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秋風起的季節，眾人又回到香港中環海濱的舞台，背靠著維多利亞港，參與一年一度國際級的音樂派對Clockenflap。一如往常，人們追捧樂隊、高舉酒杯、拍照打卡、與藝術文化互動，那個烏托邦般的場地，舞台燈光的晃動，映照著人們跳動的身影，也放大了人們喜樂悲傷的情緒。

當晚拜恩（David Byrne）開場時，坐在舞台中央的椅子上， 唱著〈Here〉。大螢幕中的他手拿大腦模型，背後襯著的是解放軍的大紅星軍徽。Pulp的主唱卡克（Jarvis Cocker）唱出〈His 'n' Hers〉時，問台下觀眾什麼事讓你最害怕？有人大喊：工作。有些人大喊：China Government。音樂節的精采大概就在於這些互動、曖昧的時刻。

音樂節理應以音樂主導，Clockenflap常被批評商業味太濃，要弄一個國際級大型音樂盛事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商業掛帥也無可避免，但近年觀眾的角色位置愈來愈被動，要如何平衡優質的音樂文化和商業化的操作，作為音樂文化的重要推手看來也要再下一點苦功。

音樂對我而言是跨越自由的工具，不應受任何事物影響價值，就好像紀錄片《1991：龐克突圍之年》（1991: The Year That Punk Broke ）中，Sonic Youth的摩爾（Thurston Moore）在街上訪問別人如何看搖滾文化被大企業壟斷？他果斷地自我回答：「我認為我們應該摧毀破壞青年文化的、虛假的資本主義進程。」（I think we should destroy the bogus capitalist process that is destroying youth culture.）而這些相片也是我對音樂節的一種回應和自我回答，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