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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莉/體制的共謀:誰遮住受害者的嘴?
化名 Lisbeth 的耶魯女校友,控告耶魯大學校方漠視某教授對她的性騷擾。圖為耶魯大學校園,非當事人。(照片來源/耶魯大學)
化名 Lisbeth 的耶魯女校友,控告耶魯大學校方漠視某教授對她的性騷擾。圖為耶魯大學校園,非當事人。(照片來源/耶魯大學)
性受害是一種參雜創傷與屈辱的經驗。受害者除了被直接加諸身心的折磨,更常經歷一種被漠視、被體制的黑手摀住嘴巴的屈賤感。
近來被揭露的輔大性侵事件,在當事人眼裡,正是這種被消音、曲解與否定的痛苦歷程。前些時日美國長春藤名校就發生了一起更嚴重地,對性受害的漠視與性加害者橫行的案例。
就在不久前的5月21日,一位女性揭露了學術界學霸的性醜聞事件,鬧得美國主流媒體也追進報導。然而這個性醜聞早在多年前發生,但因體制的姑息,直到這兩年當事人才決定起身公開對抗。
2014 年5 月 11 日,公共募資平台 FundRazr 的一個提案,引起美國學界側目。這個提案是為一個化名 Lisbeth 的耶魯女校友募款,資助她控告耶魯大學校方漠視某教授對她的性騷擾。這個提案在短短兩天內就募集了 7 千美金的目標款。事後,Lisbeth 正式向耶魯提出告訴。
兩年過去了,官司仍在進行中,加害者仍在國際學界呼風喚雨。Lisbeth 自覺應對其他年輕學生擔當起「如同母親一般」的保護義務,因此在今年 5 月 21 日公開自己的真實身份:27歲,來自宏都拉斯、現於美國工作的菲楠達(Fernanda Lopez Aguilar)。菲楠達更直接指出性騷擾的加害者,就是國際知名學者湯瑪斯.博格(Thomas Pogge)。
這個醜聞一出台,震驚了全球學界。一方面是因為,今年 62 歲的博格,乃師承 20 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是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與耶魯大學等名校的哲學大師;另一方面,他也是長期推動全球正義、為第三世界代言的社會良心。
這場性醜聞發生在 2010 年的耶魯大學。博格是菲楠達的學士論文指導老師,畢業後,博格邀請她一同隨行到智利參加學術研討會,並請她擔任翻譯。菲楠達受寵若驚,以為自己的學術表現深受博格賞識。沒想到博格竟為兩人安排同住一房,並且提出具性暗示的邀約,菲楠達委婉拒絕。回到美國後,兩人原本談好的工作──為博格在耶魯主持的「全球正義中心」擔任研究職──竟然突然告吹。
菲楠達認為這明顯是性騷擾不成的報復,因此向耶魯提出指控,耶魯也組成小組調查此一事件。2011年,耶魯小組做出仲裁,博格行為雖不妥,但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其性騷擾,菲楠達則得到兩千美元的和解費,並被要求簽署保密條款,不能向他人討論此一事件。因此,這件醜聞就雲淡風輕地消逝在耶魯的檔案室裡。
菲楠達雖心有不甘,但是簽了保密條款後,只得噤聲。但是她事後發現當時簽的保密條款沒有拘束力,且不滿博格仍然以道德姿態活躍學界,因此決定重起訴訟。她在募得訴訟款項後,控告耶魯校方故意遮蓋性騷擾案件;在訴訟過程中,也意外揭露出博格更多的性騷擾歷史:90年代在哥大的性騷擾案(此事耶魯大學在2008年時即已知情)、2014年的另一件性騷擾案。博格的性醜聞案見報後,更多的女性挺身而出,例如同樣在耶魯大學任教的哲學教授黛莉亞.葛拉芙.法拉(Delia Graff Fara)也作證指出,90年代她在哥大讀書時,也曾遭受博格的毛手毛腳。
這些案例似乎證明,針對博格的性騷擾指控,並不是特殊的個案,而是散佈在他二、三十年的教學生涯。他憑藉自身在學界的地位與道德光環,卸除受害人的戒心,而他騷擾的對象,都是仰慕他的年輕學生,而且多半是來自國外的有色人種女性。

體制慣性的忽略和摀嘴

遮住受害者的嘴,是保守體制的直接反應。當加害嫌疑人是名高望重的權威人士時,誰會採信弱勢無權的年輕受害人?
前陣子才獲得奧斯卡獎最佳影片的《驚爆焦點》(Spotlight),控訴的就是體制對受害者的漠視輕賤。2001年《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調查報導小組,對過去幾十年來當地天主教神父性侵害幼童進行深度調查,發現波士頓神父性侵幼童的案例層出不窮,而總主教區的樞機主教為保護被指控性侵的神父,選擇冷處理,將他們派到別的教區,反而縱放他們在新教區中持續騷擾和性侵。
電影裡的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如果養一個孩子要全村的力量,那麼虐待一個孩子也需要全村的力量。」(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them.)
當時記者調查時發現,其實與教區密切互動的人群中,有不少人知道神父性侵的行為,但人們為了表面和諧、為維護各自的利益、或為信仰的盲從,形塑了一種「共同的沈默」。這種沈默也包括了媒體,其實《波士頓環球報》更早就接獲深喉嚨的消息與資訊,但當時報社並未正視此議題,也未投注心力處理。
到底什麼原因,讓體制內的他/她們有意無意地噤聲?
對權力的崇拜或恐懼,是造成集體噤聲的關鍵。上述的耶魯大學性騷擾或神父性侵事件,明顯存在上對下的權力支配關係:崇高的神父對上無知的幼童,望重士林的教授對上渴望指導的年輕學生。
在《驚爆焦點》裡,我們目睹神父挑選的性侵對象多數是年幼、或喪父,或需要照顧的低收入孩子,這是經濟的權力;在耶魯事件中,我們看到博格做為知名學者的文化、學術的霸權。而事件被揭發後,有些受害孩童的父母並未責怪神職人員,甚至還奉上熱茶,以換取在社群中的安寧生活;至於耶魯事件裡,女學生一開始被給予了「封口費」,也是因為仍想在學術圈裡尋找出路。
因為需要權力者的照料、或深怕被權力圈子圍剿,受害者被迫繳械。而輔大性侵事件的加害者並非老師,但根據受害者控訴的內容,學生不被同理、不被鼓勵說出真相,權力者與旁觀者是造就噤聲文化的共犯。
這種噤聲文化讓體制外的人感到不可思議。當調查記者揭露出天主教派到各地的神父有高達6%有性侵小孩的事實時,民眾驚駭不已。但犯罪學界已經證明,性侵是所有刑事案件中犯罪黑數最高的一種,實際數字遠超過通報案例。我們以為受害者會說,但其實受害者普遍對權力會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反撲感到畏懼,於是自動封嘴,成為沈默的一群。
讓受害者噤聲的另一種主流論述,就是「顧全大局」。
多數的體制為了避免分崩離析,都有穩定化的傾向與必要。遇到對體制的異議者或挑戰者,最常見的手法是排除或是同化。
排除的方式包括讓你感到不受歡迎、定位你是 trouble maker。例如輔大性侵事件中,受害者指控校方淡化處理,或以提及學校派系傾軋、系上多事之秋,要求學生顧全大局,別挑錯時間把事情鬧大;同化的方式則是吸收你,以柔性的方式馴化你。無論是神父性侵事件或耶魯大學性騷擾案的處理,最後都選擇跟受害者簽和解書,並以金錢賠償。
不論排除或同化,這種顧全大局思維架起了結構性的「權力安全網」,讓當權體制能駕馭危機、穩如泰山,進一步壓抑體制受害者的發聲,把體制內的不和諧處熨平。(別忘了2014年很重要的一本書是曾擔任記者的陳昭如所撰寫的《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就是一場上百起學生對學生性侵,最後被教育體制內有權者的大人隱藏多年的真實故事。)
性騷擾或性侵不是某個性別的專屬品。案例證明,性侵受害者可能是男性是女性,可能是大人或小孩;加害者可能是老師是同學,是長官是業務夥伴,可能是親友或親密伴侶。
一個更透明的制度,讓加害者不再有防護的金鐘罩;一個勇於揭露和鼓勵討論的文化,才能使受害者不至於痛苦孤立。
對於社會網絡裡的弱勢者,我們都不該再有意無意的慣性忽略,如果我們選擇不給受害者支持,你就是那個體制內的共犯,你就是體制。
那句話依舊迴盪耳裡, “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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