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晨，阿斯娜和阿爾米拉匆匆吃過早餐後出門去上學。我因為諸事煩心頭腦昏沉，揮不去憂慮和不祥的感覺。我躺在沙發上，滑著朋友的微信貼文，但沒有一篇真的入眼。我決定聽點木卡姆，那是構成維吾爾古典音樂核心的十二套曲目。我選了我最喜歡的木卡姆《烏孜哈勒》，聽著開頭的歌詞在哀愁的彈布爾聲中飄蕩。

瘋狂之谷將擁抱我疼痛的靈魂， 讓我這半毀的人生一口氣徹底毀滅。 噢，邪惡的命運，你殘忍地擁抱碾我為塵埃， 願無人在我凋敝的塵土中發現丁點價值。 莫問我去向何方，選擇已不在我手上， 我將生命的韁繩交予命運，所走之路但聽天命。

古老的歌詞哀傷刻骨，我正沉浸在遐想之中，忽然手機鈴聲把我猛然拉回21世紀。是王博打來的。他是居委會的漢族幹部，所屬的居委會對我們公司所在的這棟樓有管轄權。王博是我們公司的「包戶幹部」。

按中國的行政建制，社區居民委員會（也叫居委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由城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住民選出。但實際上，我從來沒聽過居委會的公開選舉。由於每個居委會都包含一個地方共產黨支部，大家一般只覺得居委會是黨在城市裡的地方行政單位。

每週一和三，王博會來視察我們的辦公室。每次視察後，他會用手機掃描辦公室門內牆上的QR碼。QR碼儲存了我們公司每名職員的辨識資訊。

因為我們是影視廣告製作公司，辦公室很多人來來去去。非公司員工來的時候，假如王博正好也在，他會逐一詢問對方叫什麼名字、來這裡做什麼，並把回答確切記錄下來。當時我們對這種事都很習慣了，誰也沒有多想什麼。

那個週一早上，王博在電話上跟我說我們的辦公室鎖上了，他很客氣地請我盡快過去替他開門，他在大樓外等我。

我下樓發動車子。我的公寓小區有26棟樓和2個大門，一個供人步行，另一個供車輛出入。行人入口從去年（2016年）秋天就鎖上了，現在只能從警衛室的十字轉門掃描身分證進入。大門旁的小屋裡日夜有警衛輪班，非住戶要步行進入小區，必須在警衛室押證件。住戶開車進來要刷感應卡，非住戶的車輛則必須先經過登記才能進入小區。雖說是這樣，每輛車進入小區，後車廂都還是得打開檢查。我往感應器嗶了我的卡，開車上馬路。

幾個月前，小區前的十字路口建了一間便民警務站。從10月起烏魯木齊每一條路上間隔200米，就有一座這樣的雙層建築，彷彿都由一個模子印出來似的。警務站一樓有數名員警輪班，並陳列一排日常必需品提供過路人使用，例如手電筒、縫紉包、單車打氣筒、傘、瓶裝水、毛毯、麵包和手機充電線，它們都像展覽品一樣排放整齊。同樣排放在一旁的還有哨子、長木棒、橡膠棍、電刺叉、手銬、盾牌和其他維安用具。警務站二樓有15到20名武裝特警候令，警務站外則有一輛警用廂型車全日24小時待命。

自從這些警務站打著「便民」口號建立起來，我一直密切關注其動靜。有一次甚至假借問路進到裡頭一探究竟，但我還沒見過有誰是真心進警務站求助的。實際上每個人都心知肚明，這些警務站是控制及鎮壓維吾爾人的巨大體系一環。維吾爾人經過警務站，每每都會裝作沒看見，盡可能迴避。但我們漸漸還是習慣了，因為我們知道無所不在的監控是躲不掉的。此刻我看著警務站，開車經過。

車子行經公車十號線的陶瓷廠站，我看到幾名特警在人行道攔下兩名維吾爾青年，檢查他們的手機。自從2009年暴力事件後，攔檢就成了家常便飯。

2016年秋天，我開車在幸福路上拐錯彎，交通警察從路旁出現把我攔下。我把車靠邊停，交警表示要看我的駕照，我遞給他問我做錯了什麼。他沒答理我，兀自走回警車。

我跟上去又問了一遍，嗓門一定是不自覺提高了。因為才一眨眼，4個在街上巡邏的漢族特警已經衝過來，傲慢地問這裡發生什麼事。我向他們解釋，但他們沒興趣聽。其中的隊長打斷我說：「手機給我！」我交給他。「解鎖密碼。」我解鎖了。他從口袋拿出一部掃描裝置，裝置一端連著5條傳輸線，分別供iPhone手機、安卓手機和其他我不熟悉的手機型號連接使用。他把我的iPhone接上裝置，按了螢幕上的按鍵開始掃描。

警察在維吾爾自治區南部檢查民眾手機已經好幾年，而且會以檢查到的內容為由把人逮捕，但在烏魯木齊，這項措施是去年秋天才開始的。從此以後每個人都異常小心。很多人因為下載檔案分享軟體快牙等「非法」應用程式被抓，或者因為警察在他們的手機上找到「違禁」資訊，例如可蘭經文、伊斯蘭教或維吾爾民族主義的相關影像，甚至是政府禁止的歌曲。違禁資料到底涵蓋多廣非常難判斷，決定這些事的不是法律，而是政策，政策又總是改個不停。最近智慧型手機在自治區才剛流行起來，很多還不熟悉使用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手機裡有哪些東西就照樣被抓了。

隨著局勢惡化，我和很多人一樣花時間「清理」了我的手機，和3年前清理我的電腦沒兩樣。照片、影片、音檔，甚至是QQ和微信聊天紀錄，我都一一刪除。我刪掉任何可能被警察握為「證據」的東西，這包含任何與維吾爾人或伊斯蘭教有關的事物。我的手機裡就只剩下最日常俗世的項目。雖然我知道應該沒什麼能被警察當作把柄，但當員警掃描手機時，我還是有點緊張。只要他們想，任何事都可能被當成藉口，甚至它們連藉口都不需要，就能把我帶走。

員警的裝置終於結束掃描，想必沒偵測到任何違禁資料。員警的表情有些困惑，他皺著眉遲疑了片刻，又一次按下掃描，目光撇開沒看我。我靜靜等著，心裡默念我去年寫的一首詩。

〈耐心〉

太陽盯著大地 閃電盯著樹木 老虎盯著羚羊 黑夜盯著白晝 時間盯著河流 上帝盯著人子 槍口盯著胸膛 決不罷休 這，就是耐心 不敗的，無情的，永恆的

員警第二次掃描依舊沒搜到任何違禁內容。我永遠忘不了他終於肯把手機還給我時，臉上那失望的神情。

我一邊開車一邊憶起這些事。我們公司位於團結路上一棟六層樓的老辦公樓，靠近二道橋和烏魯木齊舊城區中心的國際大巴札。這棟樓原本是自治區電影發行公司所在的地方，現在把空間租給維吾爾人經營的電影、電視、廣告和媒體公司。許多有名的維吾爾藝人也在這裡設有工作室。

王博負責主持我們這棟樓的反暴恐操演。只要他一聲令下，正門入口的保安會即刻吹響哨子，樓內所有公司和辦公室的業主和主管就會像一群鵝似的衝下樓梯。不到3分鐘，所有人已列隊站在樓前的廣場上。王博會用中文宣讀名單，一一點名確認人都到齊。我們應王博指示，有時候會像軍人一樣成縱隊小跑步，跑向隔壁電子大廈的院子，加入在那邊租用辦公室的人，組成大的防恐聯合陣線。每次跑到另一處院子的路上，我都會在街上經過的行人臉上看見五味雜陳的表情。

其實這些操演也沒什麼，只要兩棟樓的人員按照要求動員集合，並且態度嚴肅、動作迅速，居委會幹部就會覺得做到該做的工作。看來搞出這些活動的主要目的，只是要讓我們經常處於緊繃和恐懼之中。

更高層的官員不定期會來視察，這時我們的操演就會變得更加急迫嚴格。誰要是不能配合或表現得意興闌珊，名字就會被轉交給區警。在這種樓內，人人都有需要和區警打交道的時候，對於居委會籌畫的活動誰都不能掉以輕心。

不過，在4月底大規模逮捕擴展到烏魯木齊後，辦公大樓多半人去樓空，操演也跟著停了。

雖然樓裡沒剩幾個人，房屋的安檢措施卻仍全力運轉。2016年年底，烏魯木齊市內所有建築都開始加裝金屬檢測門，小至公共廁所都有。我們公司這棟樓自然不例外，入口處也裝設自動掃描器，由兩名維吾爾保安負責看守。

我在樓前和王博碰面，然後一起走進去。王博自信滿滿地昂首經過掃描器，彷彿通過的是自家大門。我永遠克服不了經過掃描器前不自在的感覺，但保安空洞的眼神每每令我懷疑機器是否真的有用。就我所知，這部掃描器安裝至今半年來沒偵測到一件危險物品。恫嚇才是它真正的作用。

我們公司辦公室位在5樓。我替王博開了門，他走進辦公室後，一如既往拿出手機掃描牆上的QR碼，接著也如往常般四下兜轉一圈。辦公室很大，分成3個主要空間。平時孜孜不倦追問辦公室每個生面孔的王博，現在看到他名單上的人、一直以來監視的人再也沒半個出現在辦公室，並未露出意外的神色。

一個月以來，公司業務已經停止運行。與電視台的合作關係失效，為電影製作進行的準備中止，待拍攝的廣告也取消了。這一切全發生得突然。我們有些職員被警察召回故鄉戶籍登記地，另一些還留在烏魯木齊，卻不確定能做什麼。公司業務停滯，我付不出薪水也無法再繼續雇用他們。這些王博都知道，但他依舊每週兩次前來視察辦公室。

「王博。」我說：「你應該也知道，我們公司已經沒有業務，也沒有人了。我從現在起也會待在家裡。你說我們該怎麼做？」

「我知道，我知道。」他友好地答道。「但你也懂吧，我的工作還是得做。」

「不如這樣吧。」我果斷地說。「鑰匙給你。之後你什麼時候想來視察我的辦公室都行。」

他看起來有些吃驚，我知道他一定以為我在捉弄他。我趕緊補上一句：「別想多了。這樣對我們都方便。反正這間辦公室也沒什麼好操心的。重要設備我都已經搬到我兄弟的倉庫去了。」

王博聽出我的語氣真誠。「那好吧，就這麼做吧。」

我把一只辦公室鑰匙給了他。現在我又少了一個負擔。

走下樓梯時，我發覺自己想起1970年代流行的一句口號：「我們的一切都屬於黨！」從今天起，我的辦公室也是黨的了。

兩個女兒跟我們說，週末想去吐魯番摘桑葚。吐魯番以天氣炎熱和盛產葡萄聞名，春天結果的杏桃和桑葚也吸引遊人到訪。時值5月下旬，桑椹季就要結束了。阿斯娜和阿爾米拉喜歡從枝頭現採現吃，有時候還會爬上桑椹樹。

我和瑪爾哈巴立刻答應出遊。烏魯木齊的冬寒未消，去吐魯番享受兩天溫暖春陽，有助於我們放鬆沉重的心情。於是星期六一早，我們一家四口坐進車裡，往吐魯番出發。

漫長的車程中，我和瑪爾哈巴為了打發時間，通常會聊聊朋友、家庭和旅行計畫。但因為最近兩個月來發生許多事，此刻我們的話題不由自主飄向政治局勢。但這種事討論到後來往往只會一直兜圈子，導致對話變得不甚愉快。

開往吐魯番的路上，我們再度討論到是不是該離開這個國家。我強調局勢很可能會持續惡化，但瑪爾哈巴始終不願意考慮出國的想法。

「不會那麼慘的。」她每次都說。「真主會保佑我們。我們也沒做什麼，他們沒理由逮捕我們。」

年過40以後，離開家鄉到異地重新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在烏魯木齊過得還不錯，雖然規模小但也開了自己的公司。結婚16年，我們一同克服大大小小的考驗，買了房子，拉拔兩個孩子，生活才剛開始舒服起來。而且，我太太珍視傳統的生活方式，也不希望拋下親朋好友。

作為一名詩人，要我放棄主要讀者群，學習陌生的語言還有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我也同樣為難。離散海外的維吾爾社群相對小，離散作者寫的作品讀者群同樣也很少。中國政府很早就禁止引入海外出版的維吾爾語著作，現在管控只會更加嚴格。

我在北京讀大學第二年，曾經選修兩學期的英語課。第二學期初，適逢天安門學運展開，大家紛紛翹課參與抗議。我的英語也就此停留在學了一個學期的程度。雖然我後來好幾度決心想重新把這門語言學好，但總是有其他更急的事，計畫也就從來沒結果。大概是我始終不需要真的用上它吧。假如現在必須出國，語言會是我最先遇到的最大問題。出於必要我當然會學，但我都快50歲了，還要把一門新語言學得好到能夠寫作，怎麼想都是天方夜譚。

我和瑪爾哈巴從來沒有講明，但我們心裡都知道，一旦離開家園，我們可能就再也回不來了。不安和惶恐盤旋在這些話題上。

聽我們這些沒完沒了的討論，兩個女孩早就聽累在後座睡著了。天山矗立在我們的右手邊，鹽湖像一面被扔進戈壁灘的大鏡子，在山麓下閃閃發光。

我們途經達坂城，路慢慢攀進山間。汽車音響忽然傳來我的手機鈴聲，來電顯示是未知號碼。近來人人都很害怕接到未知號碼。

我接起電話。「喂？」 「喂，是塔依爾．哈穆特大哥嗎？」電話那一頭的年輕女子用敬稱問我。 「我是，請說。」 「我是居委會的古麗江。」 「哦，你好嗎？」 「我很好，大哥。您太太的名字是瑪爾哈巴．薩比爾嗎？」 「沒錯。」 「大哥，我是要通知您，派出所正在採集指紋，每個出過國的人都要。您和您太太方便來派出所一趟嗎？」 「其實我們有點事正要去吐魯番，明天回來，辛林。」我依循維吾爾傳統，親切地稱她辛林（singlim），意思是妹妹。 「嗯，這樣的話，請您星期一過來。」 「好，我們星期一上午8點過去，正好開門營業的時間。」 「我看一早會有很多人，不然您下午2點來好嗎？」 「那好。看來你們連週末也要上工呢？」 「是啊，我們週末上工有一陣子了。」 「好，那就先這樣了，再見。」 「再見。」

古麗江是25歲左右的維吾爾姑娘，前不久才開始在我們公寓社區的居委會工作。她負責追蹤記錄我們這棟住宅，就像王博負責我們的辦公樓一樣。她每週兩次會來我們公寓視察，每次都會先問我們家有沒有遭遇困難，接著問有沒有客人來借宿、有沒有計畫生育以外的孩子出生、家中有沒有人每日禱告。她會拿筆記本記錄我們的回答，同時在屋內謹慎地四處查看。老實說，我們不可能有事瞞得住她。

我們對待古麗江很恭敬。瑪爾哈巴向來好交際，每次都會問候她的近況。古麗江2014年從大學畢業，但3年來一直沒法在她的領域找到工作。有這種遭遇的不只有她一人。隨著對維吾爾人的歧視和懷疑日增，無數大學剛畢業的維吾爾青年發現自己找不到與學歷相稱的工作。古麗江在居委會的新職位雖然吃力，工資也微薄，但只要她努力工作並通過公務員考試，就能成為職業公務員。這是她深盼實現的願望。

有時，我們會看到她腋下夾著藍色檔案夾在門外等人，或進出其他戶人家。也有一些時候，我們是晚上在附近公寓遇到她。「這些可憐人也不容易呀。」瑪爾哈巴常常感嘆道。在政府鼓勵下，很多像古麗江這樣的年輕人投身為居委會工作。

我們繞出山區，往前開向小草湖公安檢查站。

沿著預定路線前進，我們開抵了檢查站。瑪爾哈巴下車，走向檢查大樓去掃描她的身分證。我和女兒留在車上。特警沒檢查我前面那一輛車就揮手示意他通過，我推判駕駛一定是漢人。

我緩緩前進，按規定放下所有車窗，把車停在武裝特警旁邊。他用高傲的神態調了調肩上的衝鋒槍背帶，接過我的身分證。他比對我的臉和身分證上的照片後，用漢語問我要去哪裡、做什麼，我照實說了。他探頭看進車裡，我兩個女兒這時已經醒了。他接著指了指後車廂，要我下車打開。他彎腰檢查過車廂後，終於把身分證還給我，揮手讓我們前進。

我把車停在檢查站旁的大停車場等瑪爾哈巴。大約10分鐘後，她從檢查站走出來。「我真是受夠了。」她一邊嘀咕一邊坐進車裡。

我們在吐魯番的週末假期在焦慮籠罩下度過。我們雖然努力放鬆心情享受時光，但星期一必須前往派出所這件事始終縈繞不去。「他們除了指紋不會要別的了吧？」瑪爾哈巴問我。「我想應該不會。要是還有別的，他們會要我們放下事情立刻過去。」我說。瑪爾哈巴所謂「別的」，意思是被送去「學習」。

我們在星期日晚上回到烏魯木齊。星期一，快到下午2點前，我和瑪爾哈巴出發前往派出所。派出所外大門深鎖。看守警衛室的中年維吾爾人問了我們來意，用筆記本記下我的姓名、族裔、身分證號，以及同行人數後，才打開通往院子的小自動門。

踏進派出所後，坐在前廳櫃臺的年輕漢族員警問我們來做什麼。接著同樣在面前攤開的登記簿上寫下我的姓名、族裔、身分證號及同行人數。「下去地下室。」他指著往地下室階梯的門對我們說。我頓時覺得血都涼了。

3年前，2014年，我來過這間派出所替瑪爾哈巴和兩個女兒辦理護照。負責的區警檢核過我們一家人的數位檔案後，判定她們3人有資格取得護照。當時的護照申請書基於國家安全理由，需要由派出所副所長簽名。這間派出所的副所長是一個哈薩克人，名叫埃爾伯。

我當時同樣站在這座大廳，詢問當值的員警要去哪裡找埃爾伯。那名漢族員警要我等一會兒，埃爾伯正在地下室訊問人。

我在走廊的鐵椅坐下來等。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地下室傳來男人悽慘的叫聲，在我聽來是中年維吾爾男人的聲音。我渾身發顫。當班的警員連忙走過去把通往地下室的鐵門牢牢關上。照理來說，地下室階梯是不會有這種門的。很顯然這間派出所把地下室改造成訊問室。

半小時後，埃爾伯從地下室上來。我從椅凳上起身說明原委後，把區警準備的證明書連同護照申請表一起交給他。他看起來焦躁又疲憊，把菸叼上唇間，一手接過表格，另一手在上面簽了名。寫字時，他的手微微顫抖。

而今，我和瑪爾哈巴走進同一道鐵門，下樓走向地下室。階梯底端通向一條長約20公尺的走廊。左手邊有3間囚室，由鐵柵欄與走廊隔開。

第一間囚室裡擺了一張沉重的鐵製「老虎凳」，用於審問及刑求犯人。老虎凳上將犯人胸膛緊扣在椅子上的鐵鉗敞開，固定手腳用的鐵環也空懸在兩側，整張椅子看上去就像在等待下一個不幸的靈魂坐進去。在水泥地板上，沿牆固定著許多鐵環，我猜是給人上鐐銬用的。地板中央有褪淡的血跡。3間囚室都空著，門沒關上。

右手邊是一排共5間的辦公室，每一間都有大片窗戶面向走廊。我們走進地下室時，已經有兩對夫婦在排隊等候。不久，我們身後又排了20多人，幾乎全都是中年維吾爾人，從外表就能看出是相對富裕的人，但人人臉上都籠罩著擔憂和困惑。

我們順著隊伍走進第二間辦公室，發現桌子後面坐著古麗江。她請我們填一張登記表。星期六她在電話中說派出所需要採我們的指紋，現在她又告訴我們除了指紋外，警方還會採集我們的血液樣本、聲紋和臉部影像。瑪爾哈巴聽了憂心忡忡看著我。「他們想要就給他們。」我悄聲對她說。「只要我們能安全出去就好。」

之後我們沿走廊走回第一間辦公室，員警在那裡收集我們的聲紋樣本、採取指紋、掃描臉孔。

首先，我拿起放在桌上的《烏魯木齊晚報》走向麥克風，朗誦其中一篇文章。我故意用最字正腔圓的維吾爾語，念得像個專業主播，我猜這至少能讓警察未來比較難根據樣本辨識我的聲音，我日常生活中從來不會那樣說話。念了兩分鐘，錄音技士示意我可以停了。她對我露出滿意的笑容，就像在說「你讀得真好聽」，然後把音檔儲存下來。

下一個是指紋。我聽從技士指示，將兩手依次放上掃描器，五指大大張開。接下來我必須在掃描器上滾動每根手指，確保手指的所有紋路都被完整記錄下來。掃描結果如未達電腦要求，系統會拒絕存取，我那一根手指就要重新來過。十根手指都要符合這種標準不是件容易的事，有幾根手指我就重複掃描了好幾次。

我這一生被採過幾次指紋，但我從未見過與聽過像今天這樣累人的採指紋程序。雖然過程極其冗長，但結束時我才意識到，我平常就有完美主義傾向，我竟然無比專注地想把掃描正確做好。

現在輪到臉部影像。一名漢族輔警示意我坐上面對攝影機的椅子。他調整三腳架，讓鏡頭與我的臉等高。

我當了18年的影視導演，見過也用過各種尺寸形狀的攝影機。而從2009年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後，城市大小角落都裝上監視設備，我也因此見過各式各樣的監控攝影機。但眼前這部攝影機和我見過的都不一樣。鏡頭從左到右非常扁，高約3公分，長約20公分。

操作電腦的女人向我說明該做什麼。聽到信號後，我要直直看著攝影機兩秒，然後慢慢平穩往右轉頭，維持姿勢兩秒後，用相同速度回到正對鏡頭靜止兩秒，之後再重複相同動作往左轉頭。接下來，用同樣緩慢穩定的速度，向後仰頭往上看，停頓兩秒，接著重複相同動作向下低頭。最後，我必須直視攝影機，慢慢把嘴完全張開，維持該姿勢兩秒。閉上嘴後，再度平穩直視攝影機兩秒，這樣我的臉部掃描才算完成。上述所有動作必須按照規定的順序，一口氣不間斷做完。萬一哪個動作不符要求，電腦掃描程式會發出信號，停止運轉，這時我就得從頭重新來過。我試到第三次才順利完成整個步驟。

瀰漫在派出所地下室的恐懼感，讓人忘了這些動作實際上有多荒謬、多滑稽。每個被召進地下室的人，腦中只想著要盡快結束、盡快離開這個地方。

瑪爾哈巴緊跟在我之後進行這些程序，她在臉部掃描這一關遇上困難。她很努力試了，但就是無法按要求維持穩定的速度，動作不是太快就是太慢。挫折和憤恨讓她漲紅了臉。我站在一邊提示她、鼓勵她，發現我的手掌也緊張到汗溼。

男性和女性的臉部掃描程序只有一處不同。男性在程序末尾被要求張大嘴巴，女性則必須緊閉著嘴，充氣鼓起臉頰。我很納悶這個差別是為了什麼，但到今天都沒找出答案。

試了一次又一次，瑪爾哈巴第六遍終於嘗試成功了。我們忍不住像孩子一樣開心，終於一切都搞定了。

我們回到方才另一間辦公室，向古麗江稟報已經完成所有程序。接著回頭經過滿臉倦容的等候隊伍回樓上去。

我們爬上階梯，我半開玩笑地對瑪爾哈巴嘀咕：

離開派出所時，已經過了下午5點。

「我們必須離開這個國家。」瑪爾哈巴苦澀地說。

《等待在夜裡被捕：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著，韓絜光譯，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