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強權與反撲.絕望與希望

助滯台抗爭者自立,港版「逆權大狀」黃國桐:做對的事絕不妥協

人稱「桐叔」的黃國桐,是許多被捕抗爭者的義務律師。(攝影/劉貳龍)

反送中運動至今7個月,香港警方濫捕、濫暴狀況並未稍有停息,至今已有7千多名抗爭者被捕,超過120人被扣押在各個收押所。一直為被捕抗爭者擔任義務律師,近期更為滯留在台灣的香港抗爭者發起「保護傘計畫」的黃國桐,形容今日香港已經法治崩潰:「過去百多年行之有效,在世界上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法律體系,普通法體系,現在已淪落到成為特區政府用來鎮壓的工具,把普通法大陸化,這個非常可怕。」

「今年完全沒有過年氣氛,香港人根本沒心情過年。」人稱「桐叔」的黃國桐,外表與精力遠較實際的70歲年輕。作為港版「逆權大狀」
韓國電影《변호인》,台譯《正義辯護人》,港譯《逆權大狀》,主角是在韓國獨裁政府時代下的人權律師,原型即為韓國已故前總統盧武鉉。
的他,在接受《報導者》專訪時強調,新一屆區議會開始運作後,他希望能以九龍城區區議員身分,在議會內推動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問題。

發起「保護傘」計畫,助滯台抗爭者發揮專才

黃國桐圍繞著的話題,幾乎都與這場運動有關,「我和被捕手足,大家交心換命,大家都豁出去了,如果你今天仍固步自封、以為已盡一己責任,是自欺欺人。」經常穿梭於港台兩地,協助流亡在台的抗爭者,黃國桐深切體會到這群年輕人有家歸不得的感受:「很慘,對他們來講這是最悲慘、最傷心的事,晚上睡覺時總流淚。你和他們聊天會發現異鄉夢卻之不去,他們對香港萬般懷念,這較蘇武牧羊更慘,是放逐。他們做了什麼壞事要被流放?現在全部都是被迫流放。」

有流亡在台灣的抗爭者表示,自己以旅客身分留台不能工作,以致一直未能融入當地社會,故對前路感到迷惘;加上每天看到香港新聞,更加感到「身在戰場外」的沉重無力感,遂導致情緒受困須每晚依靠藥物才可入睡。故早前港、台有民間聲音希望台灣政府能夠通過《難民法》,讓流亡在台的抗爭者可以「名正言順」地留在台灣生活。對此,黃國桐則有不同看法:「香港人不是難民,我們將保護我們自己的孩子不讓他們流離失所。」因此,他發起「保護傘」計畫,並和朋友籌款在台灣開設商舖,讓抗爭者自力更生。

黃國桐指這些抗爭者來台灣前均屬於不同專業領域,有月入3萬多港幣的餐飲界專才,有月薪6萬多港幣的IT人,亦有音樂統籌和設計界專才等,「他們不是那些不求上進不務正業的人。他們沒有任何被捕紀錄,我可以說他們在人生路上是完美無瑕的,完全是為了共同信念而走出來抗爭。」因此,在「保護傘」計畫下,他們會先開設餐飲店舖,並打算隨後再開設貿易公司、服裝店等,「我們一路這樣構思,在台灣設立商機,同時也讓在台手足把自己專才貢獻給台灣社會,希望可以對台灣有很大貢獻。」農曆年前,首間餐飲店舖終於敲定。

相對於能呼吸自由空氣的滯台抗爭者,香港一班被捕抗爭者則要在收押所度過新年,這令黃國桐最感悲痛,提起時更不禁流淚,「唉⋯⋯傷感⋯⋯想起他們的容貌,他們的話語,他們內心所擔心的事。他們很記掛的一件事就是手足,其他手足的情況,這是他們最記掛的。」

失蹤人口、發現屍體成常態⋯⋯抗爭煉獄下的手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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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攝影/陳朗熹)
2020香港元旦大遊行,許多示威者仍蒙面上街。(攝影/陳朗熹)

隨著反送中運動的時間愈拉愈長,政府與警方的打壓力度亦不斷升級,最近警方考慮引入能夠致人於死的電槍來應對示威者。即使遠離示威前線,恐怖氣氛仍不斷在社會各層面蔓延。香港湧現大量失蹤人口和不尋常的屍體發現案幾乎已成常態。有市民在Facebook上自組「香港失蹤人口關注組 Hong Kong Missing population」社團,來互相尋人。據該組所指,2019年6月至今,失蹤人數高達700位。

另外,一些支持反送中運動的黃色小商舖近期遭到不明人士破壞。恐怖氛圍令港人身心受壓。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在《刺胳針》(The Lancet)發表最新研究,發現香港社會動盪導致每5名成年人就有1人患有疑似抑鬱症或懷疑創傷後壓力症(PTSD),情況與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地區一樣。

面對殘酷的現實,能讓抗爭者和港人堅持下去的,就是由運動初期所提出的手足之情。對於長期與被捕抗爭者有緊密接觸的黃國桐來講,手足之情讓他與抗爭者之間沒有了世代隔閡。

「手足不同於兄弟,兄弟可以是結拜,可以是燒黃紙的兄弟,但手足是如手如足缺一不可。當你和他們連結時,你就感受到the bond of brotherhood兄弟手足之情的結合。大家不用言語溝通,一起吸口菸,一罐啤酒幾分喝。你看下我,我看下你,互相取笑,找些開心或者很無聊、很傻氣的話來說下,你的眉毛現在像什麼呀,你現在樣子像什麼呀,然後你吐下我口水,我又吐下你,沒有隔膜,因為大家都是由煉獄裡出來。雖然運動是殘忍的,但手足之情卻是浪漫的。」

與被捕者的聯結,讓黃國桐願意豁出一切,甚至是生命,「在各方面都豁出去了,一定的。你看見他們的犠牲,命都不要了,他們不但肉體受創,生命受危脅,前途蕩然無存,家破人亡,惶惶不可終日,我們又算是什麼。他們十幾、二十歲,是最漂亮、最驕傲、最美麗、最燦爛的人生。我們?既得利益者,付出些什麼了?不慚愧嗎?很慚愧。現在是盡量補償,希望到我死那天不會覺得慚愧,對得起他們。」

當最前線的執法者暴力濫捕,法治淪為依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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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攝影/陳朗熹)
香港警察在街頭壓制示威者。(攝影/陳朗熹)

反送中運動至今,警方濫暴、濫捕、濫告最使人詬病。香港核心價值裡一直讓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似乎已愈走愈遠。身為法律人,黃國桐更能深切體會到香港法治的崩潰。「回歸後《基本法》雖賦予人大常委對其有最終解釋權,但我們沒想過會淪落到今時今日可以隨意釋法的地步。同時,我們內部用來制衡的機構完全失去制衡的作用。法治第一步是執法者,執法者是最重要的環節,當執法者全部潰爛,對自己行為完全不需要負責時,就形成今天濫捕和令人髮指的暴力行為。當法治最前線的執法者腐敗時,其他兩個環節檢控和審判都守不住了。」

黃國桐解釋,在香港普通法體系下,執法者被賦予最大公權力,擁有拘捕、搜證、調查等權力。有別於大陸法下,執法者只負責拘捕,而搜證、調查和檢控均由地檢署負責。因此在香港法律下,檢控部門只能根據警方提供的資料來判定是否有足夠證據或表證來決定起訴與否。即使起訴書裡存在不公義地方,檢控人員也很難挑戰執法者。上到法庭,法官只能按照控、辨雙方所呈現的證據來做判斷。黃國桐指:「當判斷的基礎和基石已操控在執法者手上時,即使上到法庭上又如何能找到公平的論點呢?

被捕抗爭者在庭上投訴警方栽贓嫁禍和威逼利誘的新聞時有所聞。作為被捕抗爭者的義務律師,黃國桐親身見證警方各種「取證」手法。「他們使用各種狡猾而不是光明正大的手段來搜集各方面的證供,我也看到有被捕者不停的投訴。當你看到前線警隊濫權、濫暴、濫捕的手法和惡形惡相,很難不令人想像他們是受到直接指使去做的,因為始終他們只是警員,如果沒有明示或暗示,他們不會這麼過份,明目張膽,目無王法,亳無法治精神。」

黃國桐在2014年雨傘運動發生後,開始為被捕抗爭者擔任義務律師,也見證了執法部門的敗壞。「2014年時,執法者仍站在執法者位置。到2016年魚蛋革命時,雖然他們對抗爭者有很強的反應和反擊,但我很難說絕大部分執法者已離經叛道。但現在,是整個警隊崩潰,這最令人擔心。當執法者越權時,只能希望另一個執法者調查,如另一個執法者全線崩潰,就沒了,整個制度失守。譬如這個環頭違法,可由另一個環頭介入依法處理,但現在沒了,不可能希望警隊查警隊,因為整個文化不一樣了。」

執法部門的全方位質變,印證了反送中運動的正當性與迫切性。「這件事印證,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法治。沒有民主就不可能守得住法治。如果說沒民主仍能守住法治,這是痴心妄想的事,」黃國桐指,普通法最可貴的地方在於其所蘊含公平、正義、人權、尊嚴等普世價值的法律精神,並非只著重生硬的法律條文。

「也就是rule of law。法治是涵含所有在人心中所認知的公平、公義、正直、人權最基本的觀念,這才是法治,這才是法律精神,而不是工具。但現在香港法治已墜落成大陸化的普通法,只看文字而不看法律的真諦。所以共產黨擁抱法律,因為法律是他可以玩弄在股掌之間的工具,把真正的正義、公平完全剝奪,法律對他們只是工具,這就是依法治理rule by law,以文字玩弄法律。」

法律變打壓工具:港警指涉黑錢,「星火同盟」眾籌款遭凍結

黃國桐直斥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是導致今日局面的禍首,「歷屆特區政府從來沒有由港人利益作為出發點去據理力爭,只是唯唯諾諾聽中共指使。而今屆特區政府是公然出賣港人。以前我們一直希望特區政府站在港人立場來反映港人意見,作為我們的父母官、政府,但他們沒有做。這次不但沒做,而是幫極權政府落實打壓你、殲滅你、洗腦,令到你蕩然無存。由以前不作為的政府,到現在代極權政府作為的特區政府,令人痛恨。」

面對如此局面,作為被捕者的辯護律師,能做的非常有限,只能盡量由各個方面來守(defense),「即使窮盡所有能力亦無法做到調查、搜證、傳召證人。我們只可以在現存證據裡或他們不用的證據裡挖些蛛絲螞跡,希望作為答辯。但箇中辛酸不足為外人道,我們知道很多事實卻無法搜證,我們無法接觸那些人以便拿出第二方證據,我們能力有限,沒權,沒資源。律師可以做的只是根據法律,依照法律程序、法律原則來道破警方的不是之處。」

像2019年12月底,一直為抗爭者提供法律支援的「星火同盟」,遭警方以涉嫌洗黑錢罪名,凍結銀行戶口眾籌所得款項港幣7,000萬元。一直與「星火」合作、提供免費法律服務的黃國桐,批評警方是以洗黑錢名義打壓異見人士的資金,以達到打壓異見人士表達異見或抗爭的機會。「星火事件與黑錢如何拉到關係,即使上到法庭,法庭也會啞口。他所說的來歷不明的錢,眾所周知是公眾籌款,所以大家都知你心裡想做些什麼。如說洗黑錢,哪有一個這類戶口裡的錢存放在那以月計而不分散到各地?典型洗黑錢,一入戶口不到5分鐘就取走了,不會停在那等你來封。政府和警方用法律來打擊異見者是最惡劣的白色恐怖。」

突破現況,要在區議會推動真相調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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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桐、香港、反送中。(攝影/劉貳龍)
黃國桐2019年底重返政界,當選為九龍城區議員。(攝影/劉貳龍)

面對政府和警方全方位打壓,民間要突破壓制就要作出各種嘗試。今屆區議會變天,剛當選為九龍城區議員的黃國桐認為是適當時機,要求區議會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我們一直強調獨立調查委員會,政府不做由我們民選區議會做,因為最貼地的就是我們,最能接觸到市民也是我們,每人去區內接觸市民以合法手法搜證、羅列證人口供,這會是鐵一般證據,效果等同於落實全面獨立調查委員會。」

黃國桐早於1980年代港英政府時期擔任過區議員、市政局議員,同時亦是民主派元老級人物。今次雖重返政界,但黃國桐強調自己並非政治人,「從頭到尾我都是法律人。我認為從政可令自己服務的層面更廣,把我所學的貢獻出來。我無心從政,因為政治必須妥協,但太多妥協只會讓自己虛度一生。我的人生宗旨是做自己覺得對的事不要妥協。」

這個信念使他由律師走向逆權律師的不歸路,推動他的正是一個個被捕的抗爭者,「當你和他們的眼神接觸時,你會發現他們的眼神很堅毅。你和他們分析案情,後果會如何時,他們會哭、會怕,但不會退縮。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他們看黑白、是非,比我們清楚很多。我們看不到,因為太多瞻前顧後,太多盤算、太多妥協,會很迷茫、迷失自己。」這使他愈走愈前,「法律精神裡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是就算不寫出來大家都會認同那是對的不用懷疑,而我想做對的事。現在在這個時代,對的事就是抗爭。所以由頭到尾我會做覺得對的事,不會追求太多,不會妥協,也沒什麼能令我妥協,因為我孓然一身,你沒有什麼可以威脅到我,沒牽掛、沒負擔、沒包袱,這是共產黨最難對付的人。如你有任何負擔,你一定會被他們抓住,他們很會這一套。這就是他們所講的舖保,你沒舖頭時何需舖保。」

然而,在警方強力鎮壓下,前線勇武抗爭者大量被拘捕,「坦白講勇武已沒有多少了,現在再出來的是令你流眼淚的中三、中四的學生,甚至中一、中二學生都出來。」在這種處境下,黃國桐指傳統的和理非必須要向前多走一步,要有站出來的勇氣。

「當前線只有幾百人時,一定會被人打爆頭。但如果在幾百人後面有上萬名香港人,執法者都會卻步,因為正義永遠大過邪惡,邪惡的人看到正義的人會卻步,只有當邪惡的人看到正義的人勢弱時才會為所欲為,」他指,勇武與和理非不應停留在不割席的層面,而應屬一家人,「從街頭上、制度上進行抗爭,無界線地抗爭,可以做的一切事絕不放棄,否則對不起一個個倒下去的抗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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