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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寫給後冷戰時代的備忘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提醒:文內多處涉及劇情及台詞,未觀看電影者請斟酌閱讀)
台灣導演李安的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因採用嶄新的「未來3D」技術而備受矚目,今年10月於紐約電影節首映後,反應非常兩極。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以19歲美國大兵比利的視角,觀看並檢討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的反恐敘事、媒體的資訊壟斷、戰爭造成的創傷症候群(PTSD)以及戰爭現場與大眾文化間的扞格。
比利二姊凱瑟琳(Kathryn)未婚夫在她車禍時悔婚,比利一氣之下砸壞對方的高級名車,並威脅其性命,經比利父親介入調解,設法讓檢查官撤銷告訴,交換條件是比利即刻前往伊拉克服役。
在阿爾安薩卡一役中,一台被駐軍記者丟棄的攝影機意外拍到比利英勇解救受傷長官施洛姆(綽號蘑菇),並與聖戰士近身搏鬥的畫面,使得比利與其所屬的B班(Bravo Squad)一炮而紅,受邀回國接受表揚。電影以倒敘法進行,主場景設在表揚巡迴的最後一站——德州達拉斯足球隊感恩節的慶祝活動上。B班受邀在球賽中場與當時流行女團「天命真女」(Destiny Child)同台演出,活動進行間穿插比利的戰場回憶,常以雙眼特寫鏡頭的凝視、煙火與砲火迸發轉場。
電影改編自Ben Fountain的原著小說《半場無戰事》,在此之前,李安已拍攝過多部小說改編劇本,包括2012年上映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儘管該片同樣採用3D科技呈現,每秒播放速率卻不及《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亦未遭受國際影評一面倒的批評為技術與劇情的雙重失敗。「爛番茄網」總結眾人評議,稱電影「具有高尚的目標,卻缺乏有說服力的劇本支撐,視覺的創新僅僅使人分心」,甚至已有影評預測該片將不利角逐明年奧斯卡。
李安新作果真失敗了嗎?筆者以為,細究批判者論點,向歷史溯源,有助於重新理解本片的核心主題,以及美國影評的可能心態。
關於電影技術面的討論今已蔚為影評主流,故在此不擬贅述;關於劇情的批評則多聚焦在劇本語言的質感,以及文本轉譯為視覺語言的落差。不過,西方影評人並未針對轉譯的失效舉例說明,筆者遂由大方向回應此一質疑:「電影與文學」的跨領域討論雖尚未建立學科,但早已是舊題。羅蘭巴特的作者之死論,賦予讀者詮釋作品的空間,據此,批評作品不夠忠於原著,不過是將兩部獨立作品混為一談,並無意義。
而究其語言,電影多數台詞仍沿用帶有挖苦風格的原文,淺顯易懂,與美國庶民及軍人文化皆相符合。小說劇情刪改幅度不大,原文搬演者如隊長針對(自稱開採石油是為解放戰場青年的)石油大亨的嘲諷,姑且略去者如B班成員各自的家庭矛盾;略去者有助於聚焦主角,並無不妥。
適時加入的原創台詞則十分關鍵,比如記者會上,班長戴姆(Dime)回應「改變是否成立」的提問時,比利想像班長的潛台詞應為「我們製造了更多反叛份子」。這段問答在小說裡僅以「戴姆回答得很小心」帶過,可見台詞透露的是李安的個人觀點;然而,這個重要的政治註腳卻鮮有美國影評談及。
相似的原創劇情可見於比利回憶B班在伊拉克搜查民宅的橋段。鏡頭捕捉了伊拉克人民面對美軍闖入家園、粗暴拷問時的恐懼神情,整段回憶結束在伊拉克小男孩那含混著悲傷、困惑與憤怒的凝視裡。這些新興元素輔助了與小說不盡相同的電影主題——對生命(尤其是社經結構下的弱者)之終極關懷。
這份關懷的層次有二,一為李安的反戰敘事,二為生命戰場的博弈。
由當代史的角度切入,李安借班長之口說出的戰爭評價可謂切中肯綮,格局絕非《紐約郵報》影評形容的,只是「一個大學新鮮人把所有他在《馬克思恩格爾讀本》(The Marx-Engels Reader)上收集的資料全都告訴你
原文為:The film is anti-American, yet not in a gonzo Oliver Stone way: It’s lazy and shallow, like that college freshman who’s home for the holidays and eager to tell you all about what he gleaned from “The Marx-Engels Reader.” (Kyle Smith,‘“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is the year’s most disappointing film’)。
」那麼簡單。
近年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ISIS)坐大,勢力範圍橫跨伊拉克及敘利亞,擴張速度超越歐美想像。2014年,ISIS輕易佔領伊拉克北部及西部、控制敘利亞,宣布建立哈里發國家,伊敘邊境名存實亡。戰地記者派崔克・柯伯恩(Patrick Cockburn)稱ISIS此次的勝利「標誌著2003年3月以來,英美入侵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的歷史已然落幕
出處:派崔克.柯伯恩,《伊斯蘭國:ISIS/IS/ISIL》(台北:好優文化,2014)。
」;同時,它也暴露出後冷戰時代的全球秩序、極權政治的衰退與美方在後海珊時代的政策失當。
海珊垮台後,伊拉克面臨權力真空,給予ISIS趁虛而入的空間。美國扶植什葉派的馬利基政府,借以肅清海珊勢力,卻再度煽動了派系衝突,引發遜尼起義。如是觀之,說美國政府駐軍「製造出更多反抗份子」實不為過。
作為電影人,李安欲檢討的並非美軍策略的細節,他甚至坦言自己刻意避免將軍人身分政治化,而專注於人性的刻劃、真實的求索。那場搜屋戲便是他親赴約旦,訪問軍人、難民後,以藝術做出的關切與回應。
在陳文茜的專訪裡,李安直言自己是以「客人」的姿態在處理美國議題,不免讓人想及他過去曾稱自己到哪裡都是「局外人」,指的既是他成長過程中,作為外省第二代面臨台日文化的格格不入,也是他以亞洲出身在美求學時一度落入的失語困境,更是他以華人導演身分踏足好萊塢時的戒慎心情。然而,作為反省美伊戰爭的電影導演,他真的只是這場戰事的旁觀者/局外人嗎?
或許,他不如自己以為得那麼抽離。
生於韓戰結束隔年,成長於戒嚴時期的台灣,80年代取得美國大學學位,李安的生命軌跡行經冷戰與後冷戰之交,親嘗政治的禁忌氛圍、省籍情結的矛盾,並見證了台美斷交的歷史——後殖民經驗使得他更能同理至今仍被強權殖民的西亞人民,企圖將自己第三世界的成長史複製到電影中。
如今審視這個自由與民主的夢土,多少也窺見了理想的糖衣下,那些伴隨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與利己主義而來的侵略與謊言。《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是一則寫給後冷戰時代的備忘錄,目的不在粉碎美國夢,而是重新省思人的價值及社會理想的鞏固。
反觀美國人看美伊戰爭,看到的依舊只是「美國人(想看見)的美國」,一篇刊載於美國音樂雜誌《Consequence of Sound》的評論
原文為:We deserve a film that digs into that warped circle properly, not one that perpetuates the condition’s opacity. (NINA CORCORANON,‘Film Review: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
,抱怨電影對創傷症候群議題點到即止、揭露不足 ,全篇不僅只著眼於美國人自身處境,亦忽視電影更大的反戰主題,不知是單純放錯重點抑或是典型的拒絕情節(American denial)?
為因應小說中豐富的內心戲,李安以雙眼特寫鏡頭傳遞訊息,建構觀看的論述。球隊的啦啦隊員、也是比利在記者會上邂逅的女孩斐森(Faison)對比利說:「遇見你,我才發現自己生活裡的煩惱有多麼微不足道」,她主動調情、留下電話,並在保全面前捍衛B班等言行,反映出她對戰爭的觀看混雜著憐憫、感激、敬佩、疏離與誤解。不只是斐森,美國人民對軍隊皆存有刻板想像,而這些想像往往植基於媒體對資訊的刻意包裝,以及布希政府任期內的夸夸其談
如九一一事發隔年1月29日,小布希在其國情咨文裡宣稱:「我們正贏得恐怖戰爭(We are winning the war of terror)」,然而ISIS的茁壯顯然說明美國從未真正贏得戰爭。
人們相信,美國軍人是美國人的典範,志堅膽大、德行高貴且戰績斐然。懷抱著這個官方與媒體聯手打造的美國夢,致使他們在記者會上聽到有士兵笑稱自己「享受敵方婦女的哀嚎」時,全都驚詫得緘默不語,直到小兵趕緊補了句「這是《王者之劍》的台詞,我只是想說說看」,眾人才安心的哄笑起來。而當B班與球場保全人員發生肢體衝突時,保全也忍不住大喊:「我們的軍隊竟然是這樣的!」再度突顯出觀看的誤差乃至美夢的幻滅。
電影製作人艾伯特(Albert)企圖將B班故事拍成電影,四處兜售他的製片計畫,唯一吸引到的競標人是足球隊老闆諾姆(Norm)。作為新自由主義下典型的既得利益者,諾姆眼裡的B班無異於「美式神話的代言人」、成本低廉的搖錢樹,他那雙精於算計的雙眸,對照出資產階級對於弱勢階級的觀看。
所有鏡頭底下,由不同主體、基於不同原由發射出的目光,或可收攏為導演對小人物投以地深情一瞥,也是導演透過角色與觀眾的對視。美國影評人似乎被台灣導演犀利的眼光看得渾身不自在,批評電影主觀意識太強
原文為:It’s a war story that should be felt, but instead tells you how to feel. (NINA CORCORANON,‘Film Review: 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 。
;令人費解的是,原著小說出版時佳評如潮,不見美國批評家撻伐對話設計粗疏,倒見影評人對電影多所非議。
李安說,這是一個年輕男孩的成長故事,然而,這個故事不只屬於男孩,也屬於所有在生命戰場上博奕的人們。
影片後段的停車場黃色等候區內,姊姊及時趕到的車子恍若救贖,是比利在整場球賽裡一心寄望的浮木,只要他念頭轉過,上車離開,便能駛向另一種生活。但他終於拒絕走上那條看似比較輕易的道路,告別家人,坐上其實並不存在於現場的軍用車(暗指比利的心靈場域),與比利的生命導師蘑菇展開一段簡短的精神對談,直面自己深層的恐懼與孤獨。
蘑菇告訴比利,有時長大必須離開家園,代價甚至是死亡。此處的死亡並不盡指肉體生命的終結,同時也是精神生命的汰舊換新。一個階段的死亡是另一階段的開始,生死相生、生生不息。李安在自傳中指出:西方人不容易體會到事物的兩面性,「反倒是中國人較易一點就通
張靚蓓編著,《十年一覺電影夢》(台北:時報,2002)。
」。這或可為《推手》在美國不受片商喜愛的原因之一,更是美國影評無法辨識《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的東方哲學之故。
蘑菇在車裡含笑著對比利說:「槍已經發射。」呼應師徒二人在沙漠的綠樹下擦槍談笑的片段。蘑菇告訴比利,中槍與否已經命定,也就無須幾番叩問所為何來,相反地,「找到自我超越的方法(Find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才是安頓心靈之道。蘑菇一角帶出了印度哲學與道家哲理的論辯,兩者淵源雖歧異,卻有不少近似而可相互檢證之觀點,如蘑菇信仰的輪迴(karma of action)指的是廣闊的宇宙命運與個人抉擇相互串連的因果作用,而片尾的解答正應和了老莊的順勢而為。
最後,比利回到擠滿隊友的長禮車上,這部電影開頭象徵著浮華世界的禮車,至此已略去燈光美酒等贅飾,隊友們並排而坐,神情誠懇且不再喧鬧,全車滿載著篤實的袍澤情誼,與他相伴而歸。
如同球賽中場表演的舞台,停車場亦只是變動生命的一個中繼站,歲月不能為回憶永久滯留,聚光燈滅、引擎發動,還須重拾動能,返還人世的晦隱地帶,迎接可能撲面而來的槍林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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