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凱達格蘭大道畫一條筆直的線，穿過景福門，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舊址。1997年大樓落成，大剌剌地杵在總統府的正前方，是黨國一體的表徵。世事如浮雲，總沒有個定數，2000年國民黨痛失政權，失去的寶座近在眼前，宛如眼中拔不掉的刺。4年後陳水扁再度連任，2006年，國民黨終於賣掉落成還不到10年的堡壘，轉手給民間商人張榮發。

世事如浮雲，總沒有個定數，這句話對《文訊》總編輯封德屏，也是心有戚戚焉。今年初，《文訊》從張榮發基金會大樓的六樓搬到地下二樓，從2006到2016年，張榮發承諾免收原先棲身樓內的《文訊》雜誌社10年租金，只要付水電費即可。從今年初開始，每個月16萬元的租金，月初就要匯入，「很嚴格，晚一天都不行」，封德屏眉頭微簇，憂心地說。

2006年賣樓之時，《文訊》其實已不屬於國民黨，早在2003年，國民黨文傳會無預警結束這個已創立二十年的文學雜誌，不再提供經費。當時一併結束的黨營刊物不只《文訊》，但只有專注於文學本業，黨派色彩淡薄的《文訊》掀起文化界的一波搶救潮，原本水火不容的外省作家朱天心、本土作家林瑞明，都願意站出來為《文訊》請命。一位清潔婦拾廢紙時看到報導，從不多的收入裡，捐了一百塊給《文訊》。

電梯到地下二樓，出了電梯門，感覺天花板矮了一截，不見天日的地下室，只有日光燈閃著青冷的人造光。走進《文訊》辦公室，十來位工作人員像勤奮的工蟻般埋頭工作。唯一隔間的辦公室裡坐的自然是蟻后，玻璃屋全透明，可將來人看得清楚，我還未走近，封德屏就走出迎接。

封德屏一離開大辦公桌，瞬間人嬌小許多，不像總編輯，像個愛操煩的大家長。《文訊》的資深員工清一色是女將，脂粉不施，樸素一如雜誌本色。15年資歷的邱怡瑄，第一份工作就在《文訊》，她說：「封姐每天最早到也最晚離開辦公室，她像媽媽一樣對我們噓寒問暖，我和她感情好到我自己的媽媽都會嫉妒。」

每當有作家過世，記者第一個採訪的人選必定是封德屏，因其能不分黨派色彩，給予作家公允評價。除了給出最詳盡的作家資料，對於在台沒有親屬的老兵作家，封德屏甚至還幫忙辦後事：「朋友常說《文訊》應該要成立禮儀公司。不關心還好，關心了之後你就不能不管了。」

詩人羅門在今年過世，他和同是詩人的妻子蓉子無後，封德屏變成了羅門病危通知書上的緊急聯絡人。羅門晚年精神出狀況，脾氣特別暴躁，文壇舊識對他避之惟恐不及，封德屏侍奉他們如子女，是少數不離不棄的人。老人家久病無法打理，家裡十分髒亂，邱怡瑄說：「辦公室出人力去清理，他們家有很多珍貴的，可以拿出來拍賣的東西，《文訊》一一造冊，不敢覬覦。封姐還幫忙把房子賣掉，讓住養老院的蓉子能有一筆錢擺在身邊。」

作家過世，不論大牌小牌也不論本省外省，在《文訊》必定會有個紀念專輯。隱藏在紙頁後頭的是超出編輯本分的種種「身後事」。孤身住在榮民之家的作家舒暢過世後，遺物馬上被清出，好空出下一個床位。封德屏領著《文訊》眾女將，趁著清除之前搶救多少算多少，後來整理出文稿，由九歌出版。

《文訊》一開始，的確是為了「服務」的目的而創立。

1981年國民黨文工會召開第三次全國文藝會談，提案「成立文藝資料研究所及服務中心，加強對文藝界之服務。」隔年（1982）7月，「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成立，《文訊》隨後在1983年7月創刊。

為什麼國民黨會突然開始想要「加強文藝界之服務」？並非空穴來風，而是鄉土文學論戰之後試圖攏絡藝文界。作家也是傳播學者向陽在文章中提到：「相對於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軍方的打壓、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雜誌的風起雲湧，《文訊》的創辦，意味著國民黨文化工作路線的微調，從威嚇路線到說服路線，試圖經由《文訊》向文化場域中的反對力量進行軟性說服，並期待收編當時已經逐漸傾向本土力量的文學與文化工作者。」

《文訊》的第一任總編輯是文工會的黨工孫起明，他是黨工系統中有名的陳映真專家，對陳映真的文字運用研究透徹。孫起明會辦一些北中南作家的交流，作家們坐著遊覽車南下，到剛成立的鍾理和紀念館參訪，封德屏說：「有些本土作家就講白，反正國民黨有錢，你們是來統我們的吧。作家嘴裡這樣講，還是來參加，對作家之間的交誼還是有作用。孫先生是在做這些工作。」

孫起明除了黨職還身兼總編輯，1983年創刊號，封面以外省的蘇雪林，與本土的王詩琅並列，可見其拉攏本土派的用心良苦。到了1984年底，總編輯由學者李瑞騰接任。1985年，原本在其他文學雜誌工作的封德屏也進入《文訊》工作，並在1992年接任總編輯至今。

在八○年代即以台語創作，曾被情治單位約談的作家林央敏，回憶孫起明當時來接觸本土作家，「知道他是黨政當局來摸頭，當時還戒嚴，茶餘飯後他會講一些禁忌話題，他曾經參與過的事情也會聊起，相處起來覺得他蠻誠懇的，至少表裡一致」；「當時大家都知道《文訊》是國民黨的刊物，後來的李瑞騰、封德屏的黨派色彩就不太濃厚。」

眷村長大的封德屏，不獨厚外省作家，和本省作家楊雲萍、王昶雄也有深厚情誼，為了與他們對話，她勉力學習不輪轉的台語。封德屏說：「孫起明努力的讓這些受過國民黨迫害或轉換語言傷害的作家們，能多點諒解。作家背後還是意識到你是國民黨刊物，會覺得有點刻意，但有做總比沒做好。」

李瑞騰和封德屏都沒有黨工身分，在國民黨裏頭，由約聘「外人」辦刊的《文訊》像個無依無靠的小孤女，拖拉著龐大資料庫四處搬遷，在1997年還以別冊的形式併進《中央月刊》，一年後才又獨立出來。封德屏說：「國民黨的黨工除了少數幾個跟我們接觸的，根本沒幾個人知道《文訊》。他們只覺得每次《文訊》要停刊就有人幫他講話，棄之可惜，但對選票沒什麼用處。」

2003年國民黨一口氣停掉三個刊物：《文訊》、《中央月刊》、《近代中國》，另兩個刊物從此走入歷史，《文訊》則因為文壇呼籲搶救，成立「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一開始朱立倫、馬英九幫忙募款，漸漸也後繼無力。

此時，賴以生存的，是累積了20年豐富文獻的資料中心，紙本逐漸式微，如今的文學雜誌多兼副業，競標政府的各種案子，才能生存。封德屏說：「文學季或閱讀講座的標案，競爭者多，資料中心的競爭少，我們接受台灣文學館的委託，做作家作品目錄，資料彙編，一做都是四、五年。成立資料庫在國民黨時代就不是營利作用，而是為了服務。脫離國民黨獨立之後，這個反而變成，我不能講生財工具，而是有力的後盾。」到了2006年，《文訊》經費已經能百分之百自籌。

封德屏帶我們參觀辦公室對面的資料中心。在網拍可賣上萬的珍貴版本，在這裡，大剌剌地就放在架上，隨手可得，「我們頂多用塑膠袋或夾鏈袋裝起來，資料都是要用的，我們編雜誌時拿來用，也會在上面做記號、貼標籤呀。」資料中心除了成為雜誌專題策畫的強大後盾，許多海外的研究者來台找資料，除了國家圖書館，必定不會錯過《文訊》。

資料庫的充實，除了有計畫收藏日治時期，以及1950、1960年代的文學作品，也來自每期《文訊》介紹台灣最新文學作品的專欄，不只介紹而已，從1984年創刊，《文訊》就一本一本都買來。封德屏說：「純文學創作我都買，30年前一個月要花一萬多元買書。」

在兩岸隔離，訊息不通的時代，香港的文學工作者盧瑋鑾，時常將《文訊》中的新書資訊複印多份寄去中國，中國作家柯靈要張愛玲的小說，詩人王辛笛要余光中的詩集，都由盧瑋鑾代購寄進去。

資料庫也收藏作家手稿，作家的來稿，《文訊》登出後還妥善保存，沒丟。封德屏搬出一落手寫稿，都是寫在裁成便條紙的日曆背面，字與字之間的間距很寬，有時寫著就歪斜了。這是梅遜的手稿，梅遜1949年隨軍隊來台，編過刊物與字典，辦過出版社。在1980年就因病失明，失明後還寫了上百萬字。到了87歲的高齡，他仍在黑暗中寫出26萬字的《梅遜談文學》。

一張一張日曆紙由兒子幫忙裁好，梅遜克難地寫在背面，有一天兒子回家，發現爸爸寫了一大落都是白紙，原來是原子筆沒水了，卻沒察覺，白白心血浪費掉了。從此梅遜就改用香水原子筆寫作，寫一寫他就聞一聞還有沒有味道，在黑暗中寫字的人，害怕寫在一片虛空中，什麼都沒留下。

梅遜經濟情況不好，住在破屋中，兒子為了照顧失明的父親，無法去找工作。封德屏講起梅遜，特別心疼：「這樣的人你不敬佩嗎？我們知道政府有個文化績優人士急難救助，梅遜只要給我們醫生證明，其他的事蹟就由我們來填。」

只要作家有需要，《文訊》有專人在每年的3、6、9月幫忙填寫申請文件。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吳穎萍，她原本在國家圖書館工作，來《文訊》之後負責資料中心，她說：「每年《文訊》都會辦九九重陽活動，我要負責聯絡老作家，打電話時就會順便了解老作家的近況，有沒有生病或清寒的。」

作家之間的聯誼，起源於《文訊》的第一代總編輯孫起明，當時或許帶著收編本土作家的意味，如今時移事往，政黨輪替又輪替，留下的是泛黃照片中，年輕時惺惺相惜的文學情誼。

每年的九九重陽聚餐大約40桌，每一桌必定都會安插兩位新生代作家，例如《花甲男孩》的作者楊富閔和司馬中原一桌，封德屏說：「富閔很驚訝地說：『封姐，真的是司馬中原耶』，我說那還假的嗎！你們年輕人要記得幫忙夾菜倒果汁。年輕作家和課本的作家一起，這就是傳承。」

「四百多位老作家，每人平均要打三次電話通知，每年《文訊》都要有專門一組人來做這件事，做久了就變成使命，今年第29年了。做這個事情好累，這完全是沒有收入的。」

經歷白色恐怖十年鐵窗歲月的作家柏楊，曾在一次九九重陽活動中，聽台上的劉福助唱〈綠島小夜曲〉，淚流滿面。1999年，他在一個公開場合直言：「文訊是國民黨在文化上做得最好的一件事。」

有了政治受難者柏楊的這句話，也並非為《文訊》帶來免死金牌。《文訊》至今已脫離國民黨15年，然而出身背景始終像個除不掉的青藍胎記，彷彿帶著原罪。

封德屏說：「離開國民黨很辛苦，但蠻暢快的，每當有選舉或政治敏感議題時，不免有人還是會說：『他們國民黨的啦！』我覺得我已經挖心掏肺了，你們還這樣說。尤其是去年有個朋友講的話讓我很難過，他說：『我知道你們很努力，但我還在觀察。』我頭轉過去眼淚都快流下來，『觀察』那個字眼讓我覺得，要到哪年哪月哪日呀？」

「我常跟同事說，我們背負著大家對國民黨的怨恨和成見，身上會有無可避免不可承受的重量。人家才不管你究竟是不是黨工，一般人努力十分，我們可能要努力五十分，我們必須去坦然承受這一個歷史過程，誰叫你一開始是國民黨刊物呢？」

封德屏的俠女性格，承襲自母親，小時候住眷村，家裡明明只有五個人，卻煮十個人的飯菜，「我家常有隔壁單身的叔伯來吃飯，我媽說留下來吃飯就多雙筷子嘛，寧願多煮，飯菜剩下一點，都不要人家吃得不安心。」

最讓封德屏放不下心的，是將來《文訊》雜誌社以及資料中心的落腳之處。張榮發過世後，家族爭產，對於基金會大樓裡「妾身未明」的《文訊》，開始收租，不再寬待。長年寄人籬下，2013年為了籌措經費，許多作家將墨寶、收藏品捐給《文訊》拍賣，拍得兩千多萬。封德屏說：「兩千多萬對我來說很多，但在台北大概30坪都買不到，而《文訊》的館藏空間需要一百多坪。之前《文訊》全文數位掃描花了一些錢，現在就是用剩下的錢在付租金，一年兩百萬，很快就用完了。」

「國家文學館在台南，北部也需要這幾十年來對文學記憶的展示空間，台北目前沒有，《文訊》有，很願意提供大家使用，作適度的開放。讓資料中心公開，能與社會大眾共享，是我的一個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