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只是怕醫療糾紛，是裝了（監視器）也怕不知道哪裡會出事。」

南部一名連鎖復健科診所經營者艾倫（化名）說，近期醫師們最常討論的不是病情，而是監視器該不該拆、病人對錄影的「知情同意書」怎麼簽。站在經營者角度，監視器是為了自保，但他說，剛好遇到這次風波，近期要拓點的新診所，裝潢時（診間）直接就不裝監視器了。

這場從醫美診所延燒出的「監視器風暴」，正擴及基層診所、月子中心等醫療與照護場域。當隱藏式針孔設備「零容忍」成為社會共識，單靠原有衛福部醫事司公告的「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規範」已難以全面規範。然而，公開設置、明確標示的攝影設備，除了在公共候診區外，是否適合出現在涉及隱私的診間、診療室、手術室？醫界對此各持不同態度。

歸根究柢，講究隱私、醫病信任的醫療院所，到底為何要裝監視器？在醫療場所「錄影」，就會犯了妨害祕密罪、或侵害患者隱私嗎？這是在「偷拍」二字底下，更須被梳理清楚的現實問題；合法的醫療錄影，與這次醫美診所「偽裝成偵測器」的「偷拍」，不該混為一談。

津久診所泌尿科院長陳偉傑用手指著牆角明顯的監視器說，門口就貼著告示，告訴患者「診間一直都有裝監視器」。他解釋，監視器是為了錄下諮詢、問診的過程，如果「醫療糾紛發生時，就能夠還原真相，把過程保留下來」。

整體來說，在醫療場所加裝監視器，通常是為了防範醫療暴力、醫病爭議，在醫療糾紛時方便舉證；也可能是為了內部的醫療品質控管、手術與麻醉紀錄、手術教學與醫師訓練，甚至是高價藥品及特殊醫材的管理。但是醫學錄影的倫理前提一定是：事前充分告知患者，並取得明確同意，以及有清楚的資料安全管理及保存期限等規定。

「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規範」僅規定，診療過程中若醫病任一方有錄音或錄影需求，應事先取得對方同意。然而在實務現場，多數診所僅以牆面張貼「錄影中」告示，作為告知方式；部分醫師則認為，診間內在明顯處設置監視器，已足以讓患者知悉影像會被蒐集。這類做法是否等同於充分告知與取得同意，長期以來仍存在認知落差與爭議。

不到一週，各地衛生局從現行法律中找出執法依據，包括《醫療法》、《個資法》、《刑法》來定出初步規範，像台南市、台北市衛生局接連公布「醫事機構錄影設備設置及管理行政指引」。

當政策將所有焦點都集中在前端「病患簽不簽名、醫師開不開鏡頭」等「事前充分告知、明確同意」的原則之外，更該討論後端問題：包括當醫療院所取得影像資訊之後，誰有權使用、觀看及如何保留？是否能限定用途？患者是否有權拒絕錄影、觀看及取回或刪除影像的權力？

當鏡頭介入醫病關係之間，還有許多爭議待解。

「現在主管機關好像以為有了同意書，問題就解決了，其實『同意錄影』才是問題的開始。」

政治大學生醫倫理與醫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宏恩分析，關鍵在於後續錄影後的「保存、管理與使用」：即便病人同意拍攝，誰有權限調閱？影像儲存在哪裡？資安防護機制為何？多久會被銷毀？這些核心問題在現行指引中都缺乏細緻的規範與主動告知的義務。

更深層的衝突在於醫病關係的不對等。多數醫師主張錄影是為了「防範醫療糾紛」，但是劉宏恩強調「醫療糾紛是雙向的」，如果今天身為病人想要調閱影像來舉證，醫療機構會不會推諉，辯稱病人沒有調閱權限？在實務上，常看到院所錄影後未交代保管方式，一旦發生糾紛，如果影像對院方有利，就拿出來當證據；如果對醫療方不利就宣稱「檔案不存在」。劉宏恩指出，病人即便同意錄影，不等同於病人有義務被拍攝、被錄影後還不能主張應有的權利。

此外，台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梁志鳴則擔心，簽署知情同意可能排擠到已經很緊繃、有限的醫病互動時間。因此，梁志鳴建議，不如考慮opt out的制度，「亦即原則上都進行錄音錄影，但病患在掛號或入院時可以線上選擇拒絕。」

正因為先前法規的模糊，現行醫療糾紛案例中，當事人提出的錄音證明，常常是未取得彼此同意而私下側錄的，其實是增加彼此醫病的不信任。梁志鳴期盼，透過合理設計，能讓錄音錄影常態化、制度化、去爭議化，降低對醫病關係的影響。

基層醫師反彈之一，在於「醫美診所」與「一般疾病治療診所」是否該適用同一套管理標準。

相較於一般醫療行為，醫美長期被認為應受到更高強度的監管，原因之一在於，其本質並非「治療疾病」，而是非必要的醫療行為。

劉宏恩解釋，醫美產業是讓健康的人額外承擔額外不必要的醫療風險，因此在其他國家都是受到政府更嚴格的管制，而不是以一般的醫療邏輯一體適用。尤其醫美產業高度商業化、自費市場龐大，診所之間競爭激烈，也更容易出現過度行銷、利用話術讓消費者深信醫美效果，也未揭露風險，甚至以網紅代言宣傳，或利用病人手術前後對照影像做廣告等情況。因此，對醫美診所的錄音錄影管理、防範醫療糾紛風險等，都應採取比一般診所更嚴格的監管模式。

台灣微整形美容醫學會理事長陳俊光也點出法規一體適用的問題。

衛福部提出的4項共識，或台北市衛生局制定的「醫事機構錄影設備設置及管理行政指引」，適用對象皆為醫療機構，並未區分醫美診所或一般診所；所以依據指引，診療室、檢查室、手術室及病房等高度隱私空間，僅能在符合特定必要目的的前提下設置錄影設備，且除應事先告知病人外，還須逐次取得病人的書面同意。

陳俊光說，根據北市衛生局的指引，若患者拒絕簽署同意書，診所就必須關閉監視器或移開鏡頭。他舉例，如果一位阿媽看感冒，每三天就要去一次耳鼻喉科，如果診間裝了監視器，難道每次看診，阿媽都要簽一次同意書？「萬一阿媽拒絕簽名，醫師是否能將她轉診？這會不會觸犯《醫療法》第73條『醫生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診治』的規定？」

現行《醫療法》對所有科別一體適用，陳俊光建議，未來政府在修正「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管理辦法」時，應針對醫美產業增設專屬的錄影與影像管理規範。

衛福部的4點共識中，對手術室等「高度隱私空間」祭出了全面禁錄的原則。然而，對比亞洲醫美大國韓國，其法規走向卻恰恰相反。梁志鳴指出，韓國近年修訂《醫療服務法》第38-2條──即民間俗稱的「權大熙法案」，強制規範醫療機構在特定條件下（如全身麻醉、患者意識不清）的手術室內部必須安裝監視監視器。

這項歷史性修法的背後，是一樁醫療悲劇。25歲的男大生權大熙，存了2年的積蓄，滿心期待至首爾一家醫美診所進行臉部削骨整形手術。不料，術中發生嚴重大出血，失血量高達3,500毫升（相當於成年男性全身血量的70%）。權大熙隨即陷入昏迷，轉院搶救49天後仍宣告不治。

為了釐清死因，權大熙的母親要求診所院長交出監視器畫面，並錄下每次談判所有對話，最後終於取得監視器畫面，她來回查看影像500次，發現主刀醫師在權大熙大量出血時便離開了手術室，將後續止血工作交給一名護理助理單獨處理長達30分鐘。正是這段監視器畫面，讓家屬在民刑事訴訟中獲得勝訴。權大熙母親更走上街頭，呼籲手術室內應安裝攝影機，避免趁患者在全身麻醉、失去意識後，出現改由其他醫師代刀的「幽靈手術」事件再次發生。

這起案例呼應了台灣過往多起嚴重的醫美麻醉糾紛。梁志鳴在回覆《報導者》的採訪電子郵件中指出，「手術本身是一個不容易留下紀錄的過程，對高風險手術過程適當錄音錄影，對醫療事故原因的釐清，以及事後病人安全的檢討，確實有潛在的價值。」

陳偉傑說，泌尿科也常需要動刀，若未來走向「韓國模式」，他樂觀其成。陳偉傑指出，現代許多手術採用內視鏡系統，侵入人體的手術燈就配備鏡頭，能直接記錄手術部位，術後若有爭議一目了然。但他也說，這必須建立在配套措施上：「醫療沒有百分之百完美的。萬一病人拿著影片檢討醫師每個執行細節，恐引發防禦性醫療。強制錄影的前提，必須伴隨著醫療疏失責任的合理界定與配套。」

然而，「權大熙法案」從2021年修法通過、到2023年上路實施，仍在韓國社會遭遇極大阻力，超過9成的醫師反對──外科醫師的主要反對理由，是認為此法案把醫師當作潛在犯罪者，監視醫務人員工作，侵犯人權；此外，為了避免日後引起醫療糾紛，每一個醫療行為都在錄影鏡頭下無所遁形，醫師可能避免高風險處置、複雜病情患者，採取低風險的採防禦性醫療，也非病人之福。

2023年3月，首爾某整形診所的手術室監視器畫面遭到駭客入侵並外流至暗網，更引發了社會對於網路安全的巨大恐慌。韓國醫學會（KMA）因此抵制新法，他們認為醫院伺服器容易受到網路攻擊，可能導致病患隱私的影片外洩。

長期研究韓國醫學的漢陽大學哲學系教授馬奎爾（John M. McGuire）接受《報導者》採訪表示，即便新法生效已超過3年，實際應用率極低。根據韓國保健福祉部的官方數據顯示，新法上路以來3年逾300萬例是患者無意識的手術，應該符合錄影的條件；但實際錄影者只僅4%。如此低迷的比例，主要此法為自願參與制，患者主動要求錄影，才會施行。

若為病人安全角度著想，馬奎爾認為，「權大熙法案」仍有強化的空間，應該將系列預設「選擇加入」，改為「選擇退出」──除非患者反對，否則手術時都要開啟錄影；同時也應該將法律範圍涵蓋到非手術室環境下的微創手術，才能真正發揮法律的實質效能。

除了韓國的立法拉鋸，日本的實務經驗同樣值得台灣借鏡。日本許多醫院早已建立明確的手術錄影規範與公告體制，在發生醫療爭議時，影像資料可以直接作為病歷資料，提供給「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檢證、藉此釐清醫療處置有無疏失的客觀證據之一。透過制度化的外部檢視機制，不僅免除醫病雙方各執一詞的口舌之爭，也保障了程序的公正性。

梁志鳴也指出，錄影其實主要不是為了法律攻防與糾紛舉證，「醫病互動過程的錄音錄影，其實是一種比文字病歷，更貼近原始醫病溝通過程的資料紀錄方式如果能妥善應用，對後續的醫療處置和病人安全管理，會有一些潛在的價值。」但他也強調：「錄音錄影的過程，同時也要避免對醫病信任產生負面影響。」

一場醫美診所的「密錄偷拍」醜聞，能夠檢討的，不只是患者對錄影的「知情同意」與否而已；還有更深層的醫病信任與資訊不對等的問題。隨著醫療場域中的病患權利意識抬頭，如何藉著醫療過程中的影像內容，從防範醫糾的武器，轉化為醫病雙方溝通資訊，這才是這場風波背後更值深思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