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明詔是世界最早投入冠狀病毒研究的先驅， 2003年SARS爆發時，其研究廣為國際關注與引用。當年在台灣疫情嚴峻之際，他返台主持SARS研究團隊，協助台灣SARS防治及研究。近年也因其冠狀病毒和SARS研究的傑出貢獻，2013年獲得總統科學獎、2017年和2018年分獲「日經亞洲賞」及新加坡《亞洲科學家》雜誌（Asian Scientist）亞洲百大科學家。

他接受《報導者》專訪時指出，此次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在科學研究加速運轉之下，12天就破解病毒最關鍵的棘蛋白的三維結構，2個月就進入疫苗臨床試驗，都是空前未有的快速，全球科學競逐進入另一個局面，各國科學家的壓力更強、但研究過程與結果的未知風險也更大。

賴明詔認為，台灣從SARS以來，基礎研究的能量不足，在COVID-19這波超速的科學競賽下，若不再重視與投入資源，恐會與國際差距愈拉愈大。他表示，彰化血清篩檢的目的和方法相當不錯，而且利用彰化地區傑出的公共衛生基礎根基（infrastructure）及人脈，在短期間收集分析這麼多樣本，是值得讚揚的，研究發現也提供防疫指揮中心正向的參考；但過程中對研究的說明與溝通不清楚，造成了許多誤解和爭議。

以下為《報導者》與賴明詔訪談的內容，以第一人稱的問答呈現。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此次台大公衛學院和彰化縣針對高風險群的血清篩檢研究結果，陽性率萬分之8.3，你認為代表什麼意義？中間引發巨大的風波，出現什麼問題？

賴明詔（以下簡稱賴）：這次血清抗體檢測結果的陽性率是萬分之8.3，這個數字是非常低的。如果這個數字被證實，我們可以說台灣地區是相當安全。

血清抗體的調查，可以看出傳染病傳播的方式，了解有多少人被感染過、具有保護力，以及哪些族群最容易被感染，這是很好的資料和研究。雖然跟病毒RNA核酸檢測及蛋白質快篩方式一樣，還無法完全回答偽陽性、偽陰性的問題，但是血清的檢測可以看出社區到底有多少人感染，提供這些重要的背景資訊，是很有意義，最重要的是多少人有保護性的抗體（即Nt Ab的中和性抗體），收集這些資料必須在P3實驗室做，相當辛苦複雜。

這是很好的研究計畫，但這過程之中，會引發這麼多風波，主要是研究者並沒有好好解釋他們到底研究做了什麼？研究目標是什麼？後來的記者會就講得很清楚，看記者會就知道他們做的內容，跟當初被質疑的內容完全不一樣。雖然有些細節仍待未來澄清，整體而言，研究的成果是相當好的。

報：你的過去研究與觀察，之前SARS和COVID-19病毒流行特性有哪些差異？

台大公衛學院這次血清檢測公布的數字結果來看，確診者的接觸者感染陽性率都很低，看起來跟R0的估計又不符合；一般而言，醫師、護理師這樣的高風險群最容易被感染，不過，從他們公布研究的結果可以發現，醫護都沒有人被檢出陽性。這顯示出台灣醫療團隊的水準非常高。

台灣的狀況又和國際有很多不同，看到義大利、美國、巴西、印度等國COVID-19的疫情非常嚴重，而非洲目前為止疫情卻緩和，也好像都沒辦法用人口、文化來直接解釋疫情的嚴重程度。只能說對於COVID-19，還有很多謎題沒有解開，現在的研究還是很不夠。重要的一點是，COVID-19有無症狀的帶病毒者，因此使病毒不容易消除掉。

報：台灣這次防疫成績讓國際和國人都肯定，不過研究和學術論文發表與國際相比是否較少？你SARS後回國主持相關研究，看到的問題在哪裡？

賴：台灣在研究方面的速度較慢，這次COVID-19也是。

我們的狀況，首先是人力不足，實驗室的人力不足，沒有辦法跟別人競爭。第二是研究沒有長期進行，SARS來的時候，政府花了很多錢要做研究。可是SARS一走，這些錢就沒有繼續提供、計畫也都沒有繼續做下去。雖然這幾年持續有新興傳染病研究計畫，但經費很少，所做的研究就不能深入，尤其這幾年我們沒有支持infrastructure的建設，例如P3實驗室，這使得傳染病研究變得很慢。

現在整個大環境的速度都變得很快，也是這次COVID-19看到最新的改變。像這次，今年1月8日，中國上傳了COVID-19的病毒基因定序後，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實驗室只花了12天，就完成了第一篇針對病毒蛋白質結構的分析研究，過去可能要花上3、4年才做得到，現在只需要12天，而且還是一名博士研究生做出來的，是之前非常難以想像的事。這也顯示，現在的研究環境的壓力非常大、競爭力高很多。

不只病毒資訊，疫苗在這次的進展速度也是。過去疫苗從研發到臨床試驗至少要3、4年的時間，這次短短2個月，就進入疫苗人體試驗，也是很不可思議。

現在國際的研究速度跑得很快。以中國來說，在SARS時，他們沒有做到什麼研究，但這次他們跟當時相比真的進步很多，現在非常有競爭力。台灣如果不迎頭趕上，和國際的差距有可能愈拉愈大。

報：在大流行疾病中的科學研究，嚴謹的程序和搶時效的發表，如何做到平衡？

賴：這也是這次看到很不一樣的地方。過去一篇論文期刊要發表，都要同儕審查（peer review）、經過嚴格審核。現在已經改變，就是能夠趕快用的就趕快發表，整個研究文化已經在改變。但結果有一些研究發表之後無法證實結果，只好被撤回，要怎麼拿捏研究速度、倫理和品質？確實是一個新的挑戰和考驗。

疫苗在這部分最明顯，現在將3、4年的流程，縮短到2、3個月，就審核通過各國的疫苗臨床試驗，2個月就可以做到第3期臨床試驗，這是不是因為捨棄了某些嚴格的標準跟科學嚴謹性，才有辦法這麼快？有些疫苗也可能對身體有毒性的，2個月就進入臨床、以為研發完就可以用，不一定的，研發的嚴謹性是不容打折的。

2003年我回台灣的時候，引進美國研究評鑑制度，建立並推動同儕審查方法。當年開始時，有時侯反而是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的審核太嚴格了，很多實驗甚至因此沒辦法推動，因為有些IRB的成員，每一個試驗都反對，結果就變成沒有一個研究計畫可以做。後來是一步一步、一個案件一個案件逐步討論，學者有些案件都拖一年才能通過。大家都在學習，現在已經進步很多了!

報：目前對COVID-19的檢測工具和治療研究，有哪些可以改善或投入的領域？

賴：篩檢工具的正確性還可以精進。現在的篩檢方法，例如PCR、抗體，偽陽性跟偽陰性的問題要如何改善，是很重要的課題。檢驗的速度及價格更是決定工具是否被採用的因素，這是應該繼續改進的，台灣在這邊是有競爭力的。

除了傳統的藥之外，有些新的想法，例如從病癒者的血清採取單隻株抗體可以用來治療及預防COVID-19。目前初步的研究來看，有沒有用還不確定，但是不管效果，只要有研究精神都是好的，我們應該積極去做。

報：COVID-19是否可以用檢測替代隔離，目前爭議很大，未來有什麼可能的解套方向？

賴：防疫政策要怎麼做，真的很困難。除了科學的考慮之外，也要考慮對經濟、社會的影響。舉例來說，疫情一開始，我看到中國武漢封城時，我認為，這絕對不可能發生在其他國家身上，只有極權國家可以這樣做；沒想到，結果居然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做了！這是文化的改變，歐美國家習慣居住行動自由，怎麼變得能接受這樣鎖國的政策呢？所以這次COVID-19之後看到的文化、經濟、社會、政策問題，真的是很好的研究題目。

那鎖國封城對於阻止疫情散佈有沒有實質效果？其實目前也還沒有定論。有些研究說有效，例如武漢因為封城後，把疾病的高峰（peak）往後延了兩週，多爭取了兩週時間，可以分散病人、減少對醫療資源的壓力。但也有些研究認為，效果是有限的。

各式各樣的防疫政策對一個社會來說，是好還是壞，後續還有很多要好好去探究。像現在全面封阻、隔離，有些國家現在學生還無法到學校上課，一個學生長時間沒去學校，對這些孩子未來的一生影響有多大？這都是很嚴重的問題。這不只是生醫科學，人文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也應該要投入。

報：對於冠狀病毒、COVID-19還有哪些未解之謎？

賴：我從1975年開始研究冠狀病毒，整整20多年的時間，都是做大家不覺得重要的東西。一直到2003年SARS來了，冠狀病毒才受到重視。

本來我是做癌症病毒研究的，後來我去了南加州大學，當時那邊的神經科主任Leslie P. Weiner正在研究「多發性神經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這是很嚴重的神經脫膜病（demyelination），他發現老鼠身上的冠狀病毒，可以引起類似人的多發性神經硬化症的症狀，所以他就用這個病毒來研究這個疾病。我是病毒學家，他就和我合作研究這個冠狀病毒，發現很多有關冠狀病毒的新東西。例如冠狀病毒的RNA，是自然界最大的RNA，一般的RNA病毒，大概有1萬個鹼基；但冠狀病毒有3萬個鹼基。如何生存呢? 我們發見這個病毒有很多特殊的RNA構造及繁殖的機制，例如基因交換的現象（RNA Recombination），這使得這個病毒很容易變化，產生新種的病毒，這些現象也可能影響未來疫苗製造及使用。也因為如此，我相信新的冠狀病毒還會繼續不斷地出現。

對於冠狀病毒還有很多謎題是還沒有解開的。例如它的來源，冠狀病毒多來自蝙蝠，它為什麼可以跟蝙蝠和平共存？蝙蝠是世界上唯一會飛的哺乳類動物，種類約有1,300多種，一半以上的蝙蝠身上都有冠狀病毒。他們兩者到底如何共存？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減少未來新冠狀病毒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