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盟中央，無論政治傾向上的左與右，大家對沈鈞儒都是敬重的，這其中相當一部分因素，來自他的出身。

沈鈞儒，字秉甫，號衡山，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今嘉興市）。曾祖父沈濂，清道光進士，曾任鎮江、江寧、徐州等地知府。祖父沈瑋寶，蘇州知府。他們均被誥贈朝儀大夫，翰林院編修。其父沈翰是個知縣。說這個書香門第，講那個官宦世家，他算得「實打實」的書香門第，官宦世家。

沈鈞儒1875年1月2日生（同治13年），5歲入私塾，接受極為系統、完整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1903年中舉人，1904年，29歲的他參加甲辰恩科會試，殿試二甲第78名。1905年清朝廢科舉，所以，沈鈞儒成為中國「一千年來，科舉取士最後一批進士」。難怪父親常嘆道：「人家是進士啊，進士！」

沈鈞儒第二個背景是留學。日本自1868年學習西方，實行明治維新後，迅速強盛起來。1894年中日戰爭，勝中國。1904年日俄戰爭，勝沙俄。那時很多人覺得與其學歐美，不如學日本。留日比留歐美更便捷，路近，文同，費省，這是明擺著的。於是，留日成為熱潮，沈鈞儒也投身其中。他和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的看法，覺得日本之所以強盛，是變法致強，中國要強盛，就要學人家的立憲政治。1905年沈鈞儒辭去京官，去當留學生，進的是東京私立法政大學速成科。學制僅有一年半，他非常用功。日本學者平野義太郎在《中國人留學日本》一書中這樣寫道：

「雖然是短期，但其成績卻是意外的良好，比三年制的正科更為優異。」

說這話，還真不是奉承。

在日本，培養了沈鈞儒的政治熱情，這種熱情由始至終貫穿了他的一生。一心想救國的他，很快投身救國運動。那時，針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和解決辦法，分成兩派，一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主張革命推翻朝廷；一派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也就是保皇黨），主張君主立憲。沈鈞儒和兩派都往來，他過從較密的，既有浙江革命黨人章太炎、陶成章、徐錫麟，也有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熊範輿、雷光宇。兩者之間，他選擇了君主立憲，和楊度走到一起。沈鈞儒和當時的立憲派人士一樣，既有保守性，又有進取心。在保守中進取，在進取中求保守。這是他的二重心理狀態。這個雙重性也貫穿了他的大半生，後期才有所變化。

說到人生歷程：前期打官司，後期救國會（及民盟）──不知我這樣概括沈鈞儒是否合適？律師業務是其主要職業。1928年8月，當時的（兼代）司法部長蔡元培批准了他的訂正甄拔律師申請，從此在上海掛牌執行律師職務。沈鈞儒常常不顧自己的收入，寧願做兩造的和事佬，拿出很多精力為人家排解紛爭，不到和解無望，不願雙方對簿公堂。沈鈞儒有一副俠義心腸，當判斷出誰是誰非時，他就會支持「是的」那一方，寫狀，出庭，如果是窮人，自己還會拿出錢來。他的做派，達到無可挑剔。

救國會是另一項職業。沈鈞儒認為政治實質不外乎兩種，一為法治，一為人治。「歐美式政治精神在法治，中國政治精神在人治。」他決心為在中國結束人治而努力，當然，這是他人生前期的決心。自1907年始，沈鈞儒從事立憲救國運動，主張聯省自治救國，認為省立憲自治是擺脫軍人專制統治的唯一有效途徑。1924年，他和褚輔成參加浙江省自治會議，擔任省自治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特別重視省憲運動。「九一八」事變是其重要轉捩點，開始從事救國會的發起和建立。如1931年的浙江國難救國會、上海各界救國會，1932年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5年的中國冤獄賠償運動委員會等。沈鈞儒年齡大，品性正，很快成為上海各界團體救國聯合會負責人，「一二・九」後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他已然被視為領袖。沈鈞儒之所作所為，內含人道主義因素和對獨裁統治的反抗。當然，最重要的推動力還是抗日救國，幾乎是忘我般地投入，也不以此為苦，儘管幾遭殺身之禍，屢受打擊，但不絕望。

巨大且徹底的變化，發生在他接觸到中共那一刻！他認定：從中國共產黨身上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此後亦步亦趨，把幾十年的人生心甘情願地消耗在與中共密切配合的政治活動中。至於法治嘛，已不再重要。

13

救國會的命脈，繫於它與中共的關係。馮雪峰於1936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即以中共黨員的公開身分和救國會領導人直接聯繫。緊接著，由潘漢年與胡愈之──二人屬於中共特科單線領導──介入，潘漢年讓胡愈之「全權」開展救國會的工作，他甚至明確地說：「以後你只管救國會的事，別的不要管⋯⋯」而且，潘漢年還有意識地把胡愈之的救國會會員的身分公開出去。

對救國會下的功夫走向成熟，毛澤東覺得火候差不多了，便拿出一副「知疼知熱」的情懷。八月盛夏，把一封熱情的信投向沈鈞儒等人，表達出誠摯的敬意，同意救國會的宣言、綱領和要求，又誠懇地表示願意合作。毛澤東最後一句話這樣寫來：

「我們誠意地願意在全國聯合救國會的綱領上加入簽名。」

沈鈞儒大喜，更是折服！其實對潘漢年、馮雪峰、胡愈之等人的來歷及做派，沈鈞儒心裡是清楚的，也高興他們這樣！因為他懂得：這些人的背後是個「黨」，這個黨有實力，有軍隊。他和救國會從中可以獲得具體而有效的支持，而作為領袖人物，沈鈞儒實在是太需要了。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共一旦打入某組織，某組織的成色、力道自會不同；救國會就是這樣。這一年的夏季，以救國會名義發起的活動明顯增加。值得大書一筆的，當然是魯迅的喪葬活動。這一年的10月19日清晨5時25分，文學家魯迅病逝。馮雪峰獲悉後，立即轉告潘漢年；潘漢年立即報告中共中央。經研究決定：魯迅的喪禮由救國會出面辦理，要求通過這個葬禮發動一次民眾的政治性示威。這就是說──魯迅的葬禮不僅僅是安葬一個作家，而是要實現中共的潛伏與救國會公開性的有效整合，成為一個「複合體」。這樣，即可大大地體現出中共策劃嚴密的組織性和救國會的文化影響力。

潘漢年首先聯繫到宋慶齡，且獲得認可。宋慶齡是誰？國母呀。有了這一步棋，就等於成功了一半。接著，擬定周到的喪禮方案：確立購買墓地；確定按「國葬」規格辦理；遺體安放於萬國殯儀館，民眾瞻仰三天；發動救國會以及民眾送輓聯；棺木上覆蓋黑絲絨輓幛，上面鑲嵌沈鈞儒手書「民族魂」個大字。此外，草擬起靈者名單、扶棺者名單、外國友人名單等等。這一切，均由沈鈞儒主持召集的「各界救國聯合會理事會」會議逐一研究，爾後定下。細密又宏大。

12月22日，魯迅葬禮舉行。送葬隊伍以「民族魂」大旗為引導，隊伍多達5、6千人。走在隊伍前面的有宋慶齡、蔡元培、王造時、章乃器、胡愈之、史良、李公樸、鄒韜奮、鄭振鐸、王統照、葉紹鈞、陳子展、夏丏尊、徐調孚、沈茲九、鄭君平、郁達夫、吳似鴻、蔡楚生、鄭君里、藍蘋、周劍雲、應雲衛、歐陽予倩、袁牧之、陳波兒、趙丹、內山完造、池田幸子等等。了得，個個是角兒！這既說明魯迅的巨大影響力，又體現出救國會著重於社會上層與文化名人的組織傾向。一代人豪，天荒地老。送葬隊伍沿途唱著輓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一路高喊「魯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口號，散發「魯迅先生事略」、「紀念魯迅先生要繼續魯迅先生救亡主張」傳單。到達墓地後，先由蔡元培演講，後有沈鈞儒報告魯迅生平。下葬時，由他獻旗覆於靈柩之上。葬禮由始至終隆重肅穆，恢弘有序，將中共與救國會結合而產生的社會功能與政治效用發揮到極致，沈鈞儒本人則儼然領袖。安葬魯迅，讓他真真切切、扎扎實實認識到中共能量的非同小可，由此而越發堅定與之合作的決心、信心。

沈鈞儒的身體非常好！抗戰時期，住在重慶的他每晨到林森路律師事務所，要走上幾里路。中午步行回家吃飯。下午又步行出門。重慶是山城，年逾古稀的他上下18梯（180級），從不坐轎。這得益於他生活有規律和堅持鍛煉，黎明起身，完成固定的健身運動，主要是太極拳。有時候客人來得太早，他便用微笑表達歉意，打完了才打招呼，他的作息時間是雷打不動的。記得一年的夏季，父親帶著我去頤和園玩，說順便看看住在那裡的沈鈞儒。電話約好是下午2點。父親特意提前到達。他的祕書說：「章先生請坐，老人在午休。」我們一直等到他醒來，絕不提前分秒。

至於沈鈞儒的生活作風，那可是挑不出什麼毛病來。我翻閱沈鈞儒年譜及傳記，發現有許多段落是寫他如何與家人在一起的，或者是接待探訪的朋友。夫人在民國22年（1933年）去世，服侍和陪伴他的是女兒沈譜。沈譜嫁了范長江，范郎大大地有名：先入國民黨，後入共產黨；先入中央政治學校，後入北京大學。1935年因遠赴西北考察和公開報導紅軍長征，而成為中國新聞界標誌性人物。沈鈞儒對這門婚事，自然十分滿意。1940年12月10日二人舉行婚禮，地點就在陪都重慶良莊（即沈宅）。沈鈞儒支持女兒、女婿破除舊式婚禮的陳規陋習，宣布不舉行任何形式的儀式，不備酒，不設宴，僅以茶點待客，又特別聲明：「來賀者無時間限制。」這一下，好了！從早到晚，沈家上下忙個不迭。各黨各派，各路人馬，各類親朋，紛至沓來，有人攜酒，有人奉茶，有的西裝，有的長衫，大家都來給沈老道喜，更多的是借此聚會暢談一番。沈鈞儒特意準備了結婚紀念冊，首頁是他親書4首五言詩，以志歡愉和勉勵。周恩來當然親臨婚禮，代表中共前來賀喜，並寫下「同心同德」4字祝詞。老人平素不怎麼喝酒，這一天不但喝了，還喝醉了。當晚輩沈饌登門道喜，沈鈞儒握著親侄兒的手，不禁淚下。深夜時分，賓客散盡，他一夕興奮不寐。

民國文人大多都有些嗜好，如父親喜歡古籍，章乃器喜歡青銅，千家駒喜歡古錢幣，沈鈞儒的嗜好是化石和甲骨。誰要送他一塊有年頭的「石頭」，他能笑得合不攏嘴。在他的書房、客廳、書櫃、案頭擺著各種石頭，大大小小，形態各異。你若第一次去沈宅做客，他會像個孩子誇耀玩具一樣，向你講述石頭的來歷和價值。上個世紀50年代，父親去他家談工作，帶回一塊很大的水晶石，有稜有角，光彩奪目。我太喜歡了，常跑到父親的書房，不是用手摩挲不止，就是揣到懷裡不肯放下。見我這樣地喜歡，父親就把它擺到我的書桌上，說：「你可以天天看它，就是不要動。」這塊石頭一直陪著我，直到文革抄家。

成就沈鈞儒盛名的，是救國會「七君子」事件。

自1935年始，隨著抗日救國運動興起，救國會組織在不斷地發展，其宣言主旨由「抗日救國」擴大到停止內戰，要求言論出版自由，建立民族統一戰線。這與中共的號召相應和，與國民黨的「安內攘外」國策相對立，自然深受當局關注。救國會看起來組織龐大鬆散，但宣傳與活動能量極大。國民黨政府認定這一切與中共的組織、煽動有關，於是對救國會的活動採取查禁、取締、鎮壓手段。救國會領導人知名度高，影響力也大，官府便決定採取「先禮後兵」。比如蔣介石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之前，曾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尊約見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去南京面談。蔣氏要求救國會應以國家為重，不能被任何黨派所利用。談話結束後，委員長還與3人共進西式午餐。無奈人家不領情，依然故我。

1936年11月間，上海、青島的日資紗廠罷工，救國會負責人組織了罷工後援會。日本出動海軍陸戰隊在日資紗廠戒備，並向國民黨政府施壓，形勢一下子緊張起來。在這個背景下，當局有了逮捕救國會主要負責人的打算和決定。1936年2月20日，國民政府頒布《維護治安緊急法令》，強調政府以維持國家秩序為首務。頒布此令的目的就是針對蓄意危害社會國家的人，使動亂在將要發生之時，得以迅速依法處理。而決定逮捕「七君子」的導火線，就是上海紗廠的罷工事件。一份國民黨上海黨部會議取締上海救國會的「辦法」裡寫明：以「禁止《大眾生活》發行和查封《生活書店》」處置鄒韜奮；以「停止法學院」處置沈鈞儒；以「查封量才補習學校及圖書館」處置李公樸；同時「密令緝捕反動首要王造時」。11月23日凌晨兩點半，沈鈞儒、王造時、沙千里、李公樸4人在英美公共租界，由國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會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中、西捕探，在各人住宅予以逮捕。同樣，23日凌晨兩點半，鄒韜奮、章乃器、史良在法租界，亦由國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會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中、西捕探，在各人住宅予以逮捕。6男1女，故稱「七君子」，他們都是救國會負責人或重要成員。

一夜風雲起，「七君子」和救國會頓時成為全社會的政治焦點和頭號新聞。要知道，這7人都不是等閒之輩，也非失意政客，3個知名律師、一個銀行家、一個教授、一個出版家、一個社會教育家（李公樸）。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長期參與政治活動與社會事務，屬於精英階層。所以「七君子」案，從拘捕、羈押、偵訊直至審理的整個過程，無不舉國矚目。在江蘇高等法院檢察署的起訴書中，對7個人一共起訴了「十大罪狀」，歸結起來，無非兩項：一、有共黨嫌疑；二、危害國民，企圖推翻政府。面對這樣的指控，沈鈞儒等矢口否認；中共方面積極撇清；群眾輿論也是憤憤不平。

沈鈞儒是1937年6月11日下午2時開庭被審的第一人，有些問答，還是精彩，不妨摘錄幾句看來：

問：你贊成共產主義嗎？ 答：救國會從不談主義。如有主義就是抗日主義、救國主義。 問：抗日救國是共產黨的口號。 答：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我們就不能抗日嗎？ 問：共產黨一面主張抗日，一面又主張土地革命，你知道嗎？ 答：這問共產黨，我不知道。 問：救國會有共產黨否？ 答：我們無從知道，因為我們是問抗不抗日的。 問：你知道你們是被共產黨利用麼？ 答：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願被他們利用；且不論誰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願被他們為抗日利用。 問：組織救國會是共產黨指使的嗎？ 答：剛剛相反，我們組織救國會，正是為了國內不安，要叫共產黨，大家都來一起抗日⋯⋯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沈鈞儒體現出律師的當行本色。

七君子被捕，社會反應極為強烈：遭捕第二天，北平大學生、文化界、教育界紛紛致電國民政府，要求立即開釋；國民黨地方實力派蔣光鼐、蔡廷鍇發電國府主席，懇請立即釋放；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去電南京，懇請立即釋放；張東蓀、梁實秋等84位知名教授、學者、作家向國府行政院呼籲，對這7位愛國人士「敬請即日完全開釋」；西北張學良得悉救國會負責人被捕，隻身駕駛軍用飛機直往洛陽，面見正在部署軍事剿共的蔣介石，請其改變「先安內再攘外」政策，並釋放他們；國民黨內的上層人士，如馮玉祥、于右任、孫科、李烈鈞等為營救7人，在南京發動了簽名運動；七君子被捕後的第三天，馮玉祥在南京接到孫科交來宋慶齡的請託營救函件。在中共方面，西安事變中提出的「八項主張」中第三項，即要求釋放上海被捕領袖。1937年4月12日，在江蘇高等法院檢察處正式對沈鈞儒等提起公訴後，中共中央發表宣言，要求無條件開釋「七君子」。毛澤東本人已然電告潘漢年赴南京談判。開庭後，中共上海地下黨發起了以救援沈鈞儒等人為目的的「救國入獄運動」，胡愈之委託一個叫徐雪寒的人，在環龍路臨時租用一個公寓房子，專門做聯繫和推動之用。

案子拖得久，官府感到了被動。7月31日，國民政府終於下令讓沈鈞儒等交保獲釋，他們總共在蘇州監獄關押了7個月27天。1939年2月，「七君子」案正式撤訴。

天風已落下，太平人歸來，光榮出獄！當沈鈞儒領頭走出看守所大門，久立在烈日下等候的200多人瞬間沸騰了。他們熱烈鼓掌，高呼抗日救國口號，軍樂聲、歡呼聲、爆竹聲和歌聲交織在一起，場面熱烈。7個人感動得個個落淚，沈鈞儒對記者當場發表了即興講話──你想成為英雄嗎？那就一定要去坐牢。

「當時席捲全國的愛國救亡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偉大號召和積極推動下發展起來的，救國會則是這一運動的直接產物。」

「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推動和領導下，在千百萬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中，上海各方面的救國會先後建立，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

這就令人費解，也怪了──因為這個論述，恰好坐實了國民政府當年對救國會的指控。歷史竟如此弔詭！

《往事並不如煙》、《往事並不如煙續篇》，章詒和著，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