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宜杰/紀實攝影是這時代的新使命
攝影
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起源與攝影術發明的年代差距不遠,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國攝影家Mathew Brady在1860年代以寫實手法紀錄南北戰爭。但經常被提起的則是英國攝影師John Thomson,他除了拍攝了大量工人階級的生活影像,同時也來到亞洲,拍攝了台灣與中國的紀實照片。在紀錄片(Documentary Film)方面,美國導演Robert J. Flaherty則是重要的先驅,他在1922年發表的《北方納努克》紀錄片,是一部被視為人道主義代表的重要作品。
紀錄攝影與紀錄片共用了Documentary這個字,因此,它們也有相同的DNA。無論是紀錄片還是紀實攝影,它們都重視「觀點」的呈現、人道主義的精神,同時還要透過角色來說故事。
英國社會學者John Grierson是提出將紀錄電影以Documentary定名的人,Grierson認為,我們可以透過電影這樣的通俗藝術,形塑出公眾意見,並透過這樣的力量集結,進而改造社會。因此,紀錄片應該負起教化的功能、啟蒙公眾的使命、揭發階級剝削與黑暗的任務、以及歌頌勞動者尊嚴的義務。延續這種精神,紀實攝影同樣在20世紀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紀實攝影家出入在戰爭、飢荒、剝削發生之處,揭露各地不公不義的事。
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中,紀實攝影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980年代前後,便有許多知識青年帶著相機進入田野,透過當時的報導文學雜誌(例如《人間》)、以及報紙副刊,報導了許多戒嚴時期台灣各地不為人知的血淚故事。然而到了解除戒嚴、民主開放以後,這些報導攝影師便從台灣的文化圈逐漸退場。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當一個社會存在越多的壓迫與不公不義,便會激起從事影像工作的知識份子投身紀實報導;也因為一個社會存在著許多的不公不義,這個社會就越需要紀實攝影喚起公眾的意識。
台灣自1990年代以後,新聞媒體逐漸朝向商業化發展,紀實攝影也在台灣逐漸沒落、轉變。一方面,《人間》雜誌於1989年9月停刊,各報也慢慢不再提供圖片故事版面。拍攝專題報導,成了紀實攝影工作者私下的活動,他們雖然努力向報社爭取發表空間,但總是爭不過廣告版面的日益擴大。另一方面,也有人把紀實攝影作為一種「攝影格式」,進行影像操作;甚至,淪為一種濫情的手法,完全忽視了紀實攝影原有的精神與社會意義。
確實,台灣在政治民主化的歷程中,許多既有的壓迫與有違公義之事,都在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與體制衝撞之中逐漸消弭。同時,經濟的開放與全球化浪潮讓我們快速地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質生活。這些因素似乎讓國家內部產生了一種社會無壓迫、無衝突的錯覺,讓我們過了很長一段表面安逸的生活,無視新的壓迫與不平之事的存在。而當年活躍於媒體的紀實攝影師們,如今也已風華不在,白髮蒼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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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白衫軍運動、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年輕人不斷怒吼的22K薪資,台灣社會需要、也正在進入另一次的社會啟蒙;這不僅是一項社會運動,也是一項媒體改革運動。(攝影/吳逸驊)
2013年的白衫軍運動、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年輕人不斷怒吼的22K薪資,台灣社會需要、也正在進入另一次的社會啟蒙;這不僅是一項社會運動,也是一項媒體改革運動。(攝影/吳逸驊)
今日台灣絕大多數的新聞媒體,已經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機構。同時,網際網路的興起與新媒介的出現,讓商業新聞媒體無不追求快速;即時新聞成為當今新聞媒體的要務。在此之下,攝影記者成為道地的影像快遞。他們與騎機車穿梭在街頭巷尾的宅配無異,不必過問宅配的內容如何,只求快速地將物件(照片)送到客戶手(機)上即可。在這樣的媒介環境下,追求紀實報導影像便成為一種不符經濟效益的老派思維。
然而問題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壓迫真的消失了嗎?社會的不公不義真的弭平了嗎?2013年的白衫軍運動、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年輕人不斷怒吼的22K薪資,在在說明過去那段安逸的生活的表面早已被吹破。在此同時,也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不再信任商業媒體的新聞資訊,因而紛紛投入獨立媒體工作、擔任公民記者,其中甚至不乏商業媒體的專業記者。
這些現象,能給我們甚麼啟示?事實上,壓迫從來就沒有消失,不公不義也從未被弭平。台灣社會需要、也正在進入另一次的社會啟蒙;這不僅是一項社會運動,也是一項媒體改革運動。它需要更多有志之士投入,讓新聞報導者重獲尊嚴,也重新拾起啟蒙公眾、揭發階級剝削與黑暗的任務。這也說明,紀實攝影不是不符經濟效益的老派思維,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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