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暖冬，花蓮選情清冷。不看電視沒爬新聞的時候，我幾乎忘記，台灣正在進行一場關鍵的選戰。

有著一個獨攬地方的花蓮王，一個慣以奢華演唱會糜爛縣民的「五星級」縣長，花蓮總被拋離在核心之外，也總甘於被拋離在核心之外。

選戰太冷靜，如果不是民主已成熟，就是人民太冷漠，當權者顛撲不破。然而，在與人間煙火無涉的花蓮邊城，我努力想著這次選舉的種種，卻彷彿隔著遙遠時差，沒有真實感。我想念選戰的熾熱，那至少能點燃一些希望的火光。

曾經有過那樣的年代，我們想像選舉是一個能量轉換器，期待通過一場選戰，走向陽光普照的明天，從禁錮數十年的政治氣候中，脫困變天。

2000年，「變天」那場選舉，至今仍然記憶深刻。那時，我不僅熱衷於走踏各個選舉場，「水蓮」周邊商品也買了不少，記得有一把水蓮傘，一襲水蓮衫。那水蓮衫還在我的衣櫥裡，淡綠色長版外套，暈著幾抹翠蓮，烙著一個歷史性的印記。

首次政黨輪替，只是民主國家的基本配備，卻是台灣等待了超過半世紀的關鍵時刻。那場選舉，是長年積累的節氣到了，台灣島內所有想要改變的能量聚集，我們滿懷希望，不是因為看好反對黨，我們挺身而出，也不只是支持特定的候選人，而是想像一個可能，一種希望，一些光隙。          

一場選舉不能改變整個世界，我們當然很清楚，但是，憑藉一場又一場選舉，飛騰想像力的幅員，就可能擴充台灣民主的地界。

2000年的那場選舉，我在台中，主持過幾場藝文界挺水蓮的活動，細節記不得了，印象最深刻的是開票那夜。那時選情已定，我搭公車到台中市的水蓮競選總部，即使平時喜歡獨處近乎自閉經常連電話都不願接的我，在那樣的時刻，也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變天的暖熱。

老遠就聽見人聲鼎沸。我奮力穿越幾條街巷的人群，擠進總部，中部婦運界和各路好友都在那裡，我從總部向外望，光亮延燒到看不見的遠方。大家都很激動，我們談些什麼，時隔15年，多數忘記了，我卻莫名地記得自己那天穿的衣服，還有幾絡不聽話的捲髮在頸間一直搔癢著，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燙頭髮。

而其實，我記憶最深刻的一場選舉，是2004年那一次。那次選舉，從開始就透著詭譎的氣氛，似乎全台灣都陷入歇斯底里，我也是，為了選舉，跟人莫名吵了幾次架，幾乎是此生僅有。

選前的二二八紀念活動，「手護台灣」，超過200萬人，在陳明章的〈伊是咱的寶貝〉歌聲中，台灣西岸，北起和平島，南至鵝鑾鼻，共時串成人鏈，長達500公里，每一個位址的二二八幽魂，都從禁錮中騷動起來。我們在台中場，一家人，還有一大群學生，在台中公園對面，台灣本土文化書店前方，這個既有歷史性，也有現實性意義的地點，冬日陽光熾暖，汗水浸透牽連著的每一雙手。

「手護台灣」的激情未平，下午我趕往彰化，主持彰化縣政府主辦的二二八紀念活動，當時是翁金珠縣長任內。活動進行到中段，我介紹了一個表演團隊出場後，轉到後台暫歇，複習下一個表演團隊的簡介，一群表演者也在後台等待出場，其中幾個人，嘰嘰喳喳在評論著，二二八有那麼重要嗎？有必要每年都這樣一直講嗎？有什麼好紀念的？就殺幾個人，幹嘛這樣大張旗鼓？

做為主持人，我不該激動，應該冷靜清醒，但聽著聽著，實在覺得氣悶，心想那你們幹嘛要來參加，還領表演費呢？忍不住嗆了一句，你們既然不認同二二八紀念活動，那幹嘛要來參加表演啊？因為緊張，聲音抖得厲害，他們瞪我一眼，罵了一句「神經病」。之後我把他們也介紹上場了，才知道他們就是表演名單裡那個彰化縣境中學老師所組成的合唱表演團體。

這場選戰，我的架還沒吵完。選前一日，319，陳水扁受到槍擊，我在靜宜大學上課時聽聞，情況不明，生死未知，開車返家時，心裡很激動，急著想打開電視了解情況，倒車入庫時，側臉看見隔壁家裡聚集了一大群人，正在喝酒高談。這家人自從搬來後，每天都人來人往，喝茶聚酒，大門洞開大談國事，沒少罵民進黨和陳水扁，房子隔音效果很差，他們又總是門戶敞開，什麼都聽得見，有一次我還聽他們說，最好是讓老共趕快殺過來，讓民進黨和阿扁都去死比較快。

我打開車窗，車倒了一半，聲音轟進耳膜，他們嚷嚷著說這一槍必定是假的，如果不是空包彈，就是收買槍手自導自演，假戲真做死了最好。我聽著一陣惱火，停好車，走進鄰家，邊走邊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事情才剛發生，調查都還沒開始，你們就這麼說，很不公平。他們先是被我嗆得愣住了，一桌子酒菜，停擱在那裡，幾秒鐘後，隔鄰大姊回嗆，你懂什麼？你被民進黨騙得死死的，你知道嗎？如果沒有國民黨，我們今天怎麼會有好日子過？我說，你們才是被騙了，我是研究台灣史的，你們知道二二八嗎？知道白色恐怖嗎？你們知道國民黨殺了多少人？她說，哪有什麼二二八啊，妳讀書讀憨了，黑白講，還是大學教授呢⋯⋯

我不記得是怎麼衝出鄰居家的，進了家門還全身發抖，回到客廳，聽見那群人還在議論我，鄰居大姊的聲音帶著尖嗆的笑聲說，肖查某，連吵架都不會，還想跟老娘吵，老娘吵架，從來沒輸過。我從客廳窗隙偷偷望去，幾個人都笑咧了嘴，老公幸災樂禍地看著我，嘲笑我無聊，幹嘛跑到人家家裡去吵架。

我吵到上氣不接下氣，全身發抖，晚上想想，竟有些後怕。第二天，投票日，我早早去投了票，就離家到市區的妹妹家，一起看開票。選情揭曉，水蓮與連宋，兩組得票率只差0.22％，票數差距29518，不到三萬票，當晚藍軍就發起抗爭。那晚我待在妹妹家，但次日清晨終究得回家，鄰居那位大鬍子先生的臉容，突然毫無道理變得嚇人，於是，返家前，我特地去買了一台立可拍相機，準備隨時「蒐證暴行」。

這一切，有如荒謬劇場。一場選舉，把我選成神經質的潑婦。當時我真真實實地想著，這下糟了，萬一他們把選輸的氣撒潑到我身上，說不定會打起來，真打起來，我一定打不過，那得保護自己，至少要好好蒐個證。其實鄰居除了愛罵民進黨，愛亂停車，也並不壞，有時還很熱情，有時燉了花生豬腳，見到我們，還會請我們進去吃一碗。但我那時簡直歇斯底里，幻想著0.22％之後，這個島嶼即將發生的暴力衝突，將會降臨在我身上。

然而，現在想來，這齣荒謬劇，其實並不荒謬。歇斯底里，是一個集權社會要邁向正常民主，必須經歷的「疾病化」過程；讓潛藏在深層肌理中的病態「癥候化」，能夠被發現，能夠被判讀，才能夠被治療解決。或者說，這正是民主政治的實景劇場，內含民主政治的蛻變邏輯。沒有經過衝突，就沒有對話與協商。

正如民主國家不是一夕造就。無論記憶有多深刻，無論我們如何發功，如今看來，2000，2004，兩場總統大選，只是讓禁錮的天空出現空隙而已。2004年以後到現在，十年間，沉積半世紀的黑暗，仍然難以掃除，二度執政的民進黨，逐漸褪去反對黨的性格，而2008年重返執政的國民黨，超過半世紀在台灣遍佈的權力網絡，每一條紋理，都仍如成千上萬的蜈蚣腳，釘入島嶼的每一吋土地。

2008年國民黨能夠快快速奪回政權，證明威權體制鋪設一甲子的權力網絡牢不可破，國民黨永遠是國會最大黨，而且永遠過半，台灣的民主，只是形式民主。除了虛假民主之外，戰後，國府接收台灣，台灣成為國共鬥爭的延長線，兩黨在中國的結怨，也牽連了台灣，成為至今難以掙脫的網羅。

數十年來，國共兩黨漢賊不兩立，國民黨逼迫台灣人民也必須與共產黨漢賊不兩立，甚至為了確保漢賊不兩立，長期以來施行白色恐怖統治，對人民進行嚴酷的思想檢查。然而，2008年以後，國共言歡，卻不僅沒有解除長期積累的歷史網羅，還將台灣推入新的難題。

2008年馬政府上台，立即以陳雲林事件，揭露國共的曖昧新關係。國共從漢賊不兩立，到同氣唱和，戒嚴時期、動戡亂時期的語境，似乎正式消解，然而，台灣人民的思想檢查，卻沒有被解除。應該說，現在是國共聯手，一起做台灣人民的思想品管員。陳雲林事件揭示的是，「中華民國」這個符碼，主要是向內的，是用來檢驗台灣人民的，對外，在國際上，或者在中國人民共和國的使者面前，國旗國歌都可以消聲匿跡。

2008年以來台灣的新難題，不過是從反向證明了台灣從戰後以來就被捲入的糾葛難題。當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當中國對於台灣的經濟介入，赤裸裸帶著政治目的，當「解放台灣」，從武攻轉變成經濟與文化的滲透，台灣該如何面對中國？又該如何面對自己？尤其當中國這個國家資本主義與威權體制的複合政體，仍然不斷在對他的人民進行思想控制、製造冤獄，更從來不曾放棄將台灣納入這個控制版圖之中。

新的難題，比起戒嚴時期更複雜，更多內容是涉及台灣人如何看待「台灣」自身的存在。台灣的民主，雖然才透光隙，還不完全，卻也是累積數十年的努力成果，面對一個威權國家不斷釋放的吞併威嚇，這不是統獨的國族主義課題，而是民主與威權的理念對決。

從2008年陳雲林事件，到2014年的反服貿運動，暴露出台灣新難題的困局，但也彰顯出台灣社會已經聚集新的能量，願意面對新的難題，透露出新的希望光隙。不同於過往，以前是年長世代努力想要抹除台灣的歷史黝暗，去年318以來，則是青年世代挺身為台灣的未來打光。

在這個意義上，2016年的選舉，是另一個關鍵時刻。這不僅是兩個政黨的輪替那麼簡單，而是台灣如何守護並推進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同時確認台灣主體，面對台灣新難題。

對2016這場關鍵性選舉，我們不寄望戲劇性的萬里長空，而是必須奮力實踐一個民主國家的自我證明。守護既有民主成果，推向真正的民主國度，通過選舉這個能量轉換器，台灣人民以意志的光，指向一條主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