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稿
不同世代的同志個體:歷經「出走」,選擇歸來戰鬥
(照片提供/何語蓉)
(照片提供/何語蓉)
2018年底的公投落幕,有關婚姻平權的公投結果引發了熱議。但不同世代的同志,對於這份公投結果,有人感到悲憤、崩潰,特別是身處社群網路與通訊科技發達的新生代同志,但也有老一輩的同志覺得台灣的進步其實很快。
1980年代末期,台灣同志運動萌芽,那時的社會對同志陌生而充滿偏見,大多數的同志謹慎隱密地躲在暗櫃裡,不與人說。2003年後同志遊行展開,讓散落在台灣各個角落的同志個體獲得堅定的支持與安慰。隨後同志平權運動者祁家威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請願,眾多民間同志團體開始串聯,他們走進公共領域,爭取同志的平等權利。「多元成家立法草案」終於在2012~2016年的反覆修訂與爭吵辯駁中孕育成形,2017年大法官釋字748號通過「同性兩人婚姻自由」的釋憲,尚未保障同性婚姻自由及平等權的《民法》終於鬆動。
我們採訪了出生於不同時代的三位同志朋友,他們分別成長於同志議題噤聲、萌芽、熱議的三個時期。希望藉由這三個故事,重新回到時代的紋理,帶領讀者認識不同世代同志們身處的大小社會。
01
同志單爸/
61歲
02
拉子單媽/
41歲
03
鄉鎮孽子/
31歲

01 同志單爸/61歲

有兒子支持,摘掉面具過自己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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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Oliver便向孩子坦承了自己身為同志的身分。對於公投後的未來,他正面以對。(攝影/符煜君)
20多年前,Oliver便向孩子坦承了自己身為同志的身分。對於公投後的未來,他正面以對。(攝影/符煜君)
在傳播媒介單一、資訊還不暢通的1950與1960年代,西方的「櫃子」一詞還沒有傳入台灣,當時也還沒有「同志認同」的概念,老年同志們往往認為自己的同性性傾向是不正常的,許多老年同志在年輕時沒有出櫃,多是在懵懂的狀態下走進婚姻。1980年代媒體報導將愛滋病因歸咎同志,對同志族群貼上了「危險」的標籤,也把老年同志推向集體噤聲。
61歲的Oliver便是半生隱匿在「婚姻櫃子」裡的「老同志」。
看著電視上轉播著公投的結果,Oliver嘆了口氣。雖然小兒子Budd在選前幾天便預測這次公投會大輸,自己也早已做好了心理準備,但看著近乎3倍的票差,雖然感到些許悲傷,但對Oliver而言,是由完全黑暗年代裡走來,隨即看到的是30、40年逐步累積的光亮,公投後他在Facebook上寫下:
「很多朋友在公投結果出來後,非常難過喪氣,但是我覺得在大家的努力下,能有三百多萬人出面力挺,實在是很難得⋯⋯。三百多萬票,好大的力量,已不容人忽視,大家不要氣餒,繼續加油吧!(每三個人有一人支持同志,哇!)」
61歲的Oliver曾有過一段10年的婚姻。在當時資訊有限且保守的社會風氣下,出櫃是不曾想像的。他們也被推擠跌撞地進入異性婚姻的長隊。
「那個時代很封閉保守,沒有公投可以表達、沒有遊行、沒有什麼性別教育,很多人可能聽都沒聽過出櫃這種事情。」當時能獲得資訊的管道很有限,沒有智慧型手機和交友軟體,僅有的同志資訊是隱藏在雜誌《愛情青紅燈》最後的交友資訊,而當時少有的同志景點是台北的新公園,也就是現在的二二八和平公園。感情的培養也只能靠著一來一往的信件和漫長的等待,「那個年代沒那麼多誘惑,也沒那麼多想法,你就跟著安排走入婚姻。」
Oliver出生於新竹眷村,身為軍人的父親對他一直有著嚴格的要求,進入異性婚姻一部分是因為父親的期望,而另一部分,則是他當時對於老年生活的恐懼。在婚姻生活中,他的同志身分祕密,常讓他有種鴕鳥心態,就像是把頭埋進沙子裡,妥協而接受感情裡的一切—— 一切的差異、背叛、出走與無奈。
2016年,Oliver在Facebook上公開發表了一篇由小兒子Budd撰寫的〈我的同性戀爸爸〉一文,身邊的親朋好友得知了Oliver的同志身分。Budd在這篇文章講述Oliver如何獨自扶養兩個孩子,寫著:「孩子們需要的成長環境是關愛,而不是模組化的一夫一妻的家庭結構。」父親的同志身分,並沒有給兄弟帶來不好的影響,他覺得,Oliver就是爸爸,而不是「同性戀爸爸」。
Budd原本計畫要將文章匿名投稿給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主辦的「讓愛自由故事大募集」活動,讓更多人在婚姻平權議題裡聽見同志家庭孩子的聲音,文章後來未被採用。當Oliver要將這篇文章PO在自己的Facebook上時,Budd卻拒絕了,因為他沒有想要公開父親的身分。Budd害怕直接曝光自己和家人,會招來不必要的攻擊,也很難預測反同團體會做出什麼樣的舉動。
不過,即使Budd再三告誡,Oliver還是在自己的Facebook上公開發表了文章,當時的他覺得,自己59歲了,對於他人的評價早已不在乎。那一晚,他在Facebook上發文,「現在的我再也不必戴面具面對老友了,真好!」
文章PO出去後便迅速在網路上流傳,Oliver回想那一天:「一覺醒來,世界都變了,一萬多個讚,還有很多的分享和評論。」但也正如Budd所預想的,攻擊的聲音緊隨其後,他們評論:「同性戀的爸爸,兒子長大也是同性戀」、「爸爸出櫃,再帶個男媽媽回來,孩子怎麼辦」、「我反對同性戀認養小孩,或是用醫學達到生育下一代,相愛是兩個人的事,但小孩不是兩個人的事」、「同志合法將帶來販賣兒童」、「有同性戀(父母)長大的孩子說自己很不幸福」等批評。他們認為同性戀的父母無法幫助孩子培養「正確的」性別認同。
早在20多年前,Oliver便向孩子坦承了自己身為同志的身分。當時兩個孩子都還在讀國小,自己也已和前妻離婚。他的出櫃是在一個平常的傍晚,Oliver開車和孩子們一同回家,途中他將車停在路邊,對孩子們說:「有件事情想告訴你們。」Oliver曾想過孩子們可能會有的反應,但沒想到在他沒說出口時,孩子們便先說:「我們早就知道啦,爸爸是gay,可是那又有什麼呢?」事後Budd回憶,兄弟倆很早就透過父親和他陰柔的朋友們中,知道這群照顧他們的父輩可能有的祕密。
雖然和兩個兒子已經討論過自己的同志身分,但是在家族的聚會上,大家還是會默契地迴避這個話題。Oliver也說,前陣子因為公投,LINE的家族群組裡,每遇到一些親戚在群組中發表反同言論時,由於不願和親戚撕破臉,他總是選擇隱忍,直到後來當晚輩們紛紛站出來為平權發聲時,他才終於忍不住,在群組裡舉了一個例子:
一架飛機上有500個乘客,其中有40個要求素食餐,其他大部分的人要葷食餐,請問航空公司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1. 大部分人吃葷為什麼這40人要找麻煩,對不起只有葷餐,吃與不吃隨你便。 2. 來個公投大家來決定要不要給這40個特立獨行的人準備素食餐。 3. 請這40個人換另一個吃素的班機。 4. 為了公平的用餐權益,同時準備兩種餐。
現在Oliver遇到反對婚姻平權的言論,會選擇站出來,為同志們發聲。在家具行工作的他,也曾經遇到同事在議論著同性婚姻,他說:「其實現在很多人還是過去那個最傳統的想法,依舊認為兩個男人在一起是不道德的,是會得愛滋病什麼的。」甚至有一次在小學同學的群組中與同學爭論,Oliver最後竟被同學們踢出群組。他雖然有些失落,卻不後悔,「我們爭取婚姻平權,是因為要不要結婚是我的事情,是我的選擇,而不是別人來決定我是否可以結婚,也不需要得到別人來批准,因為這是人權的問題。」
Oliver和現在的伴侶已相識近10年,不過談到婚姻,他覺得自己不會結婚,但是將來有一天老了,會彼此扶持,相互照顧。
經歷了同志從被他人鄙視、排擠,Oliver認為,現在同志終於逐漸被台灣社會認同,也終於在《憲法》中被保護了。對於公投的結果,Oliver樂觀說:「即使這次輸了,但已經有300萬人支持我們,這是一個強大的力量,以後也還會更多。」

02 拉子單媽/41歲

愈恐懼,愈要進入公民場域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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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自己的故事,何語蓉希望幫助其他同志能夠面對自我。(攝影/連俊翔)
藉由自己的故事,何語蓉希望幫助其他同志能夠面對自我。(攝影/連俊翔)
對比老年同志的懵懂與掙扎,在1980年代後期進入青春期的中年世代,同志們從集體噤聲中解放出來,他們經歷同志運動的組織化、校園中的同志社團也逐漸成立。這個時代中的同志,大多在大學有了同性戀愛,在確定自己是同志後,嘗試出櫃,有人獲得了家長的理解,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幸運。何語蓉就是先走進異性戀婚姻,最後百轉千折再回來面對自己的例子。
41歲的何語蓉,是2018年歐巴桑聯盟的台中市議員參選人,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3年前,她與丈夫離婚,結束一段12年的婚姻。3年後,她以拉子單親媽媽的身分參選市議員,而性別平權是她特別強調的政見。
大四那一年,何語蓉第一次向母親出櫃。那時正是台灣同志運動開始萌芽的1990年代,隨著第一個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成立,同志運動開始組織化。1993年,台灣第一個大學同志社團「 台大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
現名為 「台大男同性戀社」
」成立,隨後各大學校園也紛紛成立同志社團,彼此串聯結盟、互相聲援,並且透過書寫與創作,開始記錄同志的生命故事,掀起一波「同志文學」浪潮,例如1994年出版的《鱷魚手記》。
在大學校園對於同志逐漸變得友善的環境中,何語蓉並未擔心自己的同志身份會帶來困擾,當時也和一位女生交往。不過,當她選擇把同志身分帶回家庭中,父母的反應卻重挫著她的認同。
「我好像做錯一件什麼事情,讓我媽也不是責怪我,而是大部分的時間和力氣都拿來責怪她自己。」她的母親認為是自己的失職,怎麼讓女兒變成了同性戀。何語蓉沒料到從小給予她自由空間的母親,會因她的出櫃如此自責、恐慌。
面對母親的自責,何語蓉也慌張了,內心的脆弱令她想著:「我是不是真的不正常?那到底什麼叫正常?我有可能變正常嗎?」
母親的否定,讓當時的她更想和伴侶確定彼此的關係。但她的伴侶也出現擔憂與猶豫,「我的伴侶就是會覺得,當時對她來講,她也沒辦法承擔在一起後,就要跟父母親們決裂的風險,」何語蓉說,當時她的情緒是無比憤怒。
不斷的自我懷疑,加上當時對伴侶的情緒,使何語蓉後來決定步入了一段長達12年的異性婚姻:「我在婚姻裡很努力配合另一半,但是這麼多年下來,最後還是離婚,而且最後還是他外遇。」回想過去的婚姻,她認為自己努力配合,嘗試扮演好太太、好媽媽,和丈夫之間卻存在一段距離:「真的有些東西,就是我們兩個人,做了所有戀人會做的事,但我們其實不相愛。」
婚姻關係的結束,也是她重新探索自我的開始。「沒有自己的愛,是得不到愛的,如果你在愛的付出裡面,你沒有你自己,你始終是不會有愛的。」何語蓉花了一、兩年的時間,學習接納自己,「我為什麼要一直做社會期待我的事情、父母期待我做的事情?我到底是誰,我可不可以完全地接受我自己?」
過去在婚姻中,她總是刻意避開與同志來往;離婚後,她認識越來越多的同志朋友。「我發現那不是我一個人的事,這是普遍在同志圈子裡,大家常會面臨的處境。」
她選擇打破20年的沉默,決定出櫃。
「我一個人的故事,我是會死的,我帶著這個故事進墳墓就沒有了。可是故事就是一直在上演,那到底有沒有人願意好好叫社會大眾來正視這些事情,然後來對話呢?」
2017年,她站上同志大遊行的舞台上,牽著9歲的女兒,向眾人公開出櫃。女兒緊握著她的手,讓她擁有足夠的勇氣站在舞台上,講述自己的生命故事。
同樣地,決定代表歐巴桑聯盟參選地方議員,也曾讓何語蓉感到擔憂。「如果我說我結婚,有兩個小孩,那我不會恐懼;但如果說我離婚,我是一個同志媽媽,我很恐懼,為什麼呢?」她意識到社會對於同志族群的負面標籤,以及對於同志的不友善,所以即便感到害怕,也依然選擇要進入公民場域為同志發聲。
何語蓉認為,如果台中市真的有一位同志媽媽成為議員,之後談論學校教育時,就更有機會被書寫進去。相對異性戀者,同志似乎得要藉由許多正面的故事,才能證明自己值得被肯定,這過程雖辛苦,卻是一條必經的道路。
競選期間,她走入街頭巷弄,宣講性別平權與自己提出的政見。曾經有幾位路人上前指責她的輔選團隊,認為同性婚姻合法化將加劇台灣少子化,或導致愛滋病氾濫。「有一個是罵完就走,就來不及了,其他就是立刻在現場解釋、釋疑。」
對她來說,沒有一次上街,是真的能完全戰勝恐懼。「選前每一天要上街頭做短講前,都還是會害怕啊,你會幻想會不會有人經過你旁邊,跟你說,死同志不要出來選之類的。」
在她公開出櫃後,許多同志朋友主動向她表達感激與鼓勵,認為她的故事發人深省。一次受邀到高中演講,她的故事更激勵一位高中老師向班上同學出櫃,和她一同訴說自己身為女同志的故事。
20年前,向母親出櫃失敗的經驗,讓何語蓉選擇進入異性婚姻,符合父母的期待;20年後,她藉由自己的故事,幫助其他同志能夠面對自我。她的母親也接受她和現任女友的感情,甚至會開起玩笑說:「我家4個女兒要跟男生,我都寧可他們跟女生在一起,這樣子妳會覺得我很奇怪嗎?」
談起選舉及公投結果,她說對公投結果的那個失落,大過於自己選舉的勝敗。不過她也認為,價值觀的改變確實需要更長時間的衝撞。療傷過後,她要繼續回到公共場域發聲。即使有挫折、有恐懼,原先的倡議和價值不會因而停止。

03 鄉鎮孽子/31歲

如果無法被接住,就讓我來接住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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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無法從自己父母獲得的認同,Walis覺得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得到了補償。(照片提供/Walis)
那些無法從自己父母獲得的認同,Walis覺得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得到了補償。(照片提供/Walis)
相較中年或老年同志,「自我認同」對新生代同志而言似乎不是主要的困擾。他們是21世紀的網路原住民,十幾歲便開始在社交軟體上認識同志朋友,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也早已接觸了性別平等教育。
31歲的Walis成長在同志運動蓬勃發展。歷經台灣同志大遊行從最早的1,800人增加到現在的3萬多人。但是,城市中熱烈的同志運動氛圍卻似乎難以進入他的保守的家鄉。
2015年,Walis代表高雄同志熱線參與台中同志大遊行。遊行結束後,他來到了距離台中僅一溪之隔的草屯鎮,回到他的家鄉。夕陽西下,正是晚餐時間,草屯窄窄的街上充滿家家戶戶用餐的歡笑和飯菜香。他慢慢踱步到門前,家裡燈火通明,大門開著。隔著一層毛玻璃,他看不清屋裡父母的身影。
那一瞬間,Walis覺得時間彷彿靜止了,許多回憶湧上心頭,他想起兒時與父親一起顧店,想起母親帶他和弟弟一起去打電動的情景。只要再往前邁一步,就可以回家,但他終究沒有勇氣跨出那一步,默默離開。Walis並不知道父母有沒有看見自己,也特地戴上了口罩:「我不想被家人給認出來,因為認出來之後,我不知道如何去跟他們回應。幹,我不知道這樣回來走一遭,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可是我又好想回來走走我的出生地。」
如今31歲的Walis,已經有5年時間沒有回過家。有家歸不得,而阻擋他和父母之間的那道牆正是他的同志身分。
「第一,你不用再回來;第二,戶口名簿你會被除名;第三,族譜上面不會有你的名字;第四,你永遠都不是我們家的人。」26歲那年,父親知道Walis是同志後,生氣地對他說了四句話。這短短的四句話就將Walis阻擋在家門之外。
不過這並不是Walis第一次因為性傾向而與家人產生衝突。15歲那年,母親發現了他寫在筆記本上和男友的感情故事。由於Walis的母親13歲就開始在工廠當女工,婚後便成為了全職家庭主婦,教育程度只有國小畢業的她,不理解整篇故事的意思,只好用螢光筆畫出「男朋友」、「口交」等關鍵字,來推斷文章含義。看到圈出的關鍵字佔滿整本筆記時,母親邊哭邊質問Walis是不是同性戀。面對崩潰大哭的母親,Walis謊稱裡面的內容都是看了小說後才虛構的,並不是真實的。
Walis的否認雖然暫時緩解了家庭風波,卻也讓他開始掩藏自己。從15歲到25歲,整整10年間他都在扮演異性戀。出了家門,他能做自己,但回到家時,他便模仿兩位異性戀弟弟的行為舉止,改掉雙腿併攏的坐姿,換成像弟弟一樣腿張開翹腳的坐姿,以符合父母心中「陽剛男子」的樣子。
但做自己的代價卻是要承受外界的歧視。Walis高中時因為自己的陰柔氣質,常常遭受同學的霸淩,被嘲笑是「娘娘腔」。 Walis說在他的家鄉,人們多從事農業,或是開一家店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簡單。這裡並沒有管道讓人們深入暸解同志議題,「我覺得他們真的是不瞭解。」
偽裝了10年實在是太累了,所以當26歲父親發現他在Facebook加入「彩虹人力銀行」社團時,再次激動地質問他是不是同性戀時,厭倦帶著面具生活的Walis決定向父親坦白。
當時Walis重考後正在高雄念大學,當晚他寫了一封家書,在Facebook上傳給父親:「今天會想講是因為性向這問題一而再、再而三地圍繞在我們身邊,每次發生都是雙方不開心的結果,這次我選擇對你們公開承認,我不想因為我喜歡誰、我愛誰,而去破壞我腦中想要的家庭和諧。」Walis在信中表明自己的同志身分,並希望父母能夠理解自己。但身為退伍軍人的父親,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甚至不再將他當作家人。
接到父親回覆的時候,Walis正在餐館打工,他躲到廚房哭了一場,覺得自己就好像白先勇筆下的《孽子》李青——因為被父親發現喜歡男生,李青在棍棒之下被趕出了家門。父母的不理解讓Walis很低落,甚至曾有過輕生的念頭。
當時他試圖打電話給高雄同志熱線傾訴,卻一直是忙線。打不通熱線卻給了他另一種啟發:「電話一直打不成,我覺得無法被接住,那倒不如我去學習如何接住人。」他開始擔任高雄同志熱線的志工,增添志工的人力,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在第一時間找到傾訴對象,獲得幫助。
在擔任高雄同志熱線志工的時候,Walis接到了許多「櫃父母
指同志小孩的父母。
」的諮詢。聽到了多位櫃父母的故事後,他開始慢慢理解父母內心的想法。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個爸爸在電話中就一直不斷地問:『我兒子到底可不可以變回異性戀?如果我讓我兒子去花錢找女性性工作者來跟他發生關係,那我兒子是不是就會變成異性戀?』當下聽了我會覺得跟我爸、我媽某一塊很像,他們都深處在很大的情緒風暴裡面。」
最後,在Walis的勸說協調下,那位父親開始與同志兒子理性溝通。
幫助別的同志家庭達成互相理解的過程中,他覺得自己也被療癒了。不只是同志熱線,Walis也透過國中、國小的演講,讓更多櫃父母可以更理解自己的同志小孩,幫助不少同志家庭。而那些無法從自己父母獲得的認同,卻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得到了補償。
現在,Walis因為工作的原因從高雄來到了台中,一邊在全家打工,一邊參與中部地區的同志運動。他加入台中的歐巴桑聯盟,並計劃以歐巴桑聯盟成員的身分競選下一屆台中市議員。Walis認為,歐巴桑聯盟在性別議題的政見還能夠增加,因此想要親自參選,宣傳禁止歧視性語言,並且進一步推動性別平等。未來,Walis還將繼續推動更多關於同志議題的運動,他規劃要搜集台北以外地區的同志故事、二二八時期的同志故事,讓更多非主流的同志故事能被看見。
同志運動越走越前面,但面對著自己家庭中衝突,Walis卻仍然不知該如何處理。他能做的只有每次在Facebook上發佈同志相關的文章時,刻意設成「公開」,希望父母看到這些貼文後,能夠知道同志運動是有意義的。
離家後,Walis只回過草屯鎮三次,次次過家門而不入。談起對家鄉的想念,Walis說他是「意識上不會想念,但潛意識上會想念」。家鄉時常跑入他的夢中,尤其是在過年的前夕,會夢到草屯過年熱鬧的景象,菜市場裡充斥著叫賣聲,夾雜著各種食物的香味;過去Walis家都會舉辦十幾桌的流水席,大家熱鬧地聚在一起。「回想這個夢,我猜可能在理智上是不會想要回去的,可是潛意識裡,我還是很思念過去的時光。」
近年春節,Walis都是一個人在高雄。他會提早準備好一個星期的菜,一個人窩在家裡,哪也不去。跟他一起投身同志運動的朋友已經開始規劃過年回家,興奮地商量著要訂哪一家的合菜,當他們問到Walis時,他笑著說:「我不需要什麽合菜啊,我只有一個人。」
三位不同世代的同志,各自以不同方式經歷了「出走」、之後再選擇坦然正視,更親身投入同志運動的這段過程。
面對各世代同志面臨的課題,36歲的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長、精神科醫師的徐志雲有深刻觀察,特別這次公投後對新世代的同志而言,是相當大的打擊。徐志雲說,公投前,一大批原本沒有計劃出櫃的同志選擇以出櫃的方式來拉票,「他們簡直就是用自己的人生遭遇,和自己的同溫層下去賭!既要處理公投的議題,還要處理出櫃之後的家庭風暴。有人極失落和痛苦,甚至有輕生的念頭。」他解釋,「像是公投平權案中,越常泡在Facebook上看到這些議題的人,越容易接收到極端的訊息。那些更有針對性或者是更極端立場的互相謾罵,更容易被推到自己面前。」但也正因此,他們的情緒更容易遭受打擊。
儘管公投受挫,同志與同伴仍持續走出自己的道路。2019年5月24日前,政府得先立法回應大法官釋字748號的要求
大法官釋字748號提及:「慮及本案之複雜性及爭議性,或需較長之立法審議期間;又為避免立法延宕,導致規範不足之違憲狀態無限期持續,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至以何種形式(例如修正婚姻章、於民法親屬編另立專章、制定特別法或其他形式),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屬立法形成之範圍。逾期未完成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者,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以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並於登記二人間發生法律上配偶關係之效力,行使配偶之權利及負擔配偶之義務。」
。不分世代的同志們,眼淚擦乾,持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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