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疫──新型冠狀病毒風暴

全球第二波新冠病毒大流行震央

「這是我們集體的失敗」──疫苗生產大國卻被疫情重創,來自印度沉痛的告白
在恆河沿岸瓦拉納西(Varanasi)等待火化的屍體。(攝影/Sajid 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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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透過將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病毒阻絕境外,度過相對平靜的2020年後,今年5月初猝然面臨疫情快速擴散的危機,至今未歇。無獨有偶,去年成功壓平感染曲線的印度,今年4月以來的疫情也急遽惡化,如海嘯般的感染與死亡人數直線上升,而具有高度傳染力的印度變異病毒 “B.1.617” 更被WHO宣告需特別警戒。

《報導者》透過網路採訪第一線當地記者、醫療人員、社區工作者,瞭解這波疫情帶來的衝擊。像是一面放大無數倍的鏡子,病毒逼使人類再次正視自己的局限,也在同等的恐懼中,深刻經驗著「世界一家」的概念。

「眼前的一切,讓我想起在電影裡看過的二次世界大戰,人類的身體像是沒有價值般地,任由禿鷹、野狗、魚群、昆蟲啃食,至今仍在我心裡揮之不去。」印度網路媒體《ThePrint》的資深多媒體記者阿里(Sajid Ali)近一個月來深入印度北部鄉村地區,採訪當地的COVID-19疫情,他透過電子郵件,向我描述5月中在機動船上延恆河航行8公里時,所見到漂浮河面或擱淺在岸邊的屍體,據他在恆河沿岸城鎮加齊普爾(Ghazipur)的訪查,屍體數量達上百具。

大量無名屍漂流在恆河上的現象,今年5月初開始出現。

5月11日,阿里第一次趕到現場,在比哈爾邦(Bihar)的村莊丘薩(Chausa),他向漁民租船到河面上拍攝採訪:「在我眼前飄過5具屍體,那景象令人非常不安。當天傍晚地方政府總計撈起71具屍體,全部就地掩埋。當時我以為最糟的情形就是這樣了,但接下來愈來愈多屍體沿著恆河的水流方向,每兩、三天就出現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與比哈爾邦的不同河階(Ghat)與河岸。兩個邦為遺體的歸屬發生爭執,他們都不承認是自己所有。」

母親之河,卻成為第二波疫情最殘酷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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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邦警察巡邏勸阻人們不要將屍體拋入恆河。(攝影/Sajid Ali)

印度教的傳統裡,火葬是最主要的葬禮儀式,但在一些特殊情況中,人們會將已逝的家人,如14歲以下的兒童、未婚女孩、因傳染病或被毒蛇咬死者,或因沒錢負擔火葬費用而放入恆河,印地語稱為Jal Pravah(意思近為「放水流」),但近年已不常見。

「每年當水位降低,北方邦的河階上都會出現一些屍體,然而,這麼龐大的數量嚇壞了人們。至今仍沒有確切的官方數據,也沒有辦法確認是否全因這波疫情而死,但從我們遇到的一些家庭能夠得到證實,他們的親人有所有COVID-19症狀,過世之後將其遺體放入恆河。一般認為,印度在此次疫情高峰時,所有的火葬場人滿為患、燃燒的木材供不應求、難以負擔火葬費用,許多窮困者於是把親人遺體放入恆河裡,」阿里強調。

源自喜馬拉雅山,印度次大陸最神聖的母親河,現在成為印度「第二波」疫情中,最殘酷的象徵。

這個全球人口第二高的國度、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在今年(2021)4月初以來,屢屢躍上國際新聞頭條的形象是:不斷燃燒的火葬柴堆、持著氧氣鋼瓶等待製氧機的漫長隊伍、床位不足下醫療人員必須面臨治療或放棄的抉擇⋯⋯病毒如海嘯般席捲而來猝不及防,癱瘓醫療系統,使全國陷入極度恐慌的情況,幾乎使人想起去年(2020)此時第一波COVID-19疫情剛在歐洲爆發,首當其衝的義大利所面臨的處境,只是以放大數倍的尺度與規模,在目前全球疫情最慘重的中央震盪。

5月18日印度官方統計,全國因感染COVID-19單日死亡人數來到4,589人,創下全球疫情單日死亡人數最高的紀錄。截至目前,印度累計確診數人數已超過2,700萬,直追美國為全世界第二,累計死亡人數則超過30萬,在美國與巴西之後,名列全球第三,其中近一半的死亡人數,是在不到近兩個月之內如火箭般直線陡升。

「從2020年4月到2021年3月,印度官方的死亡人數累計16萬3千人,但此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死亡人數就超過30萬,第二波疫情造成的大規模數據,幾乎令人難以忍受,」阿里說。

偵測到變異病毒,卻集體放鬆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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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邦某間收治COVID-19病患的醫院病房。(攝影/Sajid Ali)

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近日諮詢多位專家推估,由於印度缺乏大範圍檢測,且許多農村地區缺乏設備或患者在家裡死亡、家人不願承認其感染COVID-19,官方公布的數據被嚴重低估,保守估計應有4億人感染,60萬人死亡。

只不過數月之前,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透過視訊,在舉辦於瑞士達沃斯(Davos)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發表演說,宣揚印度的「抗疫」成就:

「朋友們,在這個充滿恐懼的時刻,我從13億印度人身上看到了信心和希望⋯⋯據預測,印度將是全球受新冠病毒影響最嚴重的國家。有人說印度會出現新冠病毒感染的海嘯,有人說7到8億印度人會被感染,有人說會有200萬印度人死亡。 朋友們,印度的成功遠遠超過了其他國家所能創下的功績。這麼一個擁有世界18%人口的國家,有效地控制了病毒,將人類從一場巨大的災難中拯救了出來。」

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印度從去年第一波疫情高峰時病例達到全球第三(但其死亡率相較別國都更低,當時的科學家一度推測印度已達到「群體免疫」),此後一路陡降,到了今年1、2月,每日感染人數穩定地控制在1萬多、死亡100多人,相較其人口規模佔比非常微小,幾乎像是個不可能的成就。莫迪在演說中自豪地細數要把疫苗、個人防護設備(PPE)和口罩贈送給其他國家,並向世界展示如何利用阿育吠陀(ayurveda)傳統醫藥來幫助提高身體免疫力。

莫迪在國際政治舞台的志得意滿,具體而微反映著整個國家的樂觀情緒。

經歷了2020年全世界最嚴格「封國」,2021年初,民眾漸漸放鬆地回復生活常態,超大型的群聚活動接連舉行,包括規模數百萬人的世上最大規模印度教朝聖、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密集選舉造勢活動,儘管專門監測印度COVID-19基因序列與變異的專家小組、印度新冠病毒基因聯盟(Indian SARS-CoV-2 Genomics Consortium, INSACOG),在2月就偵測到名為 “B.1.617” 的印度變異病毒,並向政府單位提出警告

什麼是印度變異病毒?

中研院「病毒變異全球即時監測網」透過監測超過120萬株病毒在全世界的感染個數,觀察新興變異病毒的趨勢,團隊成員中研院統計學研究所研究員楊欣洲指出,監測網畫出的趨勢圖顯示印度變異病毒最近衝得非常快,顯示其高度傳染力。

「從近期造成台灣嚴峻疫情的英國變異病毒 “B.1.1.7” 到印度變異病毒 “B.1.617”,跟以前比較不一樣的是,都同時有很多基因變異發生在病毒株的刺突蛋白(spike potien)上,刺突蛋白就是決定病毒能否進入人類細胞的關鍵位置,它就像把鑰匙,能解鎖人體細胞表面的膜蛋白『血管收縮素轉化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楊欣洲解釋。

英國變異病毒的刺突蛋白有8個變異位置,據研究傳染性比沒變異前高了43%~90%;印度變異病毒則有5個變異,其中3個在刺突蛋白上被標記為L452R,E484Q、P681R的位置,是影響最大的關鍵。L452R提高病毒侵入細胞的能力,E484Q有助病毒逃避人類免疫系統,P681R也能使病毒更有效地進入細胞,綜合效應使病毒傳染性增強,能部分避開一些中和抗體

「病毒的變異一直在發生,我們可能要視為常態,有些時候對病毒沒好處,它就消失或隨波逐流,比較怕的是變異位置發生在對病毒有利、對人不利的地方,就容易讓其找到宿主,」楊欣洲說。

AZ疫苗生產大國暫停出口,牽動世界疫情

5月初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宣告面對更易傳染的B.1.617,全球需特別關注。在這場人類與病毒的抗戰中,疫苗目前被世界各國寄予厚望,5月底英格蘭公共衛生署(Public Health England, PHE)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施打兩劑輝瑞(Pfizer-BioNTech)或AZ(AstraZeneca )疫苗能有效對抗印度變異病毒,前者的保護效果達88%,後者則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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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哈爾邦的疫苗接種中心。(攝影/Sajid Ali)
「從政府、行政部門到社區民眾,這是我們集體的失敗。」
在德里其中一處疫苗接種與監測站擔任節點官
Nodal officer,掌握該部門實際管理,在印度類似主任的職務。
的謝克(Aqsa Shaikh)透過通訊軟體WhatsApp語音訊息,如此向我傳達對於印度疫情慘況的反思。她同時也是汗達醫學院(Hamdard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 Research, HIMSR)社區醫學系副教授,「政府沒有預備足夠充分的疫苗──現階段唯一能對抗疫情的工具,且太快撤除了許多限制手段,國家領導者以為我們已跟COVID-19告別,人們停止了正確的防疫行為,允許社交群聚⋯⋯所有這一切,產生現在的結果。」

長久以來,印度是全世界學名藥發展最蓬勃的國家,COVID-19在全球造成大流行以來,印度更扮演著AZ疫苗全球最大生產者的重要角色,透過國際組織聯合組成的COVAX平台分配給貧窮國家,旨在弭平健康不平等。但弔詭的是,隨著印度本國疫情的猛爆性成長,不只莫迪在今年初許下的全民接種計畫宏願難以達成,甚至為了因應該國當前危機,已暫停疫苗的出口,直接影響到仰賴援助的92個發展中國家。即便加速生產與施打,截至目前為止,仍僅有3%的印度人口施打完整的兩劑疫苗。(延伸閱讀:〈疫苗進行式:COVID-19全球疫苗接種即時追蹤〉

高度私有化、缺乏安全網的醫療體系,在災難降臨時束手無策

「印度對於醫療衛生體系缺乏預算與資源是長久的歷史沉痾,醫療被高度私有化,沒有適當的安全網,當災難降臨,完全束手無策,」英國牛津大學沃弗森學院(Wolfson College, Oxford)博士生達沙瑪(Vyoma Dhar Sharma)強調,出生德里的她,在赴英留學後以印度婦女在公共醫療體系中的處境為題,返回印度進行6年的田野研究。

「據世界銀行統計,印度的醫療保健預算佔國民生產毛額(GDP)的3.5%,幾乎只有世界平均(9.8%)的三分之一,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支出僅負擔27% ,高達63%是自付費用。這意味著當大部分印度家庭遇上急難事故,將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而陷入貧窮的命運。」達沙瑪指出。

印度著名的作家與社運領袖曼德(Harsh Mender),在疫情下親身體驗印度殘破的醫療資源,並差點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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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工作者曼德與他的夥伴自發走上街頭,組織人力與物資,為無家者與移工提供食物援助。(攝影/Sandeep Yadav/Karwan e Mohabbat)

在去年3月的全國緊急封鎖令後,一切交通、生活與工作陷入停擺,德里街頭數以萬計的無家者與從外地來的移工頓時陷入絕境,大批人潮徒步走在返鄉路上,在被COVID-19病毒的感染之前,印度社會中的底層人民就先遭受驅趕、飢餓與病痛的襲擊,曼德與他的夥伴自發走上街頭,組織人力與物資,為他們提供最基本的食物援助。

「當時我每天都在外頭與無家者與移工在一起,有心理準備預期很早會被感染,但卻沒有發生,醫師說我是在一個最被保護的群體中,因為這些極度貧窮者沒有和中產階級與富人接觸,他們是最安全的。當封城措施放鬆後,無家者的感染比率升高,陽性率超過15%,我呼籲政府檢測和創建設備,並沒實現,所以我們決定自己來,」曼德透過Skype視訊對我說,因此去年10月他與國際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合作設立臨時診所,不久便感染COVID-19,住進公立醫院的普通病房,在病房內他親身經驗著如同煉獄般的景象。

擠滿了50個病人的病房,無人搭理在病床上躺了兩天的曼德,但鎮日充斥著醫護人員的吼叫,他必須用請求的,才能去廁所盥洗並換下髒衣服,病床旁的心肺血壓監視器故障,持續發出嗶嗶聲,無一刻可以休息。家人被禁止探望,有些病患深陷死亡的恐懼,不住地哭泣與哀嚎。在與工作人員的交談中,曼德發現他們很多根本沒有受過訓練,是因為疫情失業,不得不找份工作,而醫院的正式職員由於不願前往COVID-19專責病房,而由這些可能以前在飯店打工的小弟照顧病患。

「連我擁有充足的社會條件,都會落入這番境地」

「印度醫療體系是全世界私有化程度最高的之一,80%的印度醫師為私部門工作,公共醫療長久以來非常貧瘠、破敗,除非有高額保險才能在有需要的時候得到醫療服務。在這次全國性危機中,私人醫療體系貢獻很少,只負擔10%的COVID-19照護工作,且價格很高。20%醫師在公共醫療體系,但需要負擔90%的病患,其中有些人像英雄般努力,在一個已經很脆弱的體制中,對他們來說很艱難,所以我們會看到,政客或部會首長染疫時,都不會去公立醫院,這說來很可恥,」曼德說。

曼德幸運地被家人轉往私人醫院,才撿回一命,經檢查他有腦傷、內出血、肺部真菌感染⋯⋯中間他陷入長久的失憶,還有許多嚴重的後遺症,至今仍頻繁進出醫院調養,「主治醫師都很驚訝我還能活著,若非家人及時介入,我已成為COVID-19疫情下的一個死亡數據,但不是因病毒而死,而是印度殘破體系下的醫療疏失。連我擁有充足的社會條件──親友、教育、堅強信念,都會落入這番境地,一般平凡的印度民眾,又會經驗著什麼樣冷酷無情的現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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