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駐中國大使館的網頁上，最近悄悄的換了一位新的大使。前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在2月中突然被瑞典外交部和國家安全警察召回瑞典進行審查。這一切，都要從3年多前震動國際的銅鑼灣書店事件說起。

2015年年底，香港銅鑼灣書店5位股東及員工先後被中共警方羈押，其中包括了持有瑞典國籍的股東桂民海。

銅鑼灣書店出版和販賣不少有關中共高層內幕、緋聞的書籍，這些書在中國境內被列為禁書。1997年回歸以來，香港人民在一國兩制的許諾下，依據《香港基本法》，擁有言論、出版和人身自由，因此中共當局對香港境內的書寫和出版採取較寬容的態度。然而回歸不到20年，就發生了這起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此事件被視作中港一國兩制瓦解的徵兆，引起了海內外不少關注。在被拘捕的5人當中，李波持有英國護照，桂民海是瑞典籍，因此也分別在英國和瑞典觸發了外交角力。

桂民海在消失了3個月後，突然在中國各電視頻道上公開認罪，述說自己10多年前曾在寧波酒駕肇事，撞死了一名學生。當時他面對緩刑兩年的刑責，卻選擇了潛逃出國，自此以來一直良心不安，所以他決定自己投案，並不是被拘捕。

這段認罪聲明為整件事蒙上一層疑雲，也顯得桂民海是罪有應得。然而就算酒駕事件屬實，桂民海在2017年服滿兩年刑期之後就應獲釋，但他持續以情報罪和非法經營等其他罪名，在完全不透明，沒有律師，沒有審判，在不許家屬探視的情況下，被監禁至今。

在桂民海受拘禁之後，瑞典外相表明對此事「不能接受」，也多次嘗試和中共當局交涉，但終究不見成效。今年（2019）1月31日，瑞典記者協會、作家協會和多位政治人物在斯德哥爾摩集結抗議，督促瑞典外交部積極處理。

這時候多數人，包括瑞典外交部，都不知道在一週前，當時還是瑞典駐中國前大使的林戴安、桂民海的女兒Angela Gui和一位中國富商Kevin Liu，在斯德哥爾摩一家飯店的貴賓室當中進行密會，這位中國富商聲稱自己在共產黨內高層有很多關係，可以「拯救」桂民海，但要求桂民海的女兒在事成之前，必須完全噤聲，不可針對此事公開發言。

在為期兩天的密會中，林戴安邀請了不少中瑞雙方商界和學界的重要人物來到這個五星級飯店的貴賓室，很多與會者，包括撰寫《漢字的故事》的知名瑞典漢學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事前都不知道這次集會的主旨，對Angela Gui也在場感到十分詫異。林西莉待了一陣子，在看到飯店侍者推進大量香檳和各式高酒精含量的飲料時，起身離開了現場。

那兩天貴賓室裡人來人往，Angela Gui沒有鑰匙卡，每次外出都有專人陪同。她從一開始就以為這是瑞典大使館策畫的協議，因此也盡力配合，然而在和富商的互動過程中，Angela Gui發現他言詞閃爍，並且明顯不清楚爸爸的案件細節。當Angela Gui想了解讓桂民海獲釋的具體作法，富商只回答：「我以前也被政府關起來過，我要是妳爸，我早就出來了。」Angela Gui想進一步質疑時，富商高音量說：「如果妳不信任我，妳可能永遠見不到妳爸爸了。」

林戴安在會議中對富商的安排表示全力支持，她和Angela Gui說「現在中瑞雙方外交部的協商完全沒有進展，仰賴他是最可行的一條路，何不姑且一試？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意思是，反正妳是進退維谷。）

瑞典籍NGO工作者彼得・達林（Peter Dahlin）是另一個和桂民海類似的例子。達林和同事共同創辦的NGO「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在中國為基層律師和記者提供和人權相關的研習和協助；2016年初他突然從自宅被公安羈押，一共被審訊了20多天。在沒有任何標誌告示的黑牢中，他聽到他的中國同事在其他房間遭公安毆打，最後他照著公安提供的腳本在電視上公開認罪，然後被蒙上眼罩載往機場，遣返瑞典。

當外界就類似事件對中共當局提出質疑時，把焦點轉移到當事者的「人格情操」，是中共官方一貫的操作方式。以桂民海為例，除了酒駕肇事之外，中共媒體也多次指出桂民海將禁書偷運至中國販賣，從中賺取了大筆利潤。而面對關於達林的質疑，中共媒體不斷強調，達林的NGO從西方國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獲得大量的資金，從事破壞中國國家安全、傷害中國人民情感的活動，而他則藉此致富，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的評論將達林形容為「為人十分市儈」。

這一年來，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多次在瑞典媒體上攻擊桂民海和其他異議人士的人格，亟欲證明這些瑞典輿論擁護的人們，「其實也不是什麼聖人」。然而瑞典社會在乎的，從來就不是他們是不是聖人，或是賺了多少錢，而是中共當局運用公權力是否適當？是否在足夠證據下進行透明的審判？《基本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是否受到威脅？中瑞雙方說詞一來一往，有如雞同鴨講，鮮明地反映出法治社會和人治社會之間的差異。

「中國和瑞典一樣，是一個法治社會，希望瑞典尊重中國的法律。」這句中國大使不斷重複的話，也是許多中國人對「法治社會（rule of law）」一詞很典型的誤解，以為「嚴刑峻法」就等於「法治社會」。但法治社會的先決條件並不是嚴刑峻法，而是制衡的力量。在一個講究制衡的真正法治社會，行政、立法、司法各自獨立，互相牽制，執政黨和在野黨互相檢視，運用法制限制和賦予權利，避免讓權力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如果不存在制衡，就算法律再嚴苛，權貴僭越法律，或是人民基本權利受剝奪的事例也會層出不窮。

在斯德哥爾摩密會發生後幾個星期，Angela Gui打電話和瑞典外交部確認，才發現瑞典外交部沒有人知道這次協商。東窗事發後，瑞典外交部將林戴安招回瑞典，目前瑞典國安警察正在朝「私自和外國進行交涉罪」的方向進行偵辦，這項罪責最高可處2年牢獄。

林戴安有30年的外交事務經驗，曾任越南、墨西哥大使，不是第一次在非民主的人治國家打滾。她在受命擔任駐中國大使的要職之際，發生了銅鑼灣書局事件，在那之後她和瑞典外交部曾經試圖以疾病為由將桂民海送往瑞典就醫，然而在前往機場途中被中方便衣攔截，強行將桂民海從瑞典外交人員手中帶走，此後中瑞外交關係幾乎陷入凍結的狀態，這或許也是她在任期快要結束時，以身試法也要孤注一擲的原因。

在這篇文章，我將以台灣的國際處境為出發點，透過過去一年多來中國和瑞典的外交大事表，試著刻劃在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國對外推行銳實力的趨勢，這其中法治和人治價值的衝突，並闡述我對於台灣現況的淺見。

談到台灣主權問題，兩岸通常把焦點放在九二共識上，但我發現九二共識在國際上認識度並不高，海外媒體和官方在提及台灣問題時，更常是以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為基準。這個在1971年10月25日通過的決議內容如下：

大會，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事，台灣人都很清楚，但是關於這項決議的始末，台灣的歷史老師除了悻悻然地說句「漢賊不兩立」以外，很少有其他著墨。當時的背景是美蘇冷戰期間，和蘇共關係惡化的中共，頓時成了自由世界的盟友，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將美中關係的正常化放在最優先地位。最初，尼克森想循兩德和兩韓模式，保留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也就是所謂的「雙重代表權」，這個提案也得到蔣介石的首肯。然而周恩來向尼克森表明中共絕對不允許雙重代表，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不得在聯合國保有席位。

其實，周恩來對2758號決議也不甚滿意，因為這個決議雖然解決了「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卻沒有解決「台灣代表權」的問題，因為內文當中完全沒有提到台灣政權的地位。而且，決議中只有提到蔣介石，並沒有提及其他的台灣政權。

1971年10月25日，在經過一番攻防之後，2758決議終究被列入了議程，中華民國代表知道大勢已去，在決議進行前就起身宣告退出聯合國，與代表團黯然離場。從那天起，台灣的地位就一直處在未定的狀態。同時，這種地位界定的曖昧，也為台灣在國際上留下了一點伸展的空間。

如果我們看看當時投下贊成票，把蔣介石踢出聯合國的國家，會發現瑞典、丹麥、荷蘭等許多西北歐民主國家都名列其中。事實上，早在1950年，瑞典就搶先和中華民國斷交，和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了交。

記得剛來瑞典求學的時候，很驚訝地發現很多老一代的瑞典人都會打麻將。在舊書店翻出來的泛黃報章上面，有許多對「新中國」的正面報導，反映了瑞典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國熱」。當時意識形態偏左的歐洲國家對俄共極權失望至極，而封閉而神祕的新中國，頓時成了共產主義的成功代表例子。相對的，當時蔣介石在歐洲國家眼中，不過是另一個法西斯極權，因此要讓誰代表中國，是再清楚不過。當然，這些國家對中共的憧憬，隨著愈來愈頻繁的外媒報導，也逐漸幻滅。

瑞典的國家稅務局（也是國家戶政局），在2018年2月底突然在網頁上宣布，為了符合ISO 3166，台灣的瑞典文名字將從“Republiken Kina, Taiwan”（中華民國台灣），改成“Taiwan, Provins i Kina” （台灣，中國的一省）。這個變動引起了台方很大的反應，除了外交部門的關心之外，民間瑞台友誼團體在網上集結了上萬人的簽名請願，表示抗議。而我以記者身分，對瑞典稅務局、外交部和其他公家機關的負責人進行採訪。前前後後一個月的訪談，我感覺每次只要提及有關改名動機的問題，就立刻被ISO 3166擋下。有了ISO 3166這塊遮羞布，稅務局長、法務人員以及外交部發言人，個個臉不紅氣不喘，一再表示這項改名不但完全合法，而且沒有改變瑞台的外交關係，因此並沒有繼續討論的必要。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採訪，是我得知瑞典警察局的內部系統也將台灣稱作中國一省後，電訪了警察局的法務人員。接電話的是位中年女士，她說，瑞典警察局同時也是發行瑞典護照的機關，系統中所有和國家名稱相關的規定，都是根據國際護照的標準，他們完全無權過問。事實上，她對中國和台灣的情勢一點都不瞭解。我問，那麼警局是什麼時候開始採用這個標準的呢？她說，這個要就問IT了，要幫妳把電話轉到IT組嗎？

最後她跟我說，警局基本上是以兩個字母的國際碼「TW」代表台灣，唯一需要表示全名的例外大概就是護照上的出生地標示。不過，警局對護照上出生地標示的規定相對寬鬆，主要以便民為主，可以和辦理護照的人員協商。她還說，在瑞典有許多移民是來自戰亂中或國家地位仍有爭議的地區，不少人在居留瑞典期間，故國就不存在了。如果他們願意，可以用地理意義的城鎮名稱來標示他們的出生地。

「故國不存在了⋯⋯」記得我掛上電話時，這句話還縈繞不去。

在1970年代，聯合國有132個成員國，而今天聯合國有193個成員國，40年內增加了60個新國家，也就是說，世界上的主權爭議是層出不窮的。各國發行身分證、護照、駕照等公家機關人員，不可能把台灣、科索沃、北塞浦路斯等國家的故事都一一搞清楚，一般來說上面規定用什麼系統，他們就照辦而已。如果不是身為台灣人，我也不會體悟到ISO 3166等所謂的「國際標準系統」，背後是藏著如此深刻的權力關係。

今年有位瑞典台僑回台時，瑞典的手機門號沒頭沒腦地傳來一封自動簡訊：「歡迎來到中國台灣！」有很多公司其實是在沒有意識的情況下使用了這套標準。在全球化、數位化的社會，統一標準滲透了我們生活各處，這讓權力無所不在，也讓屈服更方便了。

2018年瑞典國際新聞關鍵字的排行中，習近平只排在第30名。基於對台灣的情感，我難免認為中國和台灣問題應該是各國外交領域中的重要議題，後來才發現自己忘了去看整片樹林。

這世上非民主國家的比民主國家還多，可以說非民主才是常態，民主國家很難一一去抵制。瑞典公民在威權國家被拘捕監禁的例子，從以前就層出不窮。事實上，現在瑞典最知名的政治犯並不是桂民海，是一個被非洲東北部國家厄利垂亞（Eritrea）當局監禁的瑞典籍記者達維特・伊薩克（Dawit Issak）。伊薩克的遭遇和桂民海十分相似，而他已經被監禁了近20年。

瑞典外交部曾經從非民主國家的政府和軍隊手中援救出不少瑞典籍人士，尤其是面對規模較鬆散的腐敗政府，或是在戰亂時局，可以相對輕易地和當地基層警方或官員談判、進行賄賂或直接雇傭兵救援。

然而如果面對的是較有組織的威權政府，無論是「惹不起」的大富國中國，或是比較「惹得起」的非洲小國厄利垂亞，瑞典都很難以國家對國家的身分要求對方釋放政治犯，要讓威權統治者在人民面前「屈服」於西方國家，對他們來說等同於是政治自殺。

這20年來，伊薩克在瑞典輿論社會上鬧得沸沸湯湯，他的名字幾乎無人不曉。瑞典四大報曾經同時以頭版呼籲瑞典外交部處理伊薩克事件，釋放伊薩克的請願書也達到20萬人的聯署。面對伊薩克和桂民海這兩個性質相似的問題，伊薩克顯然佔據了更多瑞典輿論能量，而桂民海的位置就難免處於邊緣。問問身邊瑞典友人，大多人都表示沒有聽說過桂民海。

除了桂民海問題之外，瑞中關係的眉眉角角還有很多，例如孔子學院帶來的學術自由問題、新疆移民的安全問題，到達賴喇嘛、艾未未的訪問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讓人不禁想知道，台灣問題在瑞典社會又有多少分量呢？

然而事情也沒有那麼糟，民主國家在面對迫切的實質問題時，各種機制依然會依循法治原則確實運作。目前，和學術自由抵觸的孔子學院已經陸續消失在瑞典各大學，試圖搜集新疆移民情報的中國間諜也被瑞典當局拘捕審判。此外，瑞典官方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加入WHO等組織，媒體、學術機構、民間輿論也大多對台灣採取友善的態度。

如我在上文所提，桂民海問題並沒有在瑞典媒體造成很大的迴響，而在瑞典激起最多輿論能量的，反而是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過去一年來出的種種洋相。

2018年4月，瑞典國家廣播電台評論節目“Konflikt”報導了中國「銳實力」在瑞典不斷加劇涉入，以及瑞典各界對此勢力的屈服。這個節目包含了四個章節，第一章談及桂民海和彼得達林，第二章談新疆難民，第三章談孔子學院，而第四章的標題是「一個被抹去的國家」，談的正是台灣。

節目播放後，2017年剛上任的桂從友寫信給節目製作人，認為該集節目內容有失偏頗，他願意親自接受採訪，希望瑞典社會能更加瞭解中國，減少偏見。桂從友曾任職駐俄使館，並在中國外交部擔任歐亞司司長，管轄對哈薩克、烏克蘭等歐亞鄰近國家的事務。在俄式和中式的官本位極權文化中打滾了20多年，他在2017年突然被任命到政治文化截然不同的瑞典擔任大使。由於這剛好是桂民海事件熱度攀升的期間，許多瑞典媒體認為他身負特別使命，也就是代表中共官方的「銳實力」姿態，來和瑞典對話。

製作單位邀請了桂從友大使前往進行對談，談話中桂大使的言論其實了無新意，基本上就是習近平的傳聲筒，遣詞用字和中央電視台等官媒雷同，這些我想台灣讀者們都很熟悉。

以下舉個比較有趣的例子，在當天廣播節目當中，關於台灣議題，他說：

「中瑞兩國都是熱愛和平的國家，都反對戰爭，反對在國際關係中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中瑞都為國際維和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台獨嚴重違反聯合國大會決議，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國際共識，嚴重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必將遭到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聲討和懲罰。」

節目主持人說，台灣在法理上尚未獨立，但實際上是一個自我統治的民主政體。如果台灣人民有一天決定獨立，會發生什麼事呢？

桂從友大使聲音一沉，說：「那就是死路一條。」

從這次訪問開始，桂從友在瑞典媒體的曝光率持續增加，接下來他屢次接受媒體記者的挑戰，而內容對話常是雞同鴨講。

同年9月，發生了沒有訂房的中國旅客在斯德哥爾摩被警方強制驅離的事件，桂從友採用了該家庭和中國官媒的一面之詞，對瑞典警方進行嚴厲抨擊，並且在外交部網站上多次警告中國旅客瑞典治安不良，旅遊時必須格外小心。

在中國遊客瑞典旅舍事件、後續引發的媒體評論效應後，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投書瑞典《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說「這是典型的媒體暴政和輿論霸權」（截圖取自《每日新聞報》）。

針對這一點，瑞典媒體記者問桂從友：「日前外交部對中國遊客提出瑞典治安不良的警告，請問大使認為斯德哥爾摩的治安和歐洲各大城市相比，真的更差嗎？」

桂從友回答：「中國大使館平均每天受理兩個遊客財物遭竊的案件，我們很希望瑞典警方能正視治安問題。」

記者又問：「這是發生在歐洲各大城市的普遍現象，我想問的是，中國外交部認為瑞典比其他歐洲國家危險嗎？」

桂從友回答：「我上大學的時候聽說瑞典是個極度安全、夜不閉戶的國家，現在你看看所有瑞典政黨都說要改善治安，就知道瑞典已經和以前不同了。」

聽到這些不著邊際的回答，瑞典記者往往也只能摸摸鼻子，問下一個問題。每一次桂大使在鏡頭前曝光，似乎就是向瑞典民眾演示中國和瑞典政治、媒體文化上的極大差異。

在10月的一個早晨，9個瑞典新聞媒體的總編輯，在信箱裡找到了桂從友寄來的一封信，這封信的語氣尖銳並且帶著教訓和指責，要求瑞典新聞記者在報導和中國相關新聞時必須「拋棄偏見，講求事實」。這些瑞典媒體編輯們在新聞自由如同空氣一般的環境中成長就業，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單位如此要求。讀完信，他們啞然失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後來中國大使館針對媒體或特定記者的譴責和訓誡，到現在仍然頻繁發生。

2010年挪威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異議人士劉曉波之後，中挪貿易協定立即觸礁，挪威的「粉紅金礦」──鮭魚也被禁止銷入中國，造成了巨額損失。直到2013年保守黨政府掌權，對中國人權問題保持靜默，同時也在台灣問題上採取中國說法，台灣人的簽證和身分文件一律標明為中國人，以此換來了貿易協定談判重啟，和每年8萬噸的鮭魚訂單。

要在精神上支持遙遠的劉曉波、桂民海和台灣，還是在實質上照顧國內的漁民？天平兩端的輕重不言而喻。像瑞典、挪威這樣遙遠的小國，和可以換取到的可觀國家利益相比，在民主上做一點象徵性的妥協，似乎是很值得的。

台灣在「實質上（de facto）」是一個擁有領土、人口和有效政府的國家，這一點沒有人能否認。然而在「法律上（de jure）」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並沒有受到國際的認可。一個國家的存在，來自內部的認同和來自外在的承認同樣重要。面對中國權威在世界的擴張，台灣的認同也一點一滴被抹去。

同時，台灣的輿論本身也不是均值的，不同的同溫層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去年年底瑞典國家新聞台的一位記者製作了一個關於台灣的紀錄片，他很清楚台灣民眾對台灣主權議題抱持著非常不同的立場，因此在這個紀錄片當中他盡量在用詞上保持中立，但是在節目播放後，他還是受到來自台灣雙方立場的批評，不管他對中國採取什麼樣的立場，都會有台灣人不高興。

在了解這位記者的苦衷後，每當我和瑞典媒體針對台灣問題通信時，通常會提供不同相關資料，請記者忠實呈現台灣的不同聲音，並尊重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對於國家地位和認同，應由台灣人民自己來定義。另外也補充，如果你支持維護劉曉波、桂民海的人權，那麼更應該支持台灣主權，讓2,400萬人的人權和自由受到民主體制的保障。

記得去年聖誕節前夕，桂從友又在網站上發行一波對瑞典記者的譴責聲明，並警告前來瑞典旅遊的中國遊客。在一片肅殺的氛圍中，手機上的台灣僑胞LINE群組傳來了台灣駐瑞典代表廖東周的聖誕祝賀。廖東周那天剛到瑞典國家電視台SVT訪問，拿到許多在瑞典深受大人小孩喜愛的兒童節目吉祥物Bolibompa玩偶，回到代表處，他把玩偶一隻隻掛在聖誕樹上面，並發送照片和聖誕祝福到LINE群組，也簡單和大家描述了當天在SVT訪問的經過和心得。記得那時我看到照片不禁一笑，心頭也暖了起來，我的中國朋友聽到台灣駐瑞典代表會這樣和僑胞互動，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同樣是大使，一個代表銳實力，一個代表暖實力，展現出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作風。從1971年開始，台灣成了世界的孤兒，不過，如果不是基於一種亟欲獲得國際認可的心理，台灣也許不可能走向司法獨立、多黨政治、全民普選、同婚合法化等等文明的里程碑，而受惠於這些進步的，是每一個台灣人民。所以有時也覺得，當台灣人雖然有點累，但是當台灣人也是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