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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島剛/台灣最不美麗的風景──台灣人必須向「交通戰爭」宣戰
(攝影/林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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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下旬,我帶領9位日本大學生到台灣進行研修旅行。最初的目的地是台南。一行人抵達台北松山機場之後,為了搭乘台灣高鐵,分開搭乘計程車前往台北車站。

所有學生都是初次到訪台灣,原本眼神充滿期待而閃閃發亮。但是到了台北車站後,他們清一色都是表情僵硬,臉色鐵青的樣子,異口同聲地說「台灣的計程車真恐怖」,對計程車司機的橫衝直撞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有學生暈車覺得噁心想吐。在台南,也有學生差點迎面撞上騎在人行道上的機車,險象環生。

經過為期6天的訪問行程,學生們逐漸喜歡上台灣,被美食小吃、充實的文創園區、台灣人的人情味深深吸引,我才鬆了一口氣。回國後,請學生們提交報告,沒想到9位裡面就有4位提到台灣的交通環境問題,像是「台灣是個很棒的地方,唯獨交通⋯⋯」;甚至,有位學生寫道「我的家人中有視障人士,本來打算下次一起去台灣,但想想還是作罷」。

我本身已經習慣台灣的生活,面對如洪水般傾瀉的機車潮、開車殺氣騰騰的計程車司機、占領人行道和車道的汽機車等等,自有一套應對方法,作為「生活智慧」深植於腦海中,所以不會感到非常痛苦,感覺已經麻痺。不過,學生們對台灣還不熟悉,當我看到他們的真實反應,再度深刻意識到台灣的交通狀況果真嚴重。

「行人地獄」已不單是交通問題,也是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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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風景、交通、機車、林森北路、南京東路
日本、澳洲、美加等國都特別針對台灣的交通情況提出旅遊示警和僑民安全指南,指台灣交通事故發生件數高於犯罪案件,行人即便綠燈過馬路都要隨時注意身邊車輛。(攝影/林彥廷)

剛好在這個時候看到新聞報導,台灣交通部在3月底公布了2022年度的交通統計資料,內容指出2022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3,085人,創下10年以來歷史新高,尤其是萬惡根源都指向了機車事故,死亡人數多達1,954人,將近占了整體的三分之二。而高齡者(65歲以上)的死亡人數也居高不下,有1,286人,顯示出高齡者是交通弱勢者,容易被捲入交通事故。

台灣人平時非常親切友善,很會照顧他人;然而,一旦發動汽機車的引擎就不禮讓,漠視行人、見縫就鑽的駕駛行為,讓人不敢相信與平常相處的台灣人是同樣的人。有好幾次走在斑馬線上卻差一點被右轉車輛撞到,還有在車道上騎著YouBike,汽機車為了超車從旁呼嘯而過,相當驚險。道路,不是為了汽機車而存在的,是要與行人和腳踏車共享的,這算是交通教育的問題。我難忘學生在台灣提問的重話:

「台灣人有雙重人格嗎?平常都很親切,怎麼手一握住方向盤,好像就變人格似的。」

其實,有關台灣的交通安全問題早已被討論許久了。台灣民眾也應該都一致認為「有問題」,卻毫無改善跡象,甚至正趨於惡化。原因究竟為何?現在正是值得全體台灣社會共同思考的最佳時機。

交通部在記者會上提出非常重要的概念:「(交通死亡人數持續增加)已不單是交通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既然是社會問題的話,就不是光靠交通部就能解決的。因為交通部不是執行機關,這裡就一定要有警察公權力的介入。然而,我個人認為,要逆轉台灣的交通死亡事故,一定需要警察更有力度參與交通安全的取締和宣傳。對台灣人民的利益來說,比起取締違規開罰單,呼籲大家遵守交通規則一樣重要,不是嗎?

日本警察不敢鬆懈的交通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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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交通、警察
日本曾發起過兩場「交通戰爭」,其中,站在對策最前線的警察扮演重要角色。(攝影/AFP/TOSHIFUMI KITAMURA)

日本的確成功降低交通死亡事故。當台灣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逐年不斷攀升,日本卻持續下降。1970年,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為16,765人,因為正值「汽車社會化」(motorization)的爆炸期,死者大幅增加。於是,日本警察向這場「交通戰爭」進行宣戰,全面實施交通安全對策。結果在1970年代末期,死亡人數降至8,000人左右,減少了一半。

然而,一旦鬆懈了,死亡人數又開始遞增,1994年達11,452人,於是警察把它定位為「第二次交通戰爭」,再度加強對策,至今數字不曾再往上升──2021年,1.25億人口的日本,交通死亡人數為2,636人,2022年是2,610人。在這裡,如果要舉出和台灣的明顯差異,就是:日本站在對策最前線的是警察,警察把交通安全視為己任,與調查殺人事件一樣擁有同等權力,積極執行對策。

對我們日本人而言,看到日本的派出所前立著公告「昨天的管區交通事故 〇〇件、死者〇〇人」,是再熟悉不過的日常景象了。道路上的告示牌也會顯示「上個月交通死亡事故、縣內最差的是〇〇署管區」之類的,也就是說,在組織裡面利用競爭原理和罰則的誘因,以降低交通死亡事故。死者只要一旦增加至5人或10人,就會被長官告誡,必須加強巡邏;還有,警察署長也會因為交通死亡事故增加,而被該縣市的本部警視長約談,數字繼續攀升就會受到懲戒等處分。換句話說,從組織角度讓警察有動機去減少死亡事故。

在我年輕時,負責跑社會線新聞的記者時代,日本警察署長上任致詞一定會出現「我希望在任期內能夠有效減少交通事故」的言辭。這是因為對高階警官而言,好不容易才爬到這個位子,萬一在負責轄區內交通事故異常增加,恐怕就此毀掉前程。警察也是人,工作也必須同時兼顧理想和利益,身在組織裡面,工作表現的考績就是利益,而減少交通事故與考績有直接連結,所以他們會為了這個目標而努力。

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正值日本全國在推廣「春季交通安全運動」的期間。每年春秋兩季,會舉行交通安全運動──這是自1970年代的交通戰爭以來持續至今的活動,也是不限於警察,所有的政府機構都一定要參加的「全民運動」。根據筑波大學醫學部教授市川政雄的研究指出,實施交通安全運動當月比起其他不實施的月份,事故件數平均減少了2.5%。雖然有人認為交通安全宣導變得制式化,效果就會減弱,但是對於在提醒民眾注意交通安全上面,仍然具有一定的效果。

如果台灣也能夠實施這樣的交通安全運動,會是如何呢?

從政府到民眾,有向「交通戰爭」宣戰的決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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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交通、行控中心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處的交通控制中心監控畫面。(攝影/林彥廷)

雖然台灣的交通部也提出了改善策略,但是我並不樂觀,反而是感到有點悲觀。原因出在台灣政府看起來還沒充分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不夠有「宣戰」的決心,與此同時,不少台灣民眾是抱著「事不關己」的心態。但是,難道大家在交通安全的問題上真的可以置身事外?

我在台灣有認識的牙醫師朋友,他說在台灣進行顏面手術的人相當多,理由之一就是機車事故──雖然安全帽能夠保護頭部,但是臉部撞到地面或與對向汽車發生碰撞而受傷,因此需要進行顔面手術,當然也會留下傷疤。

當然不是只有顔面手術,甚至是成為輪下亡魂。在這10年內,我的兩位友人接連在交通事故中喪生。一位是《西日本新聞》的駐台北記者中川博之,另一位是台灣的紀實小說作家陳柔縉。中川歿後,西日本新聞關閉了台北分社,雖然是經過多重考量,但是如果沒有這起交通事故,分社應該還會繼續營運吧,這等同於失去了日本媒體在台灣的新聞取材據點之一。陳柔縉是評價頗高的作家,無法再讀到她的作品可以說是文化界的一大損失。我想應該有不少人都經歷過親朋好友因為車禍而離世,或者是重傷住院,照理說,就不應該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放任那些一上路就橫衝直撞的汽機車,並置行人於險境的危險駕駛行為發生。

在台北或高雄這樣的大都市裡,已經有捷運、輕軌、公車等完善的大眾運輸工具,還有YouBike公共自行車系統,交通十分方便;但是在機車使用上,仍有部分是過度依賴機車才能夠生活。如果是學校和公司機關等原則上禁止騎機車通學、通勤,或者是增加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誘因,提供交通津貼等鼓勵措施,會不會也是一個辦法?

基於性善論來呼籲交通安全,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原因出在重視眼前方便的人不會積極配合。有人說,大家騎機車也是「台派」文化,我某種程度同意,也不是請大家不要騎機車,不過確實遵守交通規則,當個有禮貌的騎士之後,再來講「交通台派」也不遲。

如果未來有一天,蔡英文總統在沒有隨扈同行下,自己一個人從總統府步行到中山北路的話,就能夠實際體會到台灣的交通環境究竟對行人是如何的不友善。有人說「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恐怕要我補充一句的話,就是「台灣最不美麗的風景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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