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攝影工作坊──在地影像紮根計畫
鍾宜杰/共同實踐一條報導攝影的道路
攝影
《報導者》在今年元月分別舉辦了一場「調查報導工作坊」以及「攝影報導工作坊」。令人意外,攝影工作坊竟然收到了近百位報名者;礙於教學能量,主辦單位只能接受部分的名額。完成為期2天的講座後,《報導者》緊接著又進行了第二階段的「在地影像札根計畫」,目的是為了「尋找報導者」;希望透過為期近4個月的培訓,尋找未來可能成為《報導者》特約攝影記者的夥伴。
我有幸與攝影前輩謝三泰、以及經典雜誌攝影師劉子正擔任這個計畫的培訓導師。對於離開攝影職業、投入學術工作已屆10年,繼而重返實務工作擔任指導者的角色,自有一定程度的惶恐與感想。
《報導者》自2015年末正式上線以來,引起了台灣新聞圈與知識圈不小的震撼。這個非營利的新聞媒體,在台灣長久以來沉淪於商業邏輯的媒體環境下,除了獲得許多正面的肯定之外,同樣也招引了不少質疑與看笑話的眼光。
最受人質疑與擔憂的,是《報導者》究竟能夠「撐多久」這個問題。當有媒體人提及這個話題時,我想問對方的則是:「您究竟是看笑話似地看衰一個健康而有理想的新聞媒體?還是認同與看好這個受商業邏輯支配而不斷鬼擋牆一般重複著垃圾資訊的新聞環境?」這種既鄉愿又充滿抱怨的媒體環境下,有這麼多來自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願意投入工作坊,除了感到振奮之外,同時也看到了新媒介時代所展現出與過往不同的新聞專業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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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攝影工作坊共同講師之一鍾宜杰(中)。(攝影/余志偉)
《報導者》攝影工作坊共同講師之一鍾宜杰(中)。(攝影/余志偉)
參與這次在地影像札根計畫的17位學員來自各行各業,包括高中老師、長照員、工程師、行銷業務、攝影助理、電視台攝影記者…。令人意外的是,有這麼多來自不同領域的人願意投入調查報導工作。
雖然媒體工作從來就不是傳播學系畢業生的專利,但是不可否認,科班畢業具有較高的就業機會。
新媒介打破了這樣的潛規則,在網際網路上,每個人都可以透過網路平台傳佈訊息;臉書傳遞訊息的速度也比電視、廣播來得快速。這種媒介特質,對傳統媒體的運作帶來不少衝擊與影響。新聞記者開始從PTT、社群網站找新聞;守門人無門可守了,或者說,守的僅是一道沒有專業圍牆的空門。明白的說即是,新聞不再是媒體菁英的專利,新聞記者也不再是守門人了。
新聞記者剩下的僅是無冕王的權力,這權力讓他們可以靠近政治人物、藝人明星、紅頂商人,讓彼此可以相互創造舞台。正因為台灣新聞社會如此沈淪,所以有一群新聞人因而出走,紛紛投入個人媒體、網路媒體工作。同時,也創造了更多「非典型」新聞人投身的機會。
從新聞作為一種專業的角度來看,非典型新聞人與新媒體的結合是一種反專業的現象。
新媒體時代,新聞工作不再是少數特定人專屬的職業;近年來的新聞現場上,也屢屢發生傳統媒體與獨立媒體工作者發生衝突的事件。若要說獨立媒體工作者對傳統職業媒體工作者構成威脅,第一線採訪的擁擠與爭先恐後恐怕只是枝微末節問題。
最讓傳統媒體記者焦慮的應該是,他們很清楚鄉民們如何評價當代媒體記者,也明白自己在為什麼對象服務,更知道自己做的事經常與新聞專業義理天差地別。偏偏他就在這個時代、這樣的環境、選擇了這項工作,而且同時有另一群人寧可冒著餓肚子的風險,挑戰這個荒誕的媒體現象。這,才是對傳統媒體記者的威脅,也是非典型新聞人的優勢。
相信未來透過這種非典型新聞人的報導,將可以獲得更多元的觀點。內容或許不若一般所見的新聞聳動刺激、議題多半正經八百,也因此閱聽層面並不廣泛。這些媒體人將會撐得辛苦,但至少讓新聞逐漸朝向一個理想國度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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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攝影工作坊共同講師之一劉子正(中)。(攝影/余志偉)
《報導者》攝影工作坊共同講師之一劉子正(中)。(攝影/余志偉)
初次上課,我們讓學員提出自己想採訪報導的題目,以作為未來4個月的執行目標。17位學員所提出的議題頗為廣泛,大致包含了文化、階級、種族、性別、勞動、移民、移工、宗教、都市發展、環境等議題。雖然這些議題並非罕見的主題,有些甚至有點老調,卻也反映出主流新聞長期以來服膺於商業邏輯而忽略的面向。
這些學員有人自認是憤青,有人從大學畢業後就長期從事兼職工作。從傳統的眼光來看,他們是一群收入不穩定,或者投入不穩定狀態的年輕人。他們寧可過著不穩定的生活也要投入社會調查工作,算是這個世道下令人敬佩的一群。
此外,透過第一週的課程觀察發現,學員們對社會議題的理解與觀察仍然流於表面。他們雖然可以很快察覺到什麼事情是重要的、什麼事情不公不義,但是還不能從現象面推往結構面進行思考。因此這4個月的工作坊對我而言,與其說要和學員們討論如何拍照,不如說是要和學員們討論如何進行田野調查。
攝影術在當代,可見的操作技術越來越不是問題。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人認為可以透過攝影與網際網路,將身邊所見的、有感的問題訴諸網路媒介引起關注。但是,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經過謹慎的了解與探討,而是一股腦地投入到抗議、悲情、弱勢的那端進行拍攝,恐怕也只是一種濫情與模仿。
另一個潛在危險則是,攝影者若僅是以這些題材作為藝術創作的場景,同樣也只是一種偽善與模仿。例如學員們過去所拍攝過的議題不乏市場拆遷、凋零的聚落、陣頭、文化保存⋯⋯,但是從照片中並沒有看到對結構性問題的探索與批判。
這種影像的表現,無助於現況的改善。
這些觀察與評價,並非刻意對學員們苛刻;相反的,是一種期待。既然這些有志青年寧可過著不穩定的生活也要投入社會調查工作,那麼現在就不是相互吹捧的時機,否則這個札根計畫就毫無意義。
這個期待不只是學員們的考驗,對幾位導師與講者們更是。
因此,《報導者》也持續在觀察與評估當中。我的理解是,《報導者》並沒有利潤的包袱,但是他們生存的基礎在於社會對他們的支持與肯定。
因此,包含札根計畫在內的每一個計劃執行,他們都謹慎評估而如履薄冰。
因此,期待導師與學員們未來4個月的努力,能夠不負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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