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戒嚴生活記憶】張娟芬/戒嚴一九八六(上)
解嚴,30年了。30年前的事情,我哪記得?只好通靈了。不必焚香,但要挖取舊物,是一本徵文比賽作品集。
徵文的主辦者是南港扶輪社與台北市少輔會,似乎都不是很重要的團體。不過首獎獎金1,500元,應該還不賴。但我要分析的不是首獎,而是高中組第三名,因為我與這位作者交情匪淺,我知道他的底細。我有他的手稿、日記與收藏;我叫他,他會來。
那是1986年。1986是解嚴前一年,但是這樣陳述有所誤導,彷彿解嚴在望。實情是,我們現在知道1987年解嚴,但是1986年的時候並不知道。江鵬堅1983年選立委的時候誓言推動解嚴,如未達成,即不連任,是很有氣魄、破釜沈舟之舉。1986年立委任期屆滿時,江鵬堅果真依約不再選。那一年,康寧祥去選了,他也發出類似的誓言說他選最後一次,如果「整個政治體制沒有改變」的話——康寧祥把話說得這麼糊,可見雖然政治管控鬆動是大家都感受得到的事,但沒有真正的把握。
現在看起來是歷史,當年看起來是未知。柏林圍牆於1989年倒下,如今僅存遺跡,上面鑲嵌著小小的銅牌,姓名與日期。他們冒死爬牆,被守衛射殺。我細看,發現有一則竟然是圍牆倒下前一日。如果他知道的話,他一定會再等一天的⋯⋯但歷史的無情就是他無法預知。
(攝影/張娟芬)
(攝影/張娟芬)
在徵文比賽作品集裡,這樣介紹作者: 姓名:張娟芬 性別:女 年齡:16歲 籍貫:浙江省定海縣 就讀學校科系年級:北一女中二年級
他讀的那所學校,流行辦30週年同學會。今年輪到他們這一屆。解嚴30週年,他們也30週年,所以他們這一屆是解嚴世代無誤。
「籍貫」,他填了浙江省定海縣。國中地理讀到浙江省的時候,他在地圖上仔細找了很久,才找到「定海」兩個字在舟山群島上。也是個島。
為什麼得找地圖呢?「籍貫」如果就是「家鄉」的意思,怎麼會是從地圖上認識,而不是從回憶裡認識?
那裡不要說他沒去過,連他爸爸也沒去過,可是他的學籍資料戶口名簿學生證身份證以及畢業證書上,全都不由分說地寫著浙江省定海縣。爸爸有個「籍貫」,媽媽也有個「籍貫」,但小孩的「籍貫」,是爸爸身份證上寫的那個。媽媽不算數。
媽媽不算數。那年代的戶籍法:「父母本籍不同者,以其父之本籍為本籍」。那年代的民法:小孩從父姓;父母行使親權的時候如果意見不同,以父親的意見為準;妻子必須從夫居;夫妻的聯合財產,丈夫有管理權、使用權、收益權,也就是可以整碗捧去的意思。這些父權規定並沒有隨著解嚴而消失,1987年是政治解嚴,不是父權解嚴。父權解嚴要到90年代下半才陸續進行。
最該問的其實是:辦個徵文,問籍貫幹嘛?但戒嚴不只是戒答案,更是戒得你連問題也問不出來。
徵文題目四選一:「我對青少年問題的看法」、「給少年朋友的一封信」、「徬徨歧路者的自述」、「爸、媽請聽我說」。他寫了最硬的第一題,以一種很嚴肅的口吻,完全沒有把自己當青少年的意思。
(攝影/張娟芬)
(攝影/張娟芬)
那是台灣社會對於日本文化十分焦慮的階段。早些年,日本是8年抗戰的仇敵,日本電影不能在台灣上映,日本是一個被拒斥的標籤。到了80年代,日本的優勢漸漸擋不住,精美文具、隨身聽、錄放影機、綜藝節目、電影明星。後兩者在仍受管控的影視媒體中不可能出現,但是全台灣最紅的明星妝髮服飾都是日本明星的複本,綜藝節目的創意橋段也常常是從「志村大爆笑」裡不告而取。青少年文化最不介意國仇家恨了,張開雙手擁抱中森明菜與藥師丸博子,以及他們的小虎牙。
他大致是說,青少年喜歡日本文化,那我們自己的文化要好好檢討啊;青少年和成人的價值觀不同,那成人要更開放一點啊。有意思的是「我們自己的文化」指的是什麼?他交替使用了「本土文化」與「中華文化」;他提到「鄉土的脈動」,也提到「儒學價值」。
這名16歲青少女經常在課後去圖書館看雜誌,遇到喜歡的文章就印下來。他的知識養分,受惠於也受限於其歷史條件。1986年是解嚴前夕的文藝復興。《當代》創刊了,《文星》復刊了,《時報新聞周刊》創刊了,《人間》早1年、《聯合文學》早2年創刊了,《中國論壇》已經存在了11年,至此時也累積了一批法政與社會科學學者。其實《台灣新文化》在他寫這文章的一個月前,也才剛剛創刊,但是他無緣讀到。
根據他的日記,他的閱讀書單裡還包括《秋海棠》與《全民》。《秋海棠》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郁慕明辦的,《全民》是青年黨立法委員劉子鵬辦的,都是政論雜誌。《秋海棠》與《全民》可以進校園,但《台灣新文化》卻不行。
(攝影/張娟芬)
(攝影/張娟芬)
所以他得再等等,才能從《中國論壇》裡,第一次明確一點的意識到「台灣」與「中國」的不同。聯合報系的《中國論壇》是觀察言論邊界的指標性刊物之一,那年代的用語仍然謹慎,稱「中國結與台灣結」。既然以情意結稱之,多少就是要化解的意思。那時外省人諧稱「芋仔」,台灣人諧稱「蕃薯」,後來市場上真的出現了「芋仔蕃薯」,並不便宜但挺受歡迎。它是族群和解的吉祥物。
他得再等等,才能每個禮拜三站在金橋書局裡看《新新聞》;他得再等等,才能在光華商場舊書攤裡讀到《台灣新文化》。他得再等等,等到1992年,政府才全面放棄記錄人民的「籍貫」。他得再等等,才能讀到王甫昌的〈由「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解釋何以如此:外省人佔人口少數但是掌握資源多數的情形,已經不可能在90年代的政治情勢裡繼續維持,省籍因素也成為國民黨內派系鬥爭的柴薪;因此反倒是國民黨立委提案修改戶籍法,此後不再標註本籍,釜底抽薪,一了百了。
他得再等等,才知道「芋仔蕃薯」其實仍是蕃薯,只是紫色肉質看著像芋頭。這品種來自日本沖繩,可是它喜歡花蓮的砂質土壤。多麼具有象徵意義的一種作物,那麼混血又那麼隨和,到了台灣,還是照樣長得甜甜的,土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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