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想我知道 如果我不知道「我知道」，我想我不知道

時隔張照堂遠行一年半後，《攝影之聲》雜誌推出「張照堂．歲月專號」，裡頭有他滿滿的攝影、塗鴉、札記、隨筆與紀念文章。我細細讀著，邊淌下思念的眼淚，怪誕的攝影視角，睿智的塗鴉文字，臨摹出我所熟識的充滿玩心、調皮、風趣又直接的「老師」，也讓我重拾動力，接上這篇擱置許久的文章。

雖總是稱張照堂為「老師」，但實際上老師從未教過我。在就讀台南藝術大學研究所期間（2003～2005），我完全不知道他的成就，也沒和老師有過任何照面，只有在空曠的音像大樓裡擦身幾回，或坐在放映廳的觀眾席聽著老師講評學生作品。但我認識的學長姊、同學、學弟妹都對張老師特別喜愛，連看見老師在操場晨跑，露出的猙獰面容，都可以成為分享的話題。

第一次和老師實際工作，是2015年受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邀請，要針對老師進行深度訪問，是所謂「張照堂音像作品研究暨出版計畫」。參與計畫的有著名學者與評論家：郭力昕、王亞維、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孫松榮、張世倫。我列名其中顯得突兀，但聽北美館轉述，這名單是老師欽點的，我不免有點受寵若驚，這一定得答應吧！

正式見面後，我問老師在學校看過我嗎？他說他記得我在學校的那張臉，總是那副表情（我想他說的意思是臭臉吧）。把握住這個機會，我得以觀看許多難得一見的珍貴影像與檔案，譬如他自1969年加入中視後，一連串的電視紀錄片：《新聞集錦》（1970）、《芬芳寶島》（1970s～1980s）、《六十分鐘》（1978～1981）、《美不勝收》（1981）、《映象之旅》（1981～1982），之後仍有《一同走過從前》（1988）、《歲月中國》（1990），以及加入超級電視台負責的《調查報告》、《對抗生命》、《生命．告白》（1995～1998），另還有他的個人創作《剎那間容顏》（1976）、《再見．洪通》（1978／2000）、《王船祭典》（1979）、《人在路上》（1974～2003）等等。

我何其幸運，能完整窺見一位偉大藝術家的創作軌跡。

他的攝影作品帶點虛無感，但他浩瀚的紀錄片創作史，卻很貼地氣，從關懷到批判，從音像實驗到不畏爭議，一步步實現他所謂「紀錄片真正的功能在反映現實、在批判現實」的理想。他也喜歡在不同時間點重訪同一題材或人物，舊素材再加上新素材，反覆地剪了又剪，自成一格宇宙，時間跨度讓故事變得雋永，充滿永恆的魅力。

前前後後，我花了近一年的時間，觀看作品、調查研究、進行訪談、重新書寫。在那些徹夜寫稿的難熬日子裡，我總聽著張照堂紀錄片裡的配樂，想像著紀錄片的情境與創作者的情懷，一字一句地修整，終完成〈不再遺憾：張照堂的紀錄之旅〉一文，收錄於《歲月．定格－張照堂》一書。這是我寫過最久、最難的文章，應該有達到老師的期待吧。

記得在北美館的會議室中，訪談的尾聲，我問：「老師曾說過『攝影是遺憾的藝術』，相對於攝影，老師會怎麼形容紀錄片？」

張老師：「老實說，紀錄片從某個觀點來講也是個遺憾的藝術。其實所有的藝術在表現方面都是遺憾的藝術，尤其是攝影跟紀錄片，當你有心想把它做好，但可能正好在那一塊你沒辦法做好，或那個環境有缺憾，沒辦法做到。以文學、繪畫、音樂這些創作來說，比較不會受限制，你受限制的可能是個人的某一種能力而已。可是攝影跟紀錄片，因為有要拍攝的對象，要對他負責，要考慮對他有沒有造成什麼傷害，可能在某種情況下便沒辦法把握時機，因為這跟時間有關，這些都會變成某一種遺憾嘛，對不對？不像個人創作完全投入、完全自由，你還是有個被控制的、要接受與面對的一個目標，被拍攝的人也好，事物也好，有某種關係，這個會造成某種遺憾。」

「做得好的片子，能真正呈現某一種生命裡、真正的本質跟底層的東西，那就非常動人，因為你的對象是那樣地動人。如果說表現手法做得很好的話，當然本身也是一個相當動人的東西，那會比劇情片還動人，因為是很現實的東西，它不是劇情片可以用想像或捏造出來的。」

「當然紀錄片有它的侷限沒錯啦。有時候看劇情片，你會覺得：『哇！』它那個想像力之廣、之大，可以讓完全不是真實、現實的東西呈現出來，紀錄片不行，它還是要有一個現實東西在那裡，所以它有極限。可是當你找到正確的人或主題，然後能深入或長期追蹤，你拍出來的動人，跟劇情片是不一樣的，它是完全兩種不同的東西。」

2013年底，我進入國家電影資料館（現為國家電影與視聽文化中心）工作，主責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也因為這樣，必須推辭老師邀請我擔任北美館計畫的整理研究工作。但轉念一想，1998年創立TIDF時，老師也是推動和創始者之一，我好似也是一種接棒，得用火炬持續點燃這個影展。

當時電資館位在青島東路7號，2014年3月發生太陽花運動，整條路常常擠得水洩不通，沿路有各式宣講、標語、展示、行動，熱鬧無比，充滿活力，TIDF辦公室也成為許多紀錄片工作者喝水、充電的歇息站。每天像是巡田水般在抗爭現場穿梭的我，常常看見老師拿著手機東拍西拍。

某晚，老師領著紀錄片導演群，到濟南路小舞台上短講為大家打氣，太陽花運動真的給了當時的台灣社會許多能量；同一年，TIDF舉辦徵件記者會，我們把歷屆台灣導演們都請來了，老師也應邀致詞，紀錄片同學會非常成功。

之後，老師把我叫到一旁，認真叮嚀我TIDF應該要做與太陽花運動影像專題。雖然後來TIDF並沒有直接策劃太陽花運動單元，僅有紀錄片工會集體創作的《太陽．不遠》（2014）首映座談，但座無虛席的焦點單元「綻放的運動影像：小川紳介」（特別是當中紀錄日本三里塚事件（成田機場抗爭）的經典作品），也算是一種回應吧。

我也記得2019年，TIDF團隊到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觀摩取經，同事們偶然走進一間在地小餐館，老闆一得知是台灣客人，便興沖沖拿出一張珍藏的留言卡，上頭寫著「好吃！！張照堂 2001.10.7」

我將此圖傳給老師，只見老師回：「這是哪裡跑出來的？『好』 是第三聲還是第四聲？」

此後，我與老師更熟了些，除了深夜的線上聊天，他若從家裡找到什麼資料，或我想請教問題，就偶爾會約喝咖啡聊天。

2017到2018年，是最頻繁接觸的一段日子，當時TIDF正在策劃關於台灣1960年代前衛影像專題，在許多檔案和影片佚失的情況下，只能遙想50年前究竟發生了什麼，常常萬念俱灰，思路走進死胡同。

閱讀和調查許多文獻後，策劃的路徑稍稍清晰。至少，我們得找到1960年代前衛電影風潮的參與者或見證者，而張老師就是這位關鍵人物，他的次子、藝評家張世倫也一起加入。

我們以一種「以片找片」的模式開始。當時電資館剛修復陳耀圻的《上山》（1966），影片以黃永松、牟敦芾、黃貴蓉三人為主角，捕捉1960年代台灣藝文青年的精神樣貌。安排特映時，張老師隨即邀請摯友黃永松來看，世倫則找出《ECHO》雜誌（《漢聲》英文版）當年的一篇文章〈The Mountain〉，內文描寫的新竹五指山、禪寺與法師，正是《上山》片中三人暫歇的棲所，也是黃永松自小遊憩與重考時閉關之處。

在觀影過程中，黃永松看著大銀幕上50年前的自己，笑聲和回憶完全停不下來，同事們坐在他們身旁，直呼這是最美妙的觀影經驗；而被譽為邪典導演的牟敦芾，也是黃永松和張照堂的共同好友，張老師的許多攝影作品，甚至是以牟敦芾為主角；黃貴蓉，則是當年牟敦芾的女朋友，大家都認識，只是很久沒聯絡了。

我記得，正是在這次放映後，黃永松指出牟敦芾因不得志而離開台灣，在離開前拍過兩部獨立製片《不敢跟你講》（1969）與《跑道終點》（1971），且傳說中的這兩部「禁片」，都捐給了電資館。我們像挖到寶藏般欣喜，繼續如法泡製「以片找片」，以光影復現他們的青春回憶。

張老師也收藏了許多當年的文宣、節目單、剪報、書籍與照片，每次的咖啡時光，就像是在端詳古書，老師談起當年，指引線索，還有世倫與TIDF同事們，我們就彼此的閱聽經驗與進度展開討論，一起動腦，猜測推敲，行動追索，試圖補遺這段失落影史。

縱然許多作品仍苦尋不著，依然佚失，像是張老師的實驗短片《日記》（1967），只剩下劇照和故事大綱。但奇蹟般地，除了牟敦芾《不敢跟你講》、《跑道終點》外，我們陸續找到了曾於傳奇雜誌《劇場》電影發表會上放映的作品，如龍思良的《過節》（1967），再加上藝術家如韓湘寧的未發表過的《今日開幕》（1965）與《跑》（1966），還有其他已知作品，單元策劃終露曙光；而邱剛健的名作《疏離》（1966）與黃華成（化名張淑芳）的《生之美妙》（1967）也後續分別於2019、2020年陸續出土，不可思議。

張老師也回家翻箱倒櫃，找到了幾卷在1960、1970年代的拍攝膠卷，除了家庭影像外，竟有一卷8mm拍攝於1966年，畫面中有「現代詩展」字樣，幾個年輕人，在台大校園傅鐘下，將自選喜愛的現代詩意象化展出，以現成裝置物加塗鴉粉墨上場，藝術家有黃華成、龍思良、黃永松、張照堂等人，而牟敦芾與黃貴蓉又再次出現在影片中，以一種開朗且陽光的姿態。

膠卷數位化後，張老師看見內容也顯得驚喜，侃侃而談。當時單元策劃方向一直往「前衛」的牛角尖鑽去，他的回馬槍是：「那不是前衛電影，那麼早，有片子就已經不錯了，別限死在前衛上，中鋒、後衛也不差。」後來他將這段影像命名為《現代詩展1966》，堪稱台灣藝術史上的重要紀錄，也是當屆TIDF的開幕片。

為回應1960年代後期這些電影的特性，我們希望以非傳統、非典型思維進行策展，也以「歷史」、「藝術」、「思潮」為關鍵字，一針一線地，將所有作品串織在一起，考慮到這些作品的開創性、實驗性與現代性，世倫建議把「實驗電影」四字倒裝過來，也成了最後的專題名稱——「台灣切片｜想像式前衛：1960s的電影實驗」。

策劃該專題時夾雜著許多忐忑，但在TIDF首映後卻獲得了不凡迴響，伴隨張世倫的宏文〈1960年代台灣青年電影實驗的一些現實主義傾向，及其空缺〉，引發諸多討論與書寫，其後更巡迴至多個國際影展與機構。影展同事們說，從未看過一個電影專題節目在推出之後，能走得如此之遠、如此之久。

至今，那些在策劃過程中，於咖啡廳深談、沉默的片刻依然迴盪，標誌著許許多多可稱為純粹、熱情、快樂的情感與狀態，我不會忘記每次張老師總是只點一杯黑咖啡。

自2013年，北美館推出「歲月／照堂：1959-2013影像展」後，隨著後續各式的展覽、放映與研究出版，張老師在音像藝術、紀錄片的成就陸續被外界認識與肯認。

2022年，有團體希望提名他角逐TIDF傑出貢獻獎，需獲本人同意。當時老師健康狀況不好，以「若得獎卻不能出席會很難看」為由婉拒，倒是年底的金馬獎公布終身成就獎，張老師成為第一位得到此獎的紀錄片創作者。

楊力州導演銜命拍攝張老師的得獎短片，邀請了幾位受訪者，包括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黃建業、黃信堯（啊堯）與我。我們都知道老師身體的情況，應該無法親自領獎，力州說希望能輕鬆一點，讓大家知道老師的性格，所以仍問了：「那這次張老師為什麼不想出來領獎？」

我想像著就算老師身體無恙，搞不好也不會去領獎呀，於是便笑笑地說「他就是一個很叛逆的老人」，這個描述應該是精準的吧，後來看了完整影片，才知道啊堯受訪時情緒異常激動。

對我們這些後輩與學生來說，張老師總是沒有姿態，亦師亦友，不藏私地給予關愛、引導和啟發，他習慣把自己打得很開，同時又尊重我們各自的疑惑、侷限與選擇。他的風範來自於他給人一種「真」，帶動彼此關係成為一種充滿情份的交往。

2024年，張老師終於接受了提名，委員們也一致同意將TIDF傑出貢獻獎頒予給他，影展選定《王船祭典》、《紀念．陳達》（1977／2000）為開幕片，並舉辦「歲月．紀錄——張照堂」系列講座。但在影展起跑前一個月（4月2日），傳來了老師病逝的消息，「致敬」於是成為了「紀念」。

在影展開幕典禮，世倫以家屬身分上台致詞。他提到父親一向厭惡虛名，也不喜正式排場，但在1999年獲頒國家文藝獎美術類得主時，慎重地穿了西裝出席，因為想呼籲大眾正視「攝影」的重要，更配戴了已逝祖父留下的領帶，想讓來不及見證這一幕的祖父，以另一方式明白，因此，自己也戴上了父親的帽子和影展觀影證向大家致意。他繼續分享，父親曾說過，作品本身就有自己的生命，會隨著命運帶著看過作品的人一路走下去，如果父親看到了自己的作品在大銀幕上放映，想必會非常高興，希望大家能以不同的詮釋方式欣賞這些作品。

「我們之存在，全靠那些記住我們的人。」張照堂在《生活筆記》（1978）中這麼寫過。張老師雖然不在了，卻以另一種方式出席，他的作品和為人，化為一種精神永存。

張老師剛走的那陣子，我悵然若失，思緒混亂，常獨自在夜裡走路，聽著他喜愛的音樂，或是他為影片配上的音樂（如被運用在多部作品裡的Ralph Towner的〈Beneath An Evening Sky〉），走得很遠很遠。一位精神導師離開了，心情需要很長的時間平復。

在靈堂前，我哭得不能自己，連世倫都嚇了一跳。在告別式待了全程，也是痛哭，我自己都覺得怎麼會這樣，原來對老師的情感這麼厚重。

回想過去印象深刻的對話：影展邀片困難時，張老師回：「動之以錢，必要時。」；對機構工作失望想離開時，張老師說自己在中視工作了13年，要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懂得月下偷桃。」

2020年黃華成《生之美妙》的錄影帶被尋獲時，趕上了北美館的「未完成，黃華成」大展，張老師問：「在疫情擴大的當下，找到黃華成的《生之美妙》，是什麼意思？」我回：「提醒我們，東西不要亂丟，翻拷很重要。」

他說：「錯！是黃老提醒我們。活下去很美妙，別冤枉死掉！」

張老師住院時，我傳訊給他：「我聽說老師住院了，希望老師早日康復啊啊啊～身體加油加油！」

只見他幽默回話：「你沒加入暗語啊『必必必必必』。」（必必必是每屆TIDF我的必看片單推薦文起手式。）

「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必定要好起來啊！」我回。

這成了我們最後的對話。

僅以此文追憶張照堂（1943－2024）——他是這樣的老師。

（註：吸菸有害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