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疫──2019新型冠狀病毒風暴

「你們、我們」思維的代價:新加坡疫情,為何因移工宿舍感染失控?

住在榜鵝S11宿舍的新加坡外籍移工,S11宿舍目前已經成為隔離區。(攝影/REUTERS/Edgar Su/達志影像)

新加坡自1月21日出現第一起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確診案例後,在沒有封鎖邊境、持續各類經濟活動的狀態下,維持了2個多月的低確診案例狀態,直到當地稱為「客工」的外籍移工宿舍一處接著一處爆發群聚感染事件,累積確診案例突破16,000例,也把新加坡從防疫優等生的寶座拉了下來。

防疫如作戰,新加坡在「移工」這一役上,也許早就埋下了失守的種子。

面對捉摸不定的COVID-19疫情,就算安然度過第一波疫情仍然鬆懈不得,這箇中滋味,新加坡政府應十分有感。

截至4月30日為止,新加坡的累積確診案例已經來到16,169例,全球排名第26。但在1個月之前,這個國家還只有844個確診案例,即便是有發生群聚感染,感染人數最多就是近50人。

3月30日開始,事情出現變化,專門給外籍移工──新加坡當地稱為「客工」──居住的宿舍赫然成了疫情焦點。

移工宿舍爆發群聚,疫情一夕高張

先是東北邊的榜鵝S11宿舍出現了4起確診個案,然後是西南邊的西雅卓源宿舍也有4個案例,接下來一週裡,每天都有來自移工宿舍的確診案例。到第七天,新加坡政府眼見苗頭不對,4月5日當天即宣布,分別住著13,000人的榜鵝S11,與6,800人的西雅卓源宿舍成為隔離區──所有住戶隔離14天,不可出門上班,棟與棟之間住戶不能互相往來、而且不同間、不同樓層的也不可有社交接觸。至今,全新加坡共43處移工宿舍裡,25處已成為隔離區。

接著在4月7日,新加坡政府就宣布了實施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4週,關閉非必要的服務場所,各級學校在家上課,減少非必要外出,出門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等。

新加坡政府這麼緊張的原因?就在4月初宣布這一連串措施後,4月9日,新加坡的單日確診案例創下287例的新高紀錄,自此曲線一路攀爬,4月20日甚至出現1,426例確診,截至目前為止,在這將近16,000多例中,高達8成5是住在宿舍裡的移工們。

居民淡定:移工被隔離,我們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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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武漢病毒、COVID-19、新加坡。(攝影/REUTERS/Edgar Su/達志影像)
被視為感染源的外籍移工,目前在新加坡政府的隔離措施之下,被隔絕於新加坡人的生活之外。(攝影/REUTERS/Edgar Su/達志影像)

但是問到新加坡當地人對於高漲的疫情緊不緊張?

住在新加坡兀蘭的永久居民Gary說,宣布阻斷措施那天他跑去宜家(IKEA)幫小孩買桌椅、準備在家線上上課。他看到宜家和玩具反斗城店外,人們有秩序地排著長長的隊伍要買桌椅和玩具,以預備接下來一個月和孩子長期待在家中。

4月21日,政府宣布阻斷措施再延長4週至6月1日。這時,奶茶店出現大排長龍的景象,在當地人的心目中,接下來一個月喝不到奶茶這件事遠比感染可能性來得重要。Gary道出多數新加坡人的心理:「沒有恐慌啦,那些外勞都被隔離在外勞宿舍裡,不怕,社區傳染有受到控制。封城後,路上都看不到外勞,所以很安全。」

新加坡政府在疫情發展初期,就已將移工隔離在他們的宿舍中;不過為了持續維持新加坡經濟,允許他們外出工作,但採取無座位平台貨車統一接送的方式,完全隔絕他們與新加坡當地人群接觸的機會。

這樣的隔離措施確保移工隔絕於社會大眾之外,但又有效讓經濟持續活絡,符合新加坡政府高效、務實的管理思維。這就是新加坡人民依然對政府保有信心的原因,因為感染群並不和大眾生活在同一時空──只要移工不被允許出現在街道上,新加坡還是安全的。新加坡人David說:「疫情主要是外籍移工引起的,只要把感染群都放在一起,不讓他們出門,相信政府還是有能力控制。」

這反映了新加坡社會由上到下,對於人口管理和空間規劃的嚴格、有序、理性、務實與工具性思維;其中的嚴格,體現在人民遵守、政府執行上。旅居新加坡8年的前大馬媒體人吳惠恩就點出:「新加坡人在控制疫情政策上,是無比信任和遵循政府的限定,如初期無需戴口罩、阻斷期間硬性規定戴口罩,人們都是循規蹈矩的,這些加諸的限制,沒有影響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和依賴。」

回過頭來看,新加坡政府初期為了不讓經濟蒙受巨大損失,讓移工繼續為該國的營建業打拼,也未宣布類封城的措施,即便有十幾起群聚感染,卻能將疫情控制千例之下,那麼之後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波疫情的失守?

在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20人擠一間房

先從移工宿舍的環境說起。

從開始實施阻斷措施後,30歲的大馬籍移工宿舍負責人黃先生形容:「移工現在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宿舍──醫院──隔離區,他們已經不能外出工作,若確診,只有醫院和隔離區兩個選擇。我感覺移工就好像生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

新加坡外交部巡迴大使許通美則是早在他的Facebook上直批,新加坡對待外籍移工的方式不是第一世界,而是第三世界,「這些宿舍就像定時炸彈一般。」

許通美這樣生氣不是沒道理的,這些移工居住的環境,並非像是新加坡政府2015年制定的《外籍僱員宿舍法》所規定的百分之百美好。法律規定每個移工都必須擁有16平方公尺、約4.8坪的個人空間,但一些移工宿舍卻並非如此。

新加坡非政府組織情義之家(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HOME)個案經理陳宇翰受訪時表示,有的宿舍是20個人擠在一間房裡,沒有床、只有木板,沒有私人儲物櫃,造成移工行李只能放在床上,幾乎沒有私人空間。此外,廁所、食堂、廚房等公共空間都屬於共用設備。

負責管理3層樓小型宿舍的負責人黃先生則提到,他負責的宿舍住了200人,宿舍環境和大學宿舍差不多,只是一間房同時會有10~20人居住。其中,30平方米(9坪)的房間住10個人,70~100平方米(21坪到30坪)的住20人。

而新加坡人居住的政府組屋區以及一般大學宿舍,擁有的個人空間較多,不只是一張床位,還備有書桌、衣櫃、儲物櫃等。就算在外租房,一間房只有1~2人,擁擠程度不如移工宿舍。

執法不力,放任雇主剝削

陳宇翰認為,「非政府組織已經針對如此大型勞工營提出抗議,幾萬人擠在一個地方,不具人性化的空間設計,任何傳染病都輕易在這樣的空間流傳,就算沒有新冠病毒,其他傳染病還是會有機會大爆發,對移工健康造成影響。」

「需要問責的是,為什麼政府會允許如此有問題的宿舍規畫建設起來?為什麼政府會同意這樣的營運方式?如此採用龐大勞工營安置大量移工的政策,是否正確?是否人道?是否道德?不論組織如何呼籲政府關注移工居住情況,都沒有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根據新加坡外籍勞工法令,人力部要求雇主承擔移工保險(醫藥及工傷)、生活費(住宿和飯食)、人頭稅、身體檢查費用、申請費等,如果雇主要求移工承擔是違法的。

「但是,要證明雇主違法卻很難,雇主能在工資單上動手腳、扣工資,甚至我經手的案例中有90%工人根本沒有拿到工資單,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當局也沒辦法執法,」陳宇翰描述移工面對舉證困難的情況。

他說,即使法令規定雇主必須發出工資單,但很少見到人力部嚴格的執法,使法律變得可有可無。「外籍勞工法令是來保護工人,但卻變相賦予雇主絕對權力,掌握對付工人的去留大權,移工被迫接受各種不平等合約及剝削條件,也不可隨意換工作,否則雇主終止工作准證,則一切將前功盡棄。

另一名當地學者卓君美(Stephanie Chok)在Facebook貼文質問,截止2019年6月,新加坡有981,000人為工作准證
Work Permit(WP),適用於建築業、製造業、服務業的半熟練技術工人。
持有者,197,800人為S准證
S Pass,適用於中級技能雇員,最低月薪在2,200新元或以上,需要學歷證明。
持有者,「政府每年賺取多少外籍員工人頭稅?又有多少被用來促進移工的住宿與工作環境?為什麼有這筆錢還需要團體籌款來幫助移工?」

政府帶頭暗示,移工是「你們」不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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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武漢病毒、COVID-19、新加坡。(攝影/REUTERS/Edgar Su/達志影像)
新加坡當地社會對移工的不理解與排斥心態,彷彿埋下這次疫情爆發的種子。(攝影/REUTERS/Edgar Su/達志影像)

病毒在感染人類這件事,基本上是一視同仁,只要環境與生理條件適合,能感染就感染。新加坡當地社會對外籍移工的不理解與排斥心態,早就鋪陳了新加坡確診案例一舉破萬的基礎環境。

宿舍負責人黃先生在談到新加坡人的心態時指出,部分新加坡人向來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對外籍人士缺乏同理心。「我們委任一個中國工人去一個屋主家鋪地磚,工作期間工人不幸被地磚割傷手腕流血,隱約可看見骨頭。可是屋主一點都不關心工人的傷勢,他們在意的是他們家的地板哪裡被血沾到,有沒有病毒,要趕快清潔消毒,想要我們快點把工人帶走。」

陳宇翰說:「很少新加坡人會關心這些移工生活過得好嗎?快樂嗎?舒服嗎?這顯示新加坡人對移工的態度有問題,這因此也反映在政府政策上。」

他分析說:「新加坡政府治理方式像管理一家商業機構,而不像是國家。制定政策的傾向以獲得多少利益為主,只要有利於機構的政策,政府就會嚴格執行,忽略從人性化的角度去同理移工的處境。

也許新加坡政府追求效率的經營方式,忽略了幽微的人性層面。舉例來說,總理李顯龍在4月10日的電視談話中更呈現出「新加坡是好雇主,讓外籍移工們可以把賺到的錢寄回家」的「資方對勞方」態度,而不認為這些為新加坡基礎建設打拼的移工們,有可能也是新加坡社會中值得被同理心對待的一員。他在宣布第二次阻斷措施時也強調,疫情大爆發多集中在移工宿舍,但社區感染未擴大,再加上新加坡政府自4月16日開始,每日疫情報告會將移工宿舍的確診案例與其他本土案例分開,無形中更坐實了新加坡社會對移工的「你們」概念。

排斥化為歧視,新加坡付出慘痛代價

吳惠恩認為,新加坡政府刻意劃分移工感染和社區感染,會造成更多社會歧視,歧視多為語言暴力,普見於社交媒體。他歸納,社交媒體上普遍的批評包括:

  1. 他們來自落後國家,公共衛生意識低落,個人衛生習慣差,造成病疫快速在宿舍群爆發。
  2. 比起母國,新加坡給這些移工充裕生活條件和照顧,他們應該感恩,不是要求更多。
  3. 患病人數倍增,使政府不得以落實阻斷措施,影響經濟。
  4. 移工病例增加,給醫療體系造成壓力。

他坦言,「歧視從語言暴力延伸,到身體力行是環環相扣,疫情過去,生活回歸正常,移工或更難融入新加坡社會。」

截至2019年底,境內總共有將近百萬的外籍移工,其中不僅包括營建業移工,還有家庭移工。4月下旬,社交軟體WhatsApp網絡中,一度流傳著「17名確診的家庭移工是被營建業移工所傳染」的錯誤訊息,但事實上這些家庭移工大多都是被雇主所感染。

新加坡整體人口570萬人,包含家庭與營建業移工,這些算是外籍工作者中最低階、從事勞力技術型的工作者們,大概佔了18%,而這次住在宿舍裡的營建業移工們大概僅是5%人口,卻是新加坡社會能夠持續運作、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助力之一,試想:這些人不在,誰來駕駛新加坡當地的巴士?誰來蓋出一棟又一棟的摩天大樓?移工不能融入當地、為整體社會所接受的代價,新加坡在2012年的百名中國籍巴士司機罷工抗議、2013年的小印度暴動已經見證過。

這一次,新加坡為其隱身於全體社會裡的「你們、我們」心態,再次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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