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陳宣澍/我的胖身體
我一直是個胖子。從幼稚園時跟媽媽在菜市場買菜,會被多送一隻雞腿,然後捏捏臉頰,也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意識到自己的胖。
鬼抓人、踩影子的追逐遊戲總是墊底、被陌生的長輩誇說我圓潤、福相,在國小時,這樣的身體樣貌開始成為焦慮來源:我跑得慢,爬樓梯更是無比吃力,我不會出現在大隊接力的比賽名單裡,體適能測驗也總是最後一名;而我在當班長帶隊去別的教室時,爬樓梯時我得用盡全力讓自己維持在隊伍最前端,氣喘吁吁汗流夾背的保持我的領導地位。
而我不僅僅是個胖子,我還是個陰柔的胖子。在幼時,我曾被帶去宮廟問事,師姐看了看我便說,這是給女水鬼卡到,才會又娘又腫。這樣的特質在青春期漸漸展示開來,肥胖而隆起的胸部,被不合身的制服凸顯,在體育課揮動身體的同時,胸前的肉團也跟著飛舞,本來符合情慾凝視的畫面,在一個臃腫的生理男上蕩然無存,反而成為恥笑。尤其是在運動中,那揮灑汗水,展示體態、能力的過程,我成為了墊底,成為了笑柄,在青春期的愛情與性慾中被隔離。
上學成為我的恐懼,我害怕體育課,運動時被笑,不運動待在角落也被說娘;我排斥制服,頸後的尺碼標籤被人看到,就是一連串對巨數的驚呼和玩笑;我的外套會被套在班上最瘦小的人身上,誇張的比較出那件把我綑綁的衣服,在別人身上有多遼闊。
然而最令我焦慮的,是被老師與學校圈起的感覺——被體育老師說要多運動,在吃午餐時被班導提醒別吃太多,健康檢查後更是被各種通知單提醒,上面寫了體重過重,BMI過高,要家長注意我的飲食,附上的是食物熱量與營養攝取指標,問題是當時的我根本不喝含糖飲料,家裡煮的食物也不算高油鹽。
我還記得國小三年級時,某個假日想買杯手搖珍奶,再三思量躊躇後才行動,在路邊角落偷偷喝完,洗手漱口,並把容器藏匿丟棄在廁所的垃圾桶,回家後還立刻測了體重,心中是滿滿的罪惡感。
國中時有幾次,上課時被叫去集合,全都是體重過重的人,生教組的老師先是宣揚了一下肥胖的壞處,然後問大家要不要接受輔導的課程,內容是每天放學留下來,做體能的訓練,但說穿了就是跑操場。當時的我嚇壞了,跑操場在國中時常是課堂的懲罰,那時候的我心想:「天啊,我因為胖而要被處罰了。」所謂輔導就像是胖子集中營,要把我們改造成正常人。我回去的路上就把輔導意願書撕掉了,弄濕丟進垃圾桶,連回去給家長決定都拒絕。
這樣的經歷讓我非常厭惡自己的身體,也拒絕照鏡子、照相,甚至是在外添購衣物。一直到高中快畢業時,接觸到女性主義中,要解放女性身體、回歸身體自主的論述時,我才如醍醐灌頂,這十幾年來的情緒,忽然被接住了。從那時候起,我才開始願意與自己的身體和解,裸體的站在鏡子前,端詳自己的贅肉、肥胖紋與粉刺。而和解的,不只是對於胖身體的賤斥,還有過往在親密關係中、在校園生活裡,那些惶恐不安的情緒。
其實身邊不少瘦弱的朋友,也曾因為自己的身體,而感到害怕、自卑,然而肥胖者在體型上的突出,使得自己更容易被標注。我們是如此龐然,卻又極力的想將自己縮藏。而造成壓力的源頭,常常是外界善意的關心,和以「健康」為名的提醒。
當各種醫療保健訊息傳遞時,常常將疾病視為行為的懲罰,而且容易與特定族群掛鉤,甚至成為污名。慢性病常被認為是飲食不節制,而被掛鉤的則是肥胖族群、肺癌與抽菸畫上等號、愛滋與淫亂畫上等號,並被與男同志族群掛鉤⋯⋯諸如此類的連結,造成刻板與歧視。社會大眾將疾病視為懲罰,苛扣了自己對患者的支持和關懷,而握有權力者,能苛扣的則是資源,從川普上任美國總統後取消愛滋防治及墮胎預算,這樣意識形態所引發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去年BBC製作的紀錄片《肥胖的真相》,講述一具重達108公斤的女屍解剖,華文媒體與網路社群紛紛轉發,以窺探輕浮的語氣報導,並夾雜不少「恐怖」、「立刻去減肥」、「放下手邊食物」等字眼。而嚴凱泰的一席話,「你連吃都不能控制,那你還能控制什麼呢?」更被視為成功者名言語錄。這些都忽略了真實生活中,屬於肥胖者的困境,也單一化了肥胖的成因。
肥胖的成因,可能來自憂鬱、躁鬱,可能來自基因,也可能源自於生命中的議題。如陽明大學衛生福利所的研究生蔡培元,在碩士論文《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記述一段朝向自在的歷程》中寫道,自己的胖,源自於對母親成就感的滿足,他無能為力地面對被家暴的母親,只能靠把桌上的食物吃光,滿足母親烹飪上的成就感。
社會在不斷闡揚著主流身體價值的美好時,能否在一句「你為什麼不減肥」前,先好好思量,或試圖理解一個胖子的困境?學校對學生的體重進行控管與輔導,卻沒有給予相對地支持系統,宣揚減重減肥的單一價值觀,反而異化了不同的身體樣貌。
肥肉不一定是因為快樂而長出來,但可不可以,不要因為肥肉而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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