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何明修/當社會運動前進議會,香港給台灣的啟示

香港立法會選舉在2016年9月4日進行;在兩年前的同一個月,催淚彈激發出了一場爭取真普選的佔領行動,持續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宣告香港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政治年代。儘管大規模的佔領運動到最後能量消散,在黑道暴力與警方強制清場下,沒有取得具體的成果,但是雨傘運動所埋下的種子,如今已開花結果。

根據開票結果,在直選的40席(包括地方直選與超級區議員)中,泛民主派政黨原先擁有21席,現在剩下16席。但整體而言,非建制派的陣營勢力並沒有減少席次,因為除了3位新崛起的本土派人士以外,還有3位社會運動出身的當選人,他們異軍突起成為這次選舉中最大的亮點之一。

在社運派3位當選人中,朱凱廸的例子最具傳奇性。他從2006年開始就參與一系列的反開發運動,長期與盤踞新界地區的土豪劣紳對抗,先前兩次參選區議員時都受到地方黑道恐嚇,因而以敗選收場。但這次朱凱廸一舉拿到8萬多票,不只是新界西選區的最高票,更成為了超級區議員選舉以外的「票王」。

事實上,晚近一波香港社會運動風潮,是從10年前的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開始,到後續的反高鐵運動與反新界東北案,在這一系涉及土地正義的議題中,朱凱廸幾乎是無役不與,也因此多次被捕。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朱凱廸的參選風格很類似環保運動者潘翰聲(前綠黨召集人,後來參與成立樹黨),他們不是帶著女兒一同拉票,就是騎單車造勢。只不過,這次朱凱廸成功地達成了台灣環保運動者一直想要追求的目標,也就是不依靠既有政黨,獨立挺進議會。

劉小麗原先是大學講師,在雨傘運動期間成立「小麗民主教室」,到處在街頭宣傳社區參與的重要性。劉小麗這次以各種社會改革訴求為號召,拿下了九龍西選區的第三高票。在今年農曆年節,旺角地區因為取締街頭攤販而引發「魚蛋革命」,造成警民衝突。事實上在此之前,劉小麗就親身在街頭賣小吃,用行動表達對於攤販的支持。攤販之所以成為政治問題,在於特區政府以衛生安全名義打壓傳統的香港街頭文化,如此一來,保衛攤販不只是關乎經濟弱勢人民的生存權,更是為了對抗消滅香港人共同記憶的政商共謀。

在港島區拿下第二高票的羅冠聰今年才23歲,他曾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秘書長,在雨傘運動期間,他曾試圖代表學生赴北京陳情,結果回鄉證被取消。羅冠聰目前擔任剛成立的香港眾志的黨主席,這個團體的成員主要來自因反國民教育運動而一戰成名的學民思潮,其領導者黃之鋒因未滿20歲,所以無法參加這次的立法會選舉。

從「左膠」到民主自決

從背景來看,朱凱廸、劉小麗與羅冠聰分別代表土地保育運動、社區運動與學生運動,在近年的香港,這樣的運動背景經常被貼上「左膠」的標籤。這個非常不文雅的號稱是用來指控社會運動者太過於堅持自己的運動理念(例如普世的人權價值),而忽略了人民實際面臨的問題(即香港人所講的「離地」)。更重要地,他們往往不願意討論或正視中國因素所導致的種種問題,因而淪為所謂的「大中華膠」,或是根本暗中配合特區政府的「賣港」。

特別是晚近以來,來自中國的新移民、自由行遊客、水貨客所產生的諸多生活不便,已經是香港人的共同經驗。社會運動者訴求不要歧視,呼籲要大愛寬容,更顯得不切實際,種種陰謀論的指控也不逕而走。在雨傘運動期間,佔領區現場到處可以看到「提防左膠」傳單,針對檯面上的社會運動者進行人身攻擊,這些行徑已相當於文化大革命的批鬥。

香港的社會運動者過去避談越來越明顯的中港矛盾,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的擔憂,如果過度彰顯這個問題,容易引發以族群為基礎的排外主義。此外,過於教條的左翼思考,也容易太過武斷地認定,階級分歧是最重要的問題,因而將其他類型的壓迫視為次要的。如此一來,香港社會運動者往往陷入失語的情境,無法回應各種香港社會的突發現象。

有跡象顯示,雨傘運動的爆發帶來了新的局面。在佔領運動爆發之前,學生發動的罷課行動高舉「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命運自主」的旗幟。在雨傘運動結束後,黃之鋒積極倡議「全民制憲」、「公投修改基本法」的主張,香港眾志就是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推動資源、經濟層次的「自立」。就事後來看,自決的訴求成功地擺脫已經陷入停擺窘境的政改、普選的技術問題,以更高的層次來思考當前香港人所面臨的困境。換言之,如果香港人能夠享有完整自治的憲政體制,可以自主決定自己的人口、經濟、文化與教育政策,那麼中港矛盾就不會被引導至排外的攻擊事件。除了羅冠聰以外,劉小麗、朱凱廸也都在選前支持民主自決的訴求,這可以說是香港社運界的正式集體表態。

社會運動的自決轉向,也明白地劃分出一條與本土派不同道路,後者有形形色的主張,包括港獨、中港隔離、一國兩制的永續化等等,但是都沒有觸及最核心的民主自決問題。此外,香港的泛民政黨長期以來堅信「民主抗共」的信念,他們總是期待能落實特首真普選、立法會廢功能組別、落實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此才能有效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並且避免被「赤化」。然而,這些民主規則的背後都是預設有一群能夠自決而且邊界明確的政治社群,如果避談這些更根本的原則,不只是無濟於事,也容易拘泥於細節的爭議(例如要不要與中聯辦談判)。

借鏡香港

從街頭抗爭到議會殿堂,朱凱廸、劉小麗與羅冠聰三人實現了台灣的社會運動者所追求的理想。是的,台灣社運人士有時可以依靠少數較有理念的民進黨立委,發揮其政治影響,這種情況如同香港泛民政黨中的工黨、社民連也是與社會運動長期有合作關係。但是無論是在台港,社會運動者的獨立參選都是一條艱辛的道路,在缺乏既有政黨資源支持下,批判主流價值、挑戰既有政經利益的候選人是很難在激烈的選戰脫穎而出。台灣的綠黨已經成立了20年,至今仍無法進入立法院。在今年初的選舉,乘著太陽花運動氣勢而成立的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原本聲勢一度看好,但是仍舊無法跨越當選的門檻。

對於台灣而言,香港的啟示會是什麼?答案當然不是「民主自決」,在台灣的脈絡下,頭腦正常的人幾乎都同意台灣的前途是由台灣人民所共同決定的。

或許我們可以參考香港社運人士連結運動與政治的方式。社會運動所涉及的議題很多時候是小眾關切的、局部性的,運動者深耕細作,自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對於更廣大的公眾議題,想要進軍議會的社會運動者也應該勇於表態,試圖從其運動核心理念中梳理出相應的政策政策,並且積極說服選民。在台灣,圍繞著所謂九二共識爭議的兩岸政策就是屬於這一類的議題,不論是哪一個生活層面,各種「中國因素」所帶來的影響都是具體可以感受到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拒絕碰觸獨統、或是認為所有關於國族議題的討論都是「骯髒的」、「不入流的」的心態,是無助於社會運動者面對更廣大的選民。說好聽一點,這是一種天真浪漫的「小清新」心態;說難聽一點,這只不過是反映了社會運動者的知識傲慢。

社會運動並不一定要進軍議會,才能實現實其目標。從溫和的遊說、倡議,到衝突性高的示威、杯葛、罷工、佔領等,都是社會運動常見的手段。然而,一旦社會運動者決定採取了選舉的道路,就得正面應對這些公眾關切的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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