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末的星期日上午，肯亞總統大選前兩週，我走進位於首都奈洛比（Nairobi）中心往南不過5公里的基貝拉貧民窟（Kibera slum）。此前幾個小時剛下過雨，貧民窟裡的狹小巷弄一片狼藉，泥巴、垃圾、糞便混雜一氣，其間偶爾可見裸露地面的各色水管。巷弄裡居民往來匆匆，商家以鐵皮或木條搭起不到2坪大的棚戶店面，賣力做著零售生意。如果不看髒亂的地面和簡陋的建物，基貝拉擁擠、熱鬧的氛圍，與任何大城市裡住商混合的社區並無不同。

「我們希望用藝術，來解決社區裡面臨的問題。」主辦演唱會的組織「基貝拉創意藝術」（Kibera Creative Arts）負責人之一、音樂製作人弗萊西（Philip Phlexible Oyoo）說。

暴力記憶的陰影下，民眾的憂慮隨著選舉日期接近而蔓延。「選舉無暴力」演唱會進行的同時，貧民窟內正陸續有居民收拾家當，準備逃到較安全的鄉下；此前幾天，肯亞媒體也披露了基貝拉有幫派準備滋事的消息。

事實上，在國際非政府組織雲集的基貝拉，倡導和平的活動十分頻繁，但像「選舉無暴力」演唱會這樣，由基貝拉本地人發起、籌組、演出的活動並不多見。「我們希望『和平』不只是一個外人帶進來的口號。當人們看到熟悉的面孔在台上演出，用他們熟悉的語言唱歌、說話，會更能產生共鳴。」弗萊西現年27歲，同時也是一名雷鬼歌手。在基貝拉土生土長的他，一踏上演唱會舞台，立即博得台下一陣熱烈尖叫和掌聲。

「在基貝拉，我們很少能看到來自基貝拉的藝術家，在這麼正式的舞台上演出。」人群裡，就住在廣場周邊的18歲青年凱文（Kevin）興奮地拍紅了手，臉上滿是笑容。

一個約莫台灣校園園遊會規模的舞台，在貧民窟已是得來不易。這場演唱會從發想到落實，弗萊西和他的夥伴們努力了11年。

2006年，弗萊西和年紀相仿、同樣生長於基貝拉的樂手賽蒙（Simon Sikote）、喜劇演員喬佛瑞（Geoffrey Ochieng）、劇作家艾瑞克（Erick Mutunga），聚集70多名對藝術有興趣的基貝拉年輕人，成立了「基貝拉創意藝術」，希望能建立藝術家網絡，互相支持，並且在社區裡推廣音樂、舞蹈、口語詩、戲劇、手工藝等藝術。當時活躍於貧民窟的慈善組織多關注傳染病防治、學校教育、衛生設施等基礎建設項目，少有文化方面的計畫。「基貝拉創意藝術」是基貝拉第一個以藝術為重心的社區性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在這個失業率達50%，只有約30%的居民有穩定電力，10%的居民有乾淨用水，大多人為了三餐和房租苦苦掙扎的貧窮社區，推廣藝術的理念聽起來格外不切實際。然而促成他們成立組織的原因，卻是為了要解決實際的問題。

「基貝拉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青少年犯罪。」賽蒙解釋，普遍的失業和失學使得許多青少年成天在街上遊蕩，無所事事，又看不到希望，很容易便沉溺於酒精、毒品，或加入幫派，從此難再回頭。根據挪威米歇爾研究所（Chr. Michelsen Institute）2015年發表的《基貝拉青少年與兒童處境》（The Situation of Youth and Children in Kibera）調查報告，76.8%的基貝拉青少年身邊有朋友涉及竊盜、販毒、吸毒、性侵等犯罪問題。

艱困的環境不僅使人踏上歧途，也奪走生命。「我們身邊有太多例子。很多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因為械鬥或幫派尋仇就這樣死了。他們有些都是很有才華的人，有踢球天份，或者有音樂天份。我們那時常常想，如果他們能有舞台施展才華，從其他地方得到成就感，會不會結果就不一樣。」

與其他3人一起成立組織之前，賽蒙也曾因犯罪入獄，後來接觸到音樂和足球，才感覺生活有了目標。切身經歷讓他更相信藝術的力量，以及精神層面匱乏也促成了青少年犯罪。賽蒙認為，基貝拉青少年真正缺少的不是物質，而是希望；偏偏在基貝拉這樣貧窮的地方，外人想要幫忙，給的都是物質，而不是希望。

於是，自「基貝拉創意藝術」成立以來，他們便長年在社區裡推行一個名為「我可以」（I'm possible）的計畫，邀請已有所成就的藝術工作者和各界名人，進到中小學與學生對話，甚至創立社團，幫助拓展他們對未來的想像，化不可能（impossible）為可能。

舉辦大規模演唱會，除了向居民傳遞和平訊息，也帶有同樣的鼓勵目的。喬佛瑞在一旁接口：「眼見為憑嘛，當他們看到舞台真的存在，而且可能還是他們的朋友在台上表演，他們會想『下次我也可以』。」「選舉無暴力」演唱會上，年紀最小的演出者才13歲，戴著寫有「藝術家」的名牌，唱起自創的饒舌歌曲毫不畏怯，驚艷全場。

脫離犯罪環境、找到人生希望都只是開端，作為來自貧民窟的藝術家，要以藝術維生，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帶著基貝拉的身份，走進外面的市場。

若非基貝拉居民，其他地區的肯亞人極少踏足基貝拉。肯亞媒體上渲染的髒亂、犯罪形象深植人心。「來自基貝拉」的背景，常常成為基貝拉藝術家在貧民窟外發展的障礙；很多藝術家為了得到演出機會，甚至必須刻意隱瞞出身。

外界對基貝拉刻板印象的形成，除了媒體報導的推波助瀾，與非政府組織的募款宣傳也有關係。「非政府組織為了募款，總是把基貝拉描繪得很糟。犯罪、愛滋病、污穢的街道，好像住在基貝拉的人每天都在打架。沒錯我們有這些問題，但他們過於誇大了。那些影片讓我們很不舒服。」賽蒙忿忿地說。

在開發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誇大、消費當地居民困境的做法並不是新聞。曾旅居肯亞10年的傳播學者蘿絲邁爾（Karen Rothmyer）在一篇題為〈隱藏真實的非洲：為什麼非政府組織偏好壞消息〉（Hiding the Real Africa: Why NGOs prefer bad news）的文章中，便引述一位美國非政府組織在奈洛比負責人的說法：「募款的時候我們需要證明有所需求，像是挨餓的小孩、垂死的母親等等。如果情況不夠負面，根本拿不到捐款。」

為募款而塑造的悲情形象，成了貧民窟居民難以擺脫的標籤；外人總是以憐憫眼光看待的「救世主」視角，亦曾引起反彈。2016年，流行樂壇天后瑪丹娜（Madonna）應一個非政府組織之邀，造訪基貝拉，並拍下一張布滿垃圾的污水照片上傳社群媒體，附帶留言：「想像你喝的水來自這裡！」錯把臭水溝當飲用水源，立即點燃肯亞民眾的怒火。

「如果你在這裡只看得到髒，肯亞不需要你的幫忙。」其中一位網友批評。

非政府組織在基貝拉引發的爭議不止於此。由於英語為肯亞官方語言，語言障礙小，且政治環境相對穩定，肯亞是國際慈善團體最活躍的非洲國家之一。頂著非洲最大貧民窟的「光環」，基貝拉吸引了超過200個外國非政府組織投入各種援助計畫，除了瑪丹娜，國際名人如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都曾前來造訪、募款，看似資源豐富，但看在基貝拉居民眼裡，並非每個計畫都給他們帶來幫助。

「來自國外的非政府組織常在基貝拉辦演唱會等活動，宣傳上說是發掘基貝拉的藝術人才，從國外募了很多錢，但上台演出的基貝拉藝術家連一瓶水也沒拿到；或是他們寧願花10萬先令（約新台幣3萬元）請來外面的明星，也不願意給基貝拉的藝術家一點酬勞。」艾瑞克說來有些動氣。

10多年來參與過基貝拉許多非政府組織工作的弗萊西，也看過不少負面例子。「有些非政府組織募款說要在基貝拉蓋公共廁所，結果廁所蓋好，卻要居民付錢才能使用；有些募款說要蓋學校，把營運費用也算進去，結果學生還是要繳學費，而且學費還比附近的私立學校還貴。」

對外國非政府組織的不信任，從肯亞民間延燒到中央政府。2016年，肯亞政府對外國非政府組織聘用過少的本地人、或外派人員給薪遠高於本地員工的情況，表達不滿，表示將對外國非政府組織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政府無力解決貧窮問題，非政府組織又不可盡信，多年努力下來，基貝拉藝術家們的領悟是一切得靠自己──自己籌措經費，自己創造舞台，為自己發聲。

「基貝拉創意藝術」成立的頭幾年，他們靠著在社區裡清運垃圾、賣水，以及各人四處打零工賺來的錢，維持組織營運和生活。2009年，喬佛瑞參加肯亞國家電視台的喜劇選秀節目，贏得冠軍。就在進攝影棚之前，人還在工地扛著石磚，匆忙換上皮鞋，錄影結束後才發現鞋子不是同一雙。

「如果有天我真的成名，這兩隻鞋子一定要擺在我的個人展覽館。」多年前的糗事，喬佛瑞講起來仍讓所有人都笑了。

藝術家命運的翻轉，往往就在一瞬之間。2011年，生長於基貝拉的饒舌歌手阿克托皮佐（Octopizzo）以一首〈高高在上〉（On Top）在全肯亞走紅，歌詞裡一句「我來自基貝拉，我窮但我不跟人借錢」，讓基貝拉終於在貧民窟外有了貧窮和犯罪以外的形象。

阿克托皮佐的成功，也讓弗萊西等4人對於如何在貧民窟發展藝術，有了新的想像。「我們想證明，貧民窟外能做到的，在基貝拉也一樣可以做到；我們的屋頂漏水，但腦子可不漏水。我們可以跟基貝拉外的人一起競爭。」賽蒙堅定地說。

2014年，他們和來自西班牙的非政府組織「庫布卡」（Kubuka）簽訂合作計畫，要在貧民窟蓋一間專業錄音室，讓來自基貝拉的藝術家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完成作品，推銷自己，同時也對外經營唱片製作、行銷，賺取收入。初始由西班牙方提供建造經費，錄音室營運兩年後，盈利全歸「基貝拉創意藝術」所有，回饋社區。

奔走兩年後，今年4月，名為「基貝拉製造」（Made in Kibera）的錄音室在貧民窟中心的一家肉舖旁邊落成，是基貝拉第一間專業錄音室。雖然只有4坪大小，但各種應有設備一樣不缺。若只看屋子的鐵皮外觀，很難想像銹跡斑斑的鐵門打開，會有這樣一個裝備精良的音樂空間。

坐在只放得下4把椅子的音控間，看到訪客踏進門的驚訝神情，一起努力了11年的4人一臉滿足。「外人常常只看到基貝拉有一大片鐵皮屋頂，卻不知道屋頂下有什麼東西。」艾瑞克笑著說：「基貝拉也有正向的一面。」

從在貧民窟街頭一個音箱、一支麥克風的克難演出，到搭起廣場上聚集千人的演唱會舞台；從四處打零工存下幾小時的錄音室租金，到如今擁有自己的錄音間，多年來讓他們在困蹇環境裡支持下來的，美其名是熱情，更貼切的說法是毫無退路。結束演唱會，回到「基貝拉創意藝術」三面鐵皮圍起的狹小辦公室，討論下一步錄音計畫之餘，4個人還得煩惱這個月的房租能否如期繳交。儘管頭銜好聽，直到目前為止，他們都還是組織不支薪的義工。

據弗萊西估計，在基貝拉約有2,000名活躍的藝術家，每個人都背負著比一般藝術家更巨大的壓力。21歲的歌手丹尼爾（Daniel）高中畢業3年，找不到正職工作，只能斷續打著零工。下有7個妹妹的他，談到音樂之路的艱難，語氣不失希望，卻也帶著無奈：「但我能做什麼呢？除了藝術，我一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