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大法官於3月下旬在憲法法庭召開說明會，命聲請人、關係機關說明《民法》第195條第1項有關「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是否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的處分？2009年作成的司法院釋字第656號解釋意旨，是否應予變更？

所謂的「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就是實務上常見的登報道歉。誠如大法官許宗力在釋字第656號解釋中所說的：「名譽乃人之第二生命，不法侵害他人名譽者，向被害人道歉，天經地義，且大街罵人者，亦絕無僅於小巷道歉之理」。在此意義下，為何還要思辨《大清民律草案》以來一貫採行的「登報謝罪」作法是否妥適？

在該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如果是在命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澄清事實之聲明」、「登載被害人勝訴判決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等手段，仍不足以回復被害人名譽，且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的情事時，才可採行。

問題是正如大法官李震山所說：「道歉，應指表意人真摯知錯，希冀獲得原諒，並使被害人之心理產生平和，減輕被害人精神上痛苦，本應以事實上可能及倫理上妥當。」而由法院強制加害人登報公開道歉，豈不損及其不表意自由及良心自由？

電影《你只欠我一個道歉》（The Insult）所談論的，正好與此議題有所關連。故事地點發生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Beirut）。黎巴嫩是個夾在敘利亞與以色列之間的國家，加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在境內活動，多年來飽受阿拉伯─以色列衝突之苦。正因其複雜的種族、宗教與文化差異，極可能只因為日常生活的糾紛，而延燒成族群衝突的暴動。

這事件起因於忠誠、激進的基督黨員，同時也是一家修車廠老闆的東尼（Tony），對國內過度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社會氛圍深感不滿。某天他在澆花時，不小心淋濕了在住家附近進行社區景觀更新的工頭、巴勒斯坦難民葉瑟（Yasser）。

葉瑟想幫東尼修理違規的排水管以解決問題，卻被莫名地拒絕，他索性自行從東尼住家外修繕。東尼發現後大為光火，便拿起工具，砸壞了已被修好的排水管，葉瑟氣得當街朝東尼罵了一聲「王八蛋」。這句「王八蛋」，就是片名裡的「The Insult」（原意為羞辱）。於是，雙方引發了一連串的爭執，東尼的太太並因而早產生子，東尼遂一狀告到了法院。

當承審法官詢問葉瑟是否承認傷害並妨害東尼的名譽時，葉瑟當庭表示認罪。法官為了瞭解犯罪事實，詢問葉瑟為何在辱罵東尼後，隔了一星期再去東尼的車廠毆打他？葉瑟述說自己原本是打算去道歉的，因為東尼講了一些話而改變主意。法官接著詢問東尼講了什麼話，葉瑟不願回答，僅說自己認罪就是！法官轉而詢問東尼時，東尼說：既然是羞辱的話，就讓葉瑟來說好了！

法官不相信2人會僅僅因為修水管的事鬧上法院，但2人都閉口不語，庭訊陷入膠著。法官不得已，諭知因為證據不足，當庭判決葉瑟無罪。東尼聽罷，暴跳如雷，不斷咆哮、辱罵法官；法官請法警將東尼架出法庭，東尼揚言申訴，並怒稱：「為何巴勒斯坦人犯錯都沒事？」

東尼不服法院判決，找來曾為基督黨主席辯護的瓦吉迪律師提起上訴。當律師問東尼希望得到什麼時，東尼表示：「我不要錢，我只要葉瑟道歉，我要他說我比夏隆狠一百倍。」而瓦吉迪的女兒、一向關注弱勢的娜汀則主動找上葉瑟，希望為他出庭辯護。

上訴審開庭時，瓦吉迪、娜汀分別傳訊有利於己方的證人，並鼓起如簧之舌，交互詰問、辯論。瓦吉迪的辯詞尤其具有煽動力，不僅讓法庭旁聽民眾中的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壁壘分明、爭吵不斷，甚至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引發了族群對立、街頭暴動。總統不得已，只好出面調停，希望東尼、葉瑟私下和解，不再爭訟；但東尼卻回絕總統的好意，堅持訴訟到底。

從東尼堅持不用仿冒的汽車零件、在離開總統官邸時主動為葉瑟修理故障的汽車，以及葉瑟寧願受罰也不願供出東尼出言不遜之語、不認同律師在法庭揭露東尼太太有習慣性流產的隱私等事情，可見2人都是誠實、守法的善良公民，為何會因為一件小事互不退讓？鬧得無法收拾？

東尼究竟在堅持、氣憤什麼？引發本件衝突的導火線，不是本該歸罪於東尼？又東尼到底講了什麼話，會激怒受到壓力、擔心工作不保，原本打算忍氣吞聲而前來道歉的葉瑟，讓他一時情緒失控，出手毆打東尼？

原來，當葉瑟與上司抵達車廠之際，東尼正在收看基督黨競選活動的電視節目，其競選口號就是詆毀巴勒斯坦難民，要他們滾回去。更甚者，東尼不但當面咒罵葉瑟，更激情地補上一句：「真該讓夏隆把你們屠殺殆盡！」

東尼一再提及的夏隆，指的是曾擔任以色列總理的艾里爾．夏隆（Ariel Sharon）。他被稱為「猶太之王」與「貝魯特屠夫」，曾在1982年第五次中東戰爭期間擔任將領，指揮軍隊攻入黎巴嫩，並直接導致了同年9月發生在貝魯特難民營的大屠殺，超過千名巴勒斯坦平民被無辜殺害。

這句充滿仇恨的言論，當然會引起葉瑟的滿腔怒火。所謂的「仇恨言論」，指的是針對特定族群、宗教或性別所為的貶抑性、煽動性、威嚇性或攻擊性的言論。因為攻擊者經常針對特定群體貶抑、傷害，個人只要隸屬這些身分類別，就可能被烙印標籤，遭受仇視。

由於這類言論不僅會造成特定群體內廣泛的不安，而且會像病毒一樣地蔓延開來，進而引發更多的攻擊與恐懼，造成撕裂、傷害，甚至可能引發不同族群的彼此仇視、相互報復；因此，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0條第2項明定：「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也就是說，締約國有義務立法禁止仇恨言論的散布。

在各國的立法實踐上，有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納粹意識形態之名所犯下的恐怖罪行，在具有納粹肆虐慘烈歷史經驗的歐洲，即有十多個國家將否認納粹統治時期的大屠殺，或者主張德國未曾在納粹統治時期殺害過猶太人的言論，明定為犯罪；德國甚至規定凡展示納粹黨徽或標誌者為重罪。

事實上，相較於葉瑟口出「王八蛋」一詞，東尼的「真該讓夏隆把你們屠殺殆盡！」這句話，更值得非議。於是，東尼與葉瑟法庭之爭的攻防重點，轉而在探究東尼為何有此仇視心態。

話說1976年1月間，為了報復基督教民兵屠殺巴勒斯坦民眾，巴勒斯坦民兵襲擊了東尼的故鄉達穆爾（Damour），殺害了包括東尼的親人與朋友在內的數百名基督徒。當時年僅6歲的東尼雖幸運逃過一劫，對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卻從此深埋心中。

因為當年的殘殺行為從未調查，歷史真相始終未獲釐清，才會出現電影中基督黨領袖所說：「現實中的戰爭雖然在1990年就結束了，但人們心中的戰爭卻依舊進行著，因為我們從未真正和解。」在東尼、葉瑟及其背後的族群都各自背負著共同的、巨大的歷史創傷時，如何忘卻仇恨，進而和解？法院又該如何化解衝突，做出妥適的判決？

法庭內的訴訟攻防激烈、雙方劍拔弩張，應驗了瓦吉迪所說的：「法庭是另一場戰爭。」但隨著庭審的進行，2人及所屬族群過去所遭受的苦難與心中的悲痛，逐漸被發掘，為世人所知悉。當真相揭露時，東尼、葉瑟不再是絕緣體，藉由傾聽、辯論、對話與設身處地，「同情的理解」油然而生。

於是，縱使歷史留下的傷痛並未因為這場訴訟而獲得彌補，法院也並未判決葉瑟應該公開道歉，但他們的情緒卻因而獲得了宣洩、緩解。從東尼與葉瑟在片尾彼此的眼神交流，清楚地告訴我們2人已經釋懷、自我療癒了！

由葉瑟寧願被起訴、私下故意以不堪言語激怒東尼而讓其回擊一拳，也不願意公開道歉來看，現行台灣法院判決登報謝罪的做法，確實該廢止了。畢竟當判決刊登「澄清啟事」已足以撫慰、填補被害人時，沒有必要命加害人採取如同自我羞辱的「道歉啟事」。而由大法官在事隔多年後，再就同一議題重起辯論來看，可預期這樣的做法將被宣告違憲了。

由此可知，我們該關心的，或許不再是登報公開道歉妥適與否，而是該籌思如何因應公共論壇、社群媒體上充斥著種族貶抑、性別歧視及惡毒殘酷的言論。如果台灣社會要避免三不五時再出現無知學子以納粹標誌裝扮自己、無良政客以族群歧視字眼形容新住民或外籍移工，是該立法貫徹國際公約管制仇恨言論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