,小說如此描述流亡的心情。
「當我想著潘妮帶著一只手提箱,裡面放了兩本書,就這樣從歐洲來到澳洲的畫面,我真心相信我有了必要的元素。我們時常覺得自己只是住在一個渺小的郊區,但在這樣一個郊區,住著艱苦而殘破的一家人,受到旅途與笑聲、美好的生活、和悲慘的死亡撼動。」他在中文版的自序裡寫道。
兩本小說中,朱薩克筆下的女主角顯然都勝過男主角。《偷書賊》莉賽兒讀書給躲在養父家地下室的猶太人聽,為空襲時躲入防空洞的街坊鄰居說故事。《克雷的橋》裡潘妮跨越不同世界,從一個清潔女工做起,苦學英文,手邊擺一本字典,熬到半夜,側著臉頰,睡倒在溫暖的書頁中。
朱薩克自己在成為小說家之前短暫當過清潔工、高中老師的纖毫感受,也全部灌注在潘妮的性格刻畫中。
怎麼會有那麼多人亂尿尿呢? 大家為什麼要撒在牆上、還沾得亂七八糟,就是不往馬桶拉屎呢? 這難道就是自由的好處嗎? 刷洗隔間時,她會看著那些塗鴉。 手中的抹布讓她想起最近的英文課,便反覆對著地板念誦。這個方式挺好的,她得以對這個新地方致上敬意,融入此處的高溫,刷洗、清潔它骯髒的部分。此刻的她靠著自己的雙手雙腳討生活,呼吸著蒼涼的海風。
小說這樣形容潘妮的移民新生涯。移民家庭與自己來自生活底層的經驗,讓朱薩克筆下的潘妮,主動掌握自己人生的發球權,還勇敢選擇和死神最後一搏的時間點。潘妮這個母親的角色,不僅讓鄧巴五兄弟從男孩成為男人,也賦予小說前進的動力。

寫作這檔事:每一天都在克服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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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掙扎都會讓人變成一個更好的作家。」花了13年不斷重寫、修改、刪減《克雷的橋》,朱薩克如此感嘆。(攝影/蔡耀徵)
「所有的掙扎都會讓人變成一個更好的作家。」花了13年不斷重寫、修改、刪減《克雷的橋》,朱薩克如此感嘆。(攝影/蔡耀徵)
對16歲就下定決心成為小說家的朱薩克而言,寫作,就像是克雷造橋,用盡自身與深藏心中的一切。也像是自己給自己造一座迷宮,日日夜夜找尋出口。也像是雕塑,一刀刀釋放被禁錮在大理石裡的囚徒。也像是爬一座山,費盡力氣到了山頂,才會有美麗的風景躺在腳下。
他寫《偷書賊》的時候,從來沒期望會有人讀這本書,花2年寫前半部,一個月就寫完後半部。
但是寫下一部小說,他只想要躲開全世界的窺探。
他在自己家的廚房裡寫作,看著兒子、女兒在客廳玩耍,需要獨處時就鎖在自己房間裡寫作。必要的時候,告訴出版社,抱歉,這本小說今年還不會完成。
有一天,朱薩克仍舊在廚房的桌上寫作,女兒在旁邊吃麥片粥早餐,窸窣作響,像個小野人。
「拜託,我正在工作,妳能小聲一點嗎?」朱薩克對女兒說。
「拜託,你,工作?」女兒不可置信地說,繼續吃她的麥片粥。
「⋯⋯」朱薩克無言以對。
對朱薩克女兒來說,在筆記本上塗塗寫寫的父親,從來沒有一份真正的工作。朱薩克的哥哥是油漆工,出門後知道自己會完成一天的工作。可是身為作家,朱薩克每一天都不知道自己早上起頭的工作是否能在晚上完成,每一天都在失敗,每一天都在克服失敗。
又好氣有好笑的朱薩克當場不知該對女兒說什麼。他事後回想,仔細算算,把付印的字數除以天數,等於一天1.8個字。
「我一天才寫下1.8個字耶,可見,我女兒說的挺有道理!」朱薩克幽默地說。
花了13年不斷重寫、修改、刪減《克雷的橋》,讓朱薩克成為更成熟的小說家。雖然有很多原稿都被捨棄了,甚至一個原本存在了6年的敘述者瑪姬整個被刪除,朱薩克仍然覺得沒有一刻被浪擲,沒有一字被浪費。
「所有的掙扎都會讓人變成一個更好的作家。就像衝浪,你以為已經找到完美的浪了,你以為你想出對的角色了,下一秒,你知道你錯了,還有更多可能性你從來沒去探索過,」他說。
時光倒轉。5年前。
一個多風的下午,朱薩克牽著狗去散步,走到一個陡峭的上坡。他正在煩惱目前對麥可.鄧巴的描述,一直不對味。他掉入自己的小說世界:艾比離開麥可後,麥可想要摧毀下一個愛他的女人,避免再度受傷,所以他想要離開他的5個兒子們。但已為人父的朱薩克,沒辦法說服自己。麥可為什麼離開,這是一個把朱薩克困住數月之久的死胡同。
「我自己是一個父親,我知道無論我有多悲慘,我一定不會離開我的孩子們。」念頭湧出的瞬間,陽光與風湧向朱薩克,他突然感覺到死胡同旁邊其實一直有另一扇門,另一條路。
他從結局回推想到,是13歲的兒子,代替父親做了父親沒有勇氣做的事,父親沒有辦法面對兒子們,才倉皇出走。
那一秒的解脫,足以讓朱薩克邁開步伐走向下一個問題。
「別人總以為我是小說家,一定很有想像力。其實沒有,我只是有很多的問題需要去解決,」他說。
「這是我最困難的一次創作。我常常想到約翰.艾文(John Irving)寫的《蓋普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很棒的角色,造就很棒的小說。我也喜歡普拉絲(Sylvia Plath)的《瓶中美人》(The Bell Jar),一樣的字眼、不同組合就就能給人嶄新的感受。我想,克雷也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我也希望這本小說能帶給人嶄新的感受,」他說。
回到雪梨後,他還是會選擇在黎明時分,去翻覆湧動的海裡衝浪。關於下一本書,他已經有一些點子了。不過,他還不知道哪一個故事才是最棒的。
這位黎明衝浪手,還在尋找最棒的那一個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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