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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法》遲無進展,政變後流亡在台的土耳其家庭何去何從?

土耳其政府在2016年弭平政變後,撤銷超過數十萬海內外公民護照,許多在台土耳其人也面臨被遣返或必須在海外尋求政治庇護。(攝影/陳曉威)

2019年3月,《報導者》刊登〈政變下的國際孤兒──在台土耳其人的告白〉,報導一群土耳其「葛蘭運動」相關人士,因受到土耳其政府的肅清流亡在台。這群「葛蘭」土耳其人卡在台灣缺失的《難民法》上,遲遲無法得到庇護,面臨護照到期、遭驅逐出境的危機。一年過去了,200多位在台土耳其人中,僅剩不到20位「葛蘭」土耳其人在台灣,他們現在如何維持生活?受到「中國因素」等各層面影響,台灣《難民法》始終無法有進程,此時我們可以有什麼務實的過渡方式?

去年10月29日,是土耳其女孩依琳最好的朋友那蘭離開台灣的日子。

知道那蘭要離開時,10歲的依琳覺得「那像是閃電打到我的頭那樣」,伊琳用小手指輕敲在頭上,形容當時的打擊,「我當時在這裡一起玩的朋友都離開了,以前這裡好多小朋友好熱鬧喔。」依琳在房間秀給我看那蘭送她的,一條繡滿藍色小花的手帕,在那蘭離開那天,她在手帕上面畫上一個笑臉,紀念朋友的遠行。

2016政變後,數百土耳其人被迫離台

那蘭的母親因在台灣時於「葛蘭運動」組織
葛蘭運動由伊斯蘭思想家葛蘭 (Muhammed Fethullah Gülen)啟發,始於1960年,是以教育和服務(Hizmet)為核心,推動跨宗教文明的溝通對話運動。他們在土耳其境內成立許多學校 、醫院、媒體、非政府組織等單位,影響擴及900個土耳其行政區,除了在教育上根深,高階官員中,司法部門和警方在政變前有分別30% 和50% 是來自葛蘭運動成員。全球各地目前估計有500萬支持者,並在全球有140多個國家建立教育機構,推動志願服務活動,也包括台灣。
葛蘭運動原本與艾爾多安所屬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因追求民主化而接近,但2009年後艾爾多安轉趨保守專制,雙方開始出現分歧。2013年,艾爾多安家庭被踢爆土耳其現代史上最大貪污案 ,艾爾多安懷疑是葛蘭背後操弄,開始清查與葛蘭有密切關係的官員和單位。政變之後,葛蘭被指稱是政變的幕後黑手 ,政府合理以打擊「恐怖份子」為目標展開對政敵的肅清。
相關的台灣福爾摩沙協會工作,在2016年土耳其政變之後,成為土耳其政府清查的對象;父親做代購生意的合夥人在土耳其也被抓,因此無法返國。

那蘭一家的土耳其護照不到一年即將到期,他們擔心一旦前往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以下簡稱辦事處)換證,對方會扣留他們的護照,並遣返他們回國,只好在2019年10月離開台灣,現於美國申請庇護。本來10個土耳其家庭一起住在新店郊外的大樓社區,卻紛紛因相似的問題離開,現在只剩下依琳和另外一個家庭。

依琳一直很開朗,隨父母搬到不同國家都能很快適應生活,但那蘭離開後,當天她獨自縮在上層床舖的角落哭了一個多小時。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兒這樣哭,」依琳的母親心疼地說,

依琳的弟弟,今年7歲,坐在姊姊旁邊說:「我那天也很想哭但眼淚沒有掉出來。」

他翻開一本爸爸給的厚重湖藍色年曆本,用紅筆把那蘭離開台灣的日子圈起來,本子上也有好幾個紅色圈圈,也都寫上早些離開台灣的土耳其朋友們的名字。

「一個一個離開台灣,我們也只是等什麼時候換到我們,」依琳的爸爸一邊數著在土耳其政變後離開的家庭,一邊平靜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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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被扣留護照遣返回國,在台灣的土耳其家庭紛紛離開,原本聚居的社區現在只剩下依琳和另外一個土耳其家庭。(攝影/陳曉威)
擔心被扣留護照遣返回國,在台灣的土耳其家庭紛紛離開,原本聚居的社區現在只剩下依琳和另外一個土耳其家庭。(攝影/陳曉威)

一切緣起:土國政府對「葛蘭運動」的清算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軍方無預警地發動軍事政變,一天之內隨即以失敗收場,造成約300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指稱這場政變是由流亡在美國的葛蘭(Fethullah Gülen)及其組織成員發動(註)
葛蘭在多篇受訪中否認艾爾多安政府的指控,包括在政變後兩個月,接受轉角國際《全球瞭望》的專訪,表示艾爾多安若有他指使政變的證據,應該早就大肆宣揚。
府正式名列為恐怖組織「FETÖ」 (Fethullahçı Terör Örgütü; Gülenist Terror Organisation)──大規模肅清,對象也包括其他反政府者。
截至2019年7月,約有54萬人於政變後遭到關押調查,超過15萬包括公職人員、老師、官員、法官和學者等被解僱,其中涉及葛蘭運動的被關押者有69,259人已遭審判,還有155,560人仍在接受刑事調查。被指稱和葛蘭有關的3,000多間學校機構
包含學校、學校宿舍和大學。
、200間媒體和1,500間非營利組織也遭到關閉

政變之後,艾爾多安政府撤銷超過數十萬海內外土耳其公民護照,包括在台土耳其人,也遇到護照被辦事處沒收的情況,面臨被遣返或必須在海外尋求政治庇護,土耳其情報局更在柬埔寨阿富汗東歐地區等全球18國,強行綁架帶走涉及葛蘭運動者。(更了解其他在台土耳其人遭遣返處境,請延伸閱讀:〈政變下的國際孤兒──在台土耳其人的告白〉。)

留學生一夕間變「恐怖分子」

政變發生當天,瑞拉人就在土耳其。

「我和家人一起喝著土耳其的熱茶,聊得正開心,打開電視,看到政變的新聞,我們都傻了,大家很害怕,不敢出門。我們開始把有關葛蘭運動的書全部翻出來,並檢查書裡面有沒有我們的名字,我和爸爸在那天半夜,偷偷把書拿去外面丟掉,我們走到很遠很遠的垃圾桶,一路上非常害怕會有警察。丟掉之後,發現家裡有一些,我們就直接燒掉,怕警察凌晨進來查,我們就會被抓。」

「有些朋友甚至用洗衣機絞碎葛蘭的書,」瑞拉整理著她手上還僅存在台灣的葛蘭運動相關書籍,一邊補充。瑞拉自2014年開始在台灣求學,先學了2年的中文,因為喜歡台灣的生活,選擇就地申請大學,目前大四。原本她每年都會回土耳其與家人團聚,政變後她隨後到台灣,接著一整年都不敢回去;和她同住的土耳其室友,也在過去3年沒能見到母國的家人。

政變之前,本來有200多位與葛蘭運動相關的土耳其人在台灣工作或求學,其中3個葛蘭運動的組織──土耳其商貿協會、安那托利亞福爾摩沙協會、福爾摩沙學會──在台也相當活躍,多年來促進台土的文化經濟交流。政變之後,3個組織陸續因無經濟支持而停止運作,在台的葛蘭土耳其人也只剩下不到20位,部分帶著被捕的恐懼回國,部分逃到澳洲、美國、荷蘭等地尋求政治庇護。

「本來在土耳其,能出國留學的都被認為是知識分子,我們就在一夕間變成恐怖分子,」瑞拉帶著無奈的口吻說,周圍的親戚朋友也從政變後,開始罵他們是忘恩負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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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拉將自己住處有和葛蘭運動相關的書籍整理成袋,交給伊琳的父親。(照片提供/陳映妤)
瑞拉將自己住處有和葛蘭運動相關的書籍整理成袋,交給伊琳的父親。(照片提供/陳映妤)

透過朋友,才知道自己在政府清洗名單上

同樣在台灣生活的巴瑞,他的名字已經被清楚列在政府內部要清洗的名單中。巴瑞私下付了300新土耳其里拉(約新台幣2,700元,依2017年時的匯率換算),請在政府單位工作的檢察官幫他進到土耳其司法系統裡查看紀錄。朋友透過WhatsApp傳照片截圖給他:

第一行:「巴瑞,2017,FETÖ(葛蘭恐怖組織)」 第二行:「現場直接逮捕。」

巴瑞回不去土耳其。他已經在台灣10年,曾參與許多土耳其商貿協會(Taiwan-Turkey Business Council, TTBC)的活動,積極促使台土兩地的交流。在政變之前,他每年暑假幾乎會當志工導遊,帶台灣團到土耳其旅行,參與者包括大學老師、媒體人員、教授、政府官員和學生等。他也與台土雙邊的外交單位保持良好關係。自台灣的大學畢業後,目前在科技公司擔任工程師。

政變後,先是支持土國政府的在台土耳其人,將巴瑞和其他十幾位在台牽涉葛蘭組織的居留證資料,公開在Facebook專頁上
十幾位在台葛蘭土耳其人的居留證資料被刊登在名為Turkish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的Facebook專頁,這是一個未在台灣有實體存在的單位,後來專頁也關閉。巴瑞將當時的畫面截圖留檔。
,包含他們的大頭照和在台的居住地址。巴瑞在台灣的姊夫也在政府欲肅清的名單上,姊姊與姊夫於是收掉在台灣開的土耳其餐廳,2018離台到澳洲尋求難民庇護。巴瑞現居台灣,但也可能幾年內需要走上離台之路。

「我們不是恐怖份子,好幾年我們都在努力讓台灣和土耳其的關係變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待下來,」巴瑞百般無奈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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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瑞在台灣10年,曾參與許多土耳其商貿協會的活動,積極促使台土兩地的交流。(攝影/陳曉威)
巴瑞在台灣10年,曾參與許多土耳其商貿協會的活動,積極促使台土兩地的交流。(攝影/陳曉威)

他們的家人:有人搭船偷渡,有人入獄

他們的家人,一些被關押,一些逃亡,一些仍生活在擔心被拘捕的恐懼之中。2019年1月的冬夜,薩米得知父親決定要搭偷渡船到希臘,當時他在台北的大學宿舍裡。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整個晚上都在做禮拜,不斷祈禱爸爸平安。」

薩米今年23歲,5年前到台灣念法律系,他的爸爸是支持葛蘭的商人協會會長, 曾政變後遭關押,但在獲假釋後被限制出境。於是決定偷渡離開母國。

他的父親付了土耳其人蛇集團2,000歐元(約新台幣67,600元)後,在一日晚間上了船。家人在各地祈禱,他和弟弟一起在台北的宿舍做禮拜,直到確認他平安抵達希臘。

「問爸爸船上發生什麼事,他始終不願透露,」薩米淡淡地說。

在薩米的父親順利抵達希臘後,剩下他母親獨自在土耳其,她日夜擔心自己也會被拘捕,因此決定隨丈夫的腳步,搭偷渡船離開。

「那是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人口販子,我從台灣打過去,請求他算便宜一點,讓我媽媽和她兩個朋友可以順利逃出。」薩米用剩餘的獎學金湊錢,寄給母親,幫母親購買偷渡的船票,那天母親搭的是半夜的船班,他一樣做了幾小時的禮拜,直到確認母親安全為止。

上萬人到歐洲申請政治庇護

光是2018年,到歐盟國家、挪威和瑞士申請庇護的土耳其人就有24,000人,其中多數為受政府政治迫害的族群,主要是涉及葛蘭運動或被指控與葛蘭運動相關的人士,還有些許其他土耳其的反對派。

近幾個月敘利亞西北部巴瑞利卜省(Idlib)為敘利亞政府最後收復之地,超過100萬人流離失所,土耳其政府今年宣布將打開難民通往歐洲的門戶,百萬難民可能再次登陸歐洲(註)
即使在逃亡路上的難民從沒停過,但最新一波湧入歐洲的難民潮再次受到關注,因敘利亞西北部伊德利卜省(Idlib)為反政府軍最後防守的省分。土耳其政府決定大開難民從土耳其往歐洲的門戶,像是讓提供偷渡船到希臘的人蛇集團,從收取費用幾百美元到現在只要15美元。土耳其政府以此作為政治籌碼,向歐盟施壓,希望取得政治利益,包括歐盟承諾持續提供土耳其鉅額金援,以及歐盟對敘利亞內部情況採取行動。首當其衝的希臘,在難民大量移入的壓力之下, 在3月1日表示將停止接受庇護申請1個月,隨即遭聯合國難民署譴責
,歐洲各國恐對難民更趨保守,讓許多有需求在歐洲申請庇護的人,面臨更多的困難。

今年24歲的黛西,她的父親因在土耳其的公共電視台工作,同時也是爭取勞工權利的非營利組織創辦人,目前已在獄中2年半,並且仍在等待審判。

被捕的當時,首都安卡拉的監獄已滿,她的父親被送到距離安卡拉3小時外的郊區。黛西聳著肩說:「爸爸很樂觀啦!都在幫忙監獄裡的人,他都說,忍耐一下,再幾年就可以出去了。」

入獄者嘗試記錄不人道待遇

黛西在4年半前來到台灣的華語學校,結束後繼續念大學,每週從母親那裡得知爸爸在獄中的情況。

「因為現在監獄裡的人平均受教水準很高,他們在監獄裡面會互相交換資訊,爸爸在獄中學英文,同時申請了遠距大學的住宿與管理學系,本來要念4年,但他成績好,預計今年暑假就可以在獄中畢業,」黛西稱父親和許多葛蘭人士乾脆把監獄當學校
土耳其的監獄受教權是被保護的。只有在政變一開始的緊急狀態下,不能在監獄裡念書。
,目前土耳其有兩間大學
阿納多盧大學(Anadolu University)與阿塔圖爾克大學(AtatürkUniversity)。
可以開放在獄中就讀,獄中的人會請家屬送課本到監獄,他們可以在獄中完成學位。

不是每個監獄都如此幸運,根據歐洲新聞台的報導,受訪者當時在土耳其監獄,和22人被關在一間窄小的牢房,水和食物匱乏,書籍連祈禱用的可蘭經都沒有。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土耳其人權組織「Advocates of Silenced Turkey」等單位也指出,被關押者在獄中及警察拘留期間遭受酷刑虐待,更有超過1萬名女性以及幾百名6歲以下的孩子在獄中面臨不人道待遇。

黛西父親在獄中也碰到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每天記錄,希望在政治情勢好轉後,這些可以證明獄中的真實情形,「監獄管理員叫我爸不準寫,他不聽,還叫我媽幫他送彩色筆,爸爸還在獄中分送給獄友,鼓勵大家寫。」

他們自己:生活補助斷炊,受同胞威脅而低調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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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米在台留學的生活費原本由台灣土耳其商貿協會提供,現在協會關閉,薩米除了白天要面對學校的課業,晚上偶爾還要到夜市打工。(攝影/陳曉威)
薩米在台留學的生活費原本由台灣土耳其商貿協會提供,現在協會關閉,薩米除了白天要面對學校的課業,晚上偶爾還要到夜市打工。(攝影/陳曉威)

因為政變因素,在台灣的土耳其學生不只家人受到影響,自己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薩米在政變之後,原本生活費是由台灣土耳其商貿協會提供,現在因協會關閉,他需自己負擔。

「我現在在饒河夜市擺攤,跟著一位土耳其老闆賣土耳其捲餅賺生活費,薪水還不錯!」

夾在射氣球和鳳爪滷味的攤販中間,他拿著刀剷炒著牛肉片,用著流利的中文叫賣。這份工作,是他的土耳其好哥們在台灣時打工的地方,但也因好友護照將逾期,一個多月前離台,薩米因此接下他的工作。他一方面負荷系上全繁體中文的課業和考試,一週仍有幾個晚上要到夜市賣捲餅到午夜。

除了經濟層面受影響,在台灣他也被支持政府的土耳其人威脅過。一次是在清真寺做禮拜,一位土耳其人突然對他大罵「恐怖分子!」,他們差點當街打起來。薩米也在政變後失去很多朋友。在台灣本來薩米有認識大約100多位土耳其學生,之後80多人沒有和他聯絡。薩米無奈地說,「我現在難過的不是朋友消失或離去,而是難過自己對朋友的離開已感到麻木。」

黛西和瑞拉原本的生活圈也大受影響,本來會積極參與學校的社團活動,到關愛之家協助募款活動,現在也擔心碰到其他土耳其人的不友善和威脅,而盡可能保持低調。

土國內的風聲鶴唳吹到8,000公里之外的台灣。本來是葛蘭運動支持者、後來在政變後隱退的在台土耳其學者,因議題敏感婉拒受訪。另一位在台土耳其生意人,只因閱讀葛蘭組織的報紙而被指控為與葛蘭運動有關,在一次回土耳其時被拘捕,直到1年多後被釋放才返台,現在隻字不談論土耳其政治。

困境:大選後,台灣《難民法》得從頭闖關

台灣當前仍無庇護機制,這群在台多年的土耳其人,一個個離開台灣這片土地。除了土耳其之外,自2000年以來,台灣有來自香港、中國、西藏(圖博)、敘利亞、烏干達、埃及、哥倫比亞等地的人曾經或正在台灣尋求庇護。

台灣難民法從2002年行政院研考會決議開始,到2016年《難民法》草案才經過委員會審查,卻始終未能排入二、三讀。在2020年1月大選之後,《難民法》草案在立法院需從頭闖關。

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FIDH)寫給總統蔡英文一封公開信,列舉8項希望政府接下來4年能達成的人權相關議程──其中一項就是通過《難民法》。雖然選前香港抗爭者來台尋求庇護的情況,讓此議題再次受到關注,但台灣在國際的特殊政治情勢,以及社會對外來者的輿論壓力,仍讓此法推動困難。

國境問題、本國人優先是最大癥結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法務主任王曦坦承:「政府還是很怕牽扯到國境問題的法案。」人權團體十多年來倡議《難民法》的急迫性,但對目前打著注重人權牌子的政府來說,「中國因素」的各層面影響,通過《難民法》要承擔相當大的政治風險。

台灣駐土耳其代表鄭泰祥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表示,政變後,土耳其政府表示立場,希望中華民國政府不要包庇在台葛蘭支持者。

鄭泰祥認為討論《難民法》是正向的,像是因戰爭成為難民的敘利亞人應獲得幫助,但像葛蘭土耳其人的情況,是政治與司法問題,「他們是被官方認定為罪犯,提供他們庇護恐影響到兩國外交情勢。這陣子在面對肺炎的議題,我們(衛福部)部長也講,要先把自己做好,才可以協助別人。(葛蘭)組織是自己選擇,但不要把題目丟給台灣。」

即使艾爾多安與葛蘭組織之間的衝突,外界對雙方有不同的解讀(註)
這場政變後隨即展開數萬人的清洗行動,土耳其學者亨利・巴基(Henri Barkey)舉證認為艾爾多安政府自導自演,為掌控政治權力。但也有另一位土耳其政治專欄作者希拉爾・卡普蘭(Hilal Kaplan)強調葛蘭領袖已多次公開在國際媒體承認他不只是葛蘭領袖,也是政治領袖,並指葛蘭運動雖無實質政黨,已是土耳其關鍵的反對勢力。
,但客觀事實是這群人受政治迫害而無法回土耳其,符合《難民地位公約》對難民的定義
《難民地位公約》第1條第2項第1款中針對難民的定義是「基於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歧異,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
,台灣也需遵照已國內法化的「不遣返原則」,提供有庇護需求者相應的審查與保護機制。

同樣面對在台土耳其人的處境,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員廖福特在2019年《報導者》的報導也提出,台灣在解嚴前也曾有海外主張台獨或共產主義的人士,被註銷護照、禁止返台;但當時多虧國際社會提供「政治庇護」,才能停留他鄉。他認為台灣有條件逐步接納難民。

事實上,在台灣受政變波及的土耳其人,也沒有想要將這些問題丟給台灣。

在台的葛蘭土耳其社群之間互相幫忙,有人資助學生念書的生活費,有的則幫忙被迫遣返的土耳其家庭,買一張回土耳其但在荷蘭轉機的機票,讓他們可以在荷蘭就地尋求庇護。有的在其他土耳其家庭護照被辦事處沒收後,收留他們直到離開的最後一天。

一些知道他們狀況的台灣人,也試著同理他們的處境。薩米的系辦,每學期會替他申請系上的獎學金,讓他有生活的補貼。黛西也有幾個親密的台灣朋友,會聽他聊家人在土耳其與牢獄搏鬥的日子,瑞拉系上的老師,讓她在課堂上和同學分享政變後在土耳其的狀況。

有法源可幫忙,卻卡在內政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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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變後,不少在台長居多年的土耳其人,想申請在台永久居留或歸化為公民,卻在作業和制度上窒礙難行。
(攝影/陳曉威)
在政變後,不少在台長居多年的土耳其人,想申請在台永久居留或歸化為公民,卻在作業和制度上窒礙難行。 (攝影/陳曉威)
事實上,許多土耳其人長居在台灣多年,都有條件申請在台永久居留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送件須知:在台申請永久居留,外國人應於我國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之期間屆滿後,2年內申請。
,但需要有效期的護照,如果護照到期或遭沒收,便無法申請。另外若申請歸化為公民
根據《國籍法》第三條: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5年以上,得申請歸化。
,還需在許可歸化一年內,提供喪失原有國籍證明。未提出者,恐遭撤銷歸化許可
根據國籍法第九條: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齡之日起,1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於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但對於這些已被土國政府鎖定的在台土耳其人,他們無法向原國政府申請「喪失原有國籍說明」的文件。現行《國籍法》規定
根據《國籍法》第九條,有其中兩項適合在台土耳其人,不需提供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包括第三項: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第二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及其他領域之高級專業人才,有助中華民國利益,並經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相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
下,是可依「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在難民法真空期間,讓這些深耕台灣的土耳其人,合法歸化留在台灣。但內政部仍向申請歸化的土耳其人,要求提供此文件 (註)
像是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初雅士和中山財務管理學系畢業的艾維齊,兩位都在台灣定居超過10年以上,且與台灣妻子結婚,兩位都正在申請歸化,但台灣內政部僅以延長方式讓他們留下來,要求他們須提供放棄原國籍的證明。目前初雅士延長期限到期,內政部還未通知是否再延長,還是直接取消歸化資格。

若是歸化失敗加上無有效期護照,即使他們仍有土耳其公民身分,因無法回國,在海外實質權益也接近於無國籍者。

這群土耳其人十幾年來,在台灣推動台土雙邊的連結,有些人在台灣舉辦各式文化工作坊、有些協助台灣與中東的貿易市場、有的在學術上研究東亞與中東宗教的連結,也有些在台灣各地開土耳其餐廳、免費教授小朋友土耳其文和導讀可蘭經。但在政變後,他們被土國政府冠上恐怖分子罪名,沒有庇護和其他制度的協助,只能一個個離開台灣。

依琳的父親一再深切地說,這群在台灣深根好幾年的土耳其人,早就把台灣當作自己的家,「很多不得不離開的土耳其人都很想念台灣,如果可以,他們會想回來。」

註:為保護當事人,文中伊琳、瑞拉、巴瑞、薩米、黛西皆為化名。

索引
2016政變後,數百土耳其人被迫離台
他們的家人:有人搭船偷渡,有人入獄
他們自己:生活補助斷炊,受同胞威脅而低調度日
困境:大選後,台灣《難民法》得從頭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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