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3日，ISIS組織攻擊法國，在法國各地引發許多起爆炸，造成多人傷亡。攝影師光聽上述就知道這畫面非常精彩，自然不會缺席現場。雖然，大部份的報導攝影師仍然使用傳統的獵奇方式，透過照片滿足我們對這起事件的窺視慾望。不過，這陣子我卻在The New Yorker的網站上，發現可以使我深思整起事件的紀實作品（如下圖）。而我也藉著這機會，試著梳理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侷限，以及在當代的擴展。
波沃爾反而選擇透過照片，使用一股寧靜的力量，讓我們思考這起事件。他使用「無人空景」的手法，也讓他跟一般的報導記者分離開來，轉而到當代紀實攝影的討論範疇。其實，衝擊力強、又極具戲劇性張力的照片，可以說是報導攝影師的最愛，因為那種類型的照片最有辦法對觀眾造成視覺衝擊，而增加點閱率。然而，這種照片的浮濫使用，卻會使觀者感覺到：「怎麼那麼慘。」或者是：「好險我不在現場。」又甚至：「好險受傷的不是我，是他們。」
另一方面，傳統紀實攝影相對報導攝影來說，則是要花更多時間融入被攝的環境。而不只是一次性的獵奇，更重要的是花時間成為被攝者的一份子，讓被攝者感覺不到攝影家的存在。這當中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可以說是傳統紀實攝影家的巔峰與榜樣。
以下，我先討論獵奇式人文攝影問題；接著討論傳統紀實攝影的侷限；最後則是探討當代紀實攝影的拓展策略。
紀實攝影最重要的概念是「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而不是「對照片的迷戀」。然而，後者的觀念卻普遍存在於攝影界。舉例來說，台灣有許多攝影師，標榜著「人文紀實」之名，到異國拍照（西藏、印度、非洲、中南美地區等）。卻是拍下些我們對異國風情的刻板印象，將被攝者轉換成我們在國家地理雜誌，或者是旅遊雜誌常看到的異國風情。
也就是說，把被攝者當成自己照片的元素（構圖美感、美麗的光影等），而不是把他們當做人，好好的認識、理解他們。反而是將自己在雜誌或者攝影集上看到的刻板印象，強加在被攝者身上。使得被攝者不得不得去臣服在刻板印象之下。更甚至去模仿我們施加在他們身上的刻板印象。然後那些人文紀實攝影師再將照片掛到美術館上，彰顯自己的藝術價值。
這種以人道關懷為名，行剝削消遣為實的現象，在台灣不算少見。終將導致被攝者淪為中產階級的奇觀或者玩物。吸引一批又一批的人文紀實攝影家，複製一批批差不多的照片，並且把「攝影」簡化到只有花大筆錢到異國拍照，拍出奇觀才能算是好照片的邏輯。
值得一提的是，通常這種人文紀實關心的都不會是攝影者身邊的問題。反而是「題材先決」。也就是說，唯有拍攝社會弱勢、移民勞工、原住民、鄉土農民、或者廟會慶典等才是好攝影（跟一般人愛拍美女是相同的道理），其他都不值得拍。更有趣的是，通常有足夠資金拿起好相機的，都是中產階級。
如果說，上述的人文紀實有將被攝者簡化為奇觀的問題的話。那麼，傳統尤金．史密斯式的嚴肅紀實攝影在當代是否可行？或者說，台灣《人間》雜誌式的報導方式，深入土地關懷的攝影，是否不會陷入上述的奇觀問題？
其實，如果攝影師沒有自我覺知，還在使用上述紀實邏輯，腦袋空空的跳入拍攝場域並長期蹲點。也很容易陷入傳統紀實攝影的窠臼。以時間跟生命，深入鄉土去拍攝照片的邏輯，在今天也遇到了以下的四大困境。
首先，如今通訊科技發達、影像氾濫的時代，還有什麼地方需要被攝影師來揭露。以紀實攝影強調的客觀性來說，甚至當地人民用手機拍的不具美感的照片，都比具有豐富美感經驗、手拿單眼的攝影師所拍的照片還要更具有客觀性。
其次，相對於攝影的靜態影像，動態影像更容易讓人有接近現實的感覺。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電視媒體崛起後，傳統平面媒體（如，Life雜誌）的萎縮倒閉，現在的新聞專題大多是動態影像，因爲沒有靜態影像的必要性（當初專題攝影會有需求，是因為靜態影像品質較好，動態影像的技術還不足）。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攝影家轉去拍紀錄片，較少使用靜態影像呈現議題。
紀實攝影不再像實證主義一般，認為照片是客觀現實的複製物。所以，紀實攝影已經失去擷取現實的客觀性，尤其是在這個數位時代，攝影離現實更是越來越遠。
其實，後來的新紀實攝影（New Documentary Photography）以及街頭攝影（Street Photography）的風格也漸漸擺脫傳統紀實的框架，轉而到個人的內心紀實層面（由於篇幅關係，本文暫不討論新紀實跟街頭攝影，主要聚焦在關注社會的紀實攝影）。
那麼，那些真的富有人道精神，想揭露社會某些我們看不到的角落，又執著想使用靜態影像的攝影師該怎麼辦？還是乾脆都去搞Fine Art，不再鑽入紀實攝影的死胡同？
當代紀實攝影的趨勢，就是跟藝術漸漸合流，而不是像過去一樣壁壘分明。也就是說，當代紀實攝影，跟當代藝術一樣，更著重的會是攝影家的觀念，而不只是照片形式上的美感，更甚至是對傳統畫意美感的挑戰。
對當代攝影師來說，更重要的是，拍照時有沒有想法？想法是不是對傳統有新的觀點或者挑戰？又或者，影像後面的議題又要如何有效回應攝影者/被攝者的政治或者文化脈絡？
換句話說，當代攝影師要考慮的東西不再像過往。不只是把照片端到你面前讓你被動的吸收資訊，讓你「知道」訊息；而是要透過照片，引發你對照片的好奇心，主動的去對照片發問並解答，也就是對照片「思考」。不只是看到照片表面形式上的美感而駐足讚嘆；而是用各種奇怪的形式，促使你去追問照片後面的結構性問題。
另一方面，熱血投入拍攝現場的攝影師，則是毫不避諱自己主觀的詮釋，不再像過往一樣宣稱自己是客觀紀錄現實的旁觀者。而是非常主觀的揭露私人的景觀，而這個私人景觀通常也是攝影師所屬的次文化社群，如，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南．戈丁（Nan Goldin）、 萊恩．麥金利（Ryan McGinley）等。
也就是說，不管使用冷靜或者是熱情的策略，攝影師不再是客觀現實的見證者，又或者是煽情又獵奇景觀的掠奪者。攝影師轉而跟被攝者「共同合作」來製作照片，攝影師也毫不避諱編導的方式拍攝紀實作品。如今，不再是攝影師握有絕對權力來控制照片，強加刻板印象在被攝者上；照片是跟被攝者溝通、理解後的產物。
總之，紀實攝影漸漸脫離人文紀實以及傳統紀實的窠臼。擺脫煽情或者刺激眼球的感官元素，以及客觀見證的虛偽詞彙。進而轉入思考詮釋，或熱情參與的合作方向。
在當代，許多攝影師衝破了窠臼，開啟多元的視野，模糊紀實跟藝術攝影之間的界線。並進一步用冷靜或者熱情的角度觀看這個世界。努力讓照片不只是停留在傳統形式上的美感，而是突破照片形式上的虛假，指引觀者關注照片後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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