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見艾莎時，我嚇了她一跳。

6月30日，在義大利普拉托一家小裁剪廠門口的工人罷工駐點，難得見到有女性工人到場聲援，我便上前打招呼。她卻驚慌失措，與周圍的人再三確認，不敢相信我是來支持罷工的。後來她回憶起那一幕時向我道歉，說自己看到中國人已經產生了條件反射式的恐懼。

艾莎來自秘魯，是一位單身母親。來到這座中世紀古城已有4年，從事服裝業，這期間換了6份工作，無一例外都是「12×7」──每天至少工作12小時，每週7天全年無休。這是普拉托快時尚工業區的常態。

普拉托位於義大利中部，距離佛羅倫斯20分鐘車程，自12世紀起便以紡織業聞名。當地人說，如果有人在古城的城牆下挖一挖，總能找到一簇羊毛──羊毛，曾是這座城市的地基。二戰後，來自義大利南部的流動工人成為紡織產業中的重要勞動力，當時他們也被稱為「移民」。進入80年代，外國勞工陸續到來，其中中國移民的安頓和發展尤其顯著。起初，這些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移民在義大利人的工廠裡打工，隨後逐漸創立自己的小廠，承接服裝分包加工業務。憑借高效和低成本的生產方式，他們迅速契合了同樣在8、90年代發展起來的「快時尚」產業節奏，以接近「Made in China」的成本，製造出貼著「Made in Italy」標籤的成衣，使這座毛紡古城在世紀之交轉型成為歐洲成衣製造的重要中心，也被戲稱為歐洲的「小溫州」。

早期，這些華人服裝廠主要僱傭同樣來自中國的移民工人，但隨著僱傭同胞的成本上升、華人移民數量減少、年輕一代遠離製衣業等因素，自2010年代中期起，來自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工逐漸成為了這條產業鏈的核心人力。

艾莎便是其中之一。她過往的老闆都是中國人。她提起他們時總是用義大利語「capo」（老闆），有時也會說「cinese」（中國人）。她坦言，在認識我之前，以為中國人都很壞。

艾莎擁有平面設計學位，在攻讀第二個學位──法律的過程中，母親被診斷出患有癌症，加上還在秘魯的兒子即將上中學需要學費，她為了賺取更多收入，獨自持旅遊簽證來到普拉托「打黑工」。艾莎的情況在義大利的移民群體中不是個例。研究顯示，擁有與本地人相同教育和工作背景的移民，其從事與自身學歷不相符工作的可能性是本地男性的2倍、本地女性的8倍。

她所在的公司主要從事服裝的印花與刺繡工藝。公司實行12小時輪班制，每班僅有一人看管數台大型電子繡花機，沒有休息，沒有加班費。起初，她並不介意長時間勞動，只希望能多賺一些錢。她最大的動力，是把兒子接到義大利來上學。入職時，老闆夫婦曾承諾會為她辦理工作簽證──身分合法化，是孩子來歐洲的第一步。正是出於這一承諾，她接受了艱苦的工作條件。

除了漫長的工時、吹毛求疵的管理，她更無法忍受工廠內部明顯的「區別對待」：中國工人住在老闆安排的宿舍，每天三餐由老闆訂外賣，可在廠裡和老闆一同吃飯、閒聊；而她和巴基斯坦同事則必須自帶午餐，午休只有15分鐘，吃完立即開工。她在談判中提出希望增加午休時間或允許他們回家吃飯，老闆拒絕。

平日裡，當老闆有一些指示需要下達給工人時，不願直接與巴基斯坦同事講話，而是透過她來轉達。「我不理解他們為什麼把巴基斯坦人當動物對待，」她說。

最令她難以釋懷的，是老闆從未兌現幫她辦工作簽證的承諾。他們深知她必須依賴這份工作來換取合法身分與穩定收入，以及接孩子來義大利的願望，於是不斷用空頭支票拖延時間，讓她繼續為他們工作。「他們非常清楚我的處境，但卻借機占便宜。」

談判幾次無果，老闆也感覺到她愈來愈不服從，最後也計劃將她開除。於是她撥通了SUDD Cobas工會的電話。

「我們拉美人最討厭說話不算話的人，」她說。

就在我遇見艾莎的前一個週五，她和同事透過罷工抗爭取得勝利──他們的公司成了「8×5之春」罷工潮中眾多與工人簽署協議的企業之一。

SUDD Cobas工會目前有1,000多位成員，這個數字和義大利的三大主流工會（CGIL、CISL、UIL）相比，是非常小的規模。他們的行動方法、策略和風格的建立，可追溯至2018年4月佛羅倫斯Zara服裝店倉庫工人的罷工。慢慢地，當向他們尋求幫助的工人愈來愈多，SUDD Cobas便開始深入華人企業家聚集的普拉托快時尚工業區。

在他們的名字中，「SUDD」是工會所代表的幾個基本價值的單字縮寫：工會、團結、民主、尊嚴（Sindacato Unione Democrazia Dignità），而「Cobas」是義大利1980年代興起的自組織工會形式，全稱「Comitati di Base」（基層委員會）。與三大工會不同，Cobas類型的工會並不依附政黨，也不常進行溫和的協商策略，而是強調工人自治和直接民主，以罷工、封鎖等直接行動爭取權益。

他們的註冊會員以巴基斯坦人為主，也包括來自孟加拉國、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的南亞移民，以及少數非洲和拉丁美洲工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南亞移民以庇護申請的方式沿東地中海路線──經土耳其、希臘──抵達義大利。他們和曾經的中國移民一樣，老鄉帶老鄉，在普拉托的工業區落腳。

「8×5」這個口號在2020年底首次出現。它簡潔明瞭，在罷工或遊行中，人們喊得最多的就是：「Otto ore, cinque giorni!」（「5天，8小時！」）。這句口號，中國企業家和工人也都熟念在心，說到工會，他們就知道，「是搞『otto ore, cinque giorni』的」。但是「5天，8小時」對於這些移民創業者來說，是徹底的天方夜譚，因為這些企業得以立足和成功的根本，就是高強度和靈活性的生產模式。

10年前，普拉托成衣產業的繁榮主要依賴於一批又一批來自中國的移民工進入工廠，這些早期的服裝從業者發展出一種心照不宣的「僱傭關係」：雇主為工人提供食宿，並默許他們在不同工廠間流動。這種做法並非出於福利考量，而是為了讓生產更高效、用工更靈活。工人吃住在廠，幾乎所有時間都投入勞動，並以在義大利法律上被禁止的計件方式領取報酬；而工廠則能根據訂單的旺季與淡季迅速調整人力。

雖然這種機制極具剝削性，卻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視為一種「互惠」的關係──它讓初到義大利的中國工人有棲身之處，也能迅速進入產業鏈，在勞資雙方的短期利益上達成了某種平衡。

這種生產模式也不是沒有代價。2013年12月的一個凌晨，7名中國工人在一場意外大火中喪生，他們當時睡在白天工作的廠房內，廠裡堆滿了易燃布料，逃生通道被嚴重堵塞。那年，普拉托歷史上首次設立了公共哀悼日。

今年勞動節，作為「8×5之春」運動中的一個活動，SUDD Cobas工會在該工廠原址自發地樹立了一座種滿鮮花的紀念碑，以此傳達立場：當年將7人困於火海的剝削環境，至今仍在為快時尚產業輸送燃料。

如今，隨著與老闆同鄉的工人逐漸退出，南亞以及來自中國北方及內陸地區的移民成為新的勞動力主體，原本那套勞資體系開始失效。雇主不再為文化背景不同的工人提供生活支持；與此同時，行業早已飽和，曾被視為機會的「靈活性」和「流動性」，如今只意味著不穩定與缺乏保障。許多工人被困在黑工身分中，漫長的勞動換來的只是微薄的薪水，還要在廠內忍受偏見。因此，這些後來者不再願意犧牲休息時間和基本尊嚴。這是當下普拉托罷工潮的歷史背景。

7月5日，我和艾莎約著一起去支持罷工。

這一天，正值SUDD Cobas發起的第三輪「罷工日」（Strike Days），這個行動的核心策略是「連環罷工」，針對工業區中的小型加工廠。工會的社群媒體文宣寫道：這些小廠 「是黑工的藏身之地，是剝削最嚴重的區域，也是歷史上從未有工會進入的地方。」

1號工業區的一個平凡的星期六，躁動不安。 各處的糾察線（pichetto）和罷工仍在進行中──因為，星期六和星期天，本就不該是工作日。

我們參與的第一場罷工是在一家成衣公司的「showroom」──用來向潛在客戶展示樣品的店鋪，快時尚產業鏈的銷售門面。店面經過精心設計，現代、時尚，幾具人偶模特身著該品牌服裝立於櫥窗。在普拉托，大多數工廠生產的服裝主要銷往歐洲各地的商場、市場及中小型零售商，也有少數代工廠為大品牌甚至奢侈品公司供貨。

工會的盧卡告訴我，他們近期在實踐一種新策略：供應鏈罷工──在罷工工廠的發包方門口設立糾察線，以此倒逼下游小廠與工人簽訂合同。這個做法的依據是2003年通過的《比亞吉法》（Legge Biagi）：當發包方與供應商之間存在經濟依附與持續合作，並對勞動條件具有實質影響時，工人有權在發包方場所進行抗議。

這家服裝公司本身沒有工人加入工會，但它是上週四開始罷工的一家裁剪廠的上游公司。該裁剪工坊在工人罷工後連夜搬空了廠子──這種「關門重開」的手法在工業區十分常見，只需借用一張居留身分卡，註冊一家新的企業，第二天就可以換湯不換藥地繼續經營。小的代工廠可以關掉重開，不在意聲譽，但面向市場的服裝公司則必須維護形象，因此工會轉而在該代工廠的不同發包方門口設置了糾察線。

另一名牌Montblanc也被爆出與存在嚴重剝削的普拉托代工廠合作，並在工人加入工會後將訂單轉移他處。該品牌代工廠的前員工和SUDD Cobas工會已對企業發起訴訟，並多次在佛羅倫斯商業區的Montblanc專賣店門口抗議，喊出「Made in Italy, Shame in Italy」（義大利製造，義大利羞恥）的口號。

回到現場，突然，一位看似是公司老闆的中年女性開著豪車駛來。她停車時絲毫不減速，直衝向站在牆邊的幾名糾察工人，直到最後一刻才急剎車，引發一陣騷動。

她很明顯在挑釁，用危險的方式展示不屑和敵意。身著筆挺的白色套裝，腳踩高跟鞋，她下車後神情傲慢地從我們身旁走過，進入公司玻璃門時，還學著工人們喊口號的節奏搖頭晃腦，諷刺模仿。

這天和以往的罷工日一樣，工會駐守在不同的地點，同時推進數個罷工進程。我們在第一家公司門口時，一會兒有工會協調人過來召集，一群人便離開前往另一個駐點；過一會兒，又有幾個人從別處趕來，加入我們。場面流動而鬆散。

一群巴基斯坦工人到達時，艾莎指給我看說其中一個是她的前同事。那人上前與她打招呼，她順勢介紹我。但對方似乎並不想和我交流，嘴裡嘟囔了一句，我只聽見「cinese」這個詞。艾莎解釋說，他不願意和中國人說話。她又補充道：因為被老闆糟糕對待，有些人心裡對中國人已經有了恨。

在那天罷工的過程中，也有在場的工人在面對中國裔老闆或員工的某些舉動後情緒激動，言語間偶爾夾雜著帶有種族色彩的表達。當這種情況出現，艾莎便會提醒他們我的存在，讓他們注意：我們這裡也有中國人。一次，艾莎在聊天中照例用「cinese」來指代工廠老闆的時候，也被工會協調人埃萊娜糾正。

幾個月來，每當我來到罷工現場，巴基斯坦工人得知我是前來報導及支持工會時，多數情況都會表現出友好與接納。而我不止一次在罷工現場被問道：中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中國人是不是都是壞人？⋯⋯每每不知如何作答。

一個小時左右後，又有工會的朋友來招募一個新的罷工隊伍，我們加入進去。

第二個罷工點看起來也像是服裝公司，但不像第一家的門市那麼氣派。廠裡只有一名巴基斯坦工人，其他都是中國面孔，看上去像是一家兩代人，難以分辨誰是員工、誰是老闆。空間里一排排衣架上整齊掛滿了衣服，一隻寵物狗在架子間穿梭玩耍，和廠外緊繃的氛圍形成反差。

SUDD Cobas的前身SI Cobas有非常豐富的物流和倉庫工人罷工經驗，因而他們的鬥爭策略也具有相似特點：以阻斷物流的方式來迫使雇主回應訴求。

我不知道廠裡的中國人是否注意到罷工隊伍里有一名「同胞」。我戴著墨鏡，並不衝在「前線」，擔心被認出，卻能聽懂他們在廠房裡破口大罵。以往每次我在罷工現場，當廠裡或周邊的中國人問起「你是和他們一起的嗎？」在緊繃與敵意並存的氛圍中，我總是以自己「只是翻譯」來化解，並且擔憂因華人社群對工會的普遍敵意而引發冒犯。

吃完後，我們又前往當天的第三個工廠──一位工人出來加入我們，罷工開始。這個廠看起來沒有前兩個生意做得那麼大，老闆是一對中年夫婦，看起來比較樸實。

得知罷工發生，他們顯得十分訝異，彷彿完全出乎意料。他們追著那名工人反覆說道：「Non noi detto! Non noi detto!」我猜這句語法錯誤的話的意思，是在質問他為何事先不告知他們；進一步推測，他們可能覺得這名工人在決定罷工之前理應先與他們溝通協商。他們的神情裡除了憤怒，貌似還帶著失望，這是不是說明他們之間平常並非毫無信任與交流？我無從得知。

中途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一名中國員工出來搬貨，被糾察隊攔下。這時，一位巴基斯坦工人用黑布裹住臉，只露出眼睛，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扮演「恐怖分子」。在混亂中，他的言語和動作都帶著挑釁與誇張的表演性，充滿威懾意味。這一幕被拍下並傳到中國社群網絡，很快被網友做種族化解讀。

像這樣的微小暴力，在一天之內我已目睹了兩次：一次來自那位駕車挑釁的中國女老闆，另一次則是這位蒙面的巴基斯坦工人。在普拉托快時尚產業當下的工作關係中，勞資矛盾與階級衝突，遺憾地總是以種族對立的形式呈現出來。

過了一會，一位工人騎著自行車從另一個罷工現場前來加入，車前馱著一個巨大的擴音器。工業區上空回蕩起一種獨特的傳統音樂──節奏鏗鏘，旋律悲愴，歌聲既像哀歌，也像戰歌。對什葉派穆斯林來說，這類音樂往往伴隨宗教節日或紀念活動，旋律中帶有強烈的集體情感：對苦難的追憶、對犧牲的悼念，同時也包含堅忍與抗爭的意味。

家鄉的音樂讓巴基斯坦工人們在陌生的環境裡找到熟悉的歸屬感。有人隨著節奏，象徵性地捶擊自己的胸膛──這是宗教儀式中的傳統動作，原本用於重演殉道的痛苦與信仰的堅定，如今卻被轉譯到罷工現場，成為團結和抵抗的身體表達。

這一幕不僅是音樂與身體的共振，更像是一場空間的占領。聲浪在工業區貧瘠的街道與斑駁的廠房之間迴盪，將原本屬於生產和控制的場域，短暫地轉化為一個情感與文化的共同體。艾莎和我都被深深感染，但難以融入其中。

工廠的鄰居、對街的工廠和奶茶店的員工也都走出來圍觀。大約一小時後，工人們支起了提前準備好的帳篷──這通常意味著將設立長期駐點，他們已經做好了持久抗爭的準備。我和艾莎因炎熱而精疲力盡，只能結伴回城。但是長線鬥爭沒有發生：當晚11點左右，工會在社群媒體上宣布，這家工廠的罷工已經勝利，那位工人成功簽下合同。

「如果你從未走進過正在運轉的紡織廠，你就無法真正想像它會產生怎樣的噪音。紡織廠的噪音是密實的，幾乎像一整塊固體的質感；它像一陣撲面而來的巨浪，像一股逼得你縮起身子的風。紡織廠的噪音讓你半瞇著眼、微微一笑，就像在紛飛的雪中奔跑；它讓你屏住呼吸，就像你對著新生兒的臉輕輕一吹時，他會做出的反應。紡織廠的噪音是持續而非人類的，由成千上萬重疊的金屬聲組成，但有時，它卻又像笑聲。紡織廠的噪音沒有明確的來源，彷彿從地面或空氣中冒出來，因為從遠處看，織機似乎是靜止不動的。紡織廠的噪音可以達到甚至超過90分貝，讓那些不戴耳塞的人頭腦昏沉、耳朵發聾──它就像折磨尤利西斯的塞壬之歌。紡織廠的噪音像是一支浩蕩大軍正向你直撲而來，也像是一個巨型蜂巢的嗡鳴。有時，如果距離足夠遠，你甚至會把它誤認為是一場雷暴的隆隆聲。紡織廠的噪音從未停止過，它是這座城市最古老、最莊嚴的歌謠，對普拉托的孩子們來說，它甚至是一首搖籃曲。」

這段聲音描寫來自愛德華多．內西（Edoardo Nesi），一位來自普拉托的作家，也是前紡織廠廠主。2004年，他下定決心將繼承於祖父和父親的紡織廠出售，以免陷入與身邊同行一樣的命運──在市場突變中走向破產。

其獲獎著作《我的人民的歷史》（Story of my People）是對義大利工業過去的一曲輓歌。在書中，他透過描寫自己的成長經歷回望普拉托的「黃金時代」，並飽富情感地控訴全球化浪潮──尤其是製造業大規模轉移和快時尚產業對傳統毛紡業的衝擊──給他的家鄉帶來的劇變，認為它不僅破壞了手工業傳統，也傷及他所稱的「人民」。

今天，城市有著全然不同的聲場。機器仍在晝夜運轉，但它的轟鳴不再如紡織年代那般巨大充滿壓迫性，而變得隱祕、彌散，如細密的低語，絡繹不絕地從城市的各個角落傳出。離開普拉托古城中心稍稍往外走，無論行至何處，都能聽見路邊某座建築里傳來縫紉機聲「嗒──嗒──嗒──嗒──嗒──」，有時是兩、三架機器疊加的節奏，有時難以分辨究竟有幾台，像細密的雨點拍打在鐵皮上，均勻，偶爾停頓。這些樓房，有的廠門半掩或緊閉，有的只有高處有個小的通風窗，根本找不到入口。裡面的場景很難見到，但是生產的聲響仍頑強地穿透隔牆，成為路上的靡靡之音。這是今天普拉托最富有標誌性的聲音。沒人知道普拉托到底有多少座這樣的小規模服裝作坊，然而在這些不可見的空間里，在車縫紉機的噪音中，日日夜夜，布料拼接，一件件時裝誕生。

作家內西或許會贊同流行在普拉托輿論中的「平行工業」一說，即華人主導的快時尚成衣產業與義大利本地的工業制度、經濟與法律系統之間，是平行無交集的關係，更有人將剝削乃至更多犯罪行為歸因為中國移民的文化。

除此之外，當中國移民開始創業時，他們租下或者買下義大利人的廠房和倉庫，這成為了曾經的紡織企業家的大筆收入。這也是為什麼不少義大利房東也反對工會的抗爭行動──他們將會壞了他們的租賃生意。本地和外國創業者，並非沒有共生和互惠的關係。

SUDD Cobas協調人皮波告訴我，很多普拉托的老人都有點耳聾，那是紡織廠工作留下的「後遺症」。他回憶，自己小時候走在街上，總能聽見各家院子裡傳出小型織布機或縫紉機的聲音。那時，男人在工廠裡做工，而女人則會接一些廠裡的訂單在家裡趕製。他的祖母就有一架縫紉機，閒暇時在院子里接單。原來在當時，除了轟鳴的大紡織機聲，普拉托的路上也能聽到隱祕低吟的生產之音！

日常生活和工作生產高度滲透的文化，也便可以解釋本章節開頭所引用的段落中，內西把紡織廠震耳欲聾的轟鳴聲稱作普拉托孩子們的搖籃曲。

可以說，普拉托傳統紡織業的衰落與華人服裝廠的崛起，本是同一股全球化大潮下的兩個側面，既有重疊和繼承，也有分叉和競爭，只是這些交錯恰好在普拉托匯聚了。「平行工業」的敘事過於單薄，它無法對當下的局勢做出具有歷史縱深的解釋。真正使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是一種複雜的共存。

與其說義大利人、中國人、巴基斯坦人在這裡構成了今天的普拉托故事，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運作版本在這裡交匯：第一世界的訂單，第三世界的勞動力；全球化中的先驅、新貴與無名者；早期資本主義的家庭作坊生產模式，新自由主義的外包與國家職能撤退，以及跨國灰色經濟與地下金融網絡的隱祕流動⋯⋯

7月15日，SUDD Cobas在社群網絡上發布了一組數據，總結他們在4月至7月之間透過「8×5之春」以及「罷工日」等動員活動取得的成果：

新發起罷工：78場 聲援性罷工：49場 簽署8×5勞動合同：76份（覆蓋率達97%） 涉及發包商（委託方）：15家 「關門重開」式企業逃避行為被阻止：2起（100%成功）

這些數字在擁有數千家註冊企業的普拉托工業區中仍只是一小部分，但工會的影響力已在不斷發酵、擴散。除了工作場所權益以外，他們也積極地推動普拉托市政府改善移民政策的執行效率。

另一邊，面對長期的汙名化與媒體聚焦，以及時尚產業的競爭壓力，中國移民社群對外界的批評聲音極其警惕。因此，當工人組織起來開始為自己爭取合法權益時，一些人傾向於認為這種維權行動 「專門針對華人企業」，甚至將勞工運動視作族群衝突，把SUDD Cobas稱作為「巴基斯坦工會」。

在中國移民社群內部，這種張力進一步體現在日常語言里，南亞工人常被稱作「半黑」或「二黑」，雖然這些稱呼未必總是帶有刻意歧視，但加固著工作中的區隔與對立。雖然有的公司裡的中國工人私下和巴基斯坦工人關係很好，但一旦涉及罷工問題，他們幾乎總會「站隊」老闆一邊，因為工會在社群中常被地渲染為某種敵對勢力，算是一個敏感話題。

多年來，SUDD Cobas孜孜不倦地嘗試與中國工人建立聯繫。他們將行動資訊翻譯成中文，設立中文社群媒體帳號，派發中文海報傳單。棘手的是，製衣產業本身依靠同鄉關係網絡緊密維繫，工人和雇主之間彼此依賴，也被牢牢地鎖在這個網絡 中。那些最需要幫助的工人，因語言不通、缺乏社會資源，也最難跨出一步去接觸外部力量。工會面向中國工人的動員，在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不可能的任務。

但在今年春夏，SUDD Cobas面向中國工人動員的多年耕耘，也有發芽的趨勢。

8月，工會與另一位尋求幫助的中國工人見面，開啟了維權流程。

9月中，SUDD Cobas在中文社群媒體上發布了一段罷工工人遭到老闆毆打的視頻，譴責暴力行為。儘管評論區充斥著「打得好」之類的歧視性言論，也有留言鼓舞人心：加油工人。當天，工會還收到了一封匿名的來信：

加油，朋友們，為你們的權利而鬥爭吧，我一直和你們在一起。我為他們對你們所做的事情感到難過，因為那是不公正的。剝削者不取決於國籍，而是取決於人心。我希望你們不要因此對其他無辜的中國人產生偏見，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那樣。我們也同樣厭惡剝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