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戒嚴時期黨國威權體制下，一黨獨大的國民黨及其黨產，日後被許多研究認為是「黨庫通國庫」而來的「不當黨產」。因此在《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通過後，黨產會成立，6年來除了依法追查國民黨部分黨產，其他曾受國民黨實質控制，但沒有以相當對價轉讓財產的法人團體或機構，都會被視為附隨組織。黨產會強調，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應依法將過去的不當得利歸還國家，才能有效實現政黨公平競爭、健全民主法治社會，還給國家、國民基本的公義。

我們的生活周遭有多少是黨產會認定不當取得的不動產？根據黨產會不動產資料庫，目前調查中與調查完畢的不動產超過3,614筆。《報導者》統計發現，黨產會已針對其中671筆做出處分，認定為不當黨產；它們散布在全國19縣市，其中以台南市為最多，台北市次之。

台北市的不當黨產數為全台次高，黃金地段的中正區、中山區兩區就達70筆，主要分布在台北車站、西門町、中山北路一帶，國民黨舊中央黨部、婦聯會美齡樓皆位於此。

在671筆不動產中，有140筆應依規定移轉國有，其餘531筆因已被徵收或已移轉給第三人而無法返還，依規定應予以追徵。

值得注意的是，這671筆不當黨產中，有458筆都來自同一份對國民黨下達的處分書，內容提到訓政時期暫由國民黨以黨治國，國民黨以政府名義接收大量日產房屋，再透過「轉帳撥用」等帳面處理形式移轉為黨產；1947年行憲後，國民黨又向台灣省政府取得房屋土地的產權。

早在2001年3月，監察院就發布調查報告，要求行政院依法處理。直至2017年，黨產會才做出行政處分，向國民黨追徵8.6億元。

附隨組織部分，則以救國團的70筆為最多。根據黨產會調查報告，救國團在1969年以前隸屬國防部時，就有無償占用或借用國有不動產的狀況；在1989年轉型社團法人後，救國團將不動產以「更名」、「姓名更正」等非相當對價轉讓的方式將國有地轉為私有，黨產會因此主張應將這些土地歸還國家。

至於中廣的前身「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在訓政時期代表政府接管日產電台房屋，進入憲政時期後，中廣對其過去「轉帳撥用」的財產主張所有權。1956年，行政院發函表示中廣奉令接管，但文件於遷台時遺失，請交通部協助補發產權證明。

根據《黨產條例》規定，黨產會做出處分後，被處分對象應於一定期間內將不當黨產移轉為國有，不服可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處分。目前行政法院駁回聲請、已執行處分的僅有救總的42筆不動產、婦聯會美齡樓及其土地，僅占被處分不動產總數的6%。

除「聲請停止執行處分」外，多數被處分對象也會針對自己「是否為附隨組織」、「財產是否為不當黨產」提出行政訴訟。

雖然美齡樓移轉國有的處分已執行，但「美齡樓是否為不當黨產」的訴訟仍未結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暫時停止訴訟程序，原因是要等「婦聯會是否為國民黨附隨組織」的訴訟有結果。

各訴訟案相互牽動，加上黨產訴訟涉及人民財產權，法官審度亦相當謹慎，6年多來行政法院已累積了數十件黨產會相關案件。

「在2020年大法官釋憲後，幾個案件才開始有結果，」黨產會主委林峯正説，在少數結案的訴訟中，黨產會與被處分對象互有輸贏。由於包括法界在內的社會各界，對於戒嚴時期歷史與轉型正義理念未必具有深入認識 ，這也促使黨產會開始思考，如何增進法界與社會各界對於黨產追查、轉型正義的理解。

「法官也是人，可以理解有些人對現代史不是那麼熟悉，」林峯正説，因此近年黨產會致力出版學術型刊物，並將戒嚴時期「黨庫通國庫」等歷史文件整理成冊，製作不當黨產的不動產查詢系統，讓法界與社會各界更容易接近與理解這些歷史資料。

然而，社會上因黨產追查引起的對立與不滿仍在發酵中。黨產會2022年8月對救國團做出處分後，救國團除了尋求司法救濟，並在街頭發起遊行抗議，召開記者會指控該處分為「政治追殺、強搶民產、扭曲歷史」；他們也在社群平台發起活動，號召眾多曾參與救國團活動的網友連署，據救國團統計，有約4萬人響應。

前總統馬英九也在參加「2022年救國團菁英論壇」時表示，雖然救國團與國民黨理念相近，但彼此互不隸屬，70年來救國團培育無數優秀青年，不分黨派，都曾經參加過救國團辦理的青年營隊，獲益良多，因此質疑：「打壓排斥曾經為國家有重大貢獻、廣受青年歡迎的救國團，這就是民進黨眼裡的轉型正義嗎？」

救國團一連串抗爭行動引發各界對黨產追查與轉型正義的關注度，當時黨產會回應，將在訴訟中向法官說明處分之合理性。林峯正近日接受《報導者》採訪時強調，黨產會尊重救國團集會結社的權利，但爭議仍應回歸法制面處理，「我們的戰場在法院。」

他補充，黨產會從來沒有否認救國團的公益行動與社會貢獻，但這不能合理化、合法化其過去違反法治國原則所取得的財產。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陳嘉銘觀察，當時黨產會未針對社會質疑聲浪特別回應，但他也理解，黨產會主要的任務是調查、處分、打官司，在僅僅30人的編制內要特地找到社會溝通的專才，「確實滿強人所難。」

陳嘉銘認為，長期以來，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一直缺乏完整的公共論述，以及大規模的社會溝通，在缺乏溝通與相互理解的基礎下，許多轉型正義工程執行起來很容易事倍功半，救國團事件引起的輿論風波就是一例。

他建議事件發生當下，雙方可以透過公共媒體展開對話、聆聽彼此的主張，盡可能讓大眾理解雙方的理由與做法，重要的是，也能讓大眾感受到雙方嘗試對話的努力，「否則它永遠會是造成台灣族群分裂的腫瘤。」

去年轉型正義專責機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解編，轉型正義工作被分散到行政院各部會，黨產會也因人才流動，陸續聘用非法律背景的研究員，增加成員背景的多元性。在林峯正的想像中，黨產會接下來會承接更多歷史教育、社會溝通的責任，包含舉辦走讀活動、出版小說漫畫等多媒材作品，並嘗試與學術機構、公民老師合作，向外推廣、向下扎根轉型正義教育。

陳嘉銘則建議，透過小規模的「細胞對話」，會是不同族群建立連結非常好的方式。他以美國密西西比州溫特學院「歡迎桌工作坊」（The Welcome Table）為例，此工作坊只收15至20個不同族群、背景的成員，在一年半中透過多次活動建立親暱、信任感，才開始討論彼此的種族問題，最後共同完成一個政治倡議計畫。

「台灣社會需要長期推動這樣的細胞對話工作坊，建立彼此的信任與連結，才有可能真正化解歷史意識、族群意識的衝突。雖然可能沒辦法尋求到共識，可是至少可以尋求彼此理解。」

其他國家的經驗已充分顯示，轉型正義工作是條漫漫長路。轉型正義的戰場不只在法院審理與街頭抗議，更在所有民眾心中反思威權與民主後的每一幀地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