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應亮/烏坎離香港有多遠?

烏坎第一次發生大規模示威,始於2011年,如今已滿5周年(註)。這個距離香港很近,原本在公民意識、社會認知、日常文化層面,就受香港長期影響的廣東省小村,命運似乎也跟香港接近。烏坎人集體抗議示威的舉動,讓香港人看到自己的影子,總在第一時間奔赴烏坎現場的也多是香港媒體。

粗看烏坎與香港兩地的土地維權,好像頗多相似:官商(鄉黑)勾結,程序不正義,家園難保;表面梳理抗爭路徑,又有類同:自下而上發動,先體制外再體制內,經濟起因、政治訴求。

「今日烏坎,明日香港」,算是比較奪目響亮的文字。對此,我認為烏坎的血淚只換得一句「今日、明日」式的話語,肯定是不足夠的。

「連小漁村都真普選了,為何香港得不到?」

經多年抗爭,並在薛錦波付出生命後,烏坎村於2012年3月完成了村委會的「真普選」。當時,香港正進行小圈子特首競選,於是有香港朋友這樣感歎:為何香港得不到?

針對這句問話,需做些說明,如下:

第一,威權和極權的行事特徵是偶然和反覆。2012年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對烏坎選舉的定性非常清楚,大意是:一點都不特別,只是落實基層民主。事實也是如此,中國建立村級政府的直選制度已30多年,只因賄選、操控等手法,從未全面落實而已。

烏坎村在2012年前的舊村委,執政達40多年,村主任從沒變過。由此可見,關鍵並非制度和法例,而是由誰說了算。歷史由偶然構成,於威權和極權體制內,這種偶然的力量更被成倍放大,而與之相伴的是:反覆無常。因此兩年後烏坎民選村幹部再次入獄,4年後武警再次入村鎮壓,也不必驚訝。

第二,中國的村從沒有過真正的自治。雖然,20多年前已有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但黨支部書記才真正決定一切。黨之所以推行村級自治,目的肯定不是削弱管控,恰恰是想通過這種「賦予」民主的形式(儀式),以增加自身合法性。

黨支部書記是由黨內選舉、經上級黨委批准產生,而該「黨」並不在輪替機制內,不受任何競爭和監督。所以,小漁村雖獲得了真普選,但由選舉產生的機構非地區最高權力機關,其日常工作僅僅是繼承、執行既有的政治、經濟政策、制度和法例而已。

第三,自己城市自己救,是唯一出路。中國的地區行政級別為省、地、縣、鄉4級。現實中,比鄉更基層的地區為鎮和村。作為特區的香港,為省級。烏坎村雖為萬人大村,但屬行政的最邊緣,甚至村幹部都不在國家公務員編制內。

烏坎村民屢次上訪的對象是陸豐市政府,屬縣級市(更早為鄉),即行政末端。2011年底進入烏坎村談判的工作組,來自廣東省委,此為罕見的大跨度向下的處理動作。假設我們跟隨威權邏輯來看,香港危機的嚴重度遠高於烏坎很多倍,只有中央才能做處理決定,省級黨委書記是決定不了的。過去的事實已證明,處行政級別高端的香港,是不可以「等待」恩賜一個真普選的。公民自救、本土自覺,是唯一出路。

2012年當選的烏坎民選幹部,與2016年當選的香港立法會非建制派議員,兩者面對的情況完全不同。2012年至2014年短短兩年間,中國制度化的亂收費、亂攤派、戶籍管理、計劃生育、殯葬腐敗、教育落後等等現象,成為日常的細節和事實,不停推動民選幹部們去背書和執行,很快便全部摧毀他們的自信、熱情和大好年華。再加上村民看不到拿回土地的可能,兩年間便對新村委失去信任,矛盾激化。

反看2016年8月底至今,幾位香港立法會侯任議員的情況,經他們的不懈努力(有的冒生命危險),僅不到一個月,橫洲議題的社會效果已最大化,確實對當前香港的政治權力關係提出了實質的挑戰。即便在一個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中,只是利用留存不多的自由和權力,香港的體制內鬥爭依舊可貴、也有效。

究竟是「勇武」,還是左膠?

我見有人套用香港的政治名詞,來解讀烏坎事件。當網路出現烏坎村民用石頭對抗武警的影片後,香港一片「勇武」聲。但數天之後,村子完全被封鎖,香港媒體更詳細介紹出烏坎5年來(甚至更長)的抗爭脈絡後,又有人認為這是一場左膠社運。可是,兩地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嗎?

中國農民與1949年後政權的關係,密切而荒誕。1950年,中共土地改革的目的並非只是改變所有制,而是要將農民與政權強行綑綁。以「均貧富」確立的運動合法性,發動農民批鬥地主、富農,並對其施以強暴力,造成幾百萬死人死亡,藉此將原本清白的農民階級「染紅」,進而令其與政權迅速地合體。這是建政初期對關係改造第一步。

第二步是以合作化的名義,將農民搶來的土地收歸國有,名為公有制。烏坎村民所爭之地的權屬性質很清楚:村民集體所有。此「集體所有」,不同於私有制基礎上的股份制,村民對這些土地並無所有權、處置權和經營權,僅有使用權。2011年9月21日,烏坎村民抗議中有標語寫著:還我祖先耕地。可是,1949年後的祖先耕地已收歸國家了,子孫們只是借來勞作而已。

90年代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村不僅再次為之付出了巨大的生產、文化、教育、人力等代價,而且促成「高速」的關鍵動作之一便是:賣地。中國有今日是合謀和共業所致,極權所做的只有兩件事:散佈謊言和製造恐懼。

如是可見,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份,在中國歷史上是重疊的。於常態社會內,爭地權這個經濟動作,必定會升級為政治行動,進而成為社區民主化的開端。可是在烏坎、在中國農村、在中國社會,有一個死結未解,那就是:對歷史真相的釐清、公開、反思,進而清算。因此,烏坎村民和民選村委無法向國家要回地來,都是正常的,並無意外。

在如此一元化的政治制度下,面對絕對權力的抗爭,當然只能舉著紅旗反紅旗了,除了乞求包青天降臨,用上訪(即攔轎子告御狀)這樣的古代手段來開展,還有更多方法嗎?農村武裝鬥爭出身的中共,也不會給鄉村有任何條件和機會來「包圍城市」的。香港朋友看到的村民扔石頭的影片,那是「殺到埋身」時烏坎人的反應,假設換做別的村、別的人,其反應可能是逃跑,或者跪下,或者混亂地反抗。而烏坎人的特殊之處,也正是打動觀看者的地方是:呈現出一種勇者的有序。所以說,這是烏坎村的個案魅力,也是烏坎人的性格魅力。很可惜,這些魅力與烏坎抗爭的性質,究竟為秋收起義,還是甘地路線,都是無關的。

反觀香港的土地維權,當恆基集團屢次要強佔馬屎埔時,人們所使用的討論概念是「土地正義」(Land Justice)。也就是說,即便這些地已賣給了地產商(原因不重要),農地及農民的尊嚴仍必須保留,環境的保育和永續才是第一位,這是超越了法例的政治道德和哲學訴求,當然也是得到了保障後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抗爭是在此基礎上的具體行動,並得到了政治力量、媒體、社會輿論和學術話語的有效保障與監督。

因為歷史背景(包袱)的不同,無論菜園村、馬屎埔或橫洲,與烏坎的現實處境、抗爭過程、行動哲學等,都是完全不同的。香港立法會依舊可以動用特權法來查政府和特首,葉劉淑儀去中聯辦謝票時還是要用黑布將車窗擋起來。儘管香港正在失去可貴的價值,但捍衛的傳統和力量依舊強勁,甚至捍衛者們依舊在不斷進步和更新。

真正相同的地方

香港和烏坎,兩地相似之處,唯有人格意義上的香港人與烏坎人。他們都已足夠優秀,與敵手的實力差距都如此懸殊,也都前途難卜。

烏坎人第一次上訪發生於2009年清明,至今已快8年。2011年9月21日村民「起義」,遭到強力鎮壓後,堅持抗爭至12月底,即3個月。2012年3月新村委當選後,兩年間他們受盡了中國官僚制度的百般蹂躪,不斷遭村民質疑、圍攻,內部不合分裂,再加上2014年的第二次選舉實質完成了村委的換血等,在這些極端糟糕的處境中,看起來烏坎的抗爭核心已完全散架,但有誰能料到稱自己為「孤家寡人」的82歲林祖戀老先生,會奮起反擊,先與妻子離婚,再發起村民上訪。而9月13日武警鎮壓之前,烏坎村遊行抗議、罷市、罷漁,已達86天。

再看看香港人。2006年,一群青年闖入拆除中的天星碼頭,將工地佔領。2007年,3名青年以絕食來保衛皇后碼頭。2011年幾名中學生成立組織,反對推行國民教育,行動持續直至一年後的萬人遊行,及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2014年,大學生罷課,5天後青年學生衝入公民廣場,兩天後佔領運動開始,長達79天。當運動陷入低潮,社會各領域急速變質,很多人感到沮喪之時,林榮基說出了其被綁架的細節,香港法院判定衝入公民廣場的學生無罪,朱凱廸不單依舊在反高鐵,並與更多非建制派侯任議員發起了體制內的權利鬥爭。

回想2012年,中國曾有人歡欣鼓舞地認為,烏坎的基層政改如同當年自下而上的經濟改革一樣,會迫使中央接受既定事實,會全國逐步擴散。1997年香港易手之前,羅孚認為香港會和平演變中國,會改變世界。數年前,當台灣向大陸開放旅遊時,又有人以為這會讓更多陸客體驗到真正的台灣,因此影響並改變他們。可是,這一切看起來都很虛妄。

烏坎人和香港人,這幾年來自我設問最多的可能是這句話吧:怎麼辦?──但無人知曉答案,我只能引用北島《回答》中的4句詩來為本文做結,也對兩地人民表達祝福,如下:

「我不想安慰你 / 在顫抖的楓葉上 寫滿關於春天的謊言⋯⋯但我相信 你的眼睛 / 但我相信 滾燙的淚」

註釋

烏坎事件始發於2011年,為中國廣東省陸豐市東海鎮烏坎村的一起群體事件,起因為原烏坎村委瞞過村民,將3,000多畝集體所有制土地賣給港商。2011年9月至12月,數名民選村代表被警方抓走,其中薛錦波代表猝死於關押處,而官方給出的原因可疑。期間村民發起多次大規模示威,遭武警殘酷鎮壓,直至廣東省委工作組入村談判,待政府承認民選臨時村委會合法後,運動才告一段落。

2012年2月至3月,烏坎村民成功組織了一次村委會的民主選舉,多位運動中的領袖人物進入新村委,並承諾替村民及下一代拿回土地。就此,烏坎的基層民主運動,被視為極具意義的里程碑。

但至今(2016年),村民非但沒有拿回土地,民選村委內部分裂,數位村委被羅織經濟罪名而入獄。在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村委主任林祖戀於2016年6月意欲發起新一次的全村上訪行動,卻以經濟罪名遭到逮捕。烏坎村再次爆發了80多天的示威,期間林祖戀因家人受脅迫而發表電視認罪。

2016年9月13日,武警再次入村鎮壓,使用橡皮子彈和催淚彈,據說已抓捕幾百村民。

此後,因境外媒體無法入村,至今村內沒再傳出任何消息。 2011年烏坎村第一次大規模抗爭時,大量在場的境外媒體發揮了傳播訊息以及支援運動的關鍵作用,其中多數為香港媒體。而2011年至2012年的烏坎事件,令香港人從烏坎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2016年第二次鎮壓發生,第一時間奔赴現場的依舊是香港媒體,但他們被中國政府粗暴對待並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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