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變第一天我腦中想到的是，軍隊要來抓我們了，」《今日緬甸》（Myanmar Now）的記者丁特班（Tin Htet Paing，音譯）在網路電話那頭對我們說。33歲的丁特班加入新聞產業已7年，在這場政變出現前，丁特班和她的同事都以待在《今日緬甸》當記者為傲。這家媒體在緬甸是以調查報導為特色，曾製作軍方與財團勾結的報導，進而促成兩位高階將領下台。這使得2015年成立的《今日緬甸》成為緬甸社會信任的進步派媒體之一。

丁特班的家人知道在緬甸當記者可能會有入獄的風險，但仍支持她的選擇。「特別知道在這間公司工作並不容易，但我願意承擔，」丁特班回想自己的抉擇這麼說，但一談到軍方對記者此刻的大搜捕時，丁特班不是沒有擔憂。

她的憂慮特別出現在夜裡。

緬甸的電信公司如今配合軍方指示，每天凌晨1點到上午9點斷網，記者們擔心一旦在這段時間被逮捕，消息要等到網路恢復後才會被外界知道。「在這段時間，都是帶著恐懼入睡的，」丁特班說。

軍方突襲《今日緬甸》辦公室當晚，她更是徹夜反覆、難以入眠。

整肅的消息早在媒體管理階層的預料之內。 2月1日軍方政變後，擔心軍方遲早出手，《今日緬甸》編輯台就要求所有員工不能再進辦公室；管理階層也要員工全部換新的電話號碼，並使用保密性較高的通訊軟體「Signal」聯絡。軍方搜索《今日緬甸》辦公室時，雖沒有逮捕任何人，但同樣用撤銷媒體執照懲戒。

《今日緬甸》總編輯瑞溫（Swe Win，音譯）在接受《BBC》採訪時表示，若軍方進一步大規模搜捕記者，《今日緬甸》已準備好要流亡到澳洲繼續營運。

緬甸軍政府限制言論來整肅甚至對媒體暴力，並讓新聞工作者坐牢或流亡到外國，並不是第一回。

留著小平頭的索尼瑞（Sonny Swe）是另一家調查媒體《緬甸前線》（Frontier Myanmar）的創辦人。軍事政變發生之前，他常常會在Facebook上發表言論批評時政，並且上傳他活躍社交生活的影像。但，政變發生之後，他立即關掉了個人Facebook的帳號。索尼瑞曾因言獲罪、入獄8年，他很清楚軍方手段可以有多殘忍。

索尼瑞在2013年被釋放，但牢獄生活並沒有撲滅他對新聞業的熱情。

當時緬甸新聞審查制度已經寬鬆很多，包括2012年8月終止了國內刊物審查，2013年4月開放外國媒體進駐。很多緬甸人都以為，緬甸政府願意提供新聞自由的空間。於是，2015年索尼瑞與幾位記者前同事，再創立了調查式報導媒體《緬甸前線》。

1992年在挪威流亡的緬甸人所成立的《緬甸民主之音》（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DVB）、1998年在印度成立的《密希瑪》（Mizzina）都在2012年回到緬甸；1993年在泰國成立的《伊洛瓦底新聞》（The Irrawaddy）在2013年回到故土；跟《緬甸前線》同屬於調查媒體性質的《今日緬甸》則在2015年成立。

緬甸的新聞工作者第一次呼吸到自由氣息，長久的壓抑之後，百花齊放。

「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報導新聞，對政府施壓，」丁特班說，翁山蘇姬政府時期的新聞自由沒有盡善盡美，但政府大致會回應、會尊重記者，跟現在的軍人政權把新聞媒體視為麻煩製造者的態度完全不同。

在緬甸，媒體分類大致如下：當權者掌握的國營媒體、由財團把持的商業媒體、少數民族創立的地區性媒體，以及異議或進步人士／流亡者創設的獨立媒體；前兩者對於執政者的態度特別友善，尤其是國營媒體。政府不斷擴大國營與商業媒體的版圖，試圖控制和影響輿論。

例如索尼瑞被關後，他在《緬甸時報》51%的股份被軍方賣出。幾經轉手後，在2015年由「緬甸金星」商業集團的老闆登敦（Thein Tun）所收購。

登敦最為緬甸所知的事蹟是他在1991年軍政府專制時期，成功將百事可樂引進了幾乎與世隔絕的緬甸。他與當時的中將兼商務部長敦基（Tun Kyi）有相當好的關係，讓登敦得以獲得政府的特許。

登敦知道，跟當權者交好，是在緬甸做生意成功的不二法門。索尼瑞解釋，「因為登敦的生意遍及飲料、地產、銀行與媒體等產業，他跟政府走得近也是可以預見的。」

此次軍人政變之後，《緬甸時報》管理階層配合軍方要求，指示記者不得使用「政變」（coup）與「軍政權」（junta）等字眼。在《緬甸時報》任職記者10年的阿咪（ 化名）說，《緬甸時報》高層選擇迎合推翻民選政府的軍人，讓體制內的記者也升高了不滿的情緒。

不滿的情緒累積2週後，終於爆發。

軍方在2月16日舉辦了政變後的首場記者會。大多數緬甸的獨立媒體都在Facebook上呼籲新聞同業杯葛記者會，而許多《緬甸時報》的記者也公開表示支持。但《緬甸時報》董事會施壓駐守首都奈比多的記者，讓《緬甸時報》成為參加記者會的新聞媒體之一。

緬甸民眾在網路上流傳一份參加記者會的媒體名單，呼籲大家杯葛這些媒體。多數《緬甸時報》記者發現自己任職的媒體已失去社會公信力，並且也厭惡管理階層暴力干涉新聞自由的手法，在記者會結束後的幾天裡，陸續有15位到20位記者辭職。「我不希望按照軍方的意志撰寫新聞，」阿咪說，這並不符合她10年前加入新聞業時，立志傳播正確訊息的初衷。

這份全國性的老牌報紙，因為不敵民眾的杯葛以及超過一半記者辭職的巨變。管理高層在2月21日對外宣布，暫停營運3個月。

從《緬甸時報》辭職後的記者，沒有因此停止報導，他們轉身成為公民記者，利用社群網路繼續傳遞各地方抗爭的故事。

在《緬甸時報》待過1年的阿翁（化名），辭職後與其他14位辭職的記者，在2月20日成立了一個公民媒體網站《BAP》（Burma Associated Press）。這15位公民記者散落在曼德勒與仰光等城市，他們每天將自己採訪到的影像與故事，以匿名的方式上傳到《BAP》的網站上，讓合作的緬甸媒體與外媒可以使用。

3月1日，《BAP》的Facebook專頁以緬文與英文上傳了一則平民遭到軍警暴力的訊息。居住在仰光的溫班（Win Paing，音譯），3月1日被鎮暴軍警破門而入對他近距離射擊橡膠子彈，正在家裡休息的溫班面對突如其來的暴力措手不及，只能咬牙接受暴行。

這個故事與照片隨即被廣傳，分享數高達2.5萬次。隔天也被《今日緬甸》刊載在新聞網站上，讓更多人得以知道緬甸軍警在各地施暴的細節。

緬甸全國各地像《BAP》一樣的公民記者團體，得以補足媒體被打壓的困境，將沒被發現到的鄉鎮反抗故事說出來。《BAP》也跟外籍編輯合作，讓他們刊登的訊息能以仍算流暢的英文刊出。阿翁說他們除了提供緬甸媒體素材，也正在跟《BBC》緬甸版（BBC Burmese）接洽合作，希望可以直接將他們搜集到的故事傳遞給外媒。

將內容上傳網路或社交網站的新聞，成了外國媒體知悉緬甸內部狀況的重要關鍵。而這個狀況與1988年爆發「8888民主運動」，外媒在採訪緬甸新聞時，相當不同。

3月12日在一場由泰國外國記者俱樂部（FCCT）在曼谷舉辦的緬甸媒體線上座談會中，多位長駐東南亞國家的國際通訊社的記者，與包括索尼瑞在內的5位在緬甸的媒體人對談。

《BBC》東南亞特派員海德（Jonathan Head）說，在「8888民主運動」時，緬甸國內媒體大多數都遭到當時的軍政府控制，當時的抗爭資訊都必須由極少數在緬甸的記者，透過有如間諜電影情節中，以人力的方式將資訊帶出來後，由外媒在母國播出。

多次獨家披露緬甸軍警迫害羅興亞人暴行的《路透社》（Reuters）緬甸分社社長帕比．麥菲森（Poppy McPherson）在這場會議上表示，民眾在翁山蘇姬政府時期，對於外媒還有批評政府的媒體，感到相當反感，但是這次軍事政變讓民眾了解到，敢反抗權威的媒體有存在的必要。麥菲森說，她的記者、自主記錄現場的民眾、還有與公民記者之間的互助合作，是這次將正確資訊帶出來的重要關鍵。

拜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即便外媒無法獲得簽證進入緬甸，透過這樣的接力與協作，仍相當程度掌握緬甸現況，採訪報導透過網路通訊完成。

「現在我們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核實收到的資訊，」麥菲森說，因為政變讓進出緬甸遭到限制，讓仍待在緬甸內部的人員，變得相當重要。

雖然網路資訊仍部分暢通，讓資訊得以能傳出緬甸，但軍方撤銷媒體牌照跟搜索媒體辦公室、逮捕新聞記者，卻對記者造成莫大的壓力。緬甸軍方也不滿足於控制傳統的新聞管道，更進一步將手伸入了網路世界。

在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前，緬甸經濟成長率5年來平均都超過6%。緬甸市場開放、網路建設逐漸完善後，外資開始進駐、國際銀行開始成立。對緬甸貿易與經濟議題持續報導6年的在地記者湯仔（化名）認為，緬甸軍方不敢將全國網路切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銀行仍需要網路運作，軍方擔心引起反彈。

但軍方2月15日擅自修改了《電子通訊法》（Electronic Transactions Law），他們將NGO組織曾大力譴責、後來不了了之的《網路安全法》草案（Cybersercurity Bill），偷渡進入《電子通訊法》中。

軍方偷渡進《電子通訊法》的法條是《網路安全法》草案中第9條、第38款的a到e項。這5項規定使用網路必須禁止散播假訊息、禁止修改與竊取個人資訊、禁止破壞外國與緬甸的關係規定；觸犯以上規定者，得以被判處3年到7年有期徒刑。

上述的法條因為定義太過模糊，所以在制定時一直遭到輿論的反對。「你只要擁有一部智慧型手機、使用VPN或是使用社群網站，你都可能出事，」索尼瑞說，現在還沒有記者或是個人是被這個法條起訴，但若發生，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不論是丁特班、阿翁，年輕的新聞工作者們在經歷近10年相對開放的新聞自由環境之後，決定冒險犯難，繼續上街報導，不願放棄好不容易得來的自由空間。

對如同索尼瑞這樣經歷過牢獄之災、或是流亡他國的緬甸新聞記者來說，他們不希望緬甸走上回頭路。50歲的資深記者與20、30歲的年輕記者們同行，跨世代記者同步面對恐懼，是他們如今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