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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阿嬤的復原之路──我現在讓妳自由

日本政府在二次大戰期間以誘騙、強徵等手段,動員殖民地與佔領地的部分女性到軍中當性奴隸。「慰安婦」這段經歷對這些女性而言,成了一輩子醒不過來的噩夢,即使回到了台灣,因社會觀念還很保守,她們難以對人傾訴創傷,甚至在鼓起勇氣說出口之後遭到家人的嫌棄。

直到1992年,日本國會議員伊東秀子找到戰時電報,證實台灣也有受害者,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婦援會)立即開放電話接受申訴,背負50年秘密的阿嬤們才有了出口。

從史學和法學的觀點來看,究責日本政府道歉並賠償是必要的行動,但從「個人」的角度出發,「倖存者如何從創傷中復原」是同樣重大的議題。於是20多年來,婦援會投入極大心力走進歷史的細節──理解這些人的傷痕,關注她們的生活,設法緩解她們真真實實的苦痛。

楊麗芳12年前剛從社工系畢業,打算往婦女領域發展,恰好看見婦援會在徵人。這一求職,讓她與原本只在課本上看過的「慰安婦阿嬤」開始了有血有肉的交集,直至今天。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她們可以從這麼大的創傷中活下來。如果是我自己遇到這種事情,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堅強,可以像她們這個樣子。」

這是楊麗芳最初對阿嬤們的敬重之情,實際接觸到33位年紀已過80歲的阿嬤後,她更發現她們與她想像的有落差,並不只有「受害者」的悲情樣貌,亦常有開心的時刻,甚至如同夥伴一般熱烈歡迎她說,「又有一位年輕的小姐來了!」

但阿嬤們綻露笑顏,不代表已放下創傷。她們在坎坷的歲月裡不乏聽見「過去的都過去了」等「安慰」話語,但提供她們心理諮商的婦援會明白,過去的從未真正過去,隱藏或隔離痛苦的經歷並不能讓傷口消失,雖然辛苦,人終將與痛苦的往事直面對決。

「第一次是Nalidagusho副隊長帶我去山洞,我身體瘦小,抵抗不了,被日本人強暴,從那次以後,每天要接待2、3個日本兵,有時候4個日本兵⋯⋯當時我還很年輕,我的身體很受不了,很害怕日本警察、大官,沒有辦法回家,只有一直忍耐下去。有的女孩懷孕,有的流產。我在部隊工作了1年3個月。」 「掩蓋50多年的秘密怎麼不痛苦?咱十餘歲時就被人糟蹋,不敢告訴父母,心情很難過,沒有地方透氣,這是很丟臉的事情,不能講,有時候半夜想起過去爬起來哭。」 「我回到台灣後,常常晚上睡不著覺在客廳猛抽菸⋯⋯我傷心的是自己一個好好的肉體被人糟蹋,像路邊的野草一樣沒有價值,一切都完了。我心裡不甘願我做一個女孩子是清清白白的,回來以後嫁人有誰要?我自己有自卑感、害羞,也不敢將自己的事情告訴其他人。」
1999年《台灣慰安婦報告》

在戰爭的那些年裡,形同日日被強暴的「慰安」工作、沒有人身自由的無尊嚴感、身處異地的寂寞和憂愁,啃噬著少女的身心,她們來不及年輕便老了,有人更是來不及老就死去。倖存下來的姑娘們回到台灣,卻有很高比例無法生育,再加上傳統社會的性迷思,使她們明明是受害者,卻彷彿戴罪之身,遭親人輕視,受鄰里閒語,更難以尋求婚姻,要不然就是婚姻不順。可是在她們的年代裡,成就一個圓滿的家庭可能是對她們來說最重要的、僅剩可以追求的事情。因此,有阿嬤在諮商時對自己給出「一生像垃圾」的評價。

「一生像垃圾」,是多麼重的自我否定。當阿嬤們受到不該屬於她們的「羞愧感」折磨,陪伴者到底該怎麼回應呢?事實是,楊麗芳通常不急著回應,先傾聽。

「我們不會去否定她的感覺,會去聊那感覺怎麼產生的?是什麼讓她產生這樣的感覺?知道了之後,可能就會有不一樣的詮釋。」她解釋,羞愧感就是一個很主觀的感受,她很難完全改變阿嬤們原有的認知,但試著和她們談談羞愧感的來源,接著再告訴她們現在的人或婦援會怎麼看待她們,或許無法完全抹滅羞愧感,至少能平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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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阿嬤。社工師楊麗芳
婦援會社工師督導楊麗芳。(攝影/林韶安)

讓阿嬤們訴說創傷經驗,也是一種很重要的練習,「我剛開始也會覺得,一直講這樣的事情到底對她們好還是不好?是不是二度傷害?或她們根本不想講,為什麼要逼她們講?但其實敘說本身就是一種療癒的過程,當她可以講出那個經驗的時候,內心也就是整理了那個經驗,是可以療癒的。」

楊麗芳回憶說,一開始有些活動會邀請阿嬤們去分享,但她們才講到當年幾歲就開始哭了,沒辦法講下去,過程支離破碎。可是漸漸地,即使內心依然難過,她們漸漸能夠完整陳述。而當一個人能夠承認、回顧生命歷程時,也就開啟了轉化的契機。

除了談話性諮商外,婦援會也於1997年成立「身心照顧工作坊」,讓阿嬤們集結為互助團體,運用戲劇、藝術、瑜伽、攝影等方式進行團體諮商,每年也舉辦數次兩天一夜的出遊。其中,諮商心理師李開敏曾帶領阿嬤們進行1:1比例的「身體自畫像」創作:

「用不同的水彩深淺標示身心不適或痛苦⋯⋯阿嬤很能表達她們受禁錮的身體,從作品中可以看見實際的傷口、痠痛、病痛,也有心裡的害怕委屈。分享後,我們牽手圍站,放了一段音樂,祝福受傷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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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的面具。等身身體自畫像
諮商心理師李開敏曾帶領阿嬤們進行1:1比例的「身體自畫像」創作。(攝影/林韶安)

另一位藝術治療師林惠愛則請阿嬤們執起畫筆:「為了整合阿嬤當下的情緒,要阿嬤將自己心中的一把火畫在圖畫紙上。當怒火被觸動與了解後,在場的阿嬤毫不猶豫拿起畫筆,畫完後大呼過癮,還將畫紙豎立起來,站在其後表達出抗議之姿。此時,她們的情感完全透過畫作傳達出來。」

雖然這些創作成果最終都讓阿嬤們很有成就感,曾參與過的工作人員都記得,引導她們畫畫並不容易,她們對於任何的「筆」都有些抗拒和焦慮,一方面是擔憂自己做不好,一方面是被牽動了年輕時無法受教育的遺憾。那除了拿筆呢?

2004年起,諮商心理師洪素珍使用了「戲劇治療」的方式,有時請阿嬤們以桌椅、布等道具製作「日本兵」和「自己」,接著展開對話,有時讓阿嬤假裝打電話給「最思念的人」,再由工作人員扮演這人,給予回應,或者請阿嬤自行轉換角色,揣摩最思念的人會對自己講些什麼?

從旁人的眼睛看來,不免懷疑這個自導自演的舞台能對當事人發揮多少療效。但見證過這個戲劇工作坊的楊麗芳說,她真的看見這個方式是有效果的,阿嬤們往往在過程中說出好多平常聊天也聊不出來的、內心深處的話。

「妳說她現在在天堂,那她一定會聽到我們在講話。所以妳剛剛說妳很感謝她,好像她現在就在旁邊。我們來說一些妳要感謝她的話,好不好?」 在一次戲劇治療時,諮商心理師洪素珍引導著小桃阿嬤。 小桃阿嬤站起身,面對披著紅布的椅子,緩緩地試著開口: 「阿嬤,我很感謝妳把我養大,」她開始哭,「我永遠都記在心裡,我不會把妳忘記。」她情緒潰堤,雙手揉著臉。
紀錄片《蘆葦之歌》

戲劇治療是怎麼運作的呢?諮商心理師洪素珍解釋,「這處理的是一個心理層面,當我們看到椅子是椅子,是物質;但我們看它不是椅子,就不只停留在物質層面。『象徵』是很重要的,我們要進入的是阿嬤心內的那一個日本人,然後又可以用象徵的方式去表達那個心中的日本人。」簡單來說,這類做法是為了幫助一個人將內在感受具象地表達出來,但這也不是任何人自行在家中進行就可以輕易達成的事情,諮商心理師的任務正是輔佐她們一步一步的暖身。

「我可能是讓她們腦力激盪,想跟日本人相處的經驗是什麼,那些經驗可能不見得想要記得或已經忘記,但慢慢腦力激盪、一個阿嬤講一個經驗,記憶再度被喚起,對於這些記憶的感受就可以用更具象的方式去展現出來。要不然人類很基本的心理機制就是,有個很不愉快的事情,年代久遠可能忘記了,但會記得一種很不舒服、害怕的感覺,或連感覺都說不清楚,就是一團東西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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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阿嬤。心理諮商師洪素珍
心理諮商師洪素珍(攝影/林韶安)

當這個「一團東西」無法被妥善梳理時,不舒服的感覺就難以化解。而戲劇治療的過程中,許多必定要發生的實作細節都順水推舟地改變當事人內心狀態,「製作身體的時候在想,他到底是什麼顏色,或應該用什麼來表達我對這個日本人的感受⋯⋯她會越來越清晰,他的頭應該就是黑色,但很有可能在選的過程中,又覺得紅色才是對他的感覺。所以在選擇的過程中,已經在做內在的自我覺察,因為過程更清晰地去看到或覺察,原來我對他真正的感覺是什麼?」

洪素珍也說明,一個人必須擁有「玩」的能力,意思並不是去遊樂場「玩」,而是一種彈性,那對於心理修復而言非常重要,「心裡面可以去開放可能性,這樣才有創造性,才有不同的詮釋。要有創造才有不同的詮釋,那要創造就要有新的元素進來,所以透過媒材的使用、不同的身體使用方式,都是允許新的可能性進來。」令她驚喜的是,阿嬤們在戲劇治療時都能很快「進入狀況」,「愛演」的她們有時甚至「玩」得很開心,展露出強大的幽默感和復原力。

至於與「最思念的人」對話這場戲,同樣也有見山不是山的魔力。雖是戲,在當下的情境裡卻發生得無比真實。舉例來說,小桃阿嬤當年回到故鄉後遭叔叔辱罵「賤女人」、趕出家門,而她最親近的阿嬤卻已過世,無法接收她的委屈;小桃阿嬤多次假裝對話的對象就是她那位已逝的阿嬤,她向她訴苦自己的哀傷和憤怒。

最後,洪素珍請小桃阿嬤變換角色,假裝自己就是天上的阿嬤來給予回應。「奇妙的不是轉換的過程中她說了什麼話,而是轉換的過程中越來越能夠覺察到她的遺憾是什麼,她想跟阿嬤說的是什麼?也因為她對阿嬤的了解,當她坐在阿嬤的角色上的時候,她可以去做回應。通常那個回應對主角而言,都有很大的震撼力跟影響力⋯⋯經歷這個過程,她發現阿嬤真的是會愛她的,原諒她的,阿嬤真的是會知道的。」

洪素珍強調,戲劇治療處理的是「心理的真實」,從小桃阿嬤向天上的阿嬤訴苦,到自行以阿嬤之姿給予自己擁抱,是在心中走了一趟真切的旅程,也激發了新的自我洞察。而那些曾經來不及好好去哀悼的,也在這個對話的過程中被完成。

已逝的秀妹阿嬤幾年前在戲劇治療時,曾對著象徵「日本軍官」的椅子說,「不管過去你跟我有什麼牽連,我現在讓你自由」,接著又對著「年輕的自己」說,「我也原諒妳,我知道妳辛苦,年輕時被騙,妳不是故意的。」

但在婦援會「身心照顧工作坊」結束5年後、慰安婦阿嬤也僅存3位的今天,如果要問,「阿嬤們最後都接受了全部的自己嗎?」洪素珍認為,這是很好的問題,卻仍然很難回答──「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什麼叫做全部的自己。但承認有這一段經歷,我想她們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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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集體」的社會大眾來說,應該要記住這段歷史。(攝影/林韶安)
作為「集體」的社會大眾來說,應該要記住這段歷史。(攝影/林韶安)

承認發生過的痛苦是艱難卻重要的事。2017年1月22日,婦援會在台北市迪化街上的「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舉辦「阿嬤的故事袋」講座,有聽眾提問,每一個慰安婦阿嬤都想被傳講嗎?如果有人不想被記住,該怎麼辦?婦援會前董事長林方晧的回答是:確實可能有「個人」不想被記住,但對於作為「集體」的社會大眾來說,應該要記住這段歷史。

而這段歷史的細節在於,一群女性是如何花了50多年的時間和努力,在幽暗的谷底找到菩提。

(註:慰安婦阿嬤的藝術創作,目前有部分展覽在去年底開幕的「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而她們接受戲劇治療的身影,留在紀錄片《蘆葦之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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