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郭力昕/走出父權文化的幽靈
攝影
報載一位中年男性,有個收入較多、掌管家中大小事的妻子,過去半年裡又因為公司來了一位嚴苛的女性主管,讓他每天處於焦慮失眠的恐慌狀態,而求助精神科醫師;然後,台灣又產生了一位女總統,這讓他徹底崩潰。報導也說,女總統的效應,讓男性罹患「身心耗盡症候群」而就醫的人數增加了3成。若後面的統計屬實,則前面那則新聞也許不只是一則笑談。
蔡英文以狂勝之姿當選總統,國內外輿論眾口一聲讚譽台灣民主成就,因為華人社會出現了一位「非典型」女性領導人:蔡英文既非「政二代」,也不是任何男性領袖的配偶、遺孀、女兒、媳婦。這次總統大選和立委選舉結果,也讓不少輿論宣稱,台灣已經開啟了一個由年輕世代主導的新政治。首投族與年輕世代的選民每四年增加一批,固然明顯置換了「傳統選民」的比例,但台灣第一位女總統的出現,與新世代選民的持續增加,必然會帶來「新政治」嗎?我相信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台灣的政治文化是否從此一片大好,我仍相當保留,至少還需要觀察。
簡單的說,從這次總統和立委選舉的過程與結果,恐怕更多的是揭露了台灣/華人政治文化裡根深蒂固的排輩文化與父權文化。我認為,這個頑固盤踞在文化基因裡的思想幽靈不努力抗拒、清除的話,女性總統或年輕世代,並不會自動帶有多少進步意義。《報導者》在〈政黨提名,誰最重視年輕人?〉一文裡,統計了今年選舉主要政黨所提名立委參選人的年輕人比例(以40歲以下為標準),結果民、國兩大黨都只有個位數:國民黨在40歲以下的立委參選人只占總人數9.1%(7人,其中6人是「政二代」),而民進黨更只有6.4%(4人,3人屬「政二代」)。另一方面,「綠社盟」和「時代力量」提名40歲以下的參選人比例,則都超過7成。根據此文統計,兩大黨提名年輕人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國民黨的提名則呈現老化趨勢,而兩黨的少數幾位年輕立委,絕大多數是「政二代」。
一些評論認為,國民黨選舉崩盤的根深原因,在於該黨沒有黨內民主的文化,凡事論資排輩,聽命上級意旨,使年輕世代根本無法出頭,進而改造黨。如果國民黨代表了一種「正統」的中國文化,那麼這個文化所演化出來的排輩與家長文化,恐怕是不太有「新世代」與「民主」這件事的。民進黨雖然有黨內民主,在政黨內部的權力操作上相對有效很多,但是該黨的天王/大老文化,依舊源出中國文化裡的家長/父權那一套內涵。例如,辜寬敏會說「穿裙子的人不合適擔任三軍統帥」;又如,曾為台灣女性主義先行者、美麗島事件政治受難者的呂秀蓮,在嚐過權力滋味之後,對權力的眷戀、捨不得走下政治舞台的難看吃相,都讓我相當確定,民進黨對排輩/家長文化的緊抓不放,使得該黨是絕不捨得離開中國文化,骨子裡也從來就是非常之中國的,無論他們如何揮舞著台獨大旗。
如果民、國兩黨的文化都源自中原漢人文化,那麼種族與文化真正與漢文化不同的原住民立委,選舉樣貌是如何呢?在當選平地與山地原住民立委的6席、以及落選名單裡,7位得票超過1萬5千票的候選人,有6位超過50歲,其中一半超過60歲。我看過原住民電視台轉播的平地與山地原住民立委候選人政見發表會,年輕世代或中生代的候選人裡,對原住民事務不乏觀點犀利、政策具有未來性的人才,但是他們幾乎毫無機會出線,政治資源還是被既有的那幾個老面孔牢牢掌握。
暫時將漢族兩大黨的問題擱在一邊,我們來看看島嶼上最早的主人「台灣原住民族」裡的排輩問題與父權文化。原住民政治、文化的歷史經驗與當代問題,當然是極為錯綜複雜的,遠不是我這個非原住民專家能說得清楚;但若從自身的觀察經驗來談,則我要斗膽的說,台灣原住民被迫接收、複製、強化的來源不同的各類父權文化與家長意識,比漢人更形嚴重,恐怕更需要徹底的進行自我批判與改造。
台灣原住民族經歷了所有到過這個島嶼上的殖民者與統治者的欺壓和文化改造,他們的悲慘遭遇,讓原住民文化被弄成今日這種四不像的尷尬處境:純樸善良的原住民,被西方傳教士改造了宗教信仰(雖然也同時改善了生活、甚至某種程度的維護了語言的傳承),繼而被日本統治者大規模屠殺、分類管理,再被漢人/國民黨統治者的漢化教育,瓦解了母語和文化;並且,在空白貧瘠的知識條件下,原住民普遍被政客的一些蠅頭小利收買,成為特定政黨的死忠支持者。
原住民族尊敬長輩,他們的文化要靠族人長老的智慧來傳承。這個文化傳統當然有其極為重要的意義。但是,日本人與漢人文化裡的父權本質,加上西方宗教裡的一種專斷與排他性,可能影響成為原住民社會對尊老、排輩、家長意識的無限放大,無論在階級社會或母系社會。原住民抱著「頭目/老人家至上」的行為準則,凡事不能、不敢僭越,就算他們的長老未必都不願下放權力,不給年輕人空間。果真如此,則論資排輩的敬老規範,到底是因為老者的智慧永遠是對的呢,還是因為後輩們失掉了積極改造文化與社群的意志或勇氣,然後以「敬老」為自身行動無力的藉口?
這樣的質問,對台灣的原住民,尤其年輕世代,大概苛責了。我當然理解原住民在台灣漢人社會長期受到的各種制度性不公平對待,使他們普遍缺乏起碼的知識或社經條件,奮起改造族群文化與自身。台灣原住民固然也擁有例如馬躍‧比吼這樣全力奉獻於原住民文化改造的行動主義者,一次又一次的集結有志一同的族人朋友,壯大團隊聲勢,以積極進入政治領域改變公共政策為志業。但是,像馬躍這樣的實踐者還是嫌太少了些。我不得不納悶,何以世界諸多原住民族雖然也都曾遭遇過強勢文明的殘暴對待,但他們的政治與文化主體意識仍然很強,也逐漸能發展自己,取得一定的政治資源,而台灣原住民則一直積弱不振,幾個進入國會的立委,多半是作為政黨花瓶或依附性的角色大於其他?
我想到挪威北部薩米族(Sami)創辦的「海岸風暴」原住民音樂節(Riddu Riddu Festival)。這個全球最重要的原住民音樂節,今年策劃了「台灣原住民音樂文化專題」,將邀請多位台灣原住民音樂人和視覺藝術家前往演出、展覽;而這個由挪威文化部重點支持的音樂節,其總監與核心工作團隊,是一群二十幾歲的年輕女性。他們將「由年輕女性負責策劃、統籌音樂節」這件事,變成傳統與制度,較資深的工作人員,一律退到二線擔任志工或諮詢角色,不能干涉行政事務或方向規劃。資深的人經驗當然還是比較豐富,仍有可以貢獻之處,而年輕人則不免稚嫩,歷練不足;但是他們認為交給年輕世代是重要的,寧願冒著可能出錯的風險,讓年輕世代及早接手,薩米原住民從語言開始,抵抗挪威強勢文明的文化傳承與復興,才會有源源不斷的動力和新血。
「傳統」是個兩面刃。傳統若能活化、再生,加入新的內容與時代精神,則它可以是文化上的精神內核;若只能抱殘守缺,在傳統、甚至只是傳統文化符號的自我禁錮中,喪失所有的集體想像力、創造性和行動意願,那麼傳統只能是個將活的文化博物館化,成為標本與殘骸的怠惰藉口而已。傳統也如霍布斯邦所說,可以只是一種「發明」,未必有多少天經地義的先驗價值;排輩與家父長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時代有其現實價值,但它最後的主要效果,卻只成就了男性統治與帝制之正當性這個「傳統」。
台灣原住民究竟揉雜並內化了多少中國、日本與西方父權文化的內容,值得認真梳理。而長期糟蹋了台灣原住民的漢人社會,其年輕世代能否從原住民的經驗裡照鏡子,回過頭來省思自身與外來的父權文化基因。若我們能嚴厲的檢視自己根深或殘存的家長意識與排輩文化,則台灣的民主和文化,可以有更大幅度的深化與躍升。評論家林正修在〈卡斯楚先知與李光耀家長〉這篇文章裡的結論說的好:「孩子缺少父親的關愛也許是個遺憾,但一個國家沒有久踞權位的爸爸卻是祝福。」
台灣這次大選之後,終於讓政黨輪替成為日常生活方式,儘管還有一些「女總統焦慮症」的男性需要時間適應,而蔡英文是怎樣一位女性領導人,她與台灣政治裡的父權文化能有怎樣的差別,還需要觀察。然而,如果我們能夠漸次摘除華人父權文化的緊箍咒,讓台灣成為一個更活潑、有創造力、尊重個人生命意義的多元社會,我以為會是拉高台灣國際地位與形象的一個非常實在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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