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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往事並不如煙續篇》:向左──沈鈞儒的故事

1937年7月31日,主張的「停止內戰、抗日救亡」的「七君子」在蘇州監獄被釋放前的合影,左起為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他們出獄後,先後成為各黨派領導人或中國共產黨黨員。
【精選書摘】

上個世紀40年代,國共兩黨發生激烈衝突。社會上層人士出於愛國熱誠,也為調節兩黨衝突,結成了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勢力,要走國共兩黨以外的中間道路。然而,這些1949年後留在中國的進步派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滿心以為未來的道路通向天堂,大家卻邁著歡快的步伐,一齊走進了地獄。 《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作者章詒和,在新書《往事並不如煙續篇》,側寫了父親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的老友沈鈞儒、沈雁冰、葉恭綽、洪深、左舜生、柳亞子等人的際遇與故事,以及中國頭號影星趙丹在文革遭受的摧殘與迫害。聽秋風不悲,看冬雪不嘆,許多原本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落到筆下才發現它們都關乎世道人心。透過章詒和細膩的筆觸、獨特的視角與溫厚的學養,將這些人的命運與風骨刻畫出來,也折射出一個時代的風光雲影。

本文為《往事並不如煙續篇》中關於沈鈞儒的部分書摘,經時報出版授權刊登。

民盟中央,無論政治傾向上的左與右,大家對沈鈞儒都是敬重的,這其中相當一部分因素,來自他的出身。

沈鈞儒,字秉甫,號衡山,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今嘉興市)。曾祖父沈濂,清道光進士,曾任鎮江、江寧、徐州等地知府。祖父沈瑋寶,蘇州知府。他們均被誥贈朝儀大夫,翰林院編修。其父沈翰是個知縣。說這個書香門第,講那個官宦世家,他算得「實打實」的書香門第,官宦世家。

沈鈞儒1875年1月2日生(同治13年),5歲入私塾,接受極為系統、完整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1903年中舉人,1904年,29歲的他參加甲辰恩科會試,殿試二甲第78名。1905年清朝廢科舉,所以,沈鈞儒成為中國「一千年來,科舉取士最後一批進士」。難怪父親常嘆道:「人家是進士啊,進士!」

沈鈞儒第二個背景是留學。日本自1868年學習西方,實行明治維新後,迅速強盛起來。1894年中日戰爭,勝中國。1904年日俄戰爭,勝沙俄。那時很多人覺得與其學歐美,不如學日本。留日比留歐美更便捷,路近,文同,費省,這是明擺著的。於是,留日成為熱潮,沈鈞儒也投身其中。他和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的看法,覺得日本之所以強盛,是變法致強,中國要強盛,就要學人家的立憲政治。1905年沈鈞儒辭去京官,去當留學生,進的是東京私立法政大學速成科。學制僅有一年半,他非常用功。日本學者平野義太郎在《中國人留學日本》一書中這樣寫道:

「雖然是短期,但其成績卻是意外的良好,比三年制的正科更為優異。」

說這話,還真不是奉承。

在日本,培養了沈鈞儒的政治熱情,這種熱情由始至終貫穿了他的一生。一心想救國的他,很快投身救國運動。那時,針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和解決辦法,分成兩派,一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主張革命推翻朝廷;一派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也就是保皇黨),主張君主立憲。沈鈞儒和兩派都往來,他過從較密的,既有浙江革命黨人章太炎陶成章徐錫麟,也有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熊範輿雷光宇兩者之間,他選擇了君主立憲,和楊度走到一起。沈鈞儒和當時的立憲派人士一樣,既有保守性,又有進取心。在保守中進取,在進取中求保守。這是他的二重心理狀態。這個雙重性也貫穿了他的大半生,後期才有所變化。

說到人生歷程:前期打官司,後期救國會(及民盟)──不知我這樣概括沈鈞儒是否合適?律師業務是其主要職業。1928年8月,當時的(兼代)司法部長蔡元培批准了他的訂正甄拔律師申請,從此在上海掛牌執行律師職務。沈鈞儒常常不顧自己的收入,寧願做兩造的和事佬,拿出很多精力為人家排解紛爭,不到和解無望,不願雙方對簿公堂。沈鈞儒有一副俠義心腸,當判斷出誰是誰非時,他就會支持「是的」那一方,寫狀,出庭,如果是窮人,自己還會拿出錢來。他的做派,達到無可挑剔。

救國會是另一項職業。沈鈞儒認為政治實質不外乎兩種,一為法治,一為人治。「歐美式政治精神在法治,中國政治精神在人治。」他決心為在中國結束人治而努力,當然,這是他人生前期的決心。自1907年始,沈鈞儒從事立憲救國運動,主張聯省自治救國,認為省立憲自治是擺脫軍人專制統治的唯一有效途徑。1924年,他和褚輔成參加浙江省自治會議,擔任省自治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特別重視省憲運動。「九一八」事變是其重要轉捩點,開始從事救國會的發起和建立。如1931年的浙江國難救國會、上海各界救國會,1932年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5年的中國冤獄賠償運動委員會等。沈鈞儒年齡大,品性正,很快成為上海各界團體救國聯合會負責人,「一二・九」後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他已然被視為領袖。沈鈞儒之所作所為,內含人道主義因素和對獨裁統治的反抗。當然,最重要的推動力還是抗日救國,幾乎是忘我般地投入,也不以此為苦,儘管幾遭殺身之禍,屢受打擊,但不絕望。

巨大且徹底的變化,發生在他接觸到中共那一刻!他認定:從中國共產黨身上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此後亦步亦趨,把幾十年的人生心甘情願地消耗在與中共密切配合的政治活動中。至於法治嘛,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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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代沈鈞儒。(圖片提供/時報出版)

救國會的命脈,繫於它與中共的關係。馮雪峰於1936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即以中共黨員的公開身分和救國會領導人直接聯繫。緊接著,由潘漢年胡愈之──二人屬於中共特科單線領導──介入,潘漢年讓胡愈之「全權」開展救國會的工作,他甚至明確地說:「以後你只管救國會的事,別的不要管⋯⋯」而且,潘漢年還有意識地把胡愈之的救國會會員的身分公開出去。

對救國會下的功夫走向成熟,毛澤東覺得火候差不多了,便拿出一副「知疼知熱」的情懷。八月盛夏,把一封熱情的信投向沈鈞儒等人,表達出誠摯的敬意,同意救國會的宣言、綱領和要求,又誠懇地表示願意合作。毛澤東最後一句話這樣寫來:

「我們誠意地願意在全國聯合救國會的綱領上加入簽名。」

沈鈞儒大喜,更是折服!其實對潘漢年、馮雪峰、胡愈之等人的來歷及做派,沈鈞儒心裡是清楚的,也高興他們這樣!因為他懂得:這些人的背後是個「黨」,這個黨有實力,有軍隊。他和救國會從中可以獲得具體而有效的支持,而作為領袖人物,沈鈞儒實在是太需要了。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共一旦打入某組織,某組織的成色、力道自會不同;救國會就是這樣。這一年的夏季,以救國會名義發起的活動明顯增加。值得大書一筆的,當然是魯迅的喪葬活動。這一年的10月19日清晨5時25分,文學家魯迅病逝。馮雪峰獲悉後,立即轉告潘漢年;潘漢年立即報告中共中央。經研究決定:魯迅的喪禮由救國會出面辦理,要求通過這個葬禮發動一次民眾的政治性示威。這就是說──魯迅的葬禮不僅僅是安葬一個作家,而是要實現中共的潛伏與救國會公開性的有效整合,成為一個「複合體」。這樣,即可大大地體現出中共策劃嚴密的組織性和救國會的文化影響力。

潘漢年首先聯繫到宋慶齡,且獲得認可。宋慶齡是誰?國母呀。有了這一步棋,就等於成功了一半。接著,擬定周到的喪禮方案:確立購買墓地;確定按「國葬」規格辦理;遺體安放於萬國殯儀館,民眾瞻仰三天;發動救國會以及民眾送輓聯;棺木上覆蓋黑絲絨輓幛,上面鑲嵌沈鈞儒手書「民族魂」個大字。此外,草擬起靈者名單、扶棺者名單、外國友人名單等等。這一切,均由沈鈞儒主持召集的「各界救國聯合會理事會」會議逐一研究,爾後定下。細密又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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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時報出版
沈鈞儒書「民族魂」,現藏於上海魯迅紀念館。(圖片提供/時報出版)

12月22日,魯迅葬禮舉行。送葬隊伍以「民族魂」大旗為引導,隊伍多達5、6千人。走在隊伍前面的有宋慶齡、蔡元培、王造時章乃器、胡愈之、史良李公樸鄒韜奮鄭振鐸王統照葉紹鈞陳子展夏丏尊徐調孚沈茲九鄭君平郁達夫吳似鴻蔡楚生鄭君里藍蘋周劍雲應雲衛歐陽予倩袁牧之陳波兒趙丹內山完造、池田幸子等等。了得,個個是角兒!這既說明魯迅的巨大影響力,又體現出救國會著重於社會上層與文化名人的組織傾向。一代人豪,天荒地老。送葬隊伍沿途唱著輓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一路高喊「魯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口號,散發「魯迅先生事略」、「紀念魯迅先生要繼續魯迅先生救亡主張」傳單。到達墓地後,先由蔡元培演講,後有沈鈞儒報告魯迅生平。下葬時,由他獻旗覆於靈柩之上。葬禮由始至終隆重肅穆,恢弘有序,將中共與救國會結合而產生的社會功能與政治效用發揮到極致,沈鈞儒本人則儼然領袖。安葬魯迅,讓他真真切切、扎扎實實認識到中共能量的非同小可,由此而越發堅定與之合作的決心、信心。

沈鈞儒的身體非常好!抗戰時期,住在重慶的他每晨到林森路律師事務所,要走上幾里路。中午步行回家吃飯。下午又步行出門。重慶是山城,年逾古稀的他上下18梯(180級),從不坐轎。這得益於他生活有規律和堅持鍛煉,黎明起身,完成固定的健身運動,主要是太極拳。有時候客人來得太早,他便用微笑表達歉意,打完了才打招呼,他的作息時間是雷打不動的。記得一年的夏季,父親帶著我去頤和園玩,說順便看看住在那裡的沈鈞儒。電話約好是下午2點。父親特意提前到達。他的祕書說:「章先生請坐,老人在午休。」我們一直等到他醒來,絕不提前分秒。

至於沈鈞儒的生活作風,那可是挑不出什麼毛病來。我翻閱沈鈞儒年譜及傳記,發現有許多段落是寫他如何與家人在一起的,或者是接待探訪的朋友。夫人在民國22年(1933年)去世,服侍和陪伴他的是女兒沈譜。沈譜嫁了范長江,范郎大大地有名:先入國民黨,後入共產黨;先入中央政治學校,後入北京大學。1935年因遠赴西北考察和公開報導紅軍長征,而成為中國新聞界標誌性人物。沈鈞儒對這門婚事,自然十分滿意。1940年12月10日二人舉行婚禮,地點就在陪都重慶良莊(即沈宅)。沈鈞儒支持女兒、女婿破除舊式婚禮的陳規陋習,宣布不舉行任何形式的儀式,不備酒,不設宴,僅以茶點待客,又特別聲明:「來賀者無時間限制。」這一下,好了!從早到晚,沈家上下忙個不迭。各黨各派,各路人馬,各類親朋,紛至沓來,有人攜酒,有人奉茶,有的西裝,有的長衫,大家都來給沈老道喜,更多的是借此聚會暢談一番。沈鈞儒特意準備了結婚紀念冊,首頁是他親書4首五言詩,以志歡愉和勉勵。周恩來當然親臨婚禮,代表中共前來賀喜,並寫下「同心同德」4字祝詞。老人平素不怎麼喝酒,這一天不但喝了,還喝醉了。當晚輩沈饌登門道喜,沈鈞儒握著親侄兒的手,不禁淚下。深夜時分,賓客散盡,他一夕興奮不寐。

他喜歡和子女(或朋友)生活在一起。當范長江在解放區患了重病,沈小姐才離開了父親。已故夫人死後留下兩件心愛之物。一件是精緻小木梳,沈鈞儒用來梳理鬍鬚。美髯是蓄養的,也是護理出來的。另一個物件是自來水筆,終日隨身。在抗戰的重慶,一日,有位林先生登門拜訪,談話間發現沈鈞儒神色焦慮,原來正為自來水筆的失落而不安。林先生斷言是被剛才探訪的同鄉青年偷走。沈鈞儒不願聲張,說只等那青年再次探訪時,會用暗示的方法表示今後會更多地幫助他,價值要超過那支水筆。那青年果然又來了,承認是他偷的,把水筆送了回來。幾天後,沈鈞儒去探訪那青年的家,看到的是一個窮困落魄中掙扎的家庭,他傾囊相助。這件小事很快由那位林先生寫下並發表出來。(註1)
民國期刊《人物雜誌》月刊第4期,民國35年11月。

民國文人大多都有些嗜好,如父親喜歡古籍,章乃器喜歡青銅,千家駒喜歡古錢幣,沈鈞儒的嗜好是化石和甲骨。誰要送他一塊有年頭的「石頭」,他能笑得合不攏嘴。在他的書房、客廳、書櫃、案頭擺著各種石頭,大大小小,形態各異。你若第一次去沈宅做客,他會像個孩子誇耀玩具一樣,向你講述石頭的來歷和價值。上個世紀50年代,父親去他家談工作,帶回一塊很大的水晶石,有稜有角,光彩奪目。我太喜歡了,常跑到父親的書房,不是用手摩挲不止,就是揣到懷裡不肯放下。見我這樣地喜歡,父親就把它擺到我的書桌上,說:「你可以天天看它,就是不要動。」這塊石頭一直陪著我,直到文革抄家。

成就沈鈞儒盛名的,是救國會「七君子」事件

自1935年始,隨著抗日救國運動興起,救國會組織在不斷地發展,其宣言主旨由「抗日救國」擴大到停止內戰,要求言論出版自由,建立民族統一戰線。這與中共的號召相應和,與國民黨的「安內攘外」國策相對立,自然深受當局關注。救國會看起來組織龐大鬆散,但宣傳與活動能量極大。國民黨政府認定這一切與中共的組織、煽動有關,於是對救國會的活動採取查禁、取締、鎮壓手段。救國會領導人知名度高,影響力也大,官府便決定採取「先禮後兵」。比如蔣介石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之前,曾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尊約見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去南京面談。蔣氏要求救國會應以國家為重,不能被任何黨派所利用。談話結束後,委員長還與3人共進西式午餐。無奈人家不領情,依然故我。

1936年11月間,上海、青島的日資紗廠罷工,救國會負責人組織了罷工後援會。日本出動海軍陸戰隊在日資紗廠戒備,並向國民黨政府施壓,形勢一下子緊張起來。在這個背景下,當局有了逮捕救國會主要負責人的打算和決定。1936年2月20日,國民政府頒布《維護治安緊急法令》,強調政府以維持國家秩序為首務。頒布此令的目的就是針對蓄意危害社會國家的人,使動亂在將要發生之時,得以迅速依法處理。而決定逮捕「七君子」的導火線,就是上海紗廠的罷工事件。一份國民黨上海黨部會議取締上海救國會的「辦法」裡寫明:以「禁止《大眾生活》發行和查封《生活書店》」處置鄒韜奮;以「停止法學院」處置沈鈞儒;以「查封量才補習學校及圖書館」處置李公樸;同時「密令緝捕反動首要王造時」。11月23日凌晨兩點半,沈鈞儒、王造時、沙千里、李公樸4人在英美公共租界,由國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會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中、西捕探,在各人住宅予以逮捕。同樣,23日凌晨兩點半,鄒韜奮、章乃器、史良在法租界,亦由國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會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中、西捕探,在各人住宅予以逮捕。6男1女,故稱「七君子」,他們都是救國會負責人或重要成員。

一夜風雲起,「七君子」和救國會頓時成為全社會的政治焦點和頭號新聞。要知道,這7人都不是等閒之輩,也非失意政客,3個知名律師、一個銀行家、一個教授、一個出版家、一個社會教育家(李公樸)。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長期參與政治活動與社會事務,屬於精英階層。所以「七君子」案,從拘捕、羈押、偵訊直至審理的整個過程,無不舉國矚目。在江蘇高等法院檢察署的起訴書中,對7個人一共起訴了「十大罪狀」,歸結起來,無非兩項:一、有共黨嫌疑;二、危害國民企圖推翻政府。面對這樣的指控,沈鈞儒等矢口否認;中共方面積極撇清;群眾輿論也是憤憤不平。

沈鈞儒是1937年6月11日下午2時開庭被審的第一人,有些問答,還是精彩,不妨摘錄幾句看來:

問:你贊成共產主義嗎? 答:救國會從不談主義。如有主義就是抗日主義、救國主義。 問:抗日救國是共產黨的口號。 答: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我們就不能抗日嗎? 問:共產黨一面主張抗日,一面又主張土地革命,你知道嗎? 答:這問共產黨,我不知道。 問:救國會有共產黨否? 答:我們無從知道,因為我們是問抗不抗日的。 問:你知道你們是被共產黨利用麼? 答: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願被他們利用;且不論誰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願被他們為抗日利用。 問:組織救國會是共產黨指使的嗎? 答:剛剛相反,我們組織救國會,正是為了國內不安,要叫共產黨,大家都來一起抗日⋯⋯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沈鈞儒體現出律師的當行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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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時報出版
沈鈞儒與王炳南、王安娜在蘇州看守所,1936年。(圖片提供/時報出版)

七君子被捕,社會反應極為強烈:遭捕第二天,北平大學生、文化界、教育界紛紛致電國民政府,要求立即開釋;國民黨地方實力派蔣光鼐蔡廷鍇發電國府主席,懇請立即釋放;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去電南京,懇請立即釋放;張東蓀梁實秋等84位知名教授、學者、作家向國府行政院呼籲,對這7位愛國人士「敬請即日完全開釋」;西北張學良得悉救國會負責人被捕,隻身駕駛軍用飛機直往洛陽,面見正在部署軍事剿共的蔣介石,請其改變「先安內再攘外」政策,並釋放他們;國民黨內的上層人士,如馮玉祥于右任孫科李烈鈞等為營救7人,在南京發動了簽名運動;七君子被捕後的第三天,馮玉祥在南京接到孫科交來宋慶齡的請託營救函件。在中共方面,西安事變中提出的「八項主張」中第三項,即要求釋放上海被捕領袖。1937年4月12日,在江蘇高等法院檢察處正式對沈鈞儒等提起公訴後,中共中央發表宣言,要求無條件開釋「七君子」。毛澤東本人已然電告潘漢年赴南京談判。開庭後,中共上海地下黨發起了以救援沈鈞儒等人為目的的「救國入獄運動」,胡愈之委託一個叫徐雪寒的人,在環龍路臨時租用一個公寓房子,專門做聯繫和推動之用。

人抓了,也關了。若問「七君子」獄中是何光景?今天的我們大概想它不出,腦子裡塞滿白公館渣滓洞對付政治犯使用的種種酷刑。好在有檔案可查──最初,他們是可以會見訪客的,「由於訪問者非常多,以至於客廳常告客滿,天天好像舉行什麼盛會似的」。(註2)
救國會內部資料《救亡情報》第29期。
7人公推沈鈞儒為「家長」,大半消磨在餐室裡,沈鈞儒則繼續打他的太極拳。一個姓王的工役為其做雜務:掃地,洗碗,開飯,預備熱水和開水──以上情形,見於鄒韜奮《經歷》一書中的描述。王造時說:「在這裡,物質方面的享受,實在比我在家裡好得多,可以說是回國7年以來所沒有享受過的舒適生活。」(註3)
王造時,〈羈押生活的感想〉,見沙千里,《七人之獄》,頁127。
史良對前來探視的堂妹是這樣講的:「我太舒服了,謝謝當局仁慈。他們非常同情我的,總盡其可能地在精神的刑罰之外不受到物質的缺陷,我是多麼不敢當呀,去領受這份關切和愛護⋯⋯」(註4)
鄒韜奮主編,《大眾生活》,1935年12月21日。
總之,他們過得很好,哪裡是「虎狼相交」?

案子拖得久,官府感到了被動。7月31日,國民政府終於下令讓沈鈞儒等交保獲釋,他們總共在蘇州監獄關押了7個月27天。1939年2月,「七君子」案正式撤訴。

天風已落下,太平人歸來,光榮出獄!當沈鈞儒領頭走出看守所大門,久立在烈日下等候的200多人瞬間沸騰了。他們熱烈鼓掌,高呼抗日救國口號,軍樂聲、歡呼聲、爆竹聲和歌聲交織在一起,場面熱烈。7個人感動得個個落淚,沈鈞儒對記者當場發表了即興講話──你想成為英雄嗎?那就一定要去坐牢。

「七君子」了不起,這是共識,幾十年來無異議。據我所知,唯有劉清揚女士藉著批評史良,不無譏諷地說道:「七君子雖坐過監獄,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註5)
《民盟中央一般整風大字報彙編》(內部資料),第1552號。
問題要害不在此,而是在於對「七君子」事件1949年後的大陸出現了這樣的論調,即非常強調和肯定中共與救國會的密切關係。一些中共黨史論著和上海地下黨成員索性寫明,救國會的成立與活動是由中共策動的,而且救國會領導人也應和此說。比如史良撰文寫道(註6)
沙千里,《漫話救國會》,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序言。
「當時席捲全國的愛國救亡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號召和積極推動下發展起來的,救國會則是這一運動的直接產物。」
沙千里也說(註7)
沙千里,《漫話救國會》,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頁6。
「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推動和領導下,在千百萬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中,上海各方面的救國會先後建立,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

這就令人費解,也怪了──因為這個論述,恰好坐實了國民政府當年對救國會的指控。歷史竟如此弔詭!

《往事並不如煙》,章詒和著,時報出版
《往事並不如煙》、《往事並不如煙續篇》,章詒和著,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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