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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斯濱/俄羅斯8年來最大反政府抗爭怎麼來?從世足賽與年金改革談起

(攝影/AP Photo/Pavel Golovkin/達志影像)

這個夏天的俄羅斯並不平靜,超過上百個城市、以萬計的人潮幾次上街,正式打破普丁(Vladimir Putin)近20年執政以來的靜默。反政府抗爭人潮從不滿選舉不公的青年,到因年金改革而對政府失望的中老年世代都有。《報導者》邀請在台修讀國際政治的俄羅斯青年魯斯濱,從俄羅斯青年視角,剖析這場8年來最大的抗爭是如何養成的。

2018年,我和同學一起到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參加學校社團活動,那一年,俄羅斯舉辦了世界矚目的世界盃。我是在莫斯科出生的,但就連我,回去的第一天,還是被世界盃足球賽期間的俄羅斯驚豔了,社會氛圍仿佛回到2008年,歡樂、自由、百花齊放,國人多了更多笑容,我已經好久沒感受到這樣的俄羅斯。

2018年是關鍵也特殊的一年,除了世界盃的歡樂,俄羅斯總統普丁,也在歐美發動輿論戰及經濟制裁下,高票連任,以高達76.69%的得票率,開啟第四任總統生涯

令人意外的是,舉國歡慶的運動盛事之後,卻是一場信任危機的開端。在隨後不到一年內,俄羅斯民眾對統治了近20年的普丁信任度快速下跌,2019年6月,連任不到一年,全俄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顯示,民眾對普丁的信任度已跌至了31.7%,打破2006年以來的新低。

要了解戲劇化的轉變,就必須回頭看過去10年間,一顆顆未爆彈是怎麼被養成的。2018年開始的信任危機、大規模抗議,都有跡可循。

克里米亞事件,帶來國際經濟制裁

時間回到2008年,當時的俄羅斯國內外情勢和現在差距甚大,與西方的關係遠比現在緊密,經濟增長相較穩定,民間消費帶動的旅遊和音樂文化的軟實力,都揚起俄羅斯社會的活力,打造了一個至今眾多俄羅斯人、特別是90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都懷念的黃金時期。

但在2008年之後的10年,萎靡的氣氛與國家發展的挑戰,卻如滾雪球般,慢慢長大。

挑戰一,也是風暴的起源,來自於普丁的「強國」政策所帶來的西方經濟制裁。尤其在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
2014年3月6日,烏克蘭境內領地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舉辦了議會投票,一致通過克里米亞獨立的決議。其後14日又舉辦了「克里米亞歸屬公投」,投票結果,97%選民贊成脫離烏克蘭獨立,加入俄羅斯聯邦,俄羅斯以此為由接管了克里米亞。 然而,國際上和烏克蘭臨時政府皆認定此公投違反烏克蘭憲法,認為俄羅斯此舉為「併吞」烏克蘭領土的違法行為,紛紛展開制裁行動;聯合國大會亦聲明,拒絕承認投票和併吞;俄羅斯方面則反指烏克蘭臨時政府是政變後形成的叛亂組織,無權對公投發表意見,並稱公投符合國際法。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當年,俄羅斯貨幣盧布因為制裁而大幅貶值,2014年12月16日美元兌盧布匯率一度達到79(同年1月是33)。

俄羅斯外交部統計,光是美國,對俄羅斯的各種制裁已多達68個;歐盟委員會統計,俄羅斯截至目前經濟損失約為250~260億歐元。美國彭博社組織經濟學家們的最新研究則認為,在過去4年中,俄羅斯經濟因制裁喪失了共6%的增長率。

但俄羅斯社會展現了堅強韌性,2014年的克里米亞事件燃起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即使承擔了巨大的代價,也沒有動搖普丁的執政基礎。對當時的俄國人來說,收回克里米亞是在國際上恢復「正義」,加上俄羅斯經濟衰退還不特別明顯,因此民眾對普丁政府的「抗衡西方」政策,繼續支持。

但世足賽的舉辦,卻讓俄羅斯人對「強國」政策,心生懷疑。

世足賽引起對「強國」政策的反思

回顧俄國歷史,體育運動通常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層面意義,重要賽事被用來加強民族自豪感和認同感,也是俄羅斯對各國展示其社會、經濟和安全領域實力的展示。但世界盃對俄羅斯的意義,卻有了「宣揚國威」之外的效果,它讓長期較為沉悶的俄羅斯社會見識到了和國際接軌的重要性,催化俄羅斯民眾和歐洲改善關係的期待。

這樣的觀念變化,被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從2014年10月起的調查報告記錄下來:俄羅斯人的價值觀念和個人偏好正在發生改變,人民從原本支持強國政策開始改變為關注對於個人福利和社會福祉。2014克里米亞事件當下,67%俄羅斯人表示,俄羅斯應該是「擁有強大武裝力量的大國」;2018年的今天,面對同樣問題,只有49%的俄羅斯人保留上述觀點。與此同時,51%的俄羅斯人認為,俄羅斯應該首先關注自己公民的福利。

人們也開始懷疑普丁政府與西方制裁抗衡的能力。2014年,有60%的俄羅斯人認為俄國政府反制西方制裁的措施積極有效;2018年,有信心者已降至47%。

如果歐美對俄經濟制裁是一個火種,小火慢慢加熱人心對普丁執政的不信任,那世界盃就是一個具體的導火線,促使俄羅斯人開始反思威權民族主義,想念過去與西方交流時的社會氛圍。最後的引爆點,則是普丁不得不推動的年金改革。

大規模抗議引爆點:年金改革

2018年6月,面對擱置已久、難以改善的人口老年化問題,普丁做出了抉擇:必須在退休年金拖垮國家財政前,提出年金改制案。這讓俄羅斯社會潛藏許久的不滿情緒,瞬間爆發。

改革主要爭議點是年齡門檻。對於女性的退齡門檻一口氣增加了8歲,這比男性增幅多出30%;而俄羅斯男性65歲的退休設定,也只比俄國男性的「平均壽命」多出2歲。對於俄羅斯發展不均衡的各地勞工來說,若國民健康狀況沒有顯著提升,除了平均必須多做5年才能退休之外,超過一半的俄羅斯男性,可能根本活不到退休那天。(註)
俄羅斯政府2019年6月14日宣布要進行年金改革,將男性的退休年齡從目前的60歲調升為65歲;女性則從55歲調升為63歲,引爆抗議潮。
8月30日,對於民眾的不滿,普丁罕見的透過電視直播做出聲明,表示女性退休年齡會改成60歲,並承諾退休金給付額將會在6年內增加40%。資料來源:轉角國際〈普丁縮回去?俄國爭議「退休年金改革」半踩煞車〉

以我的爺爺奶奶為例,我爺爺奶奶這輩子都住在俄羅斯歐洲部分西南的工業城市,我小時候每一年都會回去看望他們。在那裡,城市的特色就是大量的年輕人口外流,不論是住宅區或市中心,幾乎都看不見年輕人,城市基礎建設差,沒有年輕勞力。走進去商店,店員是一個超過退休年齡的阿嬤,這不只是因為沒有人力,是因為阿嬤也想要再賺除了退休金以外的收入。

俄羅斯目前的最新數據,俄羅斯一般工業城市的老人,退休金大約落在每個月9,300~12,000盧布之間,折合購買力與新台幣等同價值,但折合匯率卻只有新台幣4,500~6,000元的價值。靠著這樣的退休金,大部分老人已能支持自己的生活所需,因為俄羅斯外地城市(個別城市或州情況不同)的物價夠低,比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這種都市的物價,可以便宜數倍以上。比如俄羅斯人最常吃的牛奶、麵包、馬鈴薯、玉米等食物,在某些城市只要約新台幣100塊元,就能買到一袋的量。

這就是在莫斯科、聖彼得堡之外的俄羅斯,是所有俄羅斯人已經習慣看待的日常。俄羅斯這樣的人佔多數,所以退休金對於他們來說至關重要,是這些老人生活的基礎和根本命脈。作為執政者的普丁從小就在集體公寓長大,懂得底層生活,退休金對於俄羅斯廣大老齡人口的重要性,他是最清楚不過了,但他執意做這件事,可說明俄羅斯的年金壓力已經到達了退無可退的地步,這間接證明了歐洲制裁對俄羅斯的傷害不是大規模的,但卻是深入結構性的。

「老人的憤怒」被低估了

年金改革政策推出至今的民意表現,說明了普丁以及相關俄羅斯政治精英,完全低估老人的憤怒。

在俄羅斯,連續千人等級的大規模街頭示威其實不多見,但自從俄羅斯政府提出的新版「年金改革方案」後,快速凝聚了俄羅斯在野反對派的力量。民間強烈的反對情緒,促使民主派、俄羅斯共產黨與傳統工會組織合作,其中俄羅斯共產黨更罕見地公開抗議普丁。過去,俄羅斯共產黨自蘇聯解體後,慢慢開始在愛國主義、強國地位、民族主義等基礎上和普丁執政黨聯盟,這也是普丁一直以來高民調的背後基礎,但俄共主席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卻在7月的抗議中憤怒表示:

「政府的年改就是改給鬼的,因為等到能領到退休金時,大家早都已經進棺材了!」

「打倒貪腐」、「普丁是國賊!是血稅小偷」等口號,成為莫斯科街頭的抗爭口號。對此普丁明顯受到壓力,他以總統身分強調:「我知道改革很痛苦,我也不想做痛苦的決定⋯⋯但為了俄羅斯的未來,我必須支持這項轉型方案!」

因為2018年的年改政策,人民的憤怒,正式將矛頭指向普丁。Levada的調查顯示,有61%的受訪者認為普丁應該完全為俄羅斯的問題負責,另有22%的受訪者認為普丁「有一點」責任;如果明天就舉行大選,只有40%的人表示他們會投給這位自1999年以來領導俄羅斯的男人。同時,還有大約80%的俄羅斯人反對普丁的年改計畫,超過300萬人上網連署陳情,尤其因為普丁曾於2005年承諾將永遠不會延長退休的年齡。

第二顆民意炸彈:反對派參選人資格遭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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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斯濱、俄羅斯、REUTERS、達志影像
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在抗議行動中被警方逮捕。(攝影/REUTERS/Tatyana Makeyeva/達志影像)

年金改革風波對俄羅斯政府的陰影還沒有完全退散,普丁隨即面對另一場考驗:2019年9月的地方選舉。

在這場包括了聖彼得堡市長的選舉中,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支持的參選人,被莫斯科選委會認定沒有拿到足夠的聯署書,導致大部分的反對派參選人都無法參與各地議會選舉。如此技術性的杯葛,快速引發俄羅斯民眾強烈抗議,莫斯科接連爆發數場示威遊行,累計有20,000多人上街遊行,要求官方撤回裁定。然而這場遊行卻被莫斯科監察廳認為沒有經過授權允許集會。

遊行開始後沒多久警民衝突就即刻爆發。納瓦爾尼因呼籲民眾參加抗議活動被捕,被裁定扣押30天;另外,也有幾名反對派領導人在遊行活動之前被逮捕。遊行中,警方衝進正在播放遊行示威的電視台,另外更把示威者驅趕至市中心的小巷內,採取包抄手法,警棍鎮壓,很多人都被打到頭破血流,再逮捕回警局。

聯合國人權辦公室在27日譴責俄羅斯警察,以過度武力攻擊在莫斯科廣場集會抗議的示威民眾。此事引起莫斯科市民關注,包括了全國性主流媒體、親普丁媒體都大幅報導。這場具代表性的抗爭,不僅堅定了俄羅斯反對派對普丁的不滿,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大部分俄羅斯人對政府的質疑。

抗爭背後,是對政府的深層信任危機

從2018年以來的政治事件,像是打開俄羅斯娃娃一樣,一層一層檢視人民對普丁不滿的真正原因。這場俄羅斯自蘇聯解體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民意反撲,除了近期幾年內的國際、內政事件,背後的真正核心,是普丁長期執政以來的結構性問題。

其中,菁英的背叛,更是問題的核心。

自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一度崩潰,貧富差距擴大,陷入一個分裂的社會,其中絕大多數人感到被剝奪,而要改變這個狀態通常是菁英的職責。但現代俄羅斯菁英的特點之一,是只關心會影響自身經濟利益的事項,對國家根本利益和戰略前景,他們漠不關心。也正是因為菁英保持著這樣態度和立場,所以很大程度導致了俄羅斯作為一個新興民主半總統制國家,卻飽受腐敗困擾,讓官僚貪汙成為制度性問題,扮演俄羅斯政治結構的元素之一。對於俄羅斯大部分的精英來說,貪腐竟是一種可以理解及便於行事的工具。

過去,普丁靠著強國政策、注意俄羅斯人民的人均收入和福利等,維持長期高支持率,擱置貪腐問題。但強國政策造成與國際衝突,加上長期社福為上、忽略經濟轉型的政策方針,終究造成了歐美制裁後的不得不面對的燙手山芋。民怨除了激起民眾上街,也把資金與人才逼出國家,以行動表態,開啟普丁的信任危機。

據俄羅斯中央銀行估算,2018年流出俄羅斯的私人資本規模達675億美元,是2017年的2.7倍,創2014年以來最高。資金外流、貨幣貶值,導致俄羅斯人才大量流失,以俄羅斯航空業出走潮為例,2015年以來已有300多名飛行員、機長和教練員跳槽國外,目前仍有400多人正在尋找出國工作的機會。

往外國移民的人口更是增加。據俄羅斯獨立機構Levada中心2018年展開的調查顯示,18~24歲的受訪者中,有41%表示如果能得到別國的居留權,他們有意移民,數字較2017年上升9個百分點。

這項調查也點出了人心的改變。2002年以來,人們考慮移民的理由主要是經濟因素,但在2009年之後,「社會文化」成為另一個關鍵因素;尤其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人,認為政府控制下的電視新聞、電影甚至流行音樂,讓他們與國際社會脫節。

考驗普丁執政彈性的關鍵時刻來臨

人才與資金的外流,不只是信任問題,更將決定能否帶領俄羅斯走過經濟轉型的危機,在過度保守的政治光譜以及缺乏友善的外部經濟環境之下,俄羅斯的未來急需人才,才能發揮思維與經濟上的創新。而這些,都在在考驗普丁治理上的彈性。

普丁對於反對派或者抗議他的人,態度一直都不是明顯的對抗,這也是普丁長年以來獲高度支持率的原因。普丁是溫和的排斥反對派、不是硬性的,而且歷來大規模遊行抗議普丁都會做出一些讓步。比如2012年顏色遊行,普丁做出國會席次降到5%門檻的妥協決定;2018年年金改革遊行,普丁做出推遲實施政策時間的讓步;2019年莫斯科反對派遊行,普丁以總統府發言人管道譴責了警察的過度武力,俄羅斯總統新聞祕書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當時表示,警察對遊行示威民眾使用不成比例地武力是「不可接受的」。

但普丁的「彈性」有多大,面對這一次的民意反撲,普丁是否如以往那般,以部分讓步來解決,答案未明。但人心的變動已成為一道確定的新考題,歷史對普丁的評價,除了政局穩定、經濟結構轉型成敗、如何處理和西方的交惡外,如何留下擁有新價值觀的新一代人才,推動國家進步與克服困難,終究也成了普丁執政的難題。而拘捕與威嚇,不會是這道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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