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我們的一切都屬於黨──掃臉、掃手機、掃聲紋,新疆維吾爾詩人的種族滅絕回憶
2018年9月,一名維吾爾族婦女騎車接送孩童,經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新疆和田維吾爾族老人攜手同行的宣傳海報。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維吾爾族的家園被令人窒息的監控所覆蓋,從街角的武裝檢查站到配備面部識別的閉路電視攝影機,不斷地監視路人。(攝影/AP Photo/And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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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本文為《等待在夜裡被捕: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後記,經衛城出版授權刊登,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是一位維吾爾詩人與知識分子,1960年代末生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古城喀什市,80年代前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就讀。1996年,塔依爾從烏魯木齊前往土耳其留學時,受到當局不實指控,被逮捕監禁3年。1998年,塔依爾獲釋回到維吾爾自治區,成為一位導演,與妻女過著恬靜的生活。然而,在少數民族備受歧視的中國政權底下,塔依爾與族人的性命和自由,始終都操縱在別人手中。

2016年,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實施「維穩」措施,以防禦恐怖主義與分離主義之名,對維族人展開全面性監控跟大規模逮捕。市民商家被迫加入反恐陣線、人們被鼓勵監視彼此,店舖刀具被拴住、收音機被銷毀。塔依爾熟悉的鄰居、朋友、家人一個接著一個消失蹤影,面對四面八方滲入的恐懼,他開始在夜間準備耐穿的鞋子與暖和衣服,以便在夜半被警察帶走時,能夠保持溫暖。2017年,塔依爾夫婦開始討論是否要離開深愛的家園⋯⋯。

《吃佛》、《我們最幸福》作者德米克(Barbara Demick)如此描述塔依爾寫下的《等待在夜裡被捕》一書:「它描述相對正常的生活如何逐一消失,現實如何成為一場夢魘。」

Ⅰ.老虎盯著羚羊,黑夜盯著白晝

星期一早晨,阿斯娜和阿爾米拉匆匆吃過早餐後出門去上學。我因為諸事煩心頭腦昏沉,揮不去憂慮和不祥的感覺。我躺在沙發上,滑著朋友的微信貼文,但沒有一篇真的入眼。我決定聽點木卡姆,那是構成維吾爾古典音樂核心的十二套曲目。我選了我最喜歡的木卡姆《烏孜哈勒》,聽著開頭的歌詞在哀愁的彈布爾聲中飄蕩。

瘋狂之谷將擁抱我疼痛的靈魂, 讓我這半毀的人生一口氣徹底毀滅。 噢,邪惡的命運,你殘忍地擁抱碾我為塵埃, 願無人在我凋敝的塵土中發現丁點價值。 莫問我去向何方,選擇已不在我手上, 我將生命的韁繩交予命運,所走之路但聽天命。

古老的歌詞哀傷刻骨,我正沉浸在遐想之中,忽然手機鈴聲把我猛然拉回21世紀。是王博打來的。他是居委會的漢族幹部,所屬的居委會對我們公司所在的這棟樓有管轄權。王博是我們公司的「包戶幹部」。

按中國的行政建制,社區居民委員會(也叫居委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由城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住民選出。但實際上,我從來沒聽過居委會的公開選舉。由於每個居委會都包含一個地方共產黨支部,大家一般只覺得居委會是黨在城市裡的地方行政單位。

過去3年來
此處指2014~2017年。
,維吾爾自治區的居委會權力忽然大幅提升。以前他們的辦事處乏人問津,只有3、4名員工,現在職員卻多到3、40人。每個居委會也有區警辦公室,當值的員警常來回奔波於居委會和派出所。
居委會職員大多會被委託管理委員會轄內的住宅、商店和公司。他們會應上級指示,密切關注指定的住宅和機構,然後向上呈報告給居委會主任和區警。他們特別注意租屋族或未穩定就業的人,以及日行五禱、蓄鬍或戴面紗的虔誠維吾爾人。人們普遍相信,居委會向上層提交的這些報告與大規模逮捕
此處指2017年在喀什地區和烏魯木齊的大規模逮捕。
作者在本書中描述:「逮捕浪潮之盛,讓市內既有的拘留設施──派出所看守所、監獄、收容中心、勞教和藥物勒戒所──很快就滿載了。不到幾天,許多學校、政府機構甚至醫院都倉促裝上鐵門、鐵窗、鐵絲網圍欄,被改造成『教培中心』。有傳聞說市區外正大興土木,趕建多所新的『教培中心』,每座可容納數萬人⋯⋯每天在城市各角落,都有數百名維吾爾人被傳喚至數十間派出所,然後被送往『學習』。我們這時已明白,所謂『教培中心』其實就是集中營。」
有關聯。

每週一和三,王博會來視察我們的辦公室。每次視察後,他會用手機掃描辦公室門內牆上的QR碼。QR碼儲存了我們公司每名職員的辨識資訊。

因為我們是影視廣告製作公司,辦公室很多人來來去去。非公司員工來的時候,假如王博正好也在,他會逐一詢問對方叫什麼名字、來這裡做什麼,並把回答確切記錄下來。當時我們對這種事都很習慣了,誰也沒有多想什麼。

那個週一早上,王博在電話上跟我說我們的辦公室鎖上了,他很客氣地請我盡快過去替他開門,他在大樓外等我。

我下樓發動車子。我的公寓小區有26棟樓和2個大門,一個供人步行,另一個供車輛出入。行人入口從去年(2016年)秋天就鎖上了,現在只能從警衛室的十字轉門掃描身分證進入。大門旁的小屋裡日夜有警衛輪班,非住戶要步行進入小區,必須在警衛室押證件。住戶開車進來要刷感應卡,非住戶的車輛則必須先經過登記才能進入小區。雖說是這樣,每輛車進入小區,後車廂都還是得打開檢查。我往感應器嗶了我的卡,開車上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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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0日,幾名軍事巡邏人員在新疆烏魯木齊的公車站入口處進行安全檢查。(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2016年10月10日,幾名軍事巡邏人員在新疆烏魯木齊的公車站入口處進行安全檢查。(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便民」警務站

幾個月前,小區前的十字路口建了一間便民警務站。從10月起烏魯木齊每一條路上間隔200米,就有一座這樣的雙層建築,彷彿都由一個模子印出來似的。警務站一樓有數名員警輪班,並陳列一排日常必需品提供過路人使用,例如手電筒、縫紉包、單車打氣筒、傘、瓶裝水、毛毯、麵包和手機充電線,它們都像展覽品一樣排放整齊。同樣排放在一旁的還有哨子、長木棒、橡膠棍、電刺叉、手銬、盾牌和其他維安用具。警務站二樓有15到20名武裝特警候令,警務站外則有一輛警用廂型車全日24小時待命。

自從這些警務站打著「便民」口號建立起來,我一直密切關注其動靜。有一次甚至假借問路進到裡頭一探究竟,但我還沒見過有誰是真心進警務站求助的。實際上每個人都心知肚明,這些警務站是控制及鎮壓維吾爾人的巨大體系一環。維吾爾人經過警務站,每每都會裝作沒看見,盡可能迴避。但我們漸漸還是習慣了,因為我們知道無所不在的監控是躲不掉的。此刻我看著警務站,開車經過。

經過團結路上的八戶梁派出所時,我望了派出所院子一眼。兩名警察正在屋前對十來個維吾爾人說話。我猜警察是在告訴他們即將被送去「學習」
亦即被官方稱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再教育營
。無論如何,經過一個月的高峰期,大規模逮捕似乎放緩了。後來我們才曉得這段時期的減弱只是暫時的。

車子行經公車十號線的陶瓷廠站,我看到幾名特警在人行道攔下兩名維吾爾青年,檢查他們的手機。自從2009年暴力事件後,攔檢就成了家常便飯。

2016年秋天,我開車在幸福路上拐錯彎,交通警察從路旁出現把我攔下。我把車靠邊停,交警表示要看我的駕照,我遞給他問我做錯了什麼。他沒答理我,兀自走回警車。

我跟上去又問了一遍,嗓門一定是不自覺提高了。因為才一眨眼,4個在街上巡邏的漢族特警已經衝過來,傲慢地問這裡發生什麼事。我向他們解釋,但他們沒興趣聽。其中的隊長打斷我說:「手機給我!」我交給他。「解鎖密碼。」我解鎖了。他從口袋拿出一部掃描裝置,裝置一端連著5條傳輸線,分別供iPhone手機、安卓手機和其他我不熟悉的手機型號連接使用。他把我的iPhone接上裝置,按了螢幕上的按鍵開始掃描。

掃描手機裡的「違禁資料」

警察在維吾爾自治區南部檢查民眾手機已經好幾年,而且會以檢查到的內容為由把人逮捕,但在烏魯木齊,這項措施是去年秋天才開始的。從此以後每個人都異常小心。很多人因為下載檔案分享軟體快牙等「非法」應用程式被抓,或者因為警察在他們的手機上找到「違禁」資訊,例如可蘭經文、伊斯蘭教或維吾爾民族主義的相關影像,甚至是政府禁止的歌曲。違禁資料到底涵蓋多廣非常難判斷,決定這些事的不是法律,而是政策,政策又總是改個不停。最近智慧型手機在自治區才剛流行起來,很多還不熟悉使用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手機裡有哪些東西就照樣被抓了。

隨著局勢惡化,我和很多人一樣花時間「清理」了我的手機,和3年前清理我的電腦沒兩樣。照片、影片、音檔,甚至是QQ和微信聊天紀錄,我都一一刪除。我刪掉任何可能被警察握為「證據」的東西,這包含任何與維吾爾人或伊斯蘭教有關的事物。我的手機裡就只剩下最日常俗世的項目。雖然我知道應該沒什麼能被警察當作把柄,但當員警掃描手機時,我還是有點緊張。只要他們想,任何事都可能被當成藉口,甚至它們連藉口都不需要,就能把我帶走。

員警的裝置終於結束掃描,想必沒偵測到任何違禁資料。員警的表情有些困惑,他皺著眉遲疑了片刻,又一次按下掃描,目光撇開沒看我。我靜靜等著,心裡默念我去年寫的一首詩。

〈耐心〉
太陽盯著大地 閃電盯著樹木 老虎盯著羚羊 黑夜盯著白晝 時間盯著河流 上帝盯著人子 槍口盯著胸膛 決不罷休 這,就是耐心 不敗的,無情的,永恆的

員警第二次掃描依舊沒搜到任何違禁內容。我永遠忘不了他終於肯把手機還給我時,臉上那失望的神情。

反暴恐操演的真正目的

我一邊開車一邊憶起這些事。我們公司位於團結路上一棟六層樓的老辦公樓,靠近二道橋和烏魯木齊舊城區中心的國際大巴札。這棟樓原本是自治區電影發行公司所在的地方,現在把空間租給維吾爾人經營的電影、電視、廣告和媒體公司。許多有名的維吾爾藝人也在這裡設有工作室。

王博負責主持我們這棟樓的反暴恐操演。只要他一聲令下,正門入口的保安會即刻吹響哨子,樓內所有公司和辦公室的業主和主管就會像一群鵝似的衝下樓梯。不到3分鐘,所有人已列隊站在樓前的廣場上。王博會用中文宣讀名單,一一點名確認人都到齊。我們應王博指示,有時候會像軍人一樣成縱隊小跑步,跑向隔壁電子大廈的院子,加入在那邊租用辦公室的人,組成大的防恐聯合陣線。每次跑到另一處院子的路上,我都會在街上經過的行人臉上看見五味雜陳的表情。

其實這些操演也沒什麼,只要兩棟樓的人員按照要求動員集合,並且態度嚴肅、動作迅速,居委會幹部就會覺得做到該做的工作。看來搞出這些活動的主要目的,只是要讓我們經常處於緊繃和恐懼之中。

更高層的官員不定期會來視察,這時我們的操演就會變得更加急迫嚴格。誰要是不能配合或表現得意興闌珊,名字就會被轉交給區警。在這種樓內,人人都有需要和區警打交道的時候,對於居委會籌畫的活動誰都不能掉以輕心。

人要是被迫持續做這些事,過不了多久就會覺得自己也成為警察,開始習慣彼此監視、互相舉報。他們會時刻提心吊膽,提防不具名的敵人,並經常感覺彼此為敵。

不過,在4月底大規模逮捕擴展到烏魯木齊後,辦公大樓多半人去樓空,操演也跟著停了。

雖然樓裡沒剩幾個人,房屋的安檢措施卻仍全力運轉。2016年年底,烏魯木齊市內所有建築都開始加裝金屬檢測門,小至公共廁所都有。我們公司這棟樓自然不例外,入口處也裝設自動掃描器,由兩名維吾爾保安負責看守。

我在樓前和王博碰面,然後一起走進去。王博自信滿滿地昂首經過掃描器,彷彿通過的是自家大門。我永遠克服不了經過掃描器前不自在的感覺,但保安空洞的眼神每每令我懷疑機器是否真的有用。就我所知,這部掃描器安裝至今半年來沒偵測到一件危險物品。恫嚇才是它真正的作用。

交出鑰匙

我們公司辦公室位在5樓。我替王博開了門,他走進辦公室後,一如既往拿出手機掃描牆上的QR碼,接著也如往常般四下兜轉一圈。辦公室很大,分成3個主要空間。平時孜孜不倦追問辦公室每個生面孔的王博,現在看到他名單上的人、一直以來監視的人再也沒半個出現在辦公室,並未露出意外的神色。

一個月以來,公司業務已經停止運行。與電視台的合作關係失效,為電影製作進行的準備中止,待拍攝的廣告也取消了。這一切全發生得突然。我們有些職員被警察召回故鄉戶籍登記地,另一些還留在烏魯木齊,卻不確定能做什麼。公司業務停滯,我付不出薪水也無法再繼續雇用他們。這些王博都知道,但他依舊每週兩次前來視察辦公室。

「王博。」我說:「你應該也知道,我們公司已經沒有業務,也沒有人了。我從現在起也會待在家裡。你說我們該怎麼做?」

「我知道,我知道。」他友好地答道。「但你也懂吧,我的工作還是得做。」

「不如這樣吧。」我果斷地說。「鑰匙給你。之後你什麼時候想來視察我的辦公室都行。」

他看起來有些吃驚,我知道他一定以為我在捉弄他。我趕緊補上一句:「別想多了。這樣對我們都方便。反正這間辦公室也沒什麼好操心的。重要設備我都已經搬到我兄弟的倉庫去了。」

王博聽出我的語氣真誠。「那好吧,就這麼做吧。」

我把一只辦公室鑰匙給了他。現在我又少了一個負擔。

走下樓梯時,我發覺自己想起1970年代流行的一句口號:「我們的一切都屬於黨!」從今天起,我的辦公室也是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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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一名維吾爾族婦女在新疆烏魯木齊的街邊休息,一旁是保護中國武裝軍警的鐵籠。(攝影/AP Photo/Ng Han Guan)
2014年5月,一名維吾爾族婦女在新疆烏魯木齊的街邊休息,一旁是保護中國武裝軍警的鐵籠。(攝影/AP Photo/Ng Han Guan)
Ⅱ.「我們必須離開這個國家」

兩個女兒跟我們說,週末想去吐魯番摘桑葚。吐魯番以天氣炎熱和盛產葡萄聞名,春天結果的杏桃和桑葚也吸引遊人到訪。時值5月下旬,桑椹季就要結束了。阿斯娜和阿爾米拉喜歡從枝頭現採現吃,有時候還會爬上桑椹樹。

我和瑪爾哈巴立刻答應出遊。烏魯木齊的冬寒未消,去吐魯番享受兩天溫暖春陽,有助於我們放鬆沉重的心情。於是星期六一早,我們一家四口坐進車裡,往吐魯番出發。

漫長的車程中,我和瑪爾哈巴為了打發時間,通常會聊聊朋友、家庭和旅行計畫。但因為最近兩個月來發生許多事,此刻我們的話題不由自主飄向政治局勢。但這種事討論到後來往往只會一直兜圈子,導致對話變得不甚愉快。

開往吐魯番的路上,我們再度討論到是不是該離開這個國家。我強調局勢很可能會持續惡化,但瑪爾哈巴始終不願意考慮出國的想法。

「不會那麼慘的。」她每次都說。「真主會保佑我們。我們也沒做什麼,他們沒理由逮捕我們。」

年過40以後,離開家鄉到異地重新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在烏魯木齊過得還不錯,雖然規模小但也開了自己的公司。結婚16年,我們一同克服大大小小的考驗,買了房子,拉拔兩個孩子,生活才剛開始舒服起來。而且,我太太珍視傳統的生活方式,也不希望拋下親朋好友。

作為一名詩人,要我放棄主要讀者群,學習陌生的語言還有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我也同樣為難。離散海外的維吾爾社群相對小,離散作者寫的作品讀者群同樣也很少。中國政府很早就禁止引入海外出版的維吾爾語著作,現在管控只會更加嚴格。

我在北京讀大學第二年,曾經選修兩學期的英語課。第二學期初,適逢天安門學運展開,大家紛紛翹課參與抗議。我的英語也就此停留在學了一個學期的程度。雖然我後來好幾度決心想重新把這門語言學好,但總是有其他更急的事,計畫也就從來沒結果。大概是我始終不需要真的用上它吧。假如現在必須出國,語言會是我最先遇到的最大問題。出於必要我當然會學,但我都快50歲了,還要把一門新語言學得好到能夠寫作,怎麼想都是天方夜譚。

我和瑪爾哈巴從來沒有講明,但我們心裡都知道,一旦離開家園,我們可能就再也回不來了。不安和惶恐盤旋在這些話題上。

人人都害怕接到未知號碼

聽我們這些沒完沒了的討論,兩個女孩早就聽累在後座睡著了。天山矗立在我們的右手邊,鹽湖像一面被扔進戈壁灘的大鏡子,在山麓下閃閃發光。

我們途經達坂城,路慢慢攀進山間。汽車音響忽然傳來我的手機鈴聲,來電顯示是未知號碼。近來人人都很害怕接到未知號碼。

我接起電話。「喂?」 「喂,是塔依爾.哈穆特大哥嗎?」電話那一頭的年輕女子用敬稱問我。 「我是,請說。」 「我是居委會的古麗江。」 「哦,你好嗎?」 「我很好,大哥。您太太的名字是瑪爾哈巴.薩比爾嗎?」 「沒錯。」 「大哥,我是要通知您,派出所正在採集指紋,每個出過國的人都要。您和您太太方便來派出所一趟嗎?」 「其實我們有點事正要去吐魯番,明天回來,辛林。」我依循維吾爾傳統,親切地稱她辛林(singlim),意思是妹妹。 「嗯,這樣的話,請您星期一過來。」 「好,我們星期一上午8點過去,正好開門營業的時間。」 「我看一早會有很多人,不然您下午2點來好嗎?」 「那好。看來你們連週末也要上工呢?」 「是啊,我們週末上工有一陣子了。」 「好,那就先這樣了,再見。」 「再見。」

古麗江是25歲左右的維吾爾姑娘,前不久才開始在我們公寓社區的居委會工作。她負責追蹤記錄我們這棟住宅,就像王博負責我們的辦公樓一樣。她每週兩次會來我們公寓視察,每次都會先問我們家有沒有遭遇困難,接著問有沒有客人來借宿、有沒有計畫生育以外的孩子出生、家中有沒有人每日禱告。她會拿筆記本記錄我們的回答,同時在屋內謹慎地四處查看。老實說,我們不可能有事瞞得住她。

我們對待古麗江很恭敬。瑪爾哈巴向來好交際,每次都會問候她的近況。古麗江2014年從大學畢業,但3年來一直沒法在她的領域找到工作。有這種遭遇的不只有她一人。隨著對維吾爾人的歧視和懷疑日增,無數大學剛畢業的維吾爾青年發現自己找不到與學歷相稱的工作。古麗江在居委會的新職位雖然吃力,工資也微薄,但只要她努力工作並通過公務員考試,就能成為職業公務員。這是她深盼實現的願望。

有時,我們會看到她腋下夾著藍色檔案夾在門外等人,或進出其他戶人家。也有一些時候,我們是晚上在附近公寓遇到她。「這些可憐人也不容易呀。」瑪爾哈巴常常感嘆道。在政府鼓勵下,很多像古麗江這樣的年輕人投身為居委會工作。

居民大樓的門口會張貼包戶幹部和片警
指派出所的警員分片負責某一個具體社區的工作。
的相片與聯絡資訊,底下附一行字提醒我們「要是有發現什麼」,隨時可以跟他們聯絡,那形同不怎麼隱晦地鼓勵鄰居相互監視舉報。每次走進樓裡,我的目光總是忍不住被片警和包戶幹部的相片吸引,彷彿能聽見他們說:「我們一直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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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街邊的檢查站,電腦顯示器上顯示著許多面孔。(攝影/JUN YASUKAWA /The Yomiuri Shimbun via AFP)
2018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街邊的檢查站,電腦顯示器上顯示著許多面孔。(攝影/JUN YASUKAWA /The Yomiuri Shimbun via AFP)
派出所地下室,有褪淡的血跡

我們繞出山區,往前開向小草湖公安檢查站。

沿著預定路線前進,我們開抵了檢查站。瑪爾哈巴下車,走向檢查大樓去掃描她的身分證。我和女兒留在車上。特警沒檢查我前面那一輛車就揮手示意他通過,我推判駕駛一定是漢人。

我緩緩前進,按規定放下所有車窗,把車停在武裝特警旁邊。他用高傲的神態調了調肩上的衝鋒槍背帶,接過我的身分證。他比對我的臉和身分證上的照片後,用漢語問我要去哪裡、做什麼,我照實說了。他探頭看進車裡,我兩個女兒這時已經醒了。他接著指了指後車廂,要我下車打開。他彎腰檢查過車廂後,終於把身分證還給我,揮手讓我們前進。

我把車停在檢查站旁的大停車場等瑪爾哈巴。大約10分鐘後,她從檢查站走出來。「我真是受夠了。」她一邊嘀咕一邊坐進車裡。

我們在吐魯番的週末假期在焦慮籠罩下度過。我們雖然努力放鬆心情享受時光,但星期一必須前往派出所這件事始終縈繞不去。「他們除了指紋不會要別的了吧?」瑪爾哈巴問我。「我想應該不會。要是還有別的,他們會要我們放下事情立刻過去。」我說。瑪爾哈巴所謂「別的」,意思是被送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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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依爾,新疆,維吾爾,詩人(照片出處:Mattéo Deneux)
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是詩人、導演,維吾爾最重要的作家與知識分子之一。1960年代末生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古城喀什市,1980年代前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就讀;1996年從烏魯木齊前往土耳其留學時受到國家不實指控,被監禁3年。1998年,塔依爾獲釋回到維吾爾自治區。2017年,在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展開大規模逮捕與監控下,塔依爾和家人前往美國尋求庇護。(照片提供/Mattéo Deneux)

我們在星期日晚上回到烏魯木齊。星期一,快到下午2點前,我和瑪爾哈巴出發前往派出所。派出所外大門深鎖。看守警衛室的中年維吾爾人問了我們來意,用筆記本記下我的姓名、族裔、身分證號,以及同行人數後,才打開通往院子的小自動門。

踏進派出所後,坐在前廳櫃臺的年輕漢族員警問我們來做什麼。接著同樣在面前攤開的登記簿上寫下我的姓名、族裔、身分證號及同行人數。「下去地下室。」他指著往地下室階梯的門對我們說。我頓時覺得血都涼了。

3年前,2014年,我來過這間派出所替瑪爾哈巴和兩個女兒辦理護照。負責的區警檢核過我們一家人的數位檔案後,判定她們3人有資格取得護照。當時的護照申請書基於國家安全理由,需要由派出所副所長簽名。這間派出所的副所長是一個哈薩克人,名叫埃爾伯。

我當時同樣站在這座大廳,詢問當值的員警要去哪裡找埃爾伯。那名漢族員警要我等一會兒,埃爾伯正在地下室訊問人。

我在走廊的鐵椅坐下來等。過了一會兒,我聽見地下室傳來男人悽慘的叫聲,在我聽來是中年維吾爾男人的聲音。我渾身發顫。當班的警員連忙走過去把通往地下室的鐵門牢牢關上。照理來說,地下室階梯是不會有這種門的。很顯然這間派出所把地下室改造成訊問室。

半小時後,埃爾伯從地下室上來。我從椅凳上起身說明原委後,把區警準備的證明書連同護照申請表一起交給他。他看起來焦躁又疲憊,把菸叼上唇間,一手接過表格,另一手在上面簽了名。寫字時,他的手微微顫抖。

而今,我和瑪爾哈巴走進同一道鐵門,下樓走向地下室。階梯底端通向一條長約20公尺的走廊。左手邊有3間囚室,由鐵柵欄與走廊隔開。

第一間囚室裡擺了一張沉重的鐵製「老虎凳」,用於審問及刑求犯人。老虎凳上將犯人胸膛緊扣在椅子上的鐵鉗敞開,固定手腳用的鐵環也空懸在兩側,整張椅子看上去就像在等待下一個不幸的靈魂坐進去。在水泥地板上,沿牆固定著許多鐵環,我猜是給人上鐐銬用的。地板中央有褪淡的血跡。3間囚室都空著,門沒關上。

右手邊是一排共5間的辦公室,每一間都有大片窗戶面向走廊。我們走進地下室時,已經有兩對夫婦在排隊等候。不久,我們身後又排了20多人,幾乎全都是中年維吾爾人,從外表就能看出是相對富裕的人,但人人臉上都籠罩著擔憂和困惑。

被採集血液樣本、聲紋和臉部影像

我們順著隊伍走進第二間辦公室,發現桌子後面坐著古麗江。她請我們填一張登記表。星期六她在電話中說派出所需要採我們的指紋,現在她又告訴我們除了指紋外,警方還會採集我們的血液樣本、聲紋和臉部影像。瑪爾哈巴聽了憂心忡忡看著我。「他們想要就給他們。」我悄聲對她說。「只要我們能安全出去就好。」

我們的血液樣本會在這間辦公室,由一名年輕的維吾爾女生和一名維吾爾青年負責採樣,女的可能是居委會幹部,男的應該是輔警
在中國一般是指派出所輔助民警,進行治安聯防工作的人員。根據維基百科,由於中國警力不足,為了維護治安而組建的輔警隊伍,由民間義務和職業化的半專業兩部分組成,由公安機關直接管理和指揮,主要用於社會聯防巡邏。裝備配置介於保安與正式警察之間,如配備警棍,以實際工作所需為準。
。我問他們怎麼不請個護士,輔警不以為然地譏笑說:「用得著嗎,這麼簡單的事!」年輕女生笨手笨腳地從我們的食指採血。

之後我們沿走廊走回第一間辦公室,員警在那裡收集我們的聲紋樣本、採取指紋、掃描臉孔。

首先,我拿起放在桌上的《烏魯木齊晚報》走向麥克風,朗誦其中一篇文章。我故意用最字正腔圓的維吾爾語,念得像個專業主播,我猜這至少能讓警察未來比較難根據樣本辨識我的聲音,我日常生活中從來不會那樣說話。念了兩分鐘,錄音技士示意我可以停了。她對我露出滿意的笑容,就像在說「你讀得真好聽」,然後把音檔儲存下來。

下一個是指紋。我聽從技士指示,將兩手依次放上掃描器,五指大大張開。接下來我必須在掃描器上滾動每根手指,確保手指的所有紋路都被完整記錄下來。掃描結果如未達電腦要求,系統會拒絕存取,我那一根手指就要重新來過。十根手指都要符合這種標準不是件容易的事,有幾根手指我就重複掃描了好幾次。

我這一生被採過幾次指紋,但我從未見過與聽過像今天這樣累人的採指紋程序。雖然過程極其冗長,但結束時我才意識到,我平常就有完美主義傾向,我竟然無比專注地想把掃描正確做好。

現在輪到臉部影像。一名漢族輔警示意我坐上面對攝影機的椅子。他調整三腳架,讓鏡頭與我的臉等高。

我當了18年的影視導演,見過也用過各種尺寸形狀的攝影機。而從2009年烏魯木齊暴力事件後,城市大小角落都裝上監視設備,我也因此見過各式各樣的監控攝影機。但眼前這部攝影機和我見過的都不一樣。鏡頭從左到右非常扁,高約3公分,長約20公分。

操作電腦的女人向我說明該做什麼。聽到信號後,我要直直看著攝影機兩秒,然後慢慢平穩往右轉頭,維持姿勢兩秒後,用相同速度回到正對鏡頭靜止兩秒,之後再重複相同動作往左轉頭。接下來,用同樣緩慢穩定的速度,向後仰頭往上看,停頓兩秒,接著重複相同動作向下低頭。最後,我必須直視攝影機,慢慢把嘴完全張開,維持該姿勢兩秒。閉上嘴後,再度平穩直視攝影機兩秒,這樣我的臉部掃描才算完成。上述所有動作必須按照規定的順序,一口氣不間斷做完。萬一哪個動作不符要求,電腦掃描程式會發出信號,停止運轉,這時我就得從頭重新來過。我試到第三次才順利完成整個步驟。

瀰漫在派出所地下室的恐懼感,讓人忘了這些動作實際上有多荒謬、多滑稽。每個被召進地下室的人,腦中只想著要盡快結束、盡快離開這個地方。

瑪爾哈巴緊跟在我之後進行這些程序,她在臉部掃描這一關遇上困難。她很努力試了,但就是無法按要求維持穩定的速度,動作不是太快就是太慢。挫折和憤恨讓她漲紅了臉。我站在一邊提示她、鼓勵她,發現我的手掌也緊張到汗溼。

男性和女性的臉部掃描程序只有一處不同。男性在程序末尾被要求張大嘴巴,女性則必須緊閉著嘴,充氣鼓起臉頰。我很納悶這個差別是為了什麼,但到今天都沒找出答案。

試了一次又一次,瑪爾哈巴第六遍終於嘗試成功了。我們忍不住像孩子一樣開心,終於一切都搞定了。

我們回到方才另一間辦公室,向古麗江稟報已經完成所有程序。接著回頭經過滿臉倦容的等候隊伍回樓上去。

我們爬上階梯,我半開玩笑地對瑪爾哈巴嘀咕:

「現在監視攝影機從背影也認得出我們了。」

離開派出所時,已經過了下午5點。

「我們必須離開這個國家。」瑪爾哈巴苦澀地說。

《等待在夜裡被捕: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著,韓絜光譯,衛城出版
《等待在夜裡被捕:維吾爾詩人的中國種族滅絕回憶》,塔依爾・哈穆特・伊茲格爾(Tahir Hamut Izgil)著,韓絜光譯,衛城出版
索引
Ⅰ.老虎盯著羚羊,黑夜盯著白晝
Ⅱ.「我們必須離開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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