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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現場 X 三餘書店】
謝一麟/台灣越南的家國蟲洞——紡織故事長篇小說《織》
2014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後,法國的《費加洛報》:「2,300萬台灣人已贏得自己的世界盃冠軍,但不是在足球場上,而是在球員更衣室」。因為有10支參賽隊伍穿上台灣製造的環保塑料做的球衣。
台灣的紡織業曾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重要位置,也歷經幾次國際重挫(成敗幾乎都是看美國)。近20年來,還沒被擊垮的業者,許多投入高端技術的布料研發,例如機能布料、寶特瓶再製纖維布料(PET)、防火布料,重新取得全球紡織產業鏈的關鍵角色。有些生產的基地移往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型成功、還能賺錢的人事物,不乏報導。更大多數,為了基本溫飽沒有選擇的工人,無法用簡單成功失敗標籤看待的工人生命故事、家庭故事,幾乎無人聞問。
早在政府喊「新南向」之前,1960年代,台灣工人就前往越南西貢的紡織廠工作,以比台灣高數倍的薪水,餵養台灣一家三代人口。台灣現有數十萬來自越南及東南亞的移工、新住民,台灣在1960年代,有過勞力輸出到越南的紡織業(以台灣現在的發展,誰敢說未來不會再出現勞力出口的情況?)。
出生客庒的張郅忻,在《織》這本小說裡,以自己的阿公50年前,去越南紡織廠工作的經驗為基礎(
小說是虛實交錯的文體,原本無法區分內容哪些是作者真實經驗。但作者在之前的散文集《我家是聯合國》中,有篇〈織〉的散文,可知小說《織》中哪部分來自真實生命故事。
),發展一部台灣與越南的穿越劇。以台灣(甚至說東亞)的紡織業發展史為經線,一個精修紡織機的手藝工人(小說中名為阿有)當緯線,阿有的家人、同事生命經歷,讓產業的大時代遷移,有了血肉之軀的具體樣貌。因何離開?為何移動?移工的生理需求、情感依託、生活細節又是什麼?
書的扉頁,印上「獻給為了家而離家的人」。社會要從農業經濟轉型到工業,第一級工業就是紡織。阿有去紡織廠上班,跟著日本師傅鈴木先生學習修理紡織機。因為戰爭,一場是讓國民黨退守來台灣,一場是越戰,讓空有一身功夫的人,在動盪時代無法溫飽。為了生計,前往越南西貢的紡織廠工作,領著高於台灣工人數倍的薪水,餵養家鄉的三代人口。
「鈴木せんせい嘆口氣說:『農民說看天吃飯,我們是看美國吃飯。越南打仗,西貢錢幣流通,世界的人都在那裡。』」(207頁)
「『是的。Bảy Hiền以前,有些人支持胡志明,賣布給華人,華人染完布,把布賣給美國人。打美國的錢。是從美國人那賺的。』阿雄邊說邊搖頭笑。」(174頁)
美援台灣時代,政府有「代紡代織」政策。由美國提供棉花,政府保價收購民間紡織出來的織品,再出口賺外匯。其中從上海與山東來台,帶著設備與物料,乘著時代浪潮而成為大企業,像遠東紡織(徐有庠)、台元紡織(吳舜文,嚴凱泰之母)等等。本土紡織業,像新光紡織(吳火獅)、台南紡織(侯雨利、吳修齊)。所以早期紡織業界有上海幫、山東幫、台南幫三大主要山頭。
小說中也埋入這樣的背景脈絡,阿有是新竹的客家人,台灣同事老張是上海人。因戰爭遷徙而一起生活,前一刻甚至是敵人,後一秒要當同事的情境,怎可能不衝突。
「老張大吼:『你們日本人就會欺負我們中國人。』壞囂的日本人,阿有見過,但鈴木せんせい不是那種人。阿有起身,看見高個頭的老張,怒瞪著鈴木せんせい,老張的身影和那兩個不知羞恥的國軍重疊起來。阿有雙手握拳,快步走到老張面前,一拳往他臉上揮去。身邊的同事們先是愣住,見他們扭打成一團,趕快將兩人拉開。被兩個同事架開的老張,高聲罵道:『冊那!我全家死在日本鬼子手上,我罵他,你跑來湊什麼熱鬧!』」(203頁)
「冊那」,是上海話裡的國罵(髒話)。為生存,來自不同生活文化圈的人得共處一室(工廠)。如果移開身上那條國界線,都是無奈地混口飯吃的小人物,如同那時代的千千萬萬人一般。
那年代有多少這樣外移的勞工?政府沒有統計,沒人研究,更無人紀錄訪談書寫。有經歷過的人,現在大多已經辭世或將凋零。
張郅忻2010年獲得第一個文學獎肯定(第一屆桐花文學獎小品文獎,作品〈時光之徑〉)時,阿公離世。前往越南的紡織移工,50年前的往事來不及細問。只好抓緊僅存的線頭,慢慢回溯爬梳、探問、考究資料。
故事從病危的阿有開始寫起,一一帶出阿有的家人性格樣貌。所謂的「家」,是由一個個的個體編織而成。時間軸從現在,往過去推移。如果追尋的過程也如織布,作者用一個很簡單的懸念作為穿針引線的「梭子」,即是,到底阿有在越南工作11年(每年只有農曆過年回台幾天),有沒有女朋友(紅粉知己)?
「他喜歡坐在電影院裡,看別人的故事,那讓他可以暫時忘記自己的故事。死去的阿瑞、等待的春梅,不時問他何時加薪的卡將。阿有有時會藉著銀幕的光偷看阿秋,他沒有太多奢望,只希望日子可以一直這麼下去。」(240頁)
小說中的答案是有。那個越南女子叫阿秋。阿有工人當久了,關鍵技術在身,開始有當頭家、開個小工廠的夢。阿秋帶他認識當地師傅、看廠房。於公於私,阿秋都是阿有的重要寄託。但在海洋的另一端,家鄉的妻子春梅,上有威權的婆婆,下有五個小孩要顧,是家裡的重要支柱。個性忠誠樸實的阿有,掙扎於親情與感情。
個人情感的掙扎,隨著越戰戰事擴大,一起爆發。公司給資深員工的妻子出機票錢,來越南探親兩個月。春梅到越南時,阿有鎮日惴惴不安。不久後工廠附近開始被砲擊,戰線逼近,移工與僑民趕緊找門路買機票準備逃離西貢。春梅沒想到第一次來越南看丈夫,是逃難離開。阿有沒想到開工廠的夢與阿秋的感情,被砲彈炸毀。阿有最後去找阿秋,阿秋給他兩張機票。阿有帶著春梅搭機,輾轉飛回台灣。
《織》小說中主要觀點,有三個時間尺度,分別是阿有的孫女卉玲,跟著越南嬸嬸以及阿婆(春梅)去越南走走;春梅第一次以家眷身份去越南,在西貢待了將近兩個月;阿有在越南工作11年。小說以卉玲的幾天、春梅的個把月,不同的時間閱歷,暗引讀者自行想像填補,阿有在異鄉11年的歲月日常。
「窗外有稻田、有雜草,還有一棵棵梧桐樹。梧桐樹像時時提醒他,這裡不是家鄉,多加班,多賺錢,好早點回家。」(215頁)
小說中有許多寓情於物的書寫。有物件,也有植物。像是梧桐樹,是個人記憶參照,城市印象,也有殖民的歷史符碼。法國在殖民地越南,在上海的法租界,留下了梧桐樹。政權更迭,領導者來去,樹一直都在。
「『等下。』春梅對阿有說,折下兩枝珍珠花,抓一把泥土放在隨身手帕裡,包裹珍珠花的根,再塞入大包裡。若是平常時的阿有,一定會罵:『麼个時候了。』阿有卻沒有多講一句話,靜靜等她摘好放妥,才繼續前行。」(252頁)
九重葛,是出現在小說中各處的重要意象。一道斑駁的牆,一幢頹圮的房,一間冰冷的工廠,長了九重葛,就多了幾分活力與豔麗。九重葛又稱三角梅,小說中的客家阿婆,春梅稱它「珍珠花」。我們平常看到九重葛有顏色的部位,其實是葉子,不是花。它的花蕊彷如一顆小珍珠,被有色葉包圍隱藏著。
豔麗的色葉,是小說中移動到異鄉工作的男人,紡織產業的全球變化,戰爭動盪的時代,一下就吸引目光,成為凝視焦點。也許真正的主角(花心),是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女人。無論是幫助異鄉移工的阿秋,或含辛茹苦的春梅。就像電視劇《一把青》的改編戲劇視角,從大時代的戰爭與空軍男性,將注目焦點移到那些守在地上的女人們。如九重葛般,具有最堅韌的生命力。
「往後,春梅遇到再多事,大倈子欠錢,屋家分銀行查封,屘子發癲,妹仔離婚。她毋識怪麼誰,這是報應,是回家的代價。只要全家共下,有土有水,能活下去就好。」(255頁)
閱讀《織》,我直接聯想到吳明益的 《單車失竊記》,從一個具體的微物史(一部是紡織機,一部是鐵馬),動植物(比如單車中的大象),交織二次大戰前後的中國戰場、東南亞戰場,因為戰爭而被迫遷移的平民視角。在當前眼光盲目向外尋找,不習慣向內與向過往探索的台灣來說,經由小說創造的蟲洞,穿越時間,穿梭不同國度與地理空間,以真實事件為基礎的虛構創作,重新佈置了台灣在地球時間空間座標裡的位置。
《織》小說中是多語交雜的情境。用繁體中文書寫,裡頭主角的母語是客家話(作者本身也是),裡面還有一點台語、日語、上海話,還有泰雅族語。是的,織布這件事的,別忘了台灣土地上的原住民,也有自身織布的智慧與美學發展脈絡。主角卉玲的好友林惠,有泰雅血統,如果卉玲的生命經驗就是台灣這島,那林惠像是她反身的鏡像存在,既來自過去,也來自未來。
讀完《織》,我立即聯想到顧玉玲的《我們》,那些移動與勞動的真實故事。如唐諾所評,
這些看似無奈,卻勇氣非凡的移動╱勞動者,生命或許困頓、碰壁、不幸,但「仍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織》中的阿有、春梅、阿秋、林惠、卉玲亦然。
「此刻坐在頭頓海邊的我,望著眼前的海浪,總覺得在海的另一端,有人正望向我。他們是七、八歲的我和健壯的阿公,在海的另一邊,過去不會消失,也不會有死亡。在海風裡,我聞到舒跑飲料的香氣。海另一邊的那個我,喝完舒跑後,會被阿公用老舊摩托車,載回那幢九重葛盛開的水泥房子。那個叫做『家』的地方。」(164頁)
吳晟在詩作〈負荷〉: 「就像阿公和阿媽,為阿爸織就了一生,綿長而細密的呵護。」是啊,每個人都想追求的「幸福」,是要靠自己與他人的力量,細細編織造就出來的。幸與不幸,都靠自己去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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