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房思琪成為實體——專訪作者密友與編輯談林奕含的出版歷程

當房思琪成為實體——專訪作者密友與編輯談林奕含的出版歷程。房思琪《初戀樂園》書印刷裝訂。(攝影/曾原信)

在印刷、裝訂成有著粉色封面與暗沉污漬,可觸撫、翻閱、嗅聞的紙書前,故事並非文學天才一筆即成般理所當然,林奕含的朋友與編輯隱身在舞台後方,共同見證著,記憶與虛構裡的房思琪成為實體。

「2016年2月26日,我第一次收到約一萬字的初稿。奕含說覺得練習到一個程度了,找到說話方式,遂決定開始寫構思了7年左右的長篇。」美美說。
美美是林奕含過世前最親密的友人,她們會一起玩美美養的小貓、開雙關黃色笑話、盯著彼此的藥,就像女孩子拿出包包裡的配件小物賞玩比較,除此之外,她也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第一位讀者。
這一次,兩個女孩盯視著的,是「看不見的巨獸」。
單打獨鬥的作者沒有討論對象,除了福克納、費茲傑羅⋯⋯一座又一座的文學山峰,她以週為進度,每次傳送約一萬多字的新檔案,慎重地請美美「幫忙」;第一位讀者從開頭細讀,四、五天後回傳加上註記的稿件,她看進「最隱約、埋在字與字之間的字」,回覆的信裡「粉紅粉藍薰衣草紫而錯字是殷紅地做了記號」,比作者還生氣書裡頭情節,用紅字寫了「幹!」,又寫,「含,對不起罵髒話⋯⋯」
「我的反應應該和多數讀者差不多,許多段落讀完很不舒服、感覺痛苦,然而其中包含痛快的成分,我心愛奕含的文字,不因為我是她的朋友,我真心欣賞她之為一位作家,字斟句酌、節制求完美,但我同時清楚知道說『喜歡』是殘酷的。讀者之外,身為朋友,我最擔心奕含的精神狀況,她書寫時必定極為清醒而痛苦,像在自虐。我什麼都跟她說,讀不懂的地方、覺得好、超級喜歡的地方、擔心失去她的心情。」美美說。
「因為我們之間的默契,她相信我的『觀後感』,而那和『評論』是有別的。但我一直覺得我可以給她的很少。」她補充道。
孤獨的讀者與作者,知道這一趟艱難的逼近與注視,絕非只是療傷或互相取暖,而是要被看見。「從開始寫一直到完成這本小說,奕含說那只能算是一種慾望吧!我們聊過,寫出來無疑為了被看見,像舞台劇演員需要舞台和觀眾,就是這麼回事。」美美強調。

攀上浮木

前後投稿數家出版社被拒後,林奕含終於與獨立出版社游擊文化取得合作。
當書在今年2月正式出版時,林奕含在2月7日的臉書貼文中,形容編輯小安:「她像扒開word檔的行與行/我原本不確定是否擁有的所謂靈魂或才華的什麼東西被她摸了一把/遂真的存在了。」
在眾多林奕含曾接觸的出版社中,游擊文化或許是最小也最沒知名度的。攤開過往書目,聚焦各種非主流的社會議題:流亡藏人、基隆碼頭工人、遊民、反機場徵收抗爭⋯⋯儘管多本出版品陸續得獎並累積良好的口碑,在此之前,他們對大眾而言仍十分陌生。
一反業界普遍「以書養書」的商業邏輯,游擊文化出版的節奏緩慢,也沒有辦公室,四位編輯至今還無法領固定月薪,平常得接其他外稿或排版的案子謀生,甚至還有同事會去當幾個月的約聘公務員。
2014年底成立以來,他們一直意欲開拓底層、邊緣議題的書系,當其中一位編輯看到林奕含去年4月短暫在網路流傳的婚禮致詞影片,決定寫信向她邀稿,書寫關於精神疾病的主題。
2016年5月31日,他們接到林奕含的回覆,說目前沒有關於精神疾病的寫作計畫,但手上有一篇小說,詢問游擊文化是否可能幫忙給予建議。
「她說那個時候很挫折又很自卑,我們內部討論後請她寄來稿子,」游擊文化社長郭姵妤說,「對於書稿,身為讀者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作為編輯,我不敢做這本書,一方面我對文學不夠瞭解,另一部分是自己的人生經驗有限,對書中角色的經歷與情緒不見得能完全理解,深怕在給作者回應時會造成傷害。」
6月20日游擊文化回信給林奕含,婉轉表示雖然看過後很喜歡,但由於與出版社屬性有段距離,擔心無法善待其作品。就在回信的這一天,恰好有出版社與她簽約。得知這個消息,游擊文化的同事都非常恭喜,深知對方有更多資源,各方面條件都是她作品最好的歸宿。
只有還不是出版社正式成員的張蘊方——林奕含口中的「小安」,對於將作者拱手讓人相當惋惜甚至有點氣。也看過初稿的她,彼時還在念研究所,僅偶爾幫忙美編或內頁排版工作,儘管從來沒有任何編輯相關經驗,但對於這部作品與作者有強烈感應,希望能夠接手勝任。
第一次找到林奕含當時的部落格來看時,張蘊方整整哭了兩天,「覺得這個人跟我對世界的心得幾乎一模一樣,有點嚇到,好像在代替我說話。很奇怪,很多經歷並不一定一樣,我明明沒有受過那麼大的創傷,也沒有真的去看精神科,可是我完全可以承接裡面展露的情緒。有機會的話,很想陪伴或保護這個人。」她說。
所以當林奕含在7月18日突然寫信給游擊文化,表示原本談好的合作破局,希望再協助介紹其他出版社時,他們再也沒有太多遲疑。幾位較資深的編輯當即與張蘊方深談,說明若擔任這份工作所需承擔的重責大任,以及與作者溝通過程中種種的「情緒勞動」。
「一開始她仍沒有要給我們出版的意思,畢竟游擊真的太小太怪了,沒人知道是誰。」張蘊方自嘲說。與作者第一次見面時,張蘊方就毫無保留地向她分享內心的強烈共感,並強調雖然資源可能較少,但能用最大的心力與尊重,去想怎麼樣是對她的作品最好。
在先生的陪同下,第二次見面後,林奕含大致認同且接受了合作邀請,正式簽約前,她去信問了最後一個問題:「如果又發生類似過去那樣,記者炒作新聞的情形時,出版社會不會與作者站在一起?」
「我們承諾會把她的意願擺在第一位,跟她站在一起。」郭姵妤說。

新手作家與菜鳥編輯 不間斷的對話與思辨

一個是從沒有做書經驗的編輯,一個是從沒有寫書經驗的作者,張蘊方和林奕含都在學著怎麼與這個世界達成某種妥協。雖然最終作者頭也不回地離世界而去。
「我一直覺得寫作、出版、賣書,都是太矛盾的事,記得之前有跟妳提過。寫作是一個人的事情,出版是面對大眾的事情。在市場上賣與不賣,又是不太有關的事情。所謂矛盾是如此⋯⋯我反對賣書作為寫作的『目的』──但若寫作的最終發表途徑只有把書放上市場,那就肯定要受到各種無關之物的檢討:比方包裝、比方身價、比方妳合不合大家胃口。根本不可能自外於這個『目的』。」
張蘊方在其中一封回給林奕含的訊息中如此寫道。就像她們無數次費時耗神的討論,關於要不要接受哪些採訪、到底怎樣是「不消費」,雖然本質上,出版就是一種消費行為。
出書後林奕含對於許多訪談邀約,包括後來廣為流傳的Readmoo的錄影、女人迷的專訪,起初都是抱著猶豫甚至排拒的態度。作者無法相信不是為其文字吸引而來的讀者,她早就十分熟稔,那些在她年輕生命中俗氣而老套的標籤,是如何地被大眾盲目的眼球吞噬。
「我很迷信『一本書最佳的表達方式就是書本身』/覺得作者受採訪、上講台都畫蛇添足/銷量這事亦然/賣不好我肯定要黯然的/可是賣得好又代表什麼?/賣多少才算好/後來小安跟我講/寫書的目的是被看見/在資本主義下被看見只有賣書一途/賣書便不免許多枝節藤瘤/所以重要的是在途中不斷檢視自己的邏輯是否一致/是否曾經把手鬆了?」
今年3月6日,剛舉辦完書展發表會並接受了2個採訪的林奕含,在臉書貼文寫道她和編輯不間斷的對話與思辨,檢視出版之於她的手段及目的。
「因此我採取的姿態和想法就一直都是,妳有一個重大的故事想和大家說──而且那是身為文學少女的妳的人生直至如今的全部。那是栽在文學中的妳才發生的事,也是透過妳,這故事才會這般地留下來。所以從賣得好不好的觀點,妳接不接受訪問,我都覺得不是很重要;但從『讓很多人看到妳想說的這個故事/事件』,這些平臺提供了一個場地、讓妳說話⋯⋯事情是流動的,而這比較像是因為出版而出現的某些未曾想過的機遇,那其實都比較像是「中途」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到達,因此很難說終極的『結果』會是如何──比較像是回音。」
既像有耐心的保母,又像真誠的朋友,張蘊方並不會為徬徨困惑的作者提供肯定明確的答案與建議,而是完整坦露自己的思緒與邏輯,向作者分享不同角度的看法,不為說服,而是一起面對這本書所有的出版過程。
除了出版後對每一個邀訪進行漫長的討論,出版前的寫作與審稿階段,編輯也嵌進了自己的生命,或說是對生命的絕望。
「初稿到了最後,伊紋跟毛毛在一起,與思琪的朋友怡婷見面,講了一些話就結束了。我覺得收得沒那麼好,我知道她不希望讀者讀起來得到救贖,可是最後的部分容易讓人誤讀,我希望能夠加強『不要讀到救贖』的成分,經過討論 ,後來加上的結尾就有比較明顯的『絕望感』。」張蘊方說。

無可跨越的距離

那一天,張蘊方幾乎都沒用手機與電腦,同事與朋友之中,她最後一個知道林奕含的死訊。
點開臉書的對話框,最後一次討論到英文版書介,版權代理公司已經計畫把這本書推到英語世界,還有接下來即將展開的校園演講。
混亂的訊息中,這件事不像是真的,習慣性地想要叫她一聲,就像過去半年多來,那些親暱的撒嬌、注音文、洗貼圖,以及嚴肅的對話辯證。
4月27日晚上林奕含自殺的消息爆炸性蔓延開來,其父從凌晨起就不斷打電話給張蘊方,請她代筆寫下公開聲明,但她表示無法一人獨自決定,需要早上跟同事商議,體力不支錯過清晨6點的最後一通電話後,等早上9點再醒來,林奕含父親自己寫的家屬聲明就從Line群組傳開。
「雖然公開的形式、人們的反應與解讀方向,可能都不是奕含希望的,但我們至少知道,她沒有不願意讓大家知道小說跟親身經歷有關,」郭姵妤表示。
出版前夕,討論到若讀者或媒體將小說內容連結起她本人,該如何應對時,林奕含明確表示其實不怕別人知道,說出來對她而言更痛快,主要的顧慮是家人,「如果『那件事』公開了,她怕家人無法承受,因此我們的共識是,若被問到這個問題,就說是朋友的經驗。而當她最重視的家人已經主動發聲,為了澄清訊息來源的真實性,同事討論後便決定由我們統一對外發布。」郭姵妤說。
4月28日轉發完父母聲明,面對一堆需要處理的瑣事,游擊文化的成員彼此之間各自懷抱著心中疑慮:是否做錯了什麼?有無違背當初「跟她站在一起」的承諾?
「一直想著這個決定會不會違背奕含的意願?好幾天都睡不著,還夢到她傳來的訊息,在手機屏幕上亮著。一開始很生氣,誰盜用她的名字耍我,後來又很想知道她要跟我講什麼⋯⋯」郭姵妤說。
第一篇聲明引來廣大迴響,批評不該由父母為死者代言的聲浪也隨之而來。此一聲明具體疊合個人經歷與虛構文本,並把作者之死歸因於此,決定性地主導了後來的討論風向與閱讀方式,使得《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被大眾當成控訴文學或紀實報導來看待,媒體與網路鄉民的「小說辦案」更如火如荼展開。
出書前後,張蘊方是跟林奕含互動最緊密的人,除了作者之外,沒有人比她更了解這部作品;後續與同事討論出版社要如何向外界表達立場的過程中,也沒有人比她更孤獨。
「面對『出版社到底有沒有考量或顧慮到她』的質疑,即使我可以截取過往的對話紀錄證明什麼,但那樣的作法好像只是對我自己有利的辯護。」張蘊方說。她選擇誠實看待自身角色上的侷限,畫出對現狀認知的邊界,在5月9日與郭姵妤一同具名撰寫的公開聲明中,解釋出版社最初的考量以及事後的反省,強調「擅自解讀、認定他人痛苦的形狀,只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下的心安理得」,並呼籲讀者不要「把作品當成按圖索驥的八卦指引」。
儘管真誠的反思一如過去與作者在世時的對話,但當新聞日夜放送渲染,街頭巷尾人人議論,爭先恐後地悲悼、氣憤、解析,已經容不下冷靜的聲音,更不巧的是,被影射為書中「狼師」的陳國星在當天晚上也對外發表聲明,有名嘴甚至不懷好意地質疑兩者時間點過度巧合。
「過去我跟她的互動並不是在預備這一天,所以我也不能就著對話紀錄說奕含的『遺願』是什麼。雖然她時而跟我傳達想死的狀態,但我自己也覺得活著很痛苦、且這種痛苦旁人即使願意也無法分擔──所以死掉也沒關係──我的問題就是,太把『想死』這件事視為理所當然,沒有意識到該為此準備什麼。」張蘊方說。
死亡點出了時間的有限與個體的渺小,使她體認到,只要有人選擇結束生命,所有事情就變成了對那個生命而言,永遠的「來不及」。而且就算再怎麼自認能夠理解他人,也終究有一道無可跨越的差距。
「比如有一次奕含跟我分享事情,我回答了『可以想見』,她突然糾正我:『可以想見』跟『真的遇到』是兩回事。當時覺得這只是語病而已,後來檢討才發現太輕率了:即使我自認理解有80%,但我並沒有意識到那20%的距離。即使可以站在她的位置上想,但其實更重要的是意識到『侷限』。當妳100%身在某個傷害之中,妳就是已經被摧毀了,這是一件注定無可改變的事。或許下一個人不會被摧毀,但終究都是下一個人的事情。」張蘊方說。

近乎預言般 對他人生命的揣測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結束在豪宅大樓裡的圓桌聚餐,長輩們你一言我一語地邊夾菜邊開著無關痛癢的玩笑、發表對他人生命的揣測。熱絡而靜止,寫實又超現實。
作者近乎預言般地,描繪出在她過世之後,吵雜的人世。一張又一張嘴開開闔闔,評論著林奕含與房思琪,直到她們成為抽象的符號。
「寫完那個圓桌場景後,她一直叫我稱讚她很神!」張蘊方談到經她建議、作者修改的結局時,眾人不自禁發出少女的燦笑,美美接著提到,「她常常看自己寫完的東西說,『靠!這根本就是天才寫的吧!』可是每次投文學獎都沒中⋯⋯」
她們眼中閃著光,彷彿看到那個平常幽默活潑的林奕含,又出現在眼前。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結束在豪宅大樓裡的圓桌聚餐,「像一個空鏡頭畫面,這棟大樓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寫實又超現實。(攝影/曾原信,圖為示意圖)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結束在豪宅大樓裡的圓桌聚餐,「像一個空鏡頭畫面,這棟大樓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寫實又超現實。(攝影/曾原信,圖為示意圖)
「最後這個結尾,她真的很滿意,像一個空鏡頭畫面,這棟大樓彷彿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美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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