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在報社擔任攝影記者的謝三泰，被派往中國北京，針對第22屆亞銀年會、亞青盃體操賽與戈巴契夫訪中進行拍攝。其時，胡耀邦辭世，天安門廣場自動集結大批學生與民眾，悼念具備開放改革精神的胡耀邦，並且發起請願。

謝三泰在主要拍攝任務以外，把時間都耗在天安門廣場上，記錄學運。這40天對他來說，是充滿人生經驗的重大時刻。他親眼見證從一開始的平和，到趨向緊張，學生也開始絕食靜坐，而後解放軍入城，轉為整肅氣氛。

一邊恐懼著被消失，一邊仍堅持以台灣的角度進行現場拍攝，謝三泰每日回到旅館洗照片，並透過國際電話線傳真照片，一張5X7的黑白照片，需耗時7分鐘，彩色照片甚至需要21分鐘。如果斷訊，就是惡夢，一整晚為了一張照片要不斷重傳。

謝三泰堅持到最後一刻，直到帶去的經費耗盡，而報社為了他的人身安危，拒絕提供援助，迫使他不得不離開天安門、離開北京。但他始終覺得，這是一樁未完成的任務，耿耿於懷30年。返台後，也因而提出辭呈，離開任職的報社。

2018年，張照堂訪談謝三泰時，挖出當時他在北京的事實與影像。謝三泰一直無意公開這批作品，但張照堂認為過程是重要的，不一定非得參與到最後、目擊六四事件發生才算完結。再加上允晨出版發行人廖志峰希望能夠出版有獨特觀點與現場性的天安門紀念書，且張照堂也願意做為編輯；經由兩者的鼓勵，謝三泰終於卸除心中負擔，願意直面當年作品。

謝三泰將北京40日的影像，集結為《吼叫一九八九》，記錄當年天安門現場從理想、滿懷希望逐漸墮入緊張、恐懼與絕望的過程。當台灣從1987解嚴後，一步步在價值觀衝撞下邁向民主化，中國卻是倒退似地，愈來愈走向嚴格控管的專制之路，謝三泰唏噓地指著拍下的戈巴契夫照片，戈巴契夫訪中後，沒多久蘇聯就解體了，唯中國卻採以血腥鎮壓手段，致使六四事件發生，如果中國當時能夠跨越民主自由的門檻，一切會多麼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