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閩南人，母親是一半平埔西拉雅、一半阿美族血統，1983年次的江振愷，身分證字號開頭F，在新莊、三重附近長大。從小媽媽就不希望別人知道他們的原住民血統，但同學總指著他說：「你就是番仔臉啊！」

熱愛運動、參加各種校隊的江振愷還在念國中時，從「天龍國」同學裡聽到對愛好體育的原住民最難聽的形容是：「體育人都頭腦簡單、四肢發達，這是不分人種的刻板印象；如果體育人剛好又是原住民那就不用講了，野人不會進化啊，住花蓮的就是這樣！」

他試著跟同學解釋，外公會做魚籠、會種田、會多種語言，靠大地維生，同學說：「你說的是哪裡？在台灣嗎？不是印第安人嗎？我媽媽說原住民會殺人耶。」

不久後，江振愷就放棄跟不理解他的人對話了。

被同學嘲弄，並沒有減少江振愷對運動的熱情，很小的時候，他就鎖定台師大體育系做為自己的第一志願。

他開始對運動懷抱憧憬，是源自國二那年，台師大的一場體育表演會。各種體操、桌球、籃球、網球、羽球，讓江振愷大開眼界，他發現體育居然能用這麼有創意的方式呈現。羽球表演場上，選手用羽球「唰」地殺球，能擊破一顆小氣球；場邊有各種運動生理學、運動教育學的知識型海報，校內器材新、場館大，對比他在丹鳳國中穿到破的拔河鞋，江振愷聽見內心的聲音：「我想要來這裡讀書！」

體表會最後，當屆體表會總籌學生會長走出來接受大家英雄式的歡呼。江振愷告訴自己，「有一天，我一定要成為這個人！」國中教練對他說，「那你要跟其他同學不一樣，你要認真讀書，否則來不了這裡。」江振愷認真記住了教練的話，努力讀書。

2001年，做為高中聯考最後一屆的考生，江振愷升高中沒選擇讀體育班、不想靠體育保送大學，他在一般的班級裡，目標台師大體育系。

高三那年，他下課後努力練術科、晚自習再拼學科。同學的耳語仍不間斷，「原住民就是在山上混不下去才來都市，假裝會念書，搶我們的缺，最後還不是靠加分？」也曾有校隊同學問他：「我們有加分，你念那麼多書幹嘛？」

而高中老師則勸同學不要跟他走太近，成績會被拉下來。老師趁江振愷不在教室時，跟全班同學說，「江某某要是考上任何一間公立大學，我頭剁下來當椅子坐。」聽到同學轉述這段話，江振愷面無表情地坐在位置上流淚：「奇怪我有做錯什麼嗎？我都已經這麼努力了，我沒有要加分、沒有鬧事、也沒跑網咖，我家也好好的啊，我媽媽滴酒不沾耶⋯⋯」

愛面子的江振愷被迫早熟，看清社會現實面。最後，他在同學不理解、老師看不起、不保送、不拿公費、不加分的情況下，硬是考上心中第一志願。那年填台師大體育系的有3,226名考生，江振愷排名第7。而他也成為台師大95級體表會總幹事，距離那個國二立下志願的他，正好10年。「我在後台換西裝、打領帶，眼淚一直流，我走出去，看見國二的我坐在觀眾席上，現在換我爸媽坐在那裡看著我，」江振愷無限激動。

畢業後，他回到高中母校任教，跟當初看不起他的老師平起平坐當同事，為自己出了一口氣。

對很多沒有部落經驗的都市原住民學生來說，「加分制度」是他們認識自己身分的第一課。但在台灣成績與學歷優先的價值下，加分卻是一連串原民被扭曲、誤解的開始。

原住民加分制度，源自於《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肯定多元文化、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以及《原住民族教育法》，希望以政策支持原住民不因學習不利落入貧窮弱勢、社會階層流動困難的循環。

原住民升學及就學優待政策，的確有助於原民學生進入大專院校。從統計數字看，原住民高等教育粗在學率在2003年僅有27.44％，到了2017年爬升為52.3％，但仍低於同年一般生的85.6％。過去5年內，原、漢之間的粗在學率差距，幾乎都維持在33％左右。

但是，原運組織「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總召賴韋利形容，加分是一種「粉飾太平的鴉片制度」，暫時讓原住民的升學率、入學比例看起來漂亮，但實際上，進了大專院校後，不少人卻無法完成學業。

1996年次、來自原漢家庭的賴韋利說，她念高中時，是仰賴學校一位有愛心的老師輔導課業，但政策上，並沒有特別針對原民生的教育輔導機制，「直接把分數加給原住民學生、入學後期許你們自行進化，導致原住民學生在這個制度裡，必須靠自身努力彌補落差，就像大家開著法拉利，我們卻要赤腳在後面狂奔。」

因學業、生活等方面適應困難，進而影響學習成效，尤其原民學生往往為了經濟困難等原因休學，最後導致原民學生的延畢、退學人數增加。

但江振愷算是幸運的一位。一來是父親在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工作、媽媽是成衣工廠作業員，經濟狀況已比多數原民家庭好，所以他不希望佔去原住民的獎學金補助名額。念台師大時，他邊讀書邊兼家教，當救生員、爵士舞者，後來進了演藝圈跑通告，同時在國中試教、當健身教練，用多份打工辛苦養活自己。

爭一口氣拒絕加分、用考試證明自己，也順利從大學畢業，然而，江振愷的心裡依舊不踏實，因為他長期陷在不願面對原民身分的泥沼中。

台師大畢業後，父親過世、母親生病、哥哥當兵，他不得不離開早六晚十的教師工作，利用多個打工空檔的彈性時間，照顧家裡。後來，成為偶像團體中活躍的一份子，接著又經歷電視台砍節目、偶像團體解散，整個青春歲月，他對自己原民身分能不提就不提。

2010年，他甄選上僑務委員會建國百年宣慰僑胞團的主持人，從未出國的他，在一個月內踏遍北美23個重點城市，讓他人生觀轉而開闊，也在表演團認識了老婆羅美玲，將他從原本人生框架中拉出來。

江振愷跟羅美玲交往時，曾表達過自己使盡力氣想擺脫原民身分的疑惑，沒想到竟得到羅美玲正向的鼓勵：「你有這樣的自我認知很好，因為你有疑惑，我們一起去解答、正視它，心態上重新建設跟認識。」這段話讓他終於安心、不再如此掙扎。

相較江振愷，對原民身分篤定踏實的羅美玲來自非常傳統的原民家庭，爸媽都是泰雅族，她從小在新竹尖石部落長大，大學才到都市讀書生活，即便到都市，也經常回到部落，不曾真正離開過。

2016年，江振愷、羅美玲跟同鄉的泰雅族歌手溫嵐，參與了原住民園藝治療師黃一峯發起的原住民文化復育活動。3年來他們輪流主辦祭典活動，讓消失多年的泰雅豐收祭重現尖石各部落。

另外，羅美玲也陪江振愷去台南尋根，探訪遺失的平埔族西拉雅文化；也到花蓮的東里車站找尋先人的生活軌跡。江振愷才明白，東里車站是好幾代前客家人跟原住民交易的關口，在日本治理台灣時被高壓監視著，他的外公之所以會客語、日語等多種語言，正是在這裡培養的生存能力。

後來他到台灣各個部落拍戲時，都會主動找耆老聊天，去了解各個部落的傳統文化跟歷史故事，「當你知道愈多，心裡踏實感愈夠，你知道你是哪裡人、身上流什麼血液，生長的地方有什麼背景，你為何而來。」

現在他跟羅美玲育有一個3歲多的男孩，夫妻倆常帶著兒子去花蓮、回尖石的部落，「不管未來他認不認同原住民文化，至少現在看他在部落是自在的。我不會像我媽說『以後你長大就知道了』，只要他對身分有疑問，我都會告訴他。至於他長大要做什麼族群認可，他選擇要當族人、混血、普通人都可以，只要他認同自己。」

直到現在仍有人建議江振愷，直接用原住民身分幫兒子抽公托，馬上就抽到；但夫妻倆想的是，他們抽到了，就有另一個原住民家庭抽不到，還是把機會讓給更辛苦的人。

江振愷目前除了擔任活動主持人、跑通告以外，主業是老本行專業健身教練。他擔任綜藝界前輩胡瓜的個人教練多年，胡瓜笑說，他身邊的教練大多想藉此當跳板擠進演藝圈，「只有Terry是反方向想跳出來當教練，可見他真心喜歡這個工作。」

現在回頭看，加不加分已不再是重點，江振愷鼓勵原民學生跨越表象，去思考事情的本質。加分不是為了之後可以懶惰，原民津貼或政策是給需要的人用，考好學校、拿獎牌都是為了拓展自己的人生視野。

江振愷認為加分制度對原住民學生（尤其偏鄉）仍有其必要，但心態調整是關鍵，「不是靠加分上去就好了，同學要幫自己爭取更多獎學金跟補助，這些是為了讓自己更有資源、學習更精進。」當實習老師時，他特別鼓勵原住民選手，仍要追求知識、磨練心智，讓自己更強大。他也希望教育現場的班導師或是體育老師，能給原民學生多一點耐心跟關懷，並且一視同仁，用平等的態度對待他們，帶他們看見優勢、走出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