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非洲最大貧民窟:肯亞藝術家怎麼帶來一絲希望?

基貝拉 (Kibera slum) 是世界第四大貧民窟,失業率達50%、只有10%的居民有乾淨用水、部落主義盛行。長久來,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此雲集,瑪丹娜、歐巴馬、潘基文都曾造訪,但為何在地的藝術家強烈感受被國際組織刻板化與標籤化?究竟長年來與國際組織的互動,如何讓當地藝術家們為何領悟到,肯亞的改變一切最終得靠自己?

7月末的星期日上午,肯亞總統大選前兩週,我走進位於首都奈洛比(Nairobi)中心往南不過5公里的基貝拉貧民窟(Kibera slum)。此前幾個小時剛下過雨,貧民窟裡的狹小巷弄一片狼藉,泥巴、垃圾、糞便混雜一氣,其間偶爾可見裸露地面的各色水管。巷弄裡居民往來匆匆,商家以鐵皮或木條搭起不到2坪大的棚戶店面,賣力做著零售生意。如果不看髒亂的地面和簡陋的建物,基貝拉擁擠、熱鬧的氛圍,與任何大城市裡住商混合的社區並無不同。
基貝拉貧民窟據信是非洲最大、世界第四大的貧民窟
根據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統計,世界前三大貧民窟依序為巴基斯坦喀拉蚩的歐蘭吉城(Orangi Town)、墨西哥墨西哥市的內薩城(Ciudad Neza),以及印度孟買的達拉維(Dharavi)。
。2.5平方公里的區域,居住了約60萬人
肯亞政府認為基貝拉的土地皆屬國有,法理上基貝拉的居民大多屬於非法佔地居住,並無戶籍登記,造成關於基貝拉人口的統計數字相差極大。2009年肯亞政府的人口普查指出基貝拉有17萬登記居民,包括聯合國在內等國際組織則估計基貝拉的人口在40萬到100萬之間。
,95%的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下。從高處看,低矮的鐵皮屋頂排列無序,像有人隨地丟了一大把生鏽的刀片。
近100年來
基貝拉的歷史始於一戰後,英國殖民政府將從蘇丹招募的努比亞人(Nubian)老兵安置於這片奈洛比市郊的樹林荒地,其後則不斷有來自肯亞各地的移民遷入。 1963年肯亞獲得獨立,肯亞政府不承認基貝拉居民的土地所有權,認定基貝拉的土地皆為國有,並拒絕提供學校、醫院、自來水、廁所等公共建設,卻阻擋不了新的居民遷入。直到近年,政府對於公共建設的消極態度才有所轉變,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了一些鋪路、廣設路燈、公共廁所等建設計畫。
,基貝拉吸引了許多到城市尋找工作機會,卻負擔不起市中心租金的鄉村移民,不顧環境惡劣,到此非法居住。英國殖民政府、肯亞政府和聯合國組織曾多次推行貧民窟清理和重新安置計畫,但由於住宅翻修困難
基貝拉的地面多由垃圾與廢棄物經年累月堆積而成,許多民宅都建立在不穩的地基上,重建困難。此外,窄小的泥濘巷弄不足以讓工程機械進入、竊盜率高,都是住宅翻修困難的原因。
、居民不願搬遷、被安置到鄰近公寓的居民寧願將新宅轉租給中產階級以收取租金等等原因,至今仍無顯著成效。
這天,貧民窟東北邊的拉伊尼薩巴(Laini Saba)廣場上,正進行著一場別開生面的演唱會。佈置簡單但音響、音控等器材一應俱全的鋁架舞台上,50多組來自基貝拉本地的歌手、舞者、演員輪番演出。台下上千名觀眾中有成群的青少年、衣著破舊的小孩,也有抱著嬰兒的年輕媽媽,或踩著遍佈廣場的垃圾,或沿周邊圍牆而坐,跟著主持人用斯瓦希里語
斯瓦希里語為東非各部落的共通語,和英語並列為肯亞的官方語言。一般人若沒受過高等教育,英語流利程度較低,在肯亞的中下階層社會,以斯瓦希里語和各部落語言溝通居多。
(kiswahili)一遍遍喊:「選舉無暴力!」(Uchaguzi bila fujo)「選舉無暴力!」

用藝術和現實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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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無暴力」演唱會。(攝影/林禹瑄)
「選舉無暴力」演唱會。(攝影/林禹瑄)
「我們希望用藝術,來解決社區裡面臨的問題。」主辦演唱會的組織「基貝拉創意藝術」(Kibera Creative Arts)負責人之一、音樂製作人弗萊西(Philip Phlexible Oyoo)說。
政治上部落主義
肯亞境內共有44個部落族群,卻沒有任何一族佔絕對多數。自1963年獨立以來,以部落歸屬拉攏選民、分派政府職位酬庸等現象,在肯亞政界一直相當普遍。
盛行的肯亞,幾乎每回總統選舉
肯亞為總統內閣制。總統握有行政權,由全民直選,每5年選舉一次。
都有部落衝突引發的選舉暴力發生。最嚴重的一次爆發在2007年
當時反對黨候選人、盧歐族(Luo)的奧廷加(Raila Odinga)到計票最後關頭才落敗,質疑尋求連任、基庫尤族(Kikuyu)的總統齊貝吉(Mwai Kibaki)作票,發動抗爭,隨後引發肯亞各地支持各自部落候選人的盧歐族與基庫尤族互相攻擊,殺傷、縱火燒屋、輪暴等事件頻傳。
,2個月內造成約1,300人死亡,60萬人流離失所。各族群聚居、幫派群集的基貝拉貧民窟成為衝突熱點之一;舉行演唱會的拉伊尼薩巴廣場,正是當年暫時堆疊屍體的地方。
暴力記憶的陰影下,民眾的憂慮隨著選舉日期接近而蔓延。「選舉無暴力」演唱會進行的同時,貧民窟內正陸續有居民收拾家當,準備逃到較安全的鄉下;此前幾天,肯亞媒體也披露了基貝拉有幫派準備滋事的消息。
事實上,在國際非政府組織雲集的基貝拉,倡導和平的活動十分頻繁,但像「選舉無暴力」演唱會這樣,由基貝拉本地人發起、籌組、演出的活動並不多見。「我們希望『和平』不只是一個外人帶進來的口號。當人們看到熟悉的面孔在台上演出,用他們熟悉的語言唱歌、說話,會更能產生共鳴。」弗萊西現年27歲,同時也是一名雷鬼歌手。在基貝拉土生土長的他,一踏上演唱會舞台,立即博得台下一陣熱烈尖叫和掌聲。
「在基貝拉,我們很少能看到來自基貝拉的藝術家,在這麼正式的舞台上演出。」人群裡,就住在廣場周邊的18歲青年凱文(Kevin)興奮地拍紅了手,臉上滿是笑容。
一個約莫台灣校園園遊會規模的舞台,在貧民窟已是得來不易。這場演唱會從發想到落實,弗萊西和他的夥伴們努力了11年。

缺少的不是物質,而是希望

2006年,弗萊西和年紀相仿、同樣生長於基貝拉的樂手賽蒙(Simon Sikote)、喜劇演員喬佛瑞(Geoffrey Ochieng)、劇作家艾瑞克(Erick Mutunga),聚集70多名對藝術有興趣的基貝拉年輕人,成立了「基貝拉創意藝術」,希望能建立藝術家網絡,互相支持,並且在社區裡推廣音樂、舞蹈、口語詩、戲劇、手工藝等藝術。當時活躍於貧民窟的慈善組織多關注傳染病防治、學校教育、衛生設施等基礎建設項目,少有文化方面的計畫。「基貝拉創意藝術」是基貝拉第一個以藝術為重心的社區性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在這個失業率達50%,只有約30%的居民有穩定電力,10%的居民有乾淨用水,大多人為了三餐和房租苦苦掙扎的貧窮社區,推廣藝術的理念聽起來格外不切實際。然而促成他們成立組織的原因,卻是為了要解決實際的問題。
「基貝拉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青少年犯罪。」賽蒙解釋,普遍的失業和失學使得許多青少年成天在街上遊蕩,無所事事,又看不到希望,很容易便沉溺於酒精、毒品,或加入幫派,從此難再回頭。根據挪威米歇爾研究所(Chr. Michelsen Institute)2015年發表的《基貝拉青少年與兒童處境》(The Situation of Youth and Children in Kibera)調查報告,76.8%的基貝拉青少年身邊有朋友涉及竊盜、販毒、吸毒、性侵等犯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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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貝拉四處貼滿了競選海報,貧民窟裡的狹小巷弄一片狼藉,泥巴、垃圾、糞便混雜一氣。(攝影/林禹瑄)
基貝拉四處貼滿了競選海報,貧民窟裡的狹小巷弄一片狼藉,泥巴、垃圾、糞便混雜一氣。(攝影/林禹瑄)
艱困的環境不僅使人踏上歧途,也奪走生命。「我們身邊有太多例子。很多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因為械鬥或幫派尋仇就這樣死了。他們有些都是很有才華的人,有踢球天份,或者有音樂天份。我們那時常常想,如果他們能有舞台施展才華,從其他地方得到成就感,會不會結果就不一樣。」
與其他3人一起成立組織之前,賽蒙也曾因犯罪入獄,後來接觸到音樂和足球,才感覺生活有了目標。切身經歷讓他更相信藝術的力量,以及精神層面匱乏也促成了青少年犯罪。賽蒙認為,基貝拉青少年真正缺少的不是物質,而是希望;偏偏在基貝拉這樣貧窮的地方,外人想要幫忙,給的都是物質,而不是希望。
於是,自「基貝拉創意藝術」成立以來,他們便長年在社區裡推行一個名為「我可以」(I'm possible)的計畫,邀請已有所成就的藝術工作者和各界名人,進到中小學與學生對話,甚至創立社團,幫助拓展他們對未來的想像,化不可能(impossible)為可能。
「我們想給的是希望。大部分的學生一輩子從來沒踏出過貧民窟,見識有限;貧民窟裡的學校參差不齊
肯亞政府視基貝拉居民為非法佔地居住,長期拒絕提供學校、醫院、水電等基礎公共建設,直到近年才稍稍有所改善。目前整個基貝拉貧民窟只有兩間公立小學,其他皆為民間組織自行籌辦的非正式學校,缺乏統一管理,課程、師資參差不齊。
,很多根本沒有藝術相關課程。有些孩子也許喜歡音樂,但不知道音樂可以是一種職業。有個模範站到他們面前,對他們而言是很大的鼓勵。」賽蒙說。他目前也是貧民窟裡一個足球隊的教練,培育出不少拿到獎學金出國留學的足球員,許多隊員都是曾在貧民窟街上遊蕩多年的中輟生。
舉辦大規模演唱會,除了向居民傳遞和平訊息,也帶有同樣的鼓勵目的。喬佛瑞在一旁接口:「眼見為憑嘛,當他們看到舞台真的存在,而且可能還是他們的朋友在台上表演,他們會想『下次我也可以』。」「選舉無暴力」演唱會上,年紀最小的演出者才13歲,戴著寫有「藝術家」的名牌,唱起自創的饒舌歌曲毫不畏怯,驚艷全場。

貧民窟不只有貧窮

脫離犯罪環境、找到人生希望都只是開端,作為來自貧民窟的藝術家,要以藝術維生,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帶著基貝拉的身份,走進外面的市場。
若非基貝拉居民,其他地區的肯亞人極少踏足基貝拉。肯亞媒體上渲染的髒亂、犯罪形象深植人心。「來自基貝拉」的背景,常常成為基貝拉藝術家在貧民窟外發展的障礙;很多藝術家為了得到演出機會,甚至必須刻意隱瞞出身。
外界對基貝拉刻板印象的形成,除了媒體報導的推波助瀾,與非政府組織的募款宣傳也有關係。「非政府組織為了募款,總是把基貝拉描繪得很糟。犯罪、愛滋病、污穢的街道,好像住在基貝拉的人每天都在打架。沒錯我們有這些問題,但他們過於誇大了。那些影片讓我們很不舒服。」賽蒙忿忿地說。
在開發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誇大、消費當地居民困境的做法並不是新聞。曾旅居肯亞10年的傳播學者蘿絲邁爾(Karen Rothmyer)在一篇題為〈隱藏真實的非洲:為什麼非政府組織偏好壞消息〉(Hiding the Real Africa: Why NGOs prefer bad news)的文章中,便引述一位美國非政府組織在奈洛比負責人的說法:「募款的時候我們需要證明有所需求,像是挨餓的小孩、垂死的母親等等。如果情況不夠負面,根本拿不到捐款。」
為募款而塑造的悲情形象,成了貧民窟居民難以擺脫的標籤;外人總是以憐憫眼光看待的「救世主」視角,亦曾引起反彈。2016年,流行樂壇天后瑪丹娜(Madonna)應一個非政府組織之邀,造訪基貝拉,並拍下一張布滿垃圾的污水照片上傳社群媒體,附帶留言:「想像你喝的水來自這裡!」錯把臭水溝當飲用水源,立即點燃肯亞民眾的怒火。
「如果你在這裡只看得到髒,肯亞不需要你的幫忙。」其中一位網友批評。
非政府組織在基貝拉引發的爭議不止於此。由於英語為肯亞官方語言,語言障礙小,且政治環境相對穩定,肯亞是國際慈善團體最活躍的非洲國家之一。頂著非洲最大貧民窟的「光環」,基貝拉吸引了超過200個外國非政府組織投入各種援助計畫,除了瑪丹娜,國際名人如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都曾前來造訪、募款,看似資源豐富,但看在基貝拉居民眼裡,並非每個計畫都給他們帶來幫助。
「來自國外的非政府組織常在基貝拉辦演唱會等活動,宣傳上說是發掘基貝拉的藝術人才,從國外募了很多錢,但上台演出的基貝拉藝術家連一瓶水也沒拿到;或是他們寧願花10萬先令(約新台幣3萬元)請來外面的明星,也不願意給基貝拉的藝術家一點酬勞。」艾瑞克說來有些動氣。
10多年來參與過基貝拉許多非政府組織工作的弗萊西,也看過不少負面例子。「有些非政府組織募款說要在基貝拉蓋公共廁所,結果廁所蓋好,卻要居民付錢才能使用;有些募款說要蓋學校,把營運費用也算進去,結果學生還是要繳學費,而且學費還比附近的私立學校還貴。」
對外國非政府組織的不信任,從肯亞民間延燒到中央政府。2016年,肯亞政府對外國非政府組織聘用過少的本地人、或外派人員給薪遠高於本地員工的情況,表達不滿,表示將對外國非政府組織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基貝拉製造:貧民窟第一間專業錄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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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傑佛瑞、弗萊西、賽蒙在錄音室門口。(攝影/林禹瑄)
左起傑佛瑞、弗萊西、賽蒙在錄音室門口。(攝影/林禹瑄)
政府無力解決貧窮問題,非政府組織又不可盡信,多年努力下來,基貝拉藝術家們的領悟是一切得靠自己——自己籌措經費,自己創造舞台,為自己發聲。
「基貝拉創意藝術」成立的頭幾年,他們靠著在社區裡清運垃圾、賣水,以及各人四處打零工賺來的錢,維持組織營運和生活。2009年,喬佛瑞參加肯亞國家電視台的喜劇選秀節目,贏得冠軍。就在進攝影棚之前,人還在工地扛著石磚,匆忙換上皮鞋,錄影結束後才發現鞋子不是同一雙。
「如果有天我真的成名,這兩隻鞋子一定要擺在我的個人展覽館。」多年前的糗事,喬佛瑞講起來仍讓所有人都笑了。
藝術家命運的翻轉,往往就在一瞬之間。2011年,生長於基貝拉的饒舌歌手阿克托皮佐(Octopizzo)以一首〈高高在上〉(On Top)在全肯亞走紅,歌詞裡一句「我來自基貝拉,我窮但我不跟人借錢」,讓基貝拉終於在貧民窟外有了貧窮和犯罪以外的形象。
阿克托皮佐的成功,也讓弗萊西等4人對於如何在貧民窟發展藝術,有了新的想像。「我們想證明,貧民窟外能做到的,在基貝拉也一樣可以做到;我們的屋頂漏水,但腦子可不漏水。我們可以跟基貝拉外的人一起競爭。」賽蒙堅定地說。
2014年,他們和來自西班牙的非政府組織「庫布卡」(Kubuka)簽訂合作計畫,要在貧民窟蓋一間專業錄音室,讓來自基貝拉的藝術家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完成作品,推銷自己,同時也對外經營唱片製作、行銷,賺取收入。初始由西班牙方提供建造經費,錄音室營運兩年後,盈利全歸「基貝拉創意藝術」所有,回饋社區。
奔走兩年後,今年4月,名為「基貝拉製造」(Made in Kibera)的錄音室在貧民窟中心的一家肉舖旁邊落成,是基貝拉第一間專業錄音室。雖然只有4坪大小,但各種應有設備一樣不缺。若只看屋子的鐵皮外觀,很難想像銹跡斑斑的鐵門打開,會有這樣一個裝備精良的音樂空間。
坐在只放得下4把椅子的音控間,看到訪客踏進門的驚訝神情,一起努力了11年的4人一臉滿足。「外人常常只看到基貝拉有一大片鐵皮屋頂,卻不知道屋頂下有什麼東西。」艾瑞克笑著說:「基貝拉也有正向的一面。」

沒有退路:除了藝術,我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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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萊西也在演唱會上演出。(攝影/林禹瑄)
弗萊西也在演唱會上演出。(攝影/林禹瑄)
從在貧民窟街頭一個音箱、一支麥克風的克難演出,到搭起廣場上聚集千人的演唱會舞台;從四處打零工存下幾小時的錄音室租金,到如今擁有自己的錄音間,多年來讓他們在困蹇環境裡支持下來的,美其名是熱情,更貼切的說法是毫無退路。結束演唱會,回到「基貝拉創意藝術」三面鐵皮圍起的狹小辦公室,討論下一步錄音計畫之餘,4個人還得煩惱這個月的房租能否如期繳交。儘管頭銜好聽,直到目前為止,他們都還是組織不支薪的義工。
據弗萊西估計,在基貝拉約有2,000名活躍的藝術家,每個人都背負著比一般藝術家更巨大的壓力。21歲的歌手丹尼爾(Daniel)高中畢業3年,找不到正職工作,只能斷續打著零工。下有7個妹妹的他,談到音樂之路的艱難,語氣不失希望,卻也帶著無奈:「但我能做什麼呢?除了藝術,我一無所有。」
從事藝術總被認為是太過天真,然而沒有人比貧民窟的居民更懂得現實。儘管現實磨人,基貝拉的藝術家仍樂於把自己的生活環境視為一種祝福。「基貝拉什麼都有。貪污、暴力、犯罪,我們都見過。我們住最糟的房子,卻也跟高爾夫球場和前總統
指自1978年至2002年擔任肯亞總統的毛伊(Daniel arap Moi)。
的官邸當鄰居。常常上一秒看到高級越野車開過,下一秒就遇到朋友說他今晚沒飯吃,兩者都不會讓我們驚訝。」弗萊西語氣略帶驕傲:「這就是養成我們才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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