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共享」的理想遇上「經濟」的現實:共享經濟平台Peerby的創業路

共享經濟平台Peerby的創業路。(攝影/林禹瑄)
「天氣很冷,要不要進來喝杯茶?」莫尼卡一手遞過工具箱,一邊這麼問。 「當然好,謝謝你。」我踩了踩門口的腳踏墊,抖落鞋子上的泥土後便走進玄關。
那是搬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個禮拜,未開封的紙箱仍然堆放在角落,櫥櫃的把手需要螺絲起子栓緊,層架則需要電鑽鑽孔固定……筆記本上列了長長一串需要的組裝工具,當我在搜尋引擎上鍵入「借用工具」和「阿姆斯特丹」兩個關鍵字,第一個搜尋結果是「Peerby:與鄰居借用你需要的東西」(Peerby:Borrow the things you need from neighbor)。
這是一個「個人對個人」(peer to peer)式的工具租借平台,操作方式十分簡單,在平台上發送需求通知,有將近80%的需求都能在30分鐘內得到鄰近使用者的回應,並且完全免費。莫尼卡在我送出需求後沒多久便與我聯繫,附上了詳細的地址和聯絡方式。
「如果你對這些工具的使用有什麼問題,儘管打給我,我非常樂意幫忙。」莫尼卡關上門前這麼說,我提著工具箱走回住處,不過5分鐘的路程,不僅省下了一筆費用,還意外地結識了當地的朋友。
類似的故事也在荷蘭各地發生。借物、分享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共享經濟」這樣的概念產生前,就已經是鄉村生活中稀鬆平常的事情,Peerby只是利用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將分享帶入現代都市人的生活裡。人們在分享的同時,也增進了人際聯結。

可以借,為什麼要買?

與其他共享經濟企業的創業歷程相似,Peerby的點子,源自生活中一個偶然的體悟。創辦人韋德伯(Daan Weddepohl)原來是一名軟體工程師,7年前住處的一場火災,讓他的所有物品、財產都隨著房子付之一炬。當時一無所有的他,幾乎完全仰賴朋友、家人,甚至陌生人出借家俱和工具,才能重回生活軌道。過程中,韋德伯不只發現每個人家中都有許多使用率極低的閒置物品,也看到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助的潛能。
於是比起「分享閒置物品」,韋德伯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互信。「人們其實是樂於幫忙的,我們只需要把人們串連起來。」他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2012年,他拿著繼承來的25,000歐元(約新台幣88萬),投入了共享經濟創業潮的行列。
Peerby至今的發展也許證明他是對的。平台推出之後,「可以借,為什麼要買」的理念大受歡迎,逐漸成為荷蘭最具規模的共享經濟新創企業之一,並拓展到歐洲其他20多個城市。打開Peerby網站上的使用者分佈地圖,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烏特勒支等荷蘭前幾大城市,幾乎每條街道都被標記著使用者和出借物品。2015年,Peerby獲選為歐洲百大新創產業之一。
如今Peerby的總部位於阿姆斯特丹市中心,運河旁一棟白色建築物雖不起眼,卻幾乎聚集了所有荷蘭知名的新創公司。Snappcar、3DHubs等和Peerby一樣擁有上萬註冊會員的共享平台,都將總部設在這裡。一間間不過20幾坪大的辦公室,是許多創新想法的開始。辦公室雖小,然而牆上一張張不同人、不同背景的相片,都記錄了Peerby深入荷蘭各地方社區的痕跡。
韋德伯對「人」的重視,也反映在Peerby的社群經營上。做為一個免付費,且無廣告營收的平台,使用者數量代表的不只是企業規模,也是潛在的營運資金來源;而隨著營運範圍擴大,平台所需的人事、行銷成本也越來越多。
2015年,Peerby在募資平台oneplanetcrowd.com上成功募得200萬歐元(約台幣7千萬元),遠遠超過預期金額。「我們在過去3年半裡持續地做深入的社群經營。在募資時,我們邀請了許多使用者來我們的辦公室,甚至是我自己的家,與他們對話,讓他們了解我們在做什麼、為什麼應該投資Peerby。在最後募得的金額中,有將近70%都是我們原有的活躍會員,可以說這群人出資創造了一個他們需要的平台,也相信這樣的物品共享方式會是未來的主流。」Peerby的發言人凡德斯佩克(Hugo van der Spek)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說。

與政府的合作與溝通

「信任是共享經濟企業成功與否的一個關鍵因素。」凡德斯佩克強調。做為搭橋的平台,Peerby不只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要建立人們對平台和企業的信任。
除了民眾,共享經濟企業與政府的溝通,也是相關新興產業備受討論的一環。不同於Uber、Airbnb等共享經濟龍頭企業近年屢屢在世界各地與政府發生衝突,Peerby選擇與政府更緊密地合作。2013年,Peerby和Snappcar(提供與鄰居租借汽車的平台)等荷蘭新創公司共同成立了名為shareNL的共享經濟傘式組織,除了推廣共享經濟的理念,也積極與政府討論共享經濟產業的稅務和法規問題。
「共享經濟的新創公司通常都有好的初衷。我們沒有辦法阻止科技發展,新形態的商業模式勢必不斷產生,相關政策應該隨之跟進。與政府合作,而不是抗衡,才能找到新創公司、傳統產業、政府、人民都從中獲利的平衡點。」凡德斯佩克說。
向來開放的荷蘭政府也了解這點,非常願意與新創產業溝通,甚至進一步合作。譬如位於阿姆斯特丹,由荷蘭各大城市政府、移民局、國稅局等政府機構共同成立的企業外派人員協助組織Expatcenter便與Peerby合作,讓新來乍到的外派人員透過平台,能迅速在住家附近借到各項所需的工具;Peerby也成了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網站上,用來宣傳該市創業友善環境的科技公司範例之一。
「(阿姆斯特丹)是適合發展新點子的地方,就算沒有賺很多錢,也不怕陷入麻煩。」韋德伯在2015年為市政府背書時說。但同時他也坦承,Peerby至今都仍在耗蝕資本的起飛階段,必須設法獲利,才能在資本耗盡前,說服投資人投入新的資金。

免費轉型付費的挑戰

建立穩定、持續的資金來源,是新創企業存亡的關鍵,也是Peerby未來的最大挑戰。「儘管募資成果令我們驕傲,但要維持企業的經營穩定,募資並不是長久之計。」凡德斯佩克說。
2015年,Peerby推出名為PeerbyGo的付費平台,提供使用者更有效率的租賃方式。不同於創始的免費平台,PeerbyGo的使用者必須支付租金,但保證能在一定時間收到需要的物品。租金除了供平台抽取25%作為佣金,也包含了快遞服務和出租物品的保險,對於出租者有更大的保障,希望讓更多會員樂於釋出家中閒置的物品,來賺取小額外快。
付費設計聽起來合理,然而PeerbyGo平台成立一年多以來,卻尚未有顯著營收成效;雖然會員人數穩定成長,目前營運支出仍多仰賴先前的群眾募資。
從免費轉型到付費、募資轉型成營利的困難,在共享經濟的發源地美國,已經有許多前車之鑑。
與Peerby概念相似的租借平台如Share Some Sugar、Snapgoods(兩者創立於2009)和NeighborGoods(創立於2010)等,在草創初期都被貼上「成功的新創產業」的標籤,卻沒有任何一個成功地透過商業模式來營利。在這些例子中,只有NeighborGoods到現在仍然維持營運,全歸功於創業投資者的資助。
另一個位於比利時的共享經濟企業Piggybee也遇到相似困境。這個讓全球有運送物品需求的人,與來往各地的旅客連結的群眾運送(crowdshipping)平台,在營運4年後,仍然無法從免費轉為付費經營。
PiggyBee創辦人維勒斯德克。(圖片提供/PiggyBee)
PiggyBee創辦人維勒斯德克。(圖片提供/PiggyBee)
「一方面,我們這些小成本的企業,根本無法跟Airbnb等擁有龐大資本額的企業競爭;另一方面,我創業後才發現,大家其實根本就不在乎『分享』。一般人就只是想要可以信賴的產品、服務和相對便宜的價格,是不是共享經濟根本不重要。」
PiggyBee創辦人維勒斯德克(David Vuylsteke)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說。
的確,大多數人一開始接觸這些共享經濟平台時,多是因為想要賺取外快,或以更便宜的價格得到商品與服務,分享與人際聯結通常不是首要考量。2015年商業雜誌《Fast Company》中一篇名為「共享經濟已經死了,而且死在我們手上」的文章便指出,真正實踐「共享」的平台,大多因為無法吸引足夠付費用戶,而面臨經營困難;收入豐厚的企業如Uber、Airbnb,營運方式則早都已經悖離了「共享」的原意。
「這些(共享經濟的)點子一開始都備受讚賞,但當它們消失的時候,卻沒有人留意。甚至沒有人去質疑為什麼這樣一個大家都喜歡、實用層面和社會層面都具有意義的點子,現在會轉變成純粹的資本主義。」該文寫到
時隔1年,共享經濟的熱潮依然有增無減,Uber、Airbnb的市值屢創新高,共享經濟的新興創業者,也都以這些大企業為目標而前仆後繼。創業之路本就艱辛,然而帶有美好理念的共享經濟企業如Peerby,如何不步上前行者的後塵,建立穩定的商業模式,顯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共享」的理想,值得人們付出多少關注?這或許是這個善於溝通、以人為中心的企業,此刻最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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