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歲，談吐邏輯清晰的曹芸甄，碩、博士都就讀於台灣大學藥學所。熱愛閱讀偵探推理小說的她，通過國家考試，在2012年加入法醫研究所，成為全國刑案偵查背後專業的鑑識人員。

位於新北市中和區的法醫研究所分為法醫病理組、血清證物組，以及曹芸甄任職的毒物化學組等3個組別。

毒化組總共9位正職的研究員透過採檢毛髮、血液、體液等檢體，特別是從無外傷的屍體，追蹤可能導致死亡的毒物種類與劑量，例如誤食農藥致死、服用藥物過量或施用毒品死亡等。據法醫研究所統計，毒化組每年鑑定超過3,000件司法相驗案件的報告。

對曹芸甄而言，加入法醫研究所超過10年，目睹毒品如何隨著國際交易的流通，以及化學方程式的修改，讓毒品的內含物有了極大的變化。她說，剛加入研究所時，台灣的檢驗只會鎖定海洛因、鴉片代謝物、安非他命類藥物、大麻代謝物跟愷他命代謝物等5個種類的傳統毒品，但研究所裡的法醫和研究員們都很清楚，新興毒品早已進到台灣。

在71歲資深法醫蕭開平的記憶裡，台灣最早發現新興毒品的時間是在1998年。當時，一位來自紐西蘭的學生在台灣使用了不明毒品後，從12樓的派對地點墜樓而死。蕭開平說，他們向外國專家友人諮詢後，才知道紐西蘭外籍生使用的是當時歐美國家正在流行的MDMA（俗稱搖頭丸）。

從那時開始，法醫研究所只要從檢體中發現不知名的毒品，就會參考其他國家的案例與經驗，試圖找出毒品的種類、累積檢驗能量。

曹芸甄就在那一年趕上了毒物化學組啟動大變革的時間，參與了台灣檢驗機構與新興毒品戰役的起點。

電視劇中，法醫實驗室總給人光線陰暗、福馬林氣味瀰漫的刻板印象，但在曹芸甄的工作地點，數十台精密檢測儀器運轉與電腦圖譜跳動的聲音，卻給人明亮且有著科技感的實驗室印象。

「陳屍住處、疑似吸毒；浮屍、姓名不詳⋯⋯」工作清單上詳細記載著每個案件的細項。這是研究員每星期的工作清單，像EXCEL表單一樣，每一欄記錄一個刑事死亡個案，身穿實驗白袍的研究員端詳電腦螢幕中的圖譜，心中思忖檢驗策略的規畫，如何更有效地測出檢體中含有的毒品成分與劑量。

每種毒品都有自己的DNA，為了確定DNA的序列，毒物化學組必須從國外進口新興毒品的標準品，將新興毒品的DNA鍵入資料庫中。資料庫儲存的毒品DNA種類愈多，個案檢體可以比對的項目也就愈多，更能提升檢驗的準確性。

鑑識人員找出檢體中含有什麼毒品種類的過程，稱為「定性」，而確定檢體中毒品的劑量，則稱為「定量」。一個檢體被定性後，若確認有5種不同的毒品成分，就需要使用5項不同的標準品來進行定量檢驗。

2012年開始，法醫研究所已開始向國外購買標準品，由於從國外進口管制品的程序複雜，而世界各國也同時面對新興毒品的挑戰，這使得標準品很搶手，研究員們也得精打細算地使用。曹芸甄解釋，每罐要價上萬元的標準品容量只有1c.c.，稀釋後可以用來進行20次的定量檢驗，消耗量相當大。

購買標準品在檢驗新興毒品的工作上，就像戰士選擇要帶什麼武器上戰場，選錯了，就可能在戰役中落敗。

2020年研究人員也將PMMA的檢驗結果回饋給檢警，作為他們日後重點追查的建議，但這個建議也產生另類的效果：因應檢警將重點追查，毒販快速地回應，減少在咖啡包中添加PMMA，讓預先購買的標準品派不上用場。

猜測毒販的下一步，有如隔空鬥智，「這就像一場跟毒販對抗的龜兔賽跑，」曹芸甄說。

雖然從2012年開始，法醫研究所有計畫地對外購買標準品，慢慢地建立新興毒品的資料庫，但當時政府還沒有意識到新興毒品的危險性，並沒有增加法醫研究所的年度預算與鑑識人員的人數。這讓鑑識人員與毒販鬥智過程中，大多時候處於劣勢。

這個狀況一直到2016年年底「W Hotel傳播小姐猝死」事件爆發後，政府才意識到新興毒品危害社會的嚴重性。

2016年12月2日，一群人在W Hotel舉行連續5天的毒品派對，一位21歲的郭姓女子因為使用多種新興毒品後猝死，屍體被丟包至醫院。

曹芸甄就是這起案件的檢驗負責人，她回想當時鑑識人員投入大量時間與人力，最後檢驗出死者屍體中的毒品種類，居然高達8種成分。檢驗結果出來後，社會輿論譁然、對於年輕族群開派對混用毒品的趨勢感到驚訝。

（延伸閱讀：〈索命的藥檯──那些隱身派對趴裡的愷他命和新興毒品〉）

「W Hotel事件是敲響台灣社會的警鐘⋯⋯那時候社會才發現原來新興毒品這麼恐怖，」曹芸甄說。

根據法務部提供的資料，從2012年到2016年W Hotel事件爆發時，新興毒品已奪去了204人的性命。這個數字到2021年，已經累積到了664人。

而從法醫研究所2014年到2020上半年已偵查終結的1萬3,000多件死因鑑定的案件中，也看到兩個現象：一是藥物濫用死亡人數持續增加，二是新興濫用藥物的死亡年齡層集中在青少年和青年族群。

因新興毒品逝去的生命，平均年齡不超過30歲，甚至有愈來愈年輕化的趨向。

39歲的新北市刑警大隊技正廖睿辰曾待過少年隊多年，對於新興毒品為什麼受到年輕族群歡迎有一番見解。他認為，像咖啡包這種新興毒品，只要幾百塊錢就買得到，再加上喝咖啡這種「吸毒」的模式跟過往要打針、鼻吸等方式不同，讓年輕族群的「毒識感」大幅降低，才導致新興毒品快速氾濫、滲透到年輕族群之間。

社會意識到新興毒品的恐怖後，政府在2017年推出了「新世代反毒策略」，編列了4年100億的預算，其中一部分的目標就是打擊日益猖獗的新興毒品。

「以前只要沒有死，都不會送到法醫研究所來⋯⋯就不會知道他有用新興毒品，」曹芸甄指出，過往只有屍體才會做全面的毒、藥物檢驗，才可能發現死因是使用新興毒品。

但2017年1月開始，法醫研究所、調查局跟警政署三個中央單位各配給了6,000件針對新興毒品的尿液檢驗量能。但因為對於尿液檢驗的需求不斷上升，2022年各單位的檢驗量能已經擴增到超過7,000件案件量。

對新興毒品檢驗需求的不斷上升，代表著台灣使用新興毒品的黑數，可能超過人們的想像。

過往單一物品列明管理，很容易在製毒師稍稍為毒品「易容」後，不受管制。例如常被台灣製毒師修改化學方程式的卡西酮類毒品，在修改化學方程式中的一個部分後，就會變成「甲基甲基卡西酮」，也就是喵喵。但喵喵被政府列管之後，製毒師可能再修改另一個部分，就可能變成「乙基甲基卡西酮」，「易容」為沒有被管制的化學物質。這也是新興毒品被稱為「狡詐藥」（Designer Drugs）的原因。

通類管制後，就能把類型相似的化學物質一起管理。已在警政署鑑識科服務超過40年的鑑識科主任葉家瑜舉例：「像2-溴-4-甲基苯丙酮就是喵喵的先驅物質，修法之後我們可以先把這些管（制）起來，讓毒販無法進口製作毒品。」

新世代反毒政策給予的預算讓檢驗單位有更多武器可以對付新興毒品，修法也縮短管制的空窗期，讓毒販難以再鑽法律漏洞。但以新興毒品進化的速度來看，只由3個中央單位來把關和檢驗新興毒品，似乎無法面對長遠的挑戰。

目前包括法醫研究所、警政署還有調查局等單位的實驗室，擔起了負責檢驗全國新興毒品的領頭羊角色。葉家瑜認為，這3個中央單位先把毒品DNA的資料庫與檢驗方法建立起來後，未來必須再推廣到地方單位或是民間單位。

以美國為例，除了政府的實驗室之外，有資本的私人研究室或大型藥廠都加入新興毒品檢驗的工作行列。民間的研發能力與資本市場結合之後，才有辦法滿足不斷擴增的檢驗需求。

台灣政府這幾年為了減輕3個中央單位檢驗新興毒品的壓力，相繼下放檢驗案件到包括台北榮總、高雄醫學大學（簡稱高醫大）、草屯療養院、花蓮慈濟醫院等7間由法務部委任的檢驗單位。

要擔起新興毒品檢驗責任的民間單位，除了需要足夠的資本購買標準品與精密檢測的儀器外，日積月累的檢驗經驗也是讓新興毒品檢驗「零誤差」的重要因素。因為每個檢體檢驗的結果，都代表著一樁刑案，也會影響到一個人、甚或是一個家庭的未來。

而檢驗量能下放的政策方針才剛起步，卻因之前高醫大的檢驗失誤而受到衝擊。

雖然短期內遭遇挫折，但葉家瑜認為，台灣檢驗毒品的能力在國際上仍屬前段班，政府若持續投注資金與人力，讓中央單位完整建置毒品資料庫，未來再慢慢將檢驗量能下放民間，以長期來看，在與毒販的戰爭中，檢驗單位不見得會落下風。

政府在2020年推出了「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二期，計劃4年內再增加150億新台幣的預算，其中也把檢驗毒品列為重點加強項目。「我相信這些成效，在未來都會出現，」葉家瑜說。

這是一場跟毒販隔空鬥智的漫長競賽，台灣對新興毒品檢驗的量能，還在一點一滴地累積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