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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蔚昀:烏克蘭,另一朵太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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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1日,烏克蘭的親歐盟人士因為不滿總統亞努科維奇(Wiktor Janukowycz/Viktor Yanukovych)違反承諾,拒絕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轉而親近俄羅斯,於是走上街頭,到基輔的獨立廣場(Majdan/Maidan)進行抗議。11月30日,和平抗爭的民眾遭受到別爾庫特部隊(Berkut)暴力驅散,抗爭愈演愈烈,不只基輔的抗爭者重新奪回廣場,抗爭規模也擴散到烏克蘭全國。

獨立廣場抗爭(Euromajdan/Euromaidan)開始後三週,我們一家三口來到花蓮。我去時光書店做關於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和魯熱維奇(Tadeusz Różewicz)的講座,丈夫留在民宿陪小孩。小孩睡著後,為了打發時間,丈夫打開電視,一台一台地轉頻道。當他轉到CNN,看到關於獨立廣場抗爭的報導,立刻拿起相機,拍下電視的畫面。不只如此,他還繼續轉台,拍下其他一百多台電視台,在CNN報導獨立廣場事件時,正在報什麼新聞、演什麼連續劇和廣告、邀請什麼人來進行什麼談話節目。

為什麼要拍攝這些平行宇宙般的畫面?這樣的紀錄到底有何意義?雖然身為波蘭人,他關心鄰國烏克蘭的局勢很正常甚至有必要,但關心到要拿起相機來記錄,還拍了一堆不相干的畫面,好像有點太誇張了吧?

「這裡」與「那裡」,互相注視的目光

4年過去了,我還是不太懂丈夫這麼做的理由,直到我最近訪問了波蘭報導文學作家,《向日葵的季節》(Sezon na słoneczniki/Season for Sunflowers)的作者伊戈爾.T.梅奇克(Igor T. Miecik)。當我問他為什麼去烏克蘭報導,他說:「理由很陳腔濫調,因為烏克蘭發生了戰爭,世界各地的報導者都去了那裡。」我才明白,拍下電視上的畫面,是曾經當過記者的丈夫「去那裡」的方式。有趣的是,這些捕捉了那天台灣電視百態的照片,同時也呈現出了「在這裡」,或說,陳列出「那裡」和「這裡」之間,各種不同的光譜和灰階。

4年前,烏克蘭對我來說僅只是一個遙遠的「那裡」,是我心儀的猶太裔波蘭作家布魯諾.舒茲(Bruno Schulz)曾經居住的城市德羅霍貝奇(Drohobycz/Drohobych)所在的國家。我雖然想去那裡朝聖,卻從未想過要深入瞭解德羅霍貝奇和烏克蘭錯綜複雜、被多個國家──波蘭、奧匈帝國、俄羅斯──殖民統治的歷史,以及這些歷史對今日烏克蘭的影響。

2014年1月,我們已從台北回到波蘭克拉科夫,獨立廣場抗爭持續進行,丈夫每天看相關新聞,偶爾也會對我訴說他的憂慮,曾經遙遠的「那裡」,在地理上及心理上愈變愈近。然而,真正感覺到「那裡」變成切身相關的「這裡」,則是在我看到烏克蘭作家安卓霍維奇(Jurij Andruchowycz/Yurii Andrukhovych)於1月24日刊載於波蘭《選舉報》(Gazeta Wyborcza)的公開信。

報紙上,我讀到這位和我有一面之緣(我們都是舒茲的譯者,曾經同台講座)的作家描述烏克蘭正在發生的事。他說,亞努科維奇的政府用暴力手段迫害、威嚇抗爭者,甚至在1月16日立法限制抗議行動及言論自由。不想活在這樣的獨裁國家,烏克蘭的人民戴著安全帽及面罩再次走上街頭抗議,有些人甚至手持木棍。他們不是政府口中的「激進分子」或「煽動者」,而是在面對特警部隊和狙擊手時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別無選擇⋯⋯。

後來,我開始在新聞網路和臉書上關注烏克蘭,看到了2月18日亞努科維奇的政府對人民開槍,進行血腥鎮壓,看到烏克蘭東部戰爭的陰影、克里米亞(Krym/Crimea)危機、亞努科維奇逃亡、新政府上台⋯⋯除了新聞,我也閱讀烏克蘭的文學作品(我讀的是波蘭文的翻譯),希望能多多瞭解這個國家的歷史與文化,也將烏克蘭詩作翻譯成中文,和台灣的朋友分享。情況就這樣持續到3月。3月18日,台灣爆發了太陽花運動。台灣的年輕人與公民團體不滿政府草率通過服貿協議,走上街頭,占領立法院,並且號召社會大眾加入支持。

於是,我的位置和丈夫互換了。現在是我在「這裡」,焦急地觀看我遠在「那裡」的故鄉。就像我因為獨立廣場抗爭而開始進一步瞭解烏克蘭,我也因為太陽花運動,第一次試圖深入瞭解我的故鄉,以及在這塊土地上錯綜複雜的歷史,還有這些歷史如何影響今日的台灣。

台灣太陽花,烏克蘭向日葵

也許是因為時間點相近,性質又有些類似,在台灣媒體及網路論壇上,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三一八和獨立廣場抗爭的比較,以及台灣和烏克蘭處境的比較。其中有些比較是有根據的,如三一八和獨立廣場抗爭都是人民不滿政府決策所發起的公民運動,年輕世代在其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有些比較則讓我覺得很奇怪,比如克里米亞的「獨立公投」是俄國勢力干預的結果,在有些人眼中這卻是民族自決,就像台灣獨立一樣。其實情況應該相反才是,如果有天台灣進行公投,要求加入中國,這才會像克里米亞的狀況。

或許是因為距離和不瞭解,很多東西在討論中容易被簡化。比如「西烏克蘭親歐,東烏克蘭親俄」這樣的說法,或是獨立廣場上的抗爭者被簡化為極右派、法西斯、被歐美勢力煽動的激進分子,不然就是都被視為反抗暴政的民族英雄。事實上,獨立廣場抗爭的運動者組成很複雜,其中有親歐派、爭取民主的運動者,還有極右派(極右派中不乏帶有納粹色彩的組織)。極右派在獨立廣場抗爭中的貢獻不可否認,但這不表示我們要全盤接受他們的理念及行為,甚至忽視他們潛在的危險性。

要怎麼更深入地瞭解烏克蘭?正當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我發現了《向日葵的季節》這本書。看到書名就覺得親切,因為它讓我想到了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當然,書中的向日葵不是台灣的太陽花,而是烏克蘭的國花,也是當地重要的經濟作物。2014年,烏克蘭東部發生了戰爭,人們忙著作戰、逃難,沒有時間採收向日葵。

從向日葵花田寫戰爭,是很有趣的視角。鏡頭拉長了,戰爭的面孔不再是畫面的中心,而是一個背景。看似疏離冷漠,但很符合現實。對許多拚命討生活的人來說,戰爭確實是一個背景,不過卻是無比重要的背景。因為戰爭,礦坑的工作停擺了,許多人拋下家鄉和原本的工作到前線作戰,許多人的家毀了卻還要被催繳貸款,許多人成了難民,必須站在超市收銀機旁販賣自己的悲慘故事博取同情,才能換取午餐用的馬鈴薯和甜菜。許多在難民收容所的孩子生病受凍,沒有保暖的衣服可穿。夏天當戰爭剛開始時所有人都認為它很快就會過去,逃難的人於是只帶了輕便的衣服上路,然而冬天到了,戰爭尚未結束,人們卻無法跨越前線回家拿衣服。

彷彿馬賽克拼貼,梅奇克用平凡人生活中的細節,拼湊出戰爭的面貌,彷彿由一個個獨立的向日葵籽組成的向日葵花心。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想寫的不只是戰爭和獨立廣場抗爭,而是烏克蘭這25年來(或者更久)的國族歷史命運,以及與其錯綜交纏的,烏克蘭人的命運。於是,他寫頓巴斯(Donbas)的礦工、克里米亞的黑道、基輔的墓園設計師、志願軍與戰俘、獨立廣場的抗爭者(在抗爭結束後仍不願離去)、現任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Petro Poroszenko)的巧克力工廠中的員工、困在難民收容所中的女人與小孩⋯⋯以及許多他在旅途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除了這些當下發生的人事物,梅奇克也寫他個人家族成員的故事。他母親的家族是從莫斯科來到頓巴斯地區的俄羅斯人,在他的家族中,也可以看到在烏克蘭社會中的分隔:有人親烏,有人親俄,有人離開故鄉,有人留下,有人信仰未來,有人懷念過去⋯⋯在書中,作者的家族史像是一把萬能鑰匙,帶領讀者穿越過去與現在,「這裡」與「那裡」的現實,以及所有處在中間的人事物。

理解的責任,對話的可能

也許,烏克蘭的現實,台灣的現實,或是兩者之間的現實,甚至世界的現實,都可以用這種馬賽克(或可說是向日葵籽)的方式陳列出來。我們可能會得到許多不相干的畫面,就像我丈夫在2013年12月某一天所拍下的一百台電視台的畫面。但是,它們真的不相干嗎?或許它們都訴說著同一個故事的不同面向?或者它們之間存在著某種蝴蝶效應的關係?台灣的命運與中美日韓有著某種微妙的相關性,而這些國家的命運又與俄國、中東、歐洲的命運有相關性,那麼,或許在某個我們看得到或看不到的地方,在某個重要或不重要的環節,台灣和烏克蘭的命運也有關聯。

如果關聯是存在的,理解就成了一種責任。有了理解,我們在觀看他人和自身的時候,才不會帶著過多的投射,不會老是急著「看看別人,想想自己」。當然,觀看別人的目的之一是觀察自己,但這樣的比較只有在清楚看見異同之時,才有意義,而看見差異又比看見相同更困難、更重要一些。

理解了自己和他人,台灣人就能在外國人(比如烏克蘭人)面前呈現自身,並且同理對方的處境,對話、友誼和合作於是變得可能。獨立廣場和太陽花運動雖然相隔遙遠,但感謝網路,意外地帶來了一些台灣和烏克蘭的對話。太陽花運動期間,一群烏克蘭學生拍攝影片,在網路上為台灣人加油。台灣旅遊作家葉士愷深受感動,親自到烏克蘭感謝這群學生,還在基輔當地的報紙登廣告聲援烏克蘭。除了政治、社會上的交流,我們也可看到文化上的交流。我所翻譯的烏克蘭詩作,後來促成了烏克蘭女詩人歐克珊娜.烏齊西娜(Oksana Łucyszyna/Oksana Lutsyshyna)來台參加台北詩歌節,一名台灣學生因此對她的詩作產生興趣,於是寫了論文研究,後來甚至遠赴烏克蘭學習烏克蘭語⋯⋯

4年過去了,台灣和烏克蘭都在太陽花及向日葵的季節過後,努力在新的現實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們看到了《向日葵的季節》的出版,或許有一天,我們會看到一本台灣的報導文學,從太陽花這個事件出發,但它所延伸出的花瓣會觸及到台灣的歷史與當下,並且涵蓋社會中各種人的命運。 (本文為《向日葵的季節》一書推薦序,衛城出版社授權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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