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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都市原住民二代:我的父母如何墜入都巿經濟、健康弱勢邊緣
(非文中指涉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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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代。與多數人一樣,隨著年歲的增長,開始關注自身所迎對的處境和問題。

這個暑假,藉由投入「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研究原住民族健康不平等的工作,我有機會參與一場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畫的年度評議會。隨著會議過程對於都市原住民健康情形的討論漸深,身為都市原住民第二代的我,對長輩們「被迫遷徙」的歷史遭遇進行反思,漸而亦由源頭嘗試釐清,都市原住民從何而來?面臨著什麼健康困境?往後又得從何而去呢?

30年前,我的父母離開了部落

從叔父的口裡聽說,早些年,我的父母在部落辦完婚禮後,沒隔好些日子,便開始匆忙地將輕便上手的家當,還有他們自己,緊緊繫在一輛買來當嫁妝的石橋打檔車上。兩人一車,看上去彷彿毫無掛念的離開了部落,展開了長達30年的都會生活——成為第一代「都市原住民」(以下簡稱都原)。

那是1970至80年代,山地原住民族人由原鄉出走、集體外移的一種常態。叔父說,我爸太瘦了,不能留在山上,跟著當時在原鄉四處買地伐樹、採集原料、工程繁重的紙漿廠操勞,所以他索性決定帶上我媽,就往彼時「錢淹腳目」的大城市裡,碰碰運氣去了。

當部落數百年來傳統的生產方式,在政治經濟奔流不息的的變化裡,悄然由資本主義主導下的新興政經秩序全面接替,部落生活物資逐步商品化、資源分配的漸進邊緣化,致使族人不得不向外遷徙,以獲致資源、教育程度的提升,滿足當今社會的期待。

寄望於社會上不同的就業選擇中,找到一股向上流動的湧泉,擁抱「改善社經地位」的美好憧憬,成為台灣原住民族人生之根本的夙願。所以叔父只是一再告訴我:「那個時代,外頭處處是機會。」在改變先賦社會地位的浪潮底下,部落青年大的拉小的、男的偕女的,誰都像是深受一股躁動而無形的龐大力量所驅策著,踩上機車踏板啟程出山,為他們自己尋一個「錢淹腳目」的美夢。

那時候,如同我的父母一般,許多族人不曉得成為「都原」的意涵,只知道沒錢的感覺,卻又總是深信自己,在遠眺城市光景的視野裡,嗅到了「機會」。

從平均壽命看見原漢健康不平等

根據原民會2019年7月的統計數據顯示 ,目前全台灣原住民族人口,總計約56萬人,其中有超過4成比例的人口(約27萬人),居住於都會地區。

當多數人以為,原住民族已然在台灣長久的族群融合過程中,找到屬於自身的安穩定位時,我們卻可以從諸多冰冷的數據統計報告裡,看見自身處境的不安定與邊緣化。據原民會最新統計報告,2015年台灣原住民族的零歲平均餘命
指零歲嬰兒這一年齡組的平均餘命, 即平均壽命 。
,為71.9歲,低於全國平均的80.2歲。過去10年來,兩者差距始終維持在8.2至9.4歲之間。
原住民平均壽命普遍低於全國平均值

面對此般嚴峻的現況,身為都原第二代的我,不禁深感好奇,原住民族人的健康狀況何以致此?面對政治經濟歷史發展下所有最難堪的事實,原住民族人的整體健康情形、生存前景,又該如何是好?

從學界分析原漢健康不平等現象提出的解釋來看。其中不乏將「經濟遷徙」被視為一大主因的論述。

都原依循美夢,卻走向不平等苦難
包括我的父母在內,許多族人之所以離鄉背井的向外遷徙,一方面與台灣自1950年代起,諸多強迫部落資本主義化的經濟改造策略密切相關(
日宏煜(2017)。〈國家發展與原住民族的健康不均等——以太魯閣族肝病為例〉。《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22期,頁105-129。
) 。留在鄉下,依靠農作過活,早已不再是個選項,即使它曾維繫部落數個世代間的生命延續;另一方面,選擇離鄉出走,相信都會代表機會的同時,族人長輩們也或多或少為了自身所做的決定而蒙受傷害,只因走出部落雖然意味著他們能夠掌握更多的工作與就學機會,機會卻同時伴隨著相應代價的付出:除須面臨陌生環境帶來的未知風險,從部落的原生支持體系中脫離,在都會區接收強烈的族群隔閡,於個人心理層面上,壓力也可能隨之驟增(
劉千嘉(2016)。〈遷徙與區域醫療資源對原住民健康不平等之影響〉。《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0卷1期。頁129-162。
)。

具體而言,諸如我父母這代的都原長輩們,所承受的「風險」和「壓力」,大多與遷徙行為附帶的社會與文化情境的巨大變異,以及從事職業的類別有關。最終「成本」與「代價」,則正是他們在身、心理健康上,劈面迎受的嚴峻挑戰。

然而我從沒有真正的機會過問父親,當時攜家帶眷從鄉下老家啟程,住進簡破的紙箱工廠兼當載貨司機和門口守衛時,每天晚上都在想些什麼、擔心些什麼。我只是一再透過叔父總是語帶保留的記憶回顧和研究文獻,猜想他們曾經過得並不好——其實是很不好。

原民會2019年3月對台灣原住民族人的就業情況調查發現,近5成的原住民族人從事製造業、營建工程業、農林漁牧業、運輸及倉儲業等高耗體力型相關產業,其中就包括我的父親和叔父。

面對高耗體力型產業的高度替代性,頻繁更換工作、不考慮職涯前景是不少「都原」的就業特性之一(
劉千嘉(2015)。〈移徙與流動:都市原住民的代間流動現象〉。《高醫通識教育學報》,10期,頁93-125。
)。在國家順應資本主義的發展潮流、大膽改造原鄉經濟模式的同時,遷徙至都會地區的族人便成了產業間具高度流動性的廉價勞動力,持續為自己享受不到的美好經濟成果流血拼命。

曾幾何時,一代代外出尋找機會的部落長輩,一批批的成為都原,離部落的土地愈來愈遠;然而,原初盼望的好的經濟生活、好的教育水平、好的社會地位與好的前景,只有少數人得以實現。相對於此,大多數人仍只是在世代交替間,於都市裡遍尋翻身的機遇卻又飽經挫折,對適應環境的焦慮總是揮之不去。長期下來,不少「都原」長輩們的身心健康,深受國家整體政治經濟發展策略下的邊緣化影響,早已形容枯槁,健康不平等的處境不難理解。

在台灣,從原鄉到都會,車程大多毋須超過兩個小時,卻足以使不少「都原」長輩們,感覺置身異域。遠的從來就不是原鄉與都會的距離,遠的是文化、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日常生息間,「都原」能從生活種種的附加壓迫下,大口喘氣,都成了奢求。

原民健康照護遲遲未走進都會
然而始自2000年,衛生署(今衛福部)方於原住民部落暨離島地區健康研討會中,開始關注原住民部落地區健康處境的改善問題,以「花蓮兆豐宣言
2000年原住民部落暨離島社區健康營造研討會中所提出的部落健康營造重要宣言,部落健康營造應該以「本土化」、「訂立健康議題」與「建立機制」為執行運作的3大方向。 更多資訊請見連結。
」,期許採用因地制宜的策略,善用部落資源,建立地區自主的健康營造機制。

與此同時,策略的實施,卻相對忽略了近半數遷徙至都會地區飽經挫折的都原人口。歷來,衛福部持續推動「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畫」,一面撥予地方經費,一面與在地非政府組織建立協作關係,今年 (2019) ,中央更自行制定社區家戶訪視的工作目標,蒐集區域族人的健康資料,釐清需求與成因,策劃因應措施 ,亦同時尋覓面臨就業困境、經濟壓力與健康問題的區域個體,轉介相關單位,提供教育訓練、物資救助抑或輔導單位介入的管道,協助族人的日常生活返還常軌。

然而,此般美好而有助於改善都原困境的計畫,卻遲至近些年,方有嘗試從部落引入都會的實際行動。

根據原民會針對都會地區原住民人口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擁有最多「都原」人口居住的4大城市,依序為桃園市(24.57%)、新北市(19.7%)、台中市(11.34%)、高雄市(9.79%)。其中除高雄市以外,新北、桃園、台中等縣市在執行部落健康營造計畫時,皆未針對區域內都會地區提出設置部落健康營造中心的計畫

以唯一在都會地區執行計畫的高雄市為例,今年度經執行單位的評估結果,發現該地區都原的主要健康議題,聚焦在族人的心理健康照護需求上,計畫遂與在地文化健康站、發展協會與教會組織的資源連結,以辦理為時近半年的系列心理健康講座課程,帶領區域族人認識憂鬱症以及適當的舒壓方法。計畫執行間亦在4個月內,走訪9個村里,彙整在籍族人所需,轉介社福單位與就業培訓機構。除就當前健康情勢找尋解方外,也同時關注健康狀況的背景成因,並嘗試改善。

進一步探討計畫開展於都會地區的初步情形,除了不受政府中央有關部會重視的困境外,一些暫時無以克服的難題,依舊隱隱產生影響,以致計畫所勾勒出的完好情境──一個透過社區自覺與組織,全面改善原民健康處遇的美夢,現下仍只留於眾人的期待之中。

執行困境:都原「人籍分離」,公務體系難觸及

對於為數不少的都原而言(除了部分早早嫁入平地的婦女外),包括我的父母在內皆會認同,遷徙本非意味著覓尋更好的去處而後定居在那裡。相反地,他們深信自己有朝一日終將落葉歸根的信念,通常十分堅定。此番情狀,也清楚地反映在我們鄉下老家抽屜裡的戶籍資料上,不管我的父母曾經往外頭走得多遠、跑得多快,身分和姓名都還在。

這種心繫原鄉的情懷,無意間形成了「人在籍不在」的遷徙現況,經常造成地方政府在推動各項社福與健康工作時,無法充分涵蓋目標對象全體的執行困境。例如,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推動市區原住民族人的家戶訪視工作,關懷家庭就業情形與收支狀況以及健康狀況等等,通常只能有限觸及設籍台南市境內者,理解其需求並介入輔導,相對易將因工作或就學緣故,具高度流動性的族人排除在外。

社區健康營造計畫的推展,亦然面臨相同困境。即便,對一部分在都會地區開展部落健康營造的工作者而言,一起來到都市打拼的族人,不論戶籍是否在此,其生活與健康狀況都是急待掌握、關懷與輔導的。然而,當地政府所提供的戶籍資料,卻往往無法呈現出實際的居住情形。對此,部落營造健康計畫通常會藉以教會的力量推展工作(
石博文、莊媖智(2010)。〈非政府組織人員在原住民社區健康工作的困境〉。《護理暨健康照護研究》,6卷3期,頁231-239。
) ,一方面提高區域信眾參與的意願,一方面仰賴教會原有的組織性向外擴展,指望能夠有效觸及地方上更多的「外籍」都原。

不過,倚賴特定組織向外擴展,代表著無法真實估量的服務對象,這些為數不少的「外籍」都原,最終是否獲致社會保護機制的庇蔭,變得必須仰賴於他們自身的交遊圈廣闊與否,廣闊至得以與特定組織的人際網絡相互連結。

迎對困境,原民會於近年提出有關策略,計畫嘗試定期更新並運用「台灣原住民生活發展基礎資料庫」 (TIPD)
目前國內最大開放學術及開放政府資料庫。惟尚須強化資料庫與原民會既有調查資料的整合,以提供綜合性及整合性資訊,作為未來原住民族人口、生活、居住、教育、工作、所得、及醫療等決策之依據(原民會2017)。
,即時掌握原住民族人口分布及遷徙動態 。相較之下,當今衛福部回應原民健康不平等議題的長期改善計畫,仍舊相對忽略了都會地區原住民族人的健康狀況,而前述提及的部落健康營造計畫,主要仍僅是針對原住民族地區與離島地區進行,而非遷徙至都會地區的原住民族人。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8條:「政府對於居住原住民族地區外之原住民,應對其健康、安居、融資、就學、就養、就業、就醫及社會適應等事項給予保障及協助。」早已明示了政府應重視「都原」遷徙者健康狀況的義務,對此,我認為:

  1. 衛生福利部應即著手擬定長期計畫,有策略性地針對近半數居住於都會地區之原住民族人的健康狀況,建置照護與輔導轉介需求上的支援系統;另一方面,亦當重視都原「人籍分離」的現況,解決都會地區執行健康營造計畫遭遇的困境。
  2. 地方政府應更為重視所轄區域內都會地區族人的健康狀況,積極針對都原人口提出設置部落健康營造中心的計畫。
  3. 地方政府亦應嘗試透過部會資源的整合,解決都原「人籍分離」所形成的社福計畫困境:例如透過都原在工作單位的勞保納保通聯資訊,掌握更多「外籍」都原的生活現況,並將相關社福與衛生資訊的遞送交由納保單位轉知納保人。然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個人投保資料只得由投保本人或所屬投保單位查詢,所以地方政府應主動介入,避免僅由部分不具權限調閱有關資料的下轄單位(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衛生局等)去執行的現況。
【關於本文】

本文感謝「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簡稱衛促會)夥伴們在暑期實習期間給予許多對認識原住民健康議題的資料閱讀與討論的機會,特別感謝衛促會陳奕曄與陳慈立,在本文撰寫過程中的諸多討論與修改建議,使得文章的架構、論述與資料佐證更為完整、文意表達更為流暢。本文做為一個自我梳理生命經驗的小結,書寫過程亦是反思自己身為「都原第二代」、族人長輩身為「都原第一代」的種種遭遇,在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的洪流中,我認為我與族人長輩們的這些生命經驗並非少數,這應是許許多多原住民族人的共同遭遇、苦難。然而,我認為原住民族並未就此被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沖垮、擊倒,我們面對此共同命運,應奮而起身,也將共同改造。盼有志之士,一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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