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黨國之後的孤單俠女:《文訊》總編輯封德屏專訪

從凱達格蘭大道畫一條筆直的線,穿過景福門,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舊址。1997年大樓落成,大剌剌地杵在總統府的正前方,是黨國一體的表徵。世事如浮雲,總沒有個定數,2000年國民黨痛失政權,失去的寶座近在眼前,宛如眼中拔不掉的刺。4年後陳水扁再度連任,2006年,國民黨終於賣掉落成還不到10年的堡壘,轉手給民間商人張榮發。
世事如浮雲,總沒有個定數,這句話對《文訊》總編輯封德屏,也是心有戚戚焉。今年初,《文訊》從張榮發基金會大樓的六樓搬到地下二樓,從2006到2016年,張榮發承諾免收原先棲身樓內的《文訊》雜誌社10年租金,只要付水電費即可。從今年初開始,每個月16萬元的租金,月初就要匯入,「很嚴格,晚一天都不行」,封德屏眉頭微簇,憂心地說。
2006年賣樓之時,《文訊》其實已不屬於國民黨,早在2003年,國民黨文傳會無預警結束這個已創立二十年的文學雜誌,不再提供經費。當時一併結束的黨營刊物不只《文訊》,但只有專注於文學本業,黨派色彩淡薄的《文訊》掀起文化界的一波搶救潮,原本水火不容的外省作家朱天心、本土作家林瑞明,都願意站出來為《文訊》請命。一位清潔婦拾廢紙時看到報導,從不多的收入裡,捐了一百塊給《文訊》。
電梯到地下二樓,出了電梯門,感覺天花板矮了一截,不見天日的地下室,只有日光燈閃著青冷的人造光。走進《文訊》辦公室,十來位工作人員像勤奮的工蟻般埋頭工作。唯一隔間的辦公室裡坐的自然是蟻后,玻璃屋全透明,可將來人看得清楚,我還未走近,封德屏就走出迎接。

不只管作品也管後事

封德屏一離開大辦公桌,瞬間人嬌小許多,不像總編輯,像個愛操煩的大家長。《文訊》的資深員工清一色是女將,脂粉不施,樸素一如雜誌本色。15年資歷的邱怡瑄,第一份工作就在《文訊》,她說:「封姐每天最早到也最晚離開辦公室,她像媽媽一樣對我們噓寒問暖,我和她感情好到我自己的媽媽都會嫉妒。」
《文訊》總編輯封德屏。 (攝影/蔡耀徵)
《文訊》總編輯封德屏。 (攝影/蔡耀徵)
每當有作家過世,記者第一個採訪的人選必定是封德屏,因其能不分黨派色彩,給予作家公允評價。除了給出最詳盡的作家資料,對於在台沒有親屬的老兵作家,封德屏甚至還幫忙辦後事:「朋友常說《文訊》應該要成立禮儀公司。不關心還好,關心了之後你就不能不管了。」
詩人羅門在今年過世,他和同是詩人的妻子蓉子無後,封德屏變成了羅門病危通知書上的緊急聯絡人。羅門晚年精神出狀況,脾氣特別暴躁,文壇舊識對他避之惟恐不及,封德屏侍奉他們如子女,是少數不離不棄的人。老人家久病無法打理,家裡十分髒亂,邱怡瑄說:「辦公室出人力去清理,他們家有很多珍貴的,可以拿出來拍賣的東西,《文訊》一一造冊,不敢覬覦。封姐還幫忙把房子賣掉,讓住養老院的蓉子能有一筆錢擺在身邊。」
作家過世,不論大牌小牌也不論本省外省,在《文訊》必定會有個紀念專輯。隱藏在紙頁後頭的是超出編輯本分的種種「身後事」。孤身住在榮民之家的作家舒暢過世後,遺物馬上被清出,好空出下一個床位。封德屏領著《文訊》眾女將,趁著清除之前搶救多少算多少,後來整理出文稿,由九歌出版。
《文訊》一開始,的確是為了「服務」的目的而創立。
1981年國民黨文工會召開第三次全國文藝會談,提案「成立文藝資料研究所及服務中心,加強對文藝界之服務。」隔年(1982)7月,「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成立,《文訊》隨後在1983年7月創刊。

從「去摸頭」到「被搶救」

為什麼國民黨會突然開始想要「加強文藝界之服務」?並非空穴來風,而是鄉土文學論戰之後試圖攏絡藝文界。作家也是傳播學者向陽在文章中提到:「相對於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軍方的打壓、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雜誌的風起雲湧,《文訊》的創辦,意味著國民黨文化工作路線的微調,從威嚇路線到說服路線,試圖經由《文訊》向文化場域中的反對力量進行軟性說服,並期待收編當時已經逐漸傾向本土力量的文學與文化工作者。」
《文訊》的第一任總編輯是文工會的黨工孫起明,他是黨工系統中有名的陳映真專家,對陳映真的文字運用研究透徹。孫起明會辦一些北中南作家的交流,作家們坐著遊覽車南下,到剛成立的鍾理和紀念館參訪,封德屏說:「有些本土作家就講白,反正國民黨有錢,你們是來統我們的吧。作家嘴裡這樣講,還是來參加,對作家之間的交誼還是有作用。孫先生是在做這些工作。」
孫起明除了黨職還身兼總編輯,1983年創刊號,封面以外省的蘇雪林,與本土的王詩琅並列,可見其拉攏本土派的用心良苦。到了1984年底,總編輯由學者李瑞騰接任。1985年,原本在其他文學雜誌工作的封德屏也進入《文訊》工作,並在1992年接任總編輯至今。
在八○年代即以台語創作,曾被情治單位約談的作家林央敏,回憶孫起明當時來接觸本土作家,「知道他是黨政當局來摸頭,當時還戒嚴,茶餘飯後他會講一些禁忌話題,他曾經參與過的事情也會聊起,相處起來覺得他蠻誠懇的,至少表裡一致」;「當時大家都知道《文訊》是國民黨的刊物,後來的李瑞騰、封德屏的黨派色彩就不太濃厚。」
眷村長大的封德屏,不獨厚外省作家,和本省作家楊雲萍、王昶雄也有深厚情誼,為了與他們對話,她勉力學習不輪轉的台語。封德屏說:「孫起明努力的讓這些受過國民黨迫害或轉換語言傷害的作家們,能多點諒解。作家背後還是意識到你是國民黨刊物,會覺得有點刻意,但有做總比沒做好。」
李瑞騰和封德屏都沒有黨工身分,在國民黨裏頭,由約聘「外人」辦刊的《文訊》像個無依無靠的小孤女,拖拉著龐大資料庫四處搬遷,在1997年還以別冊的形式併進《中央月刊》,一年後才又獨立出來。封德屏說:「國民黨的黨工除了少數幾個跟我們接觸的,根本沒幾個人知道《文訊》。他們只覺得每次《文訊》要停刊就有人幫他講話,棄之可惜,但對選票沒什麼用處。」
2003年國民黨一口氣停掉三個刊物:《文訊》、《中央月刊》、《近代中國》,另兩個刊物從此走入歷史,《文訊》則因為文壇呼籲搶救,成立「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一開始朱立倫、馬英九幫忙募款,漸漸也後繼無力。

脫黨獨立活得更好

此時,賴以生存的,是累積了20年豐富文獻的資料中心,紙本逐漸式微,如今的文學雜誌多兼副業,競標政府的各種案子,才能生存。封德屏說:「文學季或閱讀講座的標案,競爭者多,資料中心的競爭少,我們接受台灣文學館的委託,做作家作品目錄,資料彙編,一做都是四、五年。成立資料庫在國民黨時代就不是營利作用,而是為了服務。脫離國民黨獨立之後,這個反而變成,我不能講生財工具,而是有力的後盾。」到了2006年,《文訊》經費已經能百分之百自籌。
重要作家過世,《文訊》籌辦追思會,自行編輯、印製只送不賣的紀念文集,質量比美文學雜誌。(攝影/蔡耀徵)
重要作家過世,《文訊》籌辦追思會,自行編輯、印製只送不賣的紀念文集,質量比美文學雜誌。(攝影/蔡耀徵)
封德屏帶我們參觀辦公室對面的資料中心。在網拍可賣上萬的珍貴版本,在這裡,大剌剌地就放在架上,隨手可得,「我們頂多用塑膠袋或夾鏈袋裝起來,資料都是要用的,我們編雜誌時拿來用,也會在上面做記號、貼標籤呀。」資料中心除了成為雜誌專題策畫的強大後盾,許多海外的研究者來台找資料,除了國家圖書館,必定不會錯過《文訊》。
資料庫的充實,除了有計畫收藏日治時期,以及五、六○年代的文學作品,也來自每期《文訊》介紹台灣最新文學作品的專欄,不只介紹而已,從1984年創刊,《文訊》就一本一本都買來。封德屏說:「純文學創作我都買,30年前一個月要花一萬多元買書。」
在兩岸隔離,訊息不通的時代,香港的文學工作者盧瑋鑾,時常將《文訊》中的新書資訊複印多份寄去中國,中國作家柯靈要張愛玲的小說,詩人王辛笛要余光中的詩集,都由盧瑋鑾代購寄進去。
資料庫也收藏作家手稿,作家的來稿,《文訊》登出後還妥善保存,沒丟。封德屏搬出一落手寫稿,都是寫在裁成便條紙的日曆背面,字與字之間的間距很寬,有時寫著就歪斜了。這是梅遜的手稿,梅遜1949年隨軍隊來台,編過刊物與字典,辦過出版社。在1980年就因病失明,失明後還寫了上百萬字。到了87歲的高齡,他仍在黑暗中寫出26萬字的《梅遜談文學》。
梅遜談文學手稿。(攝影/蔡耀徵)
梅遜談文學手稿。(攝影/蔡耀徵)
一張一張日曆紙由兒子幫忙裁好,梅遜克難地寫在背面,有一天兒子回家,發現爸爸寫了一大落都是白紙,原來是原子筆沒水了,卻沒察覺,白白心血浪費掉了。從此梅遜就改用香水原子筆寫作,寫一寫他就聞一聞還有沒有味道,在黑暗中寫字的人,害怕寫在一片虛空中,什麼都沒留下。
梅遜經濟情況不好,住在破屋中,兒子為了照顧失明的父親,無法去找工作。封德屏講起梅遜,特別心疼:「這樣的人你不敬佩嗎?我們知道政府有個文化績優人士急難救助,梅遜只要給我們醫生證明,其他的事蹟就由我們來填。」
只要作家有需要,《文訊》有專人在每年的3、6、9月幫忙填寫申請文件。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吳穎萍,她原本在國家圖書館工作,來《文訊》之後負責資料中心,她說:「每年《文訊》都會辦九九重陽活動,我要負責聯絡老作家,打電話時就會順便了解老作家的近況,有沒有生病或清寒的。」
作家之間的聯誼,起源於《文訊》的第一代總編輯孫起明,當時或許帶著收編本土作家的意味,如今時移事往,政黨輪替又輪替,留下的是泛黃照片中,年輕時惺惺相惜的文學情誼。

國民黨在文化上做得最好的事

每年的九九重陽聚餐大約40桌,每一桌必定都會安插兩位新生代作家,例如《花甲男孩》的作者楊富閔和司馬中原一桌,封德屏說:「富閔很驚訝的說:『封姐,真的是司馬中原耶』,我說那還假的嗎!你們年輕人要記得幫忙夾菜倒果汁。年輕作家和課本的作家一起,這就是傳承。」
「四百多位老作家,每人平均要打三次電話通知,每年《文訊》都要有專門一組人來做這件事,做久了就變成使命,今年第29年了。做這個事情好累,這完全是沒有收入的。」
經歷白色恐怖十年鐵窗歲月的作家柏楊,曾在一次九九重陽活動中,聽台上的劉福助唱〈綠島小夜曲〉,淚流滿面。1999年,他在一個公開場合直言:「文訊是國民黨在文化上做得最好的一件事。」
有了政治受難者柏楊的這句話,也並非為《文訊》帶來免死金牌。《文訊》至今已脫離國民黨15年,然而出身背景始終像個除不掉的青藍胎記,彷彿帶著原罪。
封德屏說:「離開國民黨很辛苦,但蠻暢快的,每當有選舉或政治敏感議題時,不免有人還是會說:『他們國民黨的啦!』我覺得我已經挖心掏肺了,你們還這樣說。尤其是去年有個朋友講的話讓我很難過,他說:『我知道你們很努力,但我還在觀察。』我頭轉過去眼淚都快流下來,『觀察』那個字眼讓我覺得,要到哪年哪月哪日呀?」
「我常跟同事說,我們背負著大家對國民黨的怨恨和成見,身上會有無可避免不可承受的重量。人家才不管你究竟是不是黨工,一般人努力十分,我們可能要努力五十分,我們必須去坦然承受這一個歷史過程,誰叫你一開始是國民黨刊物呢?」

願開放珍藏資料促成北部文學館

讓封德屏放不下的事情很多,無後的作家她代子女之勞,清寒的作家幫忙申請急難補助金。2008年之後,媒體電子化風潮,副刊不再收手寫稿,老作家因為不會用電腦打字,無處發表,封德屏因此在《文訊》中特別另闢「銀光副刊」,繼續收這些一字一句親筆寫來的文稿,「《文訊》一直是黑白,銀光副刊開了先例,我們做彩色版,我覺得他們的人生老了,要用彩色來裝飾。」近來孤身定居台灣的馬華
馬來西亞華人
作家李永平重病,封德屏幫忙找醫院,還將李永平在病危之際仍念茲在茲的八萬字〈新俠女圖〉手寫稿,由雜誌編輯打字後刊登於《文訊》。
封德屏的俠女性格,承襲自母親,小時候住眷村,家裡明明只有五個人,卻煮十個人的飯菜,「我家常有隔壁單身的叔伯來吃飯,我媽說留下來吃飯就多雙筷子嘛,寧願多煮,飯菜剩下一點,都不要人家吃得不安心。」
最讓封德屏放不下心的,是將來《文訊》雜誌社以及資料中心的落腳之處。張榮發過世後,家族爭產,對於基金會大樓裡「妾身未明」的《文訊》,開始收租,不再寬待。長年寄人籬下,2013年為了籌措經費,許多作家將墨寶、收藏品捐給《文訊》拍賣,拍得兩千多萬。封德屏說:「兩千多萬對我來說很多,但在台北大概30坪都買不到,而《文訊》的館藏空間需要一百多坪。之前《文訊》全文數位掃描花了一些錢,現在就是用剩下的錢在付租金,一年兩百萬,很快就用完了。」
「國家文學館在台南,北部也需要這幾十年來對文學記憶的展示空間,台北目前沒有,《文訊》有,很願意提供大家使用,作適度的開放。讓資料中心公開,能與社會大眾共享,是我的一個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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