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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打開六輕污染爭議的科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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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報導者》的「六輕營運20年:科學戰爭下的環境難民」專題報導,勾起了自己踏進六輕環境議題研究一路來的點點滴滴。
詹長權老師在雲林縣的健康風險研究與莊秉潔老師因國光石化案被台塑所告,促使了我對六輕污染看不到、說不得的提問,進而開始訪查地方,瞭解一個傳統農業縣政府如何監督這個巨大石化王國排放的污染(註1)
杜文苓、施佳良、蔡宛儒,2014,〈傳統農業縣的石化課題:檢視六輕環境爭議與治理困境〉,《台灣土地研究》,第17卷,第1期,頁59-90。
我參與相關環境影響與風險評估會議,蒐集各方對於調查數據的說法(註2)
杜文苓、施佳良,2014,〈環評知識的政治角色:檢視六輕健康風險評估爭議〉,《臺灣民主季刊》,第11卷,第2期,頁91-138。
施佳良、杜文苓,2017,〈環境管制行政的科學技術框架與決策僵局:六輕工安事件環評過程析論〉,《公共行政學報》,第52期,頁81-112。
;探詢環境管制在揮發性有機污染物(VOCs)數值計算與石油焦被用作燃料後產生石灰(被六輕申請為可以買賣的副產品)亂倒危害的缺陋與限制(註3)
杜文苓,2015,《環境風險與公共治理》。台北市:五南。
杜文苓,2014,〈六輕VOCs爭議與石化業管制俘虜問題〉,《永續之殤—從高雄氣爆解析環境正義與轉型怠惰》。周桂田主編,台北:五南,頁125-137。
,並因而積極尋找如何讓「科學」成為污染揭露、改善環境的利器(註4)
杜文苓,2015,〈石化空污管制困境與社區行動科學的啟發〉,《臺灣風險十堂課—2015年度風險分析報告》。周桂田主編,高雄市:巨流出版社,頁101-114。
這些研究結果直指管制科學在污染研究中的核心運用,充滿了數據操作與政治盤算。尤其,在許多變數未能充分掌握的自然環境中,數據的產生不純然是科學客觀運作的結果,不諳科學政治性的風險決策,非但無助於事情的解決與環境的改善,在眾聲喧嘩中,往往引起更大的社會爭議。
當前科學教育總是傳授各專科領域的確定性知識,一般人乃至於公共決策者總以為科學專家可以給我們污染與否的確定性答案。但環境風險是高度跨領域的綜合問題,爭議總涉及非常多的不確定性,看似高聳專業的科學門檻阻卻了民眾參與攸關他們健康安危的風險論證,煙囪下的噤聲,是居民們無奈的選擇。但《報導者》的六輕專題,銳利地透視那道橫亙在環境難民前的科學之牆,深入淺出地重新解讀看似客觀的數據,循線追蹤訪查指出既有監測技術與標準的侷限,深入稽查最前線,描述地方全面監管所面臨的政治現實與挫折,嘗試為「官方監測數據」與「民眾實際感受」的巨大落差提出解答。
這是相當困難的報導工作,要進行與六輕相關的舉證與採訪都不容易。幾年前台塑狀告莊秉潔教授的爭議,以及對地方環保局裁罰提起的訴願、訴訟,即使最後台塑敗訴居多,但已對當事人身心造成莫大的壓迫與困擾。瞭解資本雄厚的企業可能發動針對性的策略性訴訟(如透過行政程序進行管制的拖延,或防止公眾批評的提訟手段),一般理性的公民要出面評論、科學家要公布研究、公務員要裁罰懲處,可能也都要再三自我檢視,或轉頭視而不見規避風險。常見主流媒體淺盤式地綜合各家說法不痛不癢的「平衡」報導,卻無助於追逐真相、釐清事實,稍不明查,還可能淪為權勢者粉飾太平的化妝師。
許厝國小爭議即是一例。一般報導針對學童因污染遷校的新聞,著眼於學童、家長渴望搬回設備新穎寬敞新校的心聲,對於引起爭議的尿液中含有TdGA物質,呈現各方專家的爭論,並在污染無定論下重現學童開心返校的畫面。但《報導者》把爭議中的科學放在複雜的社會歷史脈絡,讓我們看到不同資金來源贊助的科學家,對於同一個現象如何進行科學預設、方法採用與結果詮釋,而這些過程又如何與地方政治和制度運作交織纏繞。把時間拉長,各方行動者的社會網絡拉開,依附在科學知識權力運作上的爭議輪廓逐漸浮現。《報導者》比較在許厝國小科學紛爭中不同研究的委託、執行單位、性質、研究設計、期程與結果,循線讓讀者看到產學間的利益糾葛,如何影響研究設計與問題釐清的辯證,以及交織在科學爭議中的民眾如何選擇相信的困局,層層撥開「污染無定論」的科學迷霧。
《報導者》紮實的追蹤報導,也展現在他們對六輕「污染測不到,或測到也不算數」的提問上。縱使地方居民提出左鄰右舍罹癌率暴增、殯葬業躍升為當地重要產業的現象,傳統標準監測儀器卻不一定測得到污染。
當一般人把污染測不到當成無法證明的「科學事實」,《報導者》帶領我們看到這個事實背後的社會建構:國家資源沒有投入在重金屬與致癌物質系統性與全面性的量測、地方稽查人力與石化王國的「反搜查」資源不成比例、監測科學儀器的軍備競賽從不對等、國家標準檢測方法的限制與爭議等。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中所討論的「該做而未做的科學」、「管制科學的標準劃設協商」、以及「公民科學」等概念,成為凝視六輕科學爭議的要角。
這或許是《報導者》六輕專輯的另一個貢獻,除了帶領讀者從各方面解讀矗立20年的六輕,也翻轉我們傳統從制式教育所習得「科學知識是客觀中立、常民難以參與或挑戰」的認知,理解到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間緊密相連的互動影響。從具體的六輕爭議中,我們看到科學知識的生產會受到法規標準、資金投入等諸多的限制,科學知識建構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過程。也因此,科學專業知識在政策過程中如何被建構與引進、政策議程設定如何影響知識的產出與詮釋、誰在主導科學與風險的相關定義,以及「科學性」結論如何被執行等,不應再是無法被質問的前提,而是需要被檢視的問題。
攤開六輕污染爭議的科學檔案之後,我們可能要繼續問:什麼樣的科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風險分布不平均的成因?在改善環境、降低健康風險的目標中,我們需要積極的發展哪些科學與技術,協助地方民眾掌握風險、降低生存危機?而什麼樣的治理機制與社會基礎可以支撐上述目標,並避免重蹈製造「科學煙霧彈」與行政不作為的覆轍呢?
抽絲剖繭的深度報導開啟了我們看六輕、看科學的不同視野,也鋪設了我們在不同的科學認識論下,如何進一步回應風險的挑戰。但面對深諳地方社會政治關係的巨獸,我們或許更應該警覺,好的污染證據指認,必須鑲嵌於良好的政治計畫中,才有創造社會信任、突破制度困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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