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旺霖X吳欣澤X吳耿禎
流浪歸來,仍在路上──關於《走河》,與他們仨的創作之路
攝影
謝旺霖(右)與吳欣澤。
謝旺霖(右)與吳欣澤。

2005年,雲門舞集第一屆「流浪者計畫」成果發表後,有人問計畫發起人林懷民感想如何,他回答:「重點不是 presentation(發表),我們要看10年後,這些人變成什麼。」

2018年,第一屆流浪者謝旺霖繼《轉山》後出版第二本書《走河》,書寫他從恆河出海口獨自徒步溯往源頭,對於外在與自我、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觀照與反思。他找來第一、第二屆的流浪者好友合作,剪紙藝術家吳耿禎設計封面,西塔琴演奏家吳欣澤作曲。這本書,12月獲得被視作國內文壇最高榮耀「台灣文學獎」的「散文金典獎」。

他們3人的生命都因這場流浪改變。不變的是,10年後,他們仍在創作路上。

2018年8月,《走河》在誠品高雄大遠百店的新書發表。
台上正播放新書介紹影片,背景音樂的西塔琴鳴吟,像在空氣中撥出一道道水流,在亂石中困滯亂竄,接著一點點鑽出石縫,涓滴聚為細流,細流匯成小河,從四面八方往下游奔騰。
穿著黑衣黑鞋、暗色牛仔褲的謝旺霖,從旁邊的木斜坡悄悄向下移動。河水翻過谷地、流過淺灘、拍鈍河灣岩石的稜角,噶瑪蘭語吟哦聲中,他已混進台下觀眾,笑著低聲招呼來參加的朋友,抬頭望向講台,像位普通聽眾。
密如蛛網的流水收攏成悠悠長河,奔向大海。樂音淡出,主持人唱名,「歡迎作者謝旺霖」。
他如學生突然被點名般低頭跑上階梯,接過麥克風,頭一抬,雖早已演講數百場,拘謹神色仍彷彿人生初次上台。

勇者與凡人間,認知斷裂

2004年,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捐出獲得的行政院文化獎獎金,成立「流浪者計畫」獎助年輕人獨自背包窮遊,在路上和他人對話,也與自我對話。「流浪,讓新鮮的事物進來,刺激自己;隔一段距離看台灣,看日常生活,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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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山》問世10年後,謝旺霖出版第二本書《走河》。(攝影/曾原信)
《轉山》問世10年後,謝旺霖出版第二本書《走河》。(攝影/曾原信)
同年底,獲首屆獎助的謝旺霖在雪季單騎滇藏公路,花2個月從雲南翻越數座海拔4、5千公尺以上的大山,抵達西藏。為證明沒有揮霍這筆林懷民攢下的基金,他將這趟幾乎讓他送命的騎行寫成《轉山》,引發轟動。書中詳述的沿路艱險,剖白的絕望自疑,毫不妨礙人們對他這趟壯遊的嚮往,或投射自身的冒險冀望。
他人想像的謝旺霖,與他的自我認知出現斷裂。「別人說我勇敢,我卻不這麼覺得。面對這些,有時我會覺得很混亂。」
演講、活動邀約不輟,好評、期待紛湧而來。謝旺霖當時告訴這本書的企劃經理曾文娟:「若我因為《轉山》變得驕傲,妳一定要告訴我。」
10年後《走河》出版,曾文娟擔綱總編輯,她受訪時說,她眼中的謝旺霖,依舊單純、害羞、不喜人群。
謝旺霖始終沒能習慣舞台,比起當個台上矚目的「流浪勇者」,他在台下反而自在。「進步」的是,就算總緊張地手心冒汗,他仍繼續透過演講,與讀者相對。
演講幾乎是他唯一跟讀者互動的機會,當作家們在臉書回覆讀者留言、開直播,他不用任何社群媒體,很晚才買智慧型手機。雲門2藝術總監鄭宗龍因獲選第二屆流浪者與謝旺霖相識,形容他:「堅決頂在時代浪頭的尾巴,非常罕見。」
謝旺霖沒臉書,極注重每次與人相處的時刻。高雄那場分享,聽得出他有些停頓與分神,原來是留意到台下有位聽障朋友,他擔心現場沒即時字幕,不確定對方是否理解,「突然希望大家都不在場,我可以慢慢說給他聽。」分享會結束後,他和對方聊了許久。
大概是大學雙主修法律、政治的訓練讓他洞悉人心;也可能是旅途中受到太多無以回報的人情;又或者自小父母離異,來去兩個家庭間讓他學會察言觀色。我們採訪幾位謝旺霖的朋友,他們一致提起他的細膩與替人著想,且總是記著別人的好,鉅細靡遺到朋友都覺得離譜的程度。
「我上回和謝旺霖一起講座,他講到他還沒成名前,有次我們樂團發片,我拿CD給他,還請他吃飯,」原本邊說話邊撥弄西塔琴的吳欣澤,突然停下撥弦的手。「他竟然記得那天吃什麼,記得我不吃肉,把肉給他吃,」他瞪大眼,「拜託,十幾年前的事,我都快忘了。」
謝旺霖補充當時他們去吃我家牛排。「早期比較窮,窮到酸,誰請吃一頓飯就會銘記在心。那時大家什麼都沒有,誰先有份工作,就請吃飯。」
什麼都沒有,或許更能輕裝上路。謝旺霖是首屆流浪者中最早出發的,流浪歸來後,他去聽「西尤島融合樂團」演出,和他同屆的流浪者吳欣澤是主唱兼西塔琴手。「吳欣澤是非典型的,初次見面,就招呼了我的屁股。」謝旺霖內斂,吳欣澤外放,兩人個性又有相通的細膩成分。這掌非典型招呼,開啟15年的友誼。

以恆河為師,尋覓西塔琴的根

吳欣澤有客家與噶瑪蘭族血統,家裡男生都會彈吉他,女生都會唱歌。他幼時有閱讀障礙,自然而然喜歡上貼近感官直覺的音樂與體育。國一初次在CD中聽到西塔琴的聲音,又因披頭四樂團吉他手喬治.哈里遜(George Harrison)發現這印度古老樂器能加入流行樂,讓他對這乍聽下像貓叫,又似能演繹星星在宇宙中移動的聲音感到好奇。
西塔琴在台灣是冷門樂器,他在淡水手工藝品店找到一把,用這把琴和同好組了西尤島融合樂團,以琴聲與噶瑪蘭語,演繹自然與傳說故事。
認識吳欣澤的人,都知道他想去印度尋西塔琴的根。他教吉他的樂器行老闆娘告訴他流浪者計畫消息,他寄出3首demo帶報名,2005年初,謝旺霖回來不久,換他飛往印度。
他光西塔琴的瑜珈坐姿就練習2個星期,「你得與琴保持協調,就算把手放開,琴也不會倒下來。」他彈撥琴弦,吟唱幾個音律,是森林裡的猴子與鳥,也是窗外路過的卡車。
在瓦拉納西學琴的時候,恆河是他的老師。「看著河就知道怎麼彈,河會教你,」採訪時不斷咧出孩子氣笑容搞笑的吳欣澤,撥開蓋住眼睛的長髮,整個人正經起來,「西塔琴代表環境的聲音,人聲是生物想法以及地球運作的思想。簡單來說,它的音樂理論就是大自然配上生物,在世界上運行的概念。」

黃土高原上的思想碰撞

網路與智慧型手機普及前的流浪,更接近流浪本質。第二屆流浪者吳耿禎的計畫,是去陝北黃土高原學當地歷史悠久的剪紙藝術。
通過計畫面試時,他正將家鄉鹽水溪的印象透過木板剪裁,做成10米長寬的建築系畢業製作「冥河」,林懷民跑去看他做作品,展出時又去一次,知道作品太大沒地方放,把雲門倉庫借給他。
吳耿禎啟程的2006年,iPhone還沒發明,他的目的地遠離觀光區,資訊不多,流浪者計畫的專案負責人介紹謝旺霖給他認識,分享在中國旅行的經驗。
到了陝北,他沿途尋人探路,與居民在窯洞同住共食。他看見年輕一輩搬進水泥樓房,剪紙從民間技藝轉為官方推廣的「文化財」,取材土地與窯洞生活,粗獷接地氣的構圖,因銷售考量,變得越來越繁複。
「屏除以往看過的資料,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懷疑。那種經驗,是現在的時空很難造就。現在已經不會那麼不方便、不會那麼需要你去碰撞了。」
他背著旅途中蒐羅的各式紙張回台灣,立刻面臨就學貸款壓力。「謝旺霖採訪第二屆的雲門流浪者,我們漸漸熟了,他剛好在寫《轉山》,那段時間我們都滿貧困的。」

各自開展,卻又相互牽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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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首位西塔琴專職演奏家吳欣澤。(攝影/曾原信)
國內首位西塔琴專職演奏家吳欣澤。(攝影/曾原信)
流浪隔年,西尤島融合樂團發行華人世界首張西塔琴專輯《亞洲的心跳》。吳欣澤是國內首位西塔琴專職演奏家,「有人問我會不會餓死,我都說我有在演唱會上班。」
以吉他手身分獲得國內外多個獎項的吳欣澤,同時在蔡依林、陳昇等歌手演唱會中擔綱吉他伴奏,但創作重心仍以西塔琴為主。樂團的聲音逐漸被世界聽見,從2011年開始受邀前往日、德、愛丁堡等地音樂節演出,今年(2018)則在韓國全州國際音樂節登台。
陝北流浪,讓吳耿禎思考剪紙的意義,不應只是單純的裝飾品,而是反映人與環境的關係。建築系畢業的他沒當建築師,選擇拿起剪刀,投入失傳中的剪紙藝術。
借放在雲門倉庫裡的《冥河》,讓他申請上朱銘美術館的駐館藝術家,他不停地剪,接獲創作邀約,進而舉辦個展。2010年,他在Louis Vuitton「Journey In My Mind(心中的旅程)」藝術徵件計畫獲得首獎,近年除了與愛馬仕(HERMÈS)等國際品牌合作,也在台灣以藝術創作介入社區,扣連人與土地。
回顧這些年的歷程,吳耿禎覺得好像衝太快、一下子就被看見。「沒那麼想追求這些,但是命運駛來,想逃也逃不掉。」
他們一下子擁有很多,好似河上游的水流終於擺脫窒礙,奔赴四方,卻又因為有共通牽繫,就算各自開展,仍相互照應。雲門流浪者間常有合作,鄭宗龍舞作《在路上》邀吳欣澤演奏西塔琴,明年(2019)演出的舞作《毛月亮》和吳耿禎合作視覺設計。
謝旺霖說:「大概大家都是這樣過來,有機會,互相支應;無法合作,也有激盪與支持。」

苦行印證寫作真心

29到33歲,謝旺霖數度前往印度,背著簡單行囊,沿著恆河旅行。30歲,他從東華大學博士班休學,花100多天,從恆河出海口走到冰川源頭。
為什麼去印度?他不明所以。為什麼走河?他答不出具體理由。步履孵成文字,每趟旅程,他都帶回一些沿途書寫的筆記。
恆河行腳,似可成為下本書的素材,他又冒出疑問:「為什麼我去一個地方就要寫?去西藏寫轉山,去印度寫走河,我說服不了自己,我個人旅途,干人家什麼事?」
他試過寫小說,但每當拐到別的彎處,河畔的生老病死、誤點的火車、巷子裡踱步的牛⋯⋯旅途中那些人與事,又不斷流入腦海。
那時他已在政治大學博士班念到第三年,差論文就能畢業。「當然可以先寫書再寫論文,但創作不好,你可以推給博士生要做研究,做研究的時候,又說我要創作。那條路斷不盡,總有個東西跟你招手。」
他的解法,是讓自己沒有退路。2014年9月,他讓自己被退學,拿出已泛黃的印度筆記,每天坐在電腦前寫寫改改。
彷彿苦行才能印證真心,就像走河半途,明明有條大馬路,他偏要岔入張狂的芒草與蘆葦叢,貼著河道走,才覺踏實。
他想著要怎麼讓《走河》和《轉山》不同,並非為了超越,是不想再複製自己的經驗。「生命告訴我,我已經不一樣了,不能接受再用舊的思考模式去做這些東西。」
但怎麼寫都寫不好。「覺得很奇怪,所有事情都是親身經歷過的,為什麼寫不出來?我每天問自己,覺得快瘋掉,」他懷疑,自己好像不會寫作了。
這條自找的路,究竟對不對?《走河》文句間,不斷閃現他的自我質疑。
他在芒草叢迷路,除了身旁的恆河,無從辨別身處何處。恍恍惚惚,他想著老同學們,不是沿著學院階梯高升,就是已晉任主管。他自忖,老是疏遠熟悉環境的自己,「是不是和現代社會間存在妥協,其實又深藏著一種不適應的表現?」想到這,他大罵:「幹!你甚麼時候才能學會心無旁鶩的一直走?」
寫作卡關到極致,他讓自己更退無可退,放把火,把已寫7、8萬字的《走河》手稿,連同印度筆記全燒了。「成敗不重要,出版與否不重要,但我一定要做。若我做不好、被淘汰,就去做別的事。」
「謝旺霖答應做一件事,就算不見得立刻抓到靈感,也會比別人認真投入,」吳耿禎形容,「他就像漂浮在另一個創作時空,那裡的時間,和我們不一樣。」
這段卡住的時光,每當接到謝旺霖的電話,鄭宗龍就知道他們要出去走走,山上、野溪、海邊,蓋個遮蔽物,露宿袋一鋪,有一搭沒一搭聊天,累了就睡,「去暫時逃脫或呼吸的地方」。
吳欣澤則付出直爽的關心,「沒事亂他一下,打給他叫他不要寫了。」他自認無法理解謝旺霖壓縮又痛苦的創作方式,「對我來講,堅持過頭的人都有點問題,後來發現他是真正的苦行僧,不是幾天夏令營式的苦行,是用整個生活苦行,而且不被社會改變,我滿佩服的。」
創作時空得有收入才能運行,謝旺霖斷續打工,楊牧、陳義芝兩位作家教授請他擔任助理,讓他付得出房租。到後期,他幾乎全心寫作,有回鄭宗龍去看他,發現冰箱只剩15顆水餃。他再不濟也不虧待朋友,全下鍋煮給鄭宗龍吃。
就像下雨前要積聚水氣,謝旺霖寫得很慢,「寫下最真的東西,先一個字、一個句子,再把句子接在一起。」
因為不確定,啟程後仍頻頻回首。「林懷民老師不知從哪聽說這件事,有次罵我:『你怎麼可以邊寫邊當編輯?一次寫完再改,沒有人一邊編舞一邊rehearsal(排演)的。』」他聽懂了,要自己把目光放在眼前路。
敘事人稱從《轉山》的「你」到《走河》的「我」,謝旺霖不再追求文字的戲劇性與抒情,而是海明威寫作那般的冰山一角。紙頁上的文字如浮冰,底下有他埋藏的隱喻,例如〈細小的殺戮〉,他用4頁描寫殺死一隻蟑螂,看它被螞蟻肢解、抬走。蟑螂像在不堪角落卑微生存的人,如騙子、如掮客,貌似可憎卻生命頑強。還有一群無聲者,看似沒有威脅,又能將生命拆解於無形。
期待讀者理解嗎?「是我個人的表達,別人可以不接受,但我清楚這些東西是怎麼寫出來的。」
但畢竟這些文字要面對普羅大眾,他拿著稿子詢問不少人的意見,林懷民認為有許多將盡未盡之處,提出不少問題。「老師問我,你到菩提迦耶,為什麼哭?我說,我前面已經寫我迷路那麼久,難道不能哭嗎?他說,但你也要交代一下啊!我就補兩、三句話,解釋自己半途有搭幾段車,認為自己憑什麼覺得苦,所以才哭。」

用剪紙與音樂,想像一條河

他決定不在書裡放任何照片。「印度的表面與形式比較不同,我不希望(影像)變成獵奇。」這些照片該由他帶著,在每場講座中解釋他的觀點與狹隘。「大家都在做影像,但我不要跟大家一樣。我覺得反骨就在這裡,越沒有人要做的事,我就比較想堅持下去。」
抽離影像,預先為讀者摘掉有色眼鏡,但面對這條長河,總要有個能盛放想像的載體。他問曾文娟,我們請吳耿禎剪一條河,好不好?
吳耿禎的剪刀,將《走河》的文字鉸成一具斜躺的人體,肉身如河,印度的象神、建築、人生百態、綿長時空,悠悠流過。吳耿禎說,他沒去過印度,「這是我跟《走河》文本對話後,很自我的一張作品。」
視覺之外還有聽覺。「謝旺霖宣布書名叫《走河》時,我就覺得,啊,easy啦,我本來就跟河流很親密,沒有問題。」吳欣澤曾一連4年,每年2個月回到瓦拉納西恆河畔學西塔琴,開始在世界走動後,他喜歡觀察人與河的貼近。
走河的編曲意象是順流而下,「雖然謝旺霖強調他的走河是從出海口開始,但我不理他,我照原本河流的方式,沒開頭不要講結束,」吳欣澤把自己化作那波水,「他(謝旺霖)有點悲觀主義,所以曲子前面很痛苦、水流不動,後面漸漸激烈,出海口是平靜的。」
無論終點是源頭或出海口,水的循環,原就沒有開始與結束,創作亦然。謝旺霖將《走河》視做收束,從印度行腳到成書,蜿蜒崎嶇的8年,像是驗證自己對寫作有多堅持的試金石,現在他可以開始做別的事,例如寫小說。

讓社會特立獨行的本錢

10年前一場訪談中,記者問林懷民:「你希望社會怎麼看流浪者計畫?」他說,希望這些出去再回來的人,讓將來的社會,比較有特立獨行的本錢。
10年後仍彈著西塔琴,吳欣澤的心是喜悅的:「我知道百來位流浪者中只有少數有這樣的機運,我覺得很滿足,至於影響,留給下個10年讓別人期待。很少創作人回頭看自己的創作歷程會覺得幸福,很難得也幸運,我是其中一分子。」
這些年,謝旺霖不時自問流浪者的力量究竟在哪裡?「大概是集合願意這樣去流浪的『我』,變成『我們』,不只是完成自己,也讓社會有一些聲音、一些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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