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時任中國國務總理李克強訪問德國，在柏林留下了一幕象徵性的「親民時刻」──當時的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先是在國會大廈與李克強完成正式的外交會談，隨後便拉著他走向布蘭登堡門旁的烏爾里希生活市場（Verbrauchermarkt Ullrich）「逛超市」。

在梅克爾16年的總理任期中，「梅克爾上超市」一直是她塑造親民、理解民意形象的代表性行動之一。那天她以熟客的姿態推薦德國特產，甚至還替李克強挑了一張柏林明信片，作為「給你家人的訪德紀念品」。

儘管這間超市裡的許多商品，很可能都貼有「中國製造」的標籤，但兩位領袖提著菜籃、與一般民眾一同採買的的「庶民超市歷險記」，也成為21世紀初期中德友好關係的代表性畫面。就在同一時間，香港正處於雨傘運動的高潮；而德國汽車工業重點投資的新疆，也已開始推動所謂「維吾爾再教育營」的民族迫害工程，但當時的德國仍高度期待著中國的崛起。

這種對威權國家的樂觀態度，主要源自德國自身的戰後外交經驗，其核心指導原則是「以貿易促變革」（Wandel durch Handel），也就是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國家之間可以透過交流與合作，進而形成穩定國際關係的制度。

「以貿易促變革」政策曾給德國帶來豐厚的經濟收益，特別是梅克爾在任的2005年至2021年間，德國從俄羅斯大量進口便宜的能源，藉此撐起的德國製造業再將昂貴的德國製汽車賣給消費能力大增的中國市場。然而隨著中國產業的升級，燃油的德系汽車開始被中國製的電動車所取代，緊接而來的COVID-19疫情、美中貿易戰、中國經濟成長開始放緩，以及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爆發的戰爭，卻讓德國的經濟、外交政策、甚至國家安全，一齊陷入連鎖危機。

2025年5月，新一任德國總理梅爾茨上台。現年69歲的他，與梅克爾同屬中右翼的基民黨（CDU），但兩人不僅政治觀點對立，更是曾在黨內捉對廝殺的政壇宿敵。然而，梅爾茨所繼承的德國，不僅國內政治陷入愈加嚴重的極化與分裂，對外政策也面對「川普（Donald Trump）2.0」與俄烏戰爭的雙重壓力。

因此，梅爾茨不僅反覆強調「我們正處於一個對『世界秩序』失去共識的時代」，更明確主張「以貿易促變革」的概念已經失敗──但這項立場也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與疑慮：因為外界並不確定，德國在重新洗牌的外交路線中，究竟會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我希望梅爾茨的行動，能比蕭茲（Olaf Scholz，社民黨籍前任德國總理）來得更堅定、更具智慧，」在與《報導者》的視訊採訪中，與現任總理同屬基民盟／基社盟（CDU／CSU）陣營的國會議員齊舍偉特（Roderich Kiesewetter）明確表示：

「過去的總理把太多心力放在討好中國上。相較之下，我相信梅爾茨會更清楚地站在『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一邊。」

曾於2024年訪問台灣的齊舍偉特，是基民黨內戰略與外交事務的國會要角。他曾在德國國防軍服役超過27年，以上校軍階退役，並曾擔任北約高階參謀官，多次被派駐至巴爾幹與阿富汗。憑藉深厚的軍事歷練與情報背景，齊舍偉特早已警告德國低估俄羅斯的敵意與威脅；過去10年來，他也持續在國會針對人權迫害、國安滲透與經濟安全等問題發出「中國警報」，外界因此也常稱齊舍偉特是德國政壇的「中國鷹派」，但他認為：德國長期輕忽中國威脅，早已讓外交政策錯得太久。

他舉例指出，蕭茲任內曾為了順利訪問北京，不惜冒著國安風險，允許中國國有企業中遠海運集團入股歐洲第二大港漢堡港的貨櫃碼頭，使其成為中國海運進入歐洲的首要門戶；而在梅克爾時代，當歐美盟國紛紛對中國科技企業祭出禁令之際，德國卻仍具爭議地開放華為與中興通訊參與國內鐵公路系統與電信基礎建設的投資。

「我們一再表現出善意，但中國在德國的作為並沒有變得比較和平，反而是更多的網路攻擊、情報竊取、間諜活動⋯⋯甚至還有對異議人士和少數民族的跨國打壓。」

齊舍偉特是少數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2023年訪問柏林期間，親自前往聲援藏人、維吾爾人與香港人抗議行動的德國政治人物之一。當時，示威者被限制在設有柵欄與警方看守的區域內，而歡迎李強與中國共產黨的人，則能自由行動在總理府前，甚至近距離拍攝示威者的臉與身分特徵。

「這種情況正說明了，姑息並未帶來任何幫助，」齊舍偉特直言，「反而讓我們在中國人眼中顯得軟弱。」

「但我相信新任總理已從過去的錯誤中，得出了正確的結論方向。」齊舍偉特認為，梅爾茨的政治風格相當果斷，也具備務實檢討、迅速調整政策的彈性。事實上，梅爾茨過去很少就中國議題發表看法，也未曾對德國過度依賴中國市場表達警覺。但到了2024年以後，梅爾茨對中國的態度開始出現微妙轉變。儘管他在公開場合仍模稜兩可地表示「德國在未來幾年內不可能脫離對中國的依賴，但中國同樣也無法與世界其他地區脫鉤」，然而，他對於「必須盡快降低對中依存度」的立場，已是不言而喻。

這一方面，是因為在俄烏戰爭中，北京與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沆瀣一氣，暗中對俄國提供經濟與軍事支援的立場，引發北約國家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則是德國企業在享受多年中國市場紅利之後，終於開始感受到「養套殺模式」的反噬，進而深化了德國官方將中國視為「系統性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的觀點。

齊舍偉特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政府奉行的是所謂『以貿易促安全』（Sicherheit durch Handel）的原則，雖然嘴上說中國既是夥伴、也是競爭者和對手，但在公開場合仍很小心、不敢太強調中國的敵意，深怕一不小心，經貿上就吃虧了。」

多數德國獨立專家都認為，過去的對中政策確實犯了錯，問題在於：梅爾茨是否真的吸取了教訓？

「梅爾茨非常清楚國際安全情勢的嚴峻，德國的印太政策如今已不只是經濟問題，也包含安全層面，」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所長班納（Thorsten Benner）對《報導者》表示。

52歲的班納是長期關注全球安全與科技影響力的專家，他曾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工作，在德國、美國都有非常豐富的外交事務與智庫經驗。過去十幾年來，班納一直致力於分析於中國威權主義的抬頭對國際關係的影響，這也與柏林傳統外交觀點的「德國式樂觀幻想」大相徑庭。

班納指出，德國對中政策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內那些只看重中國短期利潤的聲音」能發揮多大影響力──特別是德國汽車產業，更被班納與齊舍偉特直接點名為當前阻礙德國調整對中政策的最大壓力源。

在德國，汽車工業不僅被視為「工業之母」，更長期擁有極高的國家戰略話語權，官民有很強的戰略協調默契。一方面，德國車是「德國製造」最具象徵性的品牌標籤；另一方面，這背後代表的是龐大的經濟規模──汽車業占德國GDP近10%、占全國研發支出達40%，並僱用了超過80萬名製造業勞工。因此政府推行的各種重大決策，都必須優先考慮汽車產業的意見，各種對外訪問也往往會有業界大老隨行，甚至以巨額投資或訂單充作「外交禮物」。

以2020、2021年間的高峰時期為例，德國汽車產業對中國的投資，就占歐盟對中直接投資的42%；德國三大汽車集團全年新車銷售量，就有30～40%來自中國訂單──其中，投資中國資歷最久的福斯集團，在中國的市占率一度接近20%，就連福斯高層都親熱地稱中國為「第二本土市場」。

然而，這股樂觀氣氛很快便急轉直下。施密特汽車產業研究顧問公司（Schmidt Automotive Research）的創辦人施密特（Matthias Schmidt）向《報導者》解釋，德國車廠雖早已預見中國對手的崛起，卻嚴重低估了中國在電動車時代的實力與發展速度。首先，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讓長期依賴俄羅斯廉價天然氣的德國，製造業成本翻倍。接著，自2023年上海國際車展起，中國電動車革命全面起飛──不僅以極低售價震驚全球，德國車廠也驚覺自己的軟硬體設計與供應鏈實力，早已被中國遠遠拋在後頭。

同一時間，汽車產業和德國政府一樣，也開始重新審視自身的脆弱性。「他們不得不開始思考：『如果中國對台灣發動戰爭，身處德國的我們會發生什麼事？』」施密特說，這樣的情境讓企業開始把風險從抽象戰略，拉回具體的現實層面來看待──一旦地緣政治危機爆發，例如中國對台採取軍事行動，毫無準備的德國經濟，恐怕將在一夕之間陷入崩潰。

「但說白了，德國──尤其是德國車廠，現在幾乎已經被中國套牢了，」施密特直言。由於在中國市場的曝險過高，業者根本不敢隨便發言，一句話講錯，中國就有辦法隔天讓你日子很難過。所謂中國可以在一夜之間掐住德國經濟命脈，絕對不是誇張的說法。他甚至批評，德國汽車產業有時候看起來像是中國在歐洲最堅定的盟友。例如在2024年，當歐盟為了反制中國補貼、維護公平競爭而試圖對中國汽車加徵關稅時，德國車廠是第一批跳出來反對的，接著連德國政府也選擇跟進。

施密特指出，德國車廠反對課稅的理由其實非常現實。以高階車款為主的德國品牌，在中國市場仍享有強大的品牌效應，面對中國競品時並未直接受衝擊；相對而言，中國新興品牌的價格戰威脅，主要衝擊的是雷諾（Renault）、飛雅特（Fiat）等法義系的大眾車品牌。對德國車廠而言，維持在中國的市場份額與生產合作，仍被視為眼前更關鍵的利益。

「與其說擔心中國電動車的低價傾銷，德國車廠更怕中國政府的報復，」施密特表示：

「因為有些品牌在中國的銷量甚至比在德國當地還高。對這些車廠來說，能夠低成本打進中國市場，遠比歐盟到底能不能擋住什麼『不公平競爭』來得更重要。」

梅爾茨在一個對許多德國人來說格外艱困的時刻上台執政。除了與其他西方國家一樣面臨生活成本飆升的壓力之外，俄羅斯的軍事行動也讓不少人重新思考：歐洲是否有可能再次爆發大規模戰爭？這在二戰結束後超過70年的相對和平時期中，曾是難以想像的局面。

與此同時，中國引發全球戰爭的可能性，也開始浮現在許多德國人心中──尤其是當戰火的導火線可能來自攻擊或封鎖台灣。這一情境，更是3位接受採訪的德國專家不約而同主動提出的「最糟劇本」。

但相較於習近平的動態，自從2025年1月川普重新就任美國總統以來，歐洲政壇的焦點幾乎完全轉向美方動向。從川普接連拋出的關稅戰、北約軍費分攤爭議、俄烏戰爭停火談判，甚至到格陵蘭「併吞論」，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各國可說是陷入一片焦慮與不安，因此歐盟內部才會對梅爾茨領導下的德國──一個堅定的跨大西洋主義者所領導的歐盟最大經濟體──寄予厚望。

然而在貿易議題上，梅爾茨仍屬於一種「前川普時代」的右翼政治人物。班納指出，作為傳統右派，梅爾茨長期主張減少政府管制、削弱工會勢力與推動自由貿易。但他也警告，當中國正積極在關鍵產業爭奪全球主導權時，這種僵化的經濟觀念，反而可能成為限制德國政府保護脆弱產業的障礙。

「梅爾茨對競爭的理解，還停留在傳統經濟思維，認為這只是去管制、提升效率的問題，」班納說，「但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是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與我們自由民主體制之間的制度性對抗。」

班納指出，雖然俄烏戰爭後，德國政府以「去風險化」為名，持續對產業界施壓，要求調整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結構，但當川普再次對歐盟發動關稅戰後，德國輿論立刻又將目光轉回中國，甚至在梅爾茨的執政團隊內，竟還有人再次主張「應該盡快和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施密特也觀察到相同現象：「關稅戰一開打，德國車廠幾乎是一夜之間就把原本規劃好的（中國）風險調整計畫整個推翻了。」

他以福斯集團的電動車策略為例說明。由於電動車所需的磁鐵、稀土、電池技術與整體製造能力幾乎全被中國掌握，福斯不僅未減少依賴，反而選擇更深一步整合中國供應鏈，甚至首次規劃在中國市場推出由在地車廠自主研發與製造的電動車款──這些車從設計到生產全程「中國製造」，唯一還能稱得上「德國製造」的，可能就只剩車頭掛的品牌商標。

儘管德國車廠對中國市場重新燃起期待，這波銷售回溫對「德國製造」的國家品牌而言，卻更像是迴光返照。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資料，2024年德國製造業共流失逾10萬個工作機會，其中高達45.4%來自汽車產業，顯示即便中國銷售反彈，德國汽車工業被掏空的危機仍在惡化。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Y）進一步預測，由於各大車廠的裁員潮尚未觸底，2025年製造業恐將再流失至少7萬個職位。

中國政府似乎對當前局勢發展感到滿意，特別是在美歐裂痕持續擴大的情況下，更顯得從容不迫。「截至目前，中方的動作其實不多。中國的態度看起來是：『歐洲現在這麼亂，我們根本不用做什麼，歐洲自己會靠過來，』」班納表示。

至於德國新政府的台海政策，曾訪問台灣、長期對台友善的齊舍偉特，則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齊舍偉特坦言，柏林不太可能在台灣議題上做出戲劇性表態，但也強調，台灣安全的重要性，已在歐洲輿論中逐漸獲得更多理解與重視。

「我希望未來德國海軍和印太盟國的演訓能更加常態化，比如定期讓德國軍艦通過台灣海峽、藉以宣示台海議題國際化的策略，我認為就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齊舍偉特進一步指出，梅爾茨政府其實已經理解：一旦中國對台發動軍事、經濟或混合式攻擊，將可能導致全球經濟重組。

在訪談中，齊舍偉特多次表達對台灣遭遇中國混合戰手段的擔憂，並警告另一種更陰險的劇本可能上演：北京透過操弄，製造出台灣願意與中國統一的「共識」。

「如果這種『共識』是透過混合戰達成的，例如能源封鎖，或北京提出台幣與人民幣一比一兌換的條件、讓一部分得利的台灣人為其軍事手段背書或施壓，那又該怎麼辦？」齊舍偉特強調：這些假定可能天馬行空，但也顯示台灣、德國與歐盟之間，彼此都有就「以貿易促安全」深化合作、甚至共組價值鏈的迫切性。

他指出，雖然歐盟一直是台灣最大的外資來源，但其經貿政策與整體安全戰略卻尚未真正接軌。因此，齊舍偉特主張德國應採取戰略性思維，加強與台灣的產業合作，將台灣納入歐洲高科技與關鍵產業的生產與供應體系。讓台灣不只是「供應者」，而是歐洲經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成為對抗中國侵略風險的「產業保護傘」。

「台灣的專業能力與創新實力，讓日本、美國與歐洲在維護台灣完整性上擁有明確的共同利益，」齊舍偉特強調，台灣的戰略價值在柏林並未被忽視。

至於梅爾茨是否準備好，將這份認知轉化為具體行動，則將是檢驗德國對中政策走向、其在印太地區角色定位，甚至未來面對下場國家戰略危機時應變能力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