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鄧小樺/藝術與政治,傾軋與連結──香港「倒數機」事件

在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期間,藝術家黃宇軒和林志輝二人創作的新媒體藝術作品,《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下稱《從》),先在環球貿易廣場(ICC)外牆上展出,後被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決定將作品下架不再展出,並登出聲明指二位藝術家違反合作協議,藝術家亦作出聲明反擊,事件引發藝術受政治審查之爭議。

《從》本是由獨立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策劃、藝發局資助、ICC作為場地提供者的公共藝術展覽「感頻共振」其中一項作品。作品是在ICC外牆上展示全長6分鐘的數字,頭5分鐘以不同形式包括秒針時鐘轉圈、阿拉伯數字、甲子等,倒數一分鐘各五次,最後一分鐘則是一串9位數字高速倒數,是由當下倒數至2047年7月1日逐秒倒數,即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限期。

每次倒數之間,出現一句話「這是事實,你改變不了。」藝術家在作品宣言中指作品乃受王家衛電影《阿飛正傳》中「從現在起,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這是事實,你改變不了」的對白啟發。

「附加」的政治意涵

不過,在作品展出期間,黃林二位藝術家接受媒體訪問,訪問內容中稱「這串9位數字是黃宇軒和林志輝二人創作的新媒體藝術作品,名為《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兩人稱之為『倒數機』」。更稱「將頭5分鐘理解成最後一分鐘2047倒數的幌子,並不為過。」黃林二人曾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創作登出巿民為運動打氣之留言的「打氣機」,並受到國際媒體報導;因此「倒數機」的命名,就比「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具更強大的政治含義。

「2047」近來成為香港的矚目政治關鍵詞。

香港學者呂大樂在數年前開始關注,現時的「一國兩制」在2047年完結之後,香港如何在政治上定位,及至青年政治領袖黃之鋒近來組黨準備參選,提出以十年時間推動香港進行公投,以決定2047年後香港政治何去何從(即所謂「港人自決」的政治議程),不少政治人物及評論人亦加入討論──「2047」這個數字包含了港人對現時一國兩制實施中,中共統治意願壓倒香港自治的絕望,同時亦有自行尋找出路的希望。

可以說,黃林二人的作品若以「倒數2047」為主題,便是直接指涉相關的港人自決政治議程。而二人亦在訪問中,提到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期間,一系列高壓的封路措施,彷彿不要讓張看到任何示威,那麼在ICC外牆上的倒數,便可以突破封鎖,張德江只要拉開酒店窗簾,就無法不看到。

黃林二人的言論在媒體上受到很大注意,尤其在網上廣為傳播。藝發局的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鮑藹倫與是次展覽的獨立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 22日晚間發表聲明,指「倒數機(2016)」不再屬於展覽的展出項目,由即日起不再展出,指兩名藝術家黃宇軒和林志輝違反與策展人及局方的協議,並指事件可能危及業界未來於公共空間展示藝術品的可能性;而藝術家的反駁聲明則指,「倒數機」只是《從》的延伸作品,是「篏入」為原作品的一部分,而策展人由始至終知道內容,並無違反協議。

30日傍晚鮑藹倫發出個人聲明,重申ICC及藝發局沒有施加任何政治壓力,再次指藝術家修改作品性質不符協議,以及表示事件過度發酵令部分利益相關者無機會發聲。

政治審查的根本

就常理推想,《從》在下架前也已展出了好些天,張德江要看的也應該看到了,既成事實都仍要下架,付上重大的公關代價,裡面不可能沒有政治影響。藝發局的聲明由鮑藹倫(亦為資深新媒體藝術家)聯同Caroline Ha Thuc署名發出,有聲音指責二人是政治審查黑手,這卻或是見木不見林。

所謂違反協議,根據黃林二人的訪問內容,指展覽場地ICC曾明確表示作品「些許政治都無法接受」;而藝發局聲明則指ICC並無過問作品內容,那麼「非政治化」的協議顯然同時存在於藝發局、策展人、藝術家、場地之間。

當代最炙手可熱的美學理論家洪席耶(Rancière)認為,美學的政治乃在於那些在系統中不佔有看/聽/說的位置與權力的人,以偶發、無系統的對抗行為,「補充」了由治安機關平時劃定的可感知(sensible)的範疇分佈,重新定義什麼是可以看/聽/說的。

異議(disagreement)的產生不是因為誤解或欠缺溝通,而是因為在什麼可被看/聽/說的定義層面,民眾與治安機關存在衝突。正正是下架「倒數機」的行為,把「倒數機」提升到政治—美學的範疇,加強了作品的挑釁性。

這是慣例。在香港,與商家財團及政府公共機構合作,都常遇有「避免政治化」的要求,自動過濾有強烈政治立場的作品比比皆是。彷彿沒有衝突、閒雅靜好的藝術面貌,背後其實處處是政治禁忌,對大機構和正規建制,更是步步驚心。(註1)
場地ICC業權由新鴻基地產(下稱新地)擁有,郭氏家族,乃香港繼李嘉誠家族後的第二鉅富家族,但近年新地郭炳江、郭炳聯兄弟因官商勾結貪污案,與前朝高官許仕仁一同被判入獄,此對郭家的衝擊之大可以想像,對政治難免更如噤風寒蟬。香港現任特首梁振英上台之後,前朝高官、唐營媒體人被連接起訴,令法律事件都蒙上政治權鬥的陰影。

如果是一個有政治輪替的健康的民主政體,各人可以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與陣營自由表達,著實不必如此壓抑。這種壓抑,乃顯示所謂國際都巿香港,其實歷來是政治勢力較勁的場域,中共與西方之間,中共內部的勢力之間。以心理分析的語言來說就是,「政治中立」的幻象,支撐著香港「如常運作」──背後就是政治權鬥血腥撕咬的實在界(The Real),而實在界的面貌,其實也非常人心靈可以承受。

因此,政治審查是無名而處處皆在,我們理應看到「倒數機」所觸動的真正禁忌何在,到底傷害了何人的利益?誰畏懼香港尋求2047後的政治自決?

由此看來,在藝發局、ICC甚至港府之上,還有真正的政治壓力來源。它們不現身,不署名,讓一切留在猜測與陰謀論中,讓人民彼此分裂。相反,為作品下架聲明署名的鮑藹倫及Caroline Ha Thuc,不躲在機構後面而現身署名承擔責任,讓事情有了可追溯的源頭,反而有著民主體制的光明型態、顯現個人意志的處事方式,在政治對立的洪流裡,值得一瞥與知曉。

共同體與信任破裂

其實最令人傷情的是,面對政治壓力,為何藝術家與策展人不能站在同一陣線面對打壓?在世界各處,都有策展人以些許詮釋動作,把政治性作品包裹放入大型公共或藝術展覽的例子,甚至在中國內地也有很多。

為什麼這次不可以?

關鍵之爭議點也許在於策展人認為2位藝術家在媒體上把作品重新命名。

眾所周知,「命名」在當代藝術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就事件來看,即使是同樣的內容,從「六十秒的朋友」到「倒數機」,作品的指向就全然不同。「倒數機」是《從》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但卻是一可以扭轉全體的關鍵部分──必須說,藝術家的說法十分聰明,顯然清楚知道作品與詮釋之間的模糊灰色地帶。

藝術的詮釋,本質上是無法窮盡與限制的,亦不能全由作者負責。這次關鍵的爭議點在於,藝術家本人在媒體訪問時將作品改稱為「倒數機」,主動將作品詮釋扭向政治方向,讓媒體寫出「頭五分鐘實為最後倒數一分鐘的幌子」之說,更指「如果一開始說得太白,就沒可能通過」。

或者在媒體上強烈鮮明肯定的說明及表態,令策展人再無轉圜餘地,甚或是策展人也認為自己被騙了而惱火。

以往有政治訊息的作品,要麼完全處於建制之外,要麼是靜靜的偷渡進去;而黃林二人這種由媒體事件(Media event)完成作品的方式,大聲說出原為偷渡的內容引起效應,並非香港以前的做事方法。

而筆者年前已經觀察到,香港社會近年因為對於政府、商業等大型建制都處於不滿狀態,不少藝術家把參展視為展示態度的平台,可以為表達態度而退出展覽,展示平台及接觸的團隊並非主要溝通對象,真正的溝通目標是媒體及巿民(或網民)。

過程中,對介乎建制與民間的展示平台(包括策展團隊)之中介與模稄兩可性質,採「寧可破壞」的態度。筆者對此始終持謹慎態度,因為中介就是橋樑與窗口,它們的消失會加速社會的崩壞,首先會是一輪更窒息明顯的政治打壓,實在界的降臨。

如果藝術家不求取這麼強的政治議程連結與媒體反應,如果策展人採取放大作品含混性(而非放大「倒數機」的政治性)的處理方式,事情會不會不一樣?那麼事情為何不能這樣發生?以前在香港好像是可以的。

破除孤立、重建倫理

撇開統治者、政治陣營、資本家的利益不算,2位藝術家以媒體發言重寫作品的方式可能令合作方感到受傷;ICC外牆以後可能不再做公共藝術作品,也可能讓一些藝術家感到自己的機會被剝奪,「倒數機」事件可能被認為是「竭澤而漁」而不符共同體利益、不符內部倫理的做法。

古典的政治含義是尋求群體之間的「共同善」(common good),即「每個人的利益不會造成任何人的不利」,而洪席耶則認為政治的根本在於「偏移」而非均衡,引入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le),破壞原有的利益分配平衡。這樣說來,「倒數機」事件果然是政治的,問題在於,我們希望它發展為追求共同的政治,還是講求敵我劃分的政治。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也說過,獨裁最大的破壞力,在於它把人與人之間隔絕開來,讓人們覺得自己孤立、微小、絕望。出現獨裁型態的政治壓力時,民眾之間的分裂是最讓人憂傷的。是次事件所顯現出來的最大危機,不在於政治審查──香港藝術面對政治審查經年,本有一套偷渡或者翻臉拒絕的習慣。最大的危機在於,在愈形對立而溝通習慣愈趨歧異的狀態下,藝術界內部出現分裂與信任破裂,彷彿失去了共同行動的信任基礎。要重建溝通倫理,是必須而艱巨的事。

媒體及臉書上的表態與指責,只是當下最浮面的部分──藝術的眼睛應看著未來。

重新摸索新的偷渡規則、考慮中介機關包括策展人應被視為建制代表還是民間同道、尋找共同行動的共識、組織一種可以包容藝術家反叛的論述,以及認真思考,民眾如何在參與到公共藝術之中並協助完成「可感知」(sensible)範疇的重新分佈,以之前不被看/聽/說出之物來衝擊現有秩序?而真正細緻、開放的對話,應是接下來時代的重點。

(本文論點乃與文藝界友人討論而成,在此特別感謝何慶基先生。 )

(作者簡介:詩人、作家、文化評論人。沒有全職,但每日工作十五小時;近乎瘋狂地堅持理性,熱烈工作而內心虛無,讀理論時會淚眼漣漣。曾任電台文化節目主持,偶然參與社運,於各大專院校及中學兼職任教。著有詩集、散文集、訪問集五本,編有合集、訪問集、評論集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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