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疫──2019新型冠狀病毒風暴

外有極右勢力指責「帶原者」,內缺淨水與醫療資源

希臘難民新危機:COVID-19來襲,防疫標語成為最諷刺的笑話

希臘列斯伏斯島(Lesbos)上的難民營,防疫資源在此十分缺稀,志工與難民如臨大敵。(攝影/REUTERS/Elias Marcou/達志影像)

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席捲全球,對流離失所、缺乏資源的難民更帶來多重威脅;在希臘,原本在邊境衝突中壯大的極右排外勢力,又放假消息將他們指為病毒帶原者,阻撓志工的援助。

難解的地緣政治遊戲,加上全球疫情籠罩,德國、盧森堡等政府雖然試著協助最弱勢難民的移轉,但在土耳其和希臘互推甩鍋的情況下,病毒對難民營區的威脅能否被抑制住?

3月31日,在希臘首都雅典北方近80公里處的里索納(Ritsona)難民營裡出現了首個COVID-19確診,一名19歲的難民孕婦在希臘當地醫院生產時遭到感染,在該名婦女確診後,20幾名難民接觸者也確診,實際感染人數沒人知道。希臘移民署隨即宣布全面隔離里索納難民營14天,只有少數如醫護人員能進出。

4月5日,另一個馬拉卡薩(Malakasa)難民營,也出現了第一案──位來自阿富汗的53歲男子確診,成為希臘島上第二個全面隔離的難民營。

「待在家」、「保持1.5公尺社交距離」、「勤洗手戴口罩」等防疫標語,成了難民營裡最諷刺的笑話。

除了防疫,人數最多的難民營面臨多重難題

在難民人數相對少的地方──分別有2,700位難民在里索納,數百位在馬拉卡薩──居民有獨立安置空間和廁所,疫情勉強在掌控之中。愛琴海上,其他也在希臘領土的5個小島上的難民營,總計有超過4萬人居住在過度擁擠、衛生條件惡劣的環境,其中列斯伏斯島(Lesbos)上的摩利亞(Moria)難民營,是希臘難民人數最多、情況最為嚴峻的難民(註)
因逃離和抵達希臘、以及居住在希臘難民營裡的居民,大多都還未等到難民的正式身分,但多數在母國皆有戰爭、遭遇迫害等情況下必須離開,因此本文以難民和庇護尋求者稱呼他們,雖然群體中仍有少數不符合難民資格者。
安置地,有超過20,000人居住在原先設立給3,000人的庇護空間

一個月前,在列斯伏斯島上已出現第一個確診案例,雖為當地居民,但對病毒的恐慌已滲入摩利亞難民營。

「每一天都在變得更糟,衛生條件、水質、醫療條件,都非常糟,如果有任何案例進來,可能會完全失控,無法想像。」

蹲坐在摩利亞難民營區入口,來自阿富汗的藥劑師迪恩・穆罕默德・阿里茲達(Deen Mohammad Alizdah)說,他在2019年搭船逃到希臘,現居住在摩利亞難民營裡。

他形容,一個帳篷下擠著2到3個家庭,幾千人每日緊貼著排隊領取三餐和食用水,孩子在成堆的垃圾和空塑膠瓶上玩耍,營區內每1,300人共享一個水龍頭,且水質混濁、缺乏乾淨水資源和廁所;醫療資源方面,雖有一些非政府的醫療組織在現場支援,而2萬人的難民營中,僅有一個簡易的行動診所,不具備任何可落實防疫措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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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斯伏斯島(Lesbos)上的摩利亞(Moria)難民營,是希臘難民人數最多、情況最為嚴峻的難民安置地。(攝影/AP Photo/Angelos Tzortzinis/達志影像)
列斯伏斯島(Lesbos)上的摩利亞(Moria)難民營,是希臘難民人數最多、情況最為嚴峻的難民安置地。(攝影/AP Photo/Angelos Tzortzinis/達志影像)

全國禁足令後,過半志工被迫退出營區

希臘於2月底出現首個確診案例,截稿前,已超過2,000個確診案例,超過90人死亡。許多人權團體和非政府組織不斷呼籲希臘政府重視約11萬居住在難民營的族群。

希臘政府於3月中分別宣布關閉邊境以及全國在家禁令後,許多非政府組織(NGO)無法到現場,也因為擔心志工將病毒帶進難民營,導致一線支援的人數下降,僅有少數前線工作者堅守現場,持續提供物資與宣導防疫措施。

「我們原本有70多名志工在摩利亞難民營裡提供第一線支援,因為疫情關係,現在只剩下30幾位,」安德亞(化名)感嘆。她是NGO「歐洲救助」的首席營運長,在摩利亞難民營內,她主要提供抵達的難民緊急物資救助,安排庇護空間,尤其是針對未成年孩童和單身婦女。

安德亞非常擔憂地說,摩利亞難民營本就是一場災難,不單只是怎麼抵抗病毒而已。因為這幾年接二連三的政治風暴席捲,今年初土耳其和希臘在國境間攀升的緊張局勢,讓累加而來的多重難題,更直逼臨界點。

疫情爆發前,已深陷歐土希政治角力

自2015年所謂的歐洲難民潮開始之前,來自阿富汗、敘利亞、伊拉克等國的難民已前仆後繼前往希臘尋求庇護,時至今日每年仍有幾萬人抵達希臘。

百萬難民湧入歐洲,讓歐洲保守勢力抬頭高漲。2016年歐盟同意與土耳其簽訂4年的協議,由歐盟以60億歐元援助土耳其,由土國扮演守門人角色,替湧入歐洲的難民人數把關。此協議遭到許多人權組織的譴責撻伐,而抵達歐洲的人數,確實也在2016年有明顯下降
但尋求庇護者仍然持續抵達,難民在沒有合法離境的管道下,只能仰賴偷渡等非法的方式逃離。僅鄰土耳其的希臘首當其衝,難民營人數持續攀升,生活條件每況愈下;希臘以外的歐盟會員國,也因整體右傾的政治局勢,協助希臘難民配額機制(relocation)(註)
歐盟內部針對難民安置分配的問題,以減輕會員國如希臘及義大利收容難民的負擔。此機制只限於歐盟會員國之內。
的名額,只限定在歐盟土耳其協定(EU-Turkey deal)簽訂之前抵達的人(註)
歐盟所認同的relocation計畫,是同意在2015年9月16日到2016年3月20日抵達希臘或義大利的庇護尋求者,可依照審核機制規定,申請至歐盟他國接受庇護。從2015年9月,共有30,836人從希臘重安置到歐盟他國,然而第一,在與土耳其簽訂協議之後抵達的庇護尋求者無法申請;第二,在2018年4月之後的數據並無在國際移民署的官方資料上,實際成功的人數非常零星。
,審核速度和執行效率也為許多人權團體詬病。
幾年來在希臘的難民局勢,仍在歐盟、希臘、土耳其三方政治角力的斡旋下時漲時落,難民成為政治玩家棋盤上的棋子,各有自己的算計。2020年,為歐盟土耳其協議到期之年,加上敘利亞西北邊伊德利卜省(Idlib)的戰況,百萬敘利亞人再次流離失所,土耳其政府表示境內已有350萬難民,無法再負荷更多難民進入,因此宣布打開土希邊境(註)
土耳其政府雖於3月26日關閉邊境,卻保留人潮會在疫情風波後回到前線的可能。
,並有組織性地將幾千名待在土耳其的庇護尋求者送往邊界,藉此向歐盟施壓,要求歐盟延續2016年土耳其歐盟協議,提供土耳其鉅額金援,以及對敘利亞北部伊利普省的戰況採取行動(註)
土耳其政府的舉動,也與其軍力在敘利亞西北部遭重挫有關,多名土耳其士兵在敘利亞遭到殺害。

軍警挾著難民在土希邊境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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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土耳其境內的數千民難民集結在卡斯坦尼斯(Kastanies),試圖穿越邊界前往希臘,遭希臘軍方使用催淚彈及水車驅趕。(攝影/AP Photo/Giannis Papanikos/達志影像)
3月7日,土耳其境內的數千民難民集結在卡斯坦尼斯(Kastanies),試圖穿越邊界前往希臘,遭希臘軍方使用催淚彈及水車驅趕。(攝影/AP Photo/Giannis Papanikos/達志影像)
2月到3月,幾千名難民在土希陸路邊界上試圖闖關,扔石頭、合力拆除鐵絲網,土耳其當局也部署兵力助陣
在3月5日,土耳其政府加派1,000名警力到邊界支援,阻止希臘當局將庇護尋求者送回土耳其。
,甚至主動提供庇護尋求者鐵絲鉤、防毒面具等裝備,協力他們跨越至希臘;鐵絲網另一邊的希臘鎮暴警察則使用水炮車、催淚彈和眩暈手榴彈等回擊。兩邊軍力將邊界上的人們夾在縫中,煙硝火光瀰漫,猶如戰爭現場,土希雙邊難民難題再次躍上國際版面。
「可以確定有多人在邊界衝突中受傷,有許多人還有因吸入過多催淚瓦斯導致嚴重的呼吸問題。」朱利安(化名)是駐點在土耳其邊境城鎮卡拉阿奇(Karaagac)的NGO工作者,僅離邊界不到3公里的距離,2月底到土耳其政府宣布全國隔離
土耳其政府於3月26日宣布全國進入隔離狀態,也清場在邊境上的難移民,但在4月11日解除封鎖,人潮又再次回到邊界上。
之前,目睹著好幾次規模的衝突,以及幾千位難民被困在邊境的處境,他和其中幾位保持每日聯繫,確認他們的情況。
然而新聞上所述恐有百萬難民再度湧入歐洲的景象,並未真的發生。從聯合國難民署提供的數據來看,3月從陸路抵達的人數相較去年(2019),不增反減;而從水路邊界抵達的人數,也並未有如媒體所形塑的那般大幅劇增(註)
今年3月透過水路邊界抵達希臘的人數,相較去年同時期,維持在2,000多人,今年抵達的人數截至4月5日,有9,620人,和去年相差不多。
。希臘當局也稱他們成功阻止約1萬名非法移民跨越邊界。

即使邊境上直接的衝突並未發生在希臘島上,但這波情勢帶來的恐懼,也使得島上排外情勢更加高漲。

排外聲浪與謠言四起,希臘政府一度停止庇護

「在我們負責的列斯伏斯北岸,就抵達人數上並沒有明顯的變化,但土耳其打開邊境獲得非常高的媒體關注,我們的工作也間接受到影響。」貝索・羅斯(Basil Roth),是非政府組織「Lighthouse Relief」的國家協調員(Country Coordinator),他們組織自2015年9月開始,在庇護尋求者抵達人數最多的希臘小島列斯伏斯北岸,24小時全天候值班,隨時預備拯救難民船上岸。

但兩國間不少右派媒體編織難民過多的數字,造成民怨四起;希臘政府為快速止住國內反彈聲浪,隨即宣布停止庇護申請機制1個月(註)
希臘政府已於3月30日宣布恢復庇護機制,但強調會持續加強邊境管制。

「這極度令人擔憂,已經完全違反了國際法中保障人人享有的申請庇護權利,」羅斯表示。而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3月刊出的調查報導,更進一步發現,幾百位抵達的庇護尋求者,無法依照程序申請庇護,就被帶到希臘北部祕密的非正式拘留中心,關在狹小且條件惡劣的空間,等待被遣返。然希臘當局否認此事,僅表示拘留和遣返非法移民皆是依照這項法條執行。

除此之外,「反難民的勢力也試圖重創非政府組織的聲譽,例如說我們就是讓庇護尋求者不間斷跨海前來的原因,」羅斯很無奈,因為這波壓力已轉變為實際的攻擊行動,他們被迫要暫時撤離前線。根據《衛報》(The Guardian)報導,歐盟和希臘當地傾政府媒體,持續把提供服務給難民的NGO作為箭靶,形塑為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的盟友,以及人蛇集團的幫兇。

這股敘事這幾年持續累積,在去年7月希臘保守黨總統上任之後,愈加嚴重,直到2月底土耳其政府宣布開放邊境大門,邊境上震撼的衝突畫面,兩國政府在人民的死傷、警察過度執法和軍方暴力的程度各自表述、相互譴責,延伸出許多駭人的謠言,間接引爆希臘諸島上爆發的一連串失控的衝突──難民、NGO工作者和記者近期密集地遭到希臘當地極端份子群體攻擊。

NGO和醫師被暴力威脅、惡意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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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列斯伏斯島上的一間難民避難所遭不明人士大規模縱火。(攝影/AP Photo/Alexandros Michailidis/達志影像)
3月7日,列斯伏斯島上的一間難民避難所遭不明人士大規模縱火。(攝影/AP Photo/Alexandros Michailidis/達志影像)

這波攻擊,在難民人數最多的列斯伏斯島上,更顯得劍拔弩張。

「我們團隊的志工,被不明人士拿刀架在他脖子上威脅,」那段時間曾在列斯伏斯島上擔任「Refugee 4 Refugees」的台灣志工劉晏孜,本來在摩利亞難民營外的橄欖園非正規區協助物資分配,因為這波攻擊,她也被迫撤離,許多專案停擺。

安德亞說,「我們輾轉收到右翼人士群組中討論看到我們組織成員在鎮上一間咖啡廳,揚言要教訓我們。他們還說知道我們住在哪裡,那真的非常非常可怕!」安德亞敘述那段時間,他們的工作人員有整整3天完全無法進入到摩利亞難民營中,組織緊急宣布所有志工一週的禁足令,但也連帶影響到他們服務的難民,「我們組織特別照顧未成年者和單身女性,你可以想像,沒有人守的難民營,任何人可以自由進出,會發生什麼事⋯⋯。」

這段時間,許多NGO組織的物資倉庫和車被破壞得體無完膚,甚至被惡意縱火;島上的志願服務醫護人員遭暴徒用棍棒襲擊,性命危急,聯合國難民署和無國界醫生組織(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員工都有受到波及;右翼人士也於船岸建起人牆,試圖阻止從土耳其到列斯伏斯島的難民船隻觸岸;受傷的難民被NGO工作者載往醫院途中,遭50、60人攔截,他們打破車窗,試圖用煙霧彈攻擊難民;幾位前線記者則遭受毆打,相機甚至被扔到海中,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緊急呼籲希臘政府與歐盟對報導的記者提供保護。

這些右翼人士的Facebook塗鴉牆上,通常可以找到白藍希臘國旗的照片,他們大部分是當地累積憤怒情緒已久的激進人士,透過WhatsApp群組或是Facebook頁面組織行動,有些會公開標籤一同的行動者,彰顯他們的「勝利」。除此之外,也有來自德國(註)
為知名的「認同運動」(Identity movement),極右派的組織行動,幾名來自德國的運動人士,假借為報導移民危機的記者進入,隨身攜帶相機拍攝,組織反移民的抗議攻擊,但也與希臘當地人發生衝突。
、澳大利和瑞典的新納粹成員特意抵達希臘島上和土希陸路邊界,展開組織性的攻擊。那短短2週時間,希臘島上呈現著詭異與恐懼的氛圍,直到3月7日,列斯伏斯島上的一間難民避難所遭不明人士大規模縱火,遭當地居民認為抗議行動過了頭,才開始趨緩。

志工2月開始被右翼人士攻擊,3月撤離在列斯伏斯的據點,「一切都是連續性的,如夢魘中的夢魘,」安德亞以為攻擊事件在3月中趨緩,可稍作喘息,但緊接著來的是更要命的COVID-19。

營區內:做不到社交距離和居家隔離,難民仍試圖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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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斯伏斯島傳出COVID-19疫情,摩利亞難民營的婦女們在NGO協助下自行縫製口罩防疫。(攝影/REUTERS/Elias Marcou/達志影像)
列斯伏斯島傳出COVID-19疫情,摩利亞難民營的婦女們在NGO協助下自行縫製口罩防疫。(攝影/REUTERS/Elias Marcou/達志影像)

緊繃局勢讓島上難民取得資源困難,像是最基本的水、食物、藥品,都更難發送到難民營中的居民手上。而自3月初第一例出現在列斯伏斯島上,新的恐懼──COVID-19,開始在難民營區中蔓延。

「有些人還沒有感覺到病毒的威脅,或是對這個病毒沒有什麼概念,但有一群人是被很多假訊息轟炸下,變得異常的恐慌。」安德亞和團隊在摩利亞難民營的第一線,觀察不同難民對於疫情的反應,就如世界各地都有的情形──要不要戴口罩、多久洗一次手、誰可能把病毒帶進來等,讓難民營區又籠罩著新的一層陰影。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可以怎麼做,我們真的很害怕,但做些事比什麼都沒做還好一些。」艾利茲達(Alizdah)作為營區居民,一個月前開始與其他50位來自摩利亞難民營裡的居民組成自救會,在營區裡和社群上貼出多種語言的防疫標語、邀請難民婦女快速建立口罩生產線,以及在出入口處,引用水車的乾淨水源,設置行動洗手台,更招募難民營內志工,指引大家洗手的動線。

「很多人都很有興趣一起幫忙,小朋友也會一起畫防疫標語,一起清理垃圾,」艾利茲達蹲坐在Moria難民營外,收訊較好的地方,試著保持積極正向的和我說,「我們無法依賴任何人幫我們,只能自己努力保護自己。」

在衛生環境已然惡劣的情況下,沒有辦法stay home(待在家中),無法做到social distancing(社交距離),他們仍盡力防堵。

劉晏孜也提到,在營區旁對難民經營的雜貨店外,營區居民現在會整齊排列,一個人進屋內挑選衣物,出來,下一個人再進去。

只能和病毒搶時間

「Refugee 4 Refugees」的創辦人奧馬爾・阿爾沙卡(Omar Alshakal)本身也是因戰爭逃出土耳其,他說,目前志工人手不足,他選擇和少數成員留守在現場,與50、60位營區居民一起,2週內在營區附近建設緊急的醫療避難所。

「我們這週剛蓋好,打通電路和水的管線後,可以安置約80人左右,接著會再評估,有需求就會再蓋下一個,」阿爾沙卡說。他知道,只要一有確診案例進到難民營,需要安置的空間可能遠遠不夠,所以在有限人力下,日以繼夜與團隊趕工。在匆促的訪談中,他點燃一根菸,聲音充滿深深的疲累。

受訪的志工們認為,疫情遲早會進到摩利亞,只是何時的問題。他們只能和時間奮戰,盡可能做他們能做的。

連設立洗手台都得和政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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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希臘、難民營、阿爾沙卡
新建置在營區入口處的洗手區,引用水車的乾淨水源,營區居民排隊洗手,包括小孩。(照片提供/Moria Corona Awareness Team/Muhannad Al Mandil提供)

但難民營區根深的問題,如流膿的傷口,過去沒有消炎,也不是短時間能止傷結痂,反而在疫情的恐慌之下,看得更加清楚。

阿爾沙卡和團隊在建設庇護所時,需要每日用挖土機清理成堆如山的垃圾;艾利茲達也描述著營區內與營區外不同層面的問題,像是營內衛生條件已相當惡劣,他們仍須和地方政府持續遊說,「我們連要自己設立行動洗手台,都要通過希臘政府的核准,才能設在難民營內。現在4個洗手區,都是在營區的入口處。」身為難民志工的艾利茲達和組織裡的其他成員,在營區外拉布條表達訴求等方式,試圖說服政府,能讓營區內有乾淨水源。

因應疫情的擴散,希臘政府3月中宣布嚴格管制難民營居民進出營地,同時限制營區的活動和設施,包括非正規學校和提供基本服務的援助單位,處理庇護申請的辦公室也關閉直至5月。「真的很複雜,能提供的服務很有限,原本提供物資的救援組織,也只能把物資放在難民營入口處,導致常被較強勢的拿走,較弱勢的難民則領不到,」安德亞補充。

幫派持續製造衝突

除此之外,難民營中更有如幫派般的組織,在疫情棘手之際,持續製造衝突。

安東尼斯・瑞帕納斯(Atonis Repanas)是長期駐點在希臘的記者,他幾週前到摩利亞時,光是一晚就目睹3輛救護車到現場。阿爾沙卡受訪時,大大地長嘆一氣,「昨晚營區有一名16歲阿富汗男孩在衝突中,不幸死亡⋯⋯。」而我們和艾利茲達的採訪也被迫中斷,因為有暴動分子在難民營裡打了起來,他的家人很害怕地打給他,請他趕快回營內。「這樣的暴力事件,在營區時常發生,最近更是每晚上演,」艾利茲達對中斷採訪感到抱歉,滿是無奈。

光是提升大家的防疫意識就相當挑戰,他們還需要時刻擔心前線作業會被這群營區內的地方角力阻擾、甚至是攻擊。難民群體長期被忽略的複雜性,在疫情之下放大的更加透徹。

營區外:保守勢力說「他們是把病毒帶進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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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列斯伏斯島的居民舉行遊行抗議政府興建難民收容所。(攝影/REUTERS/Costas Baltas/達志影像)
2月26日,列斯伏斯島的居民舉行遊行抗議政府興建難民收容所。(攝影/REUTERS/Costas Baltas/達志影像)

營區外,面臨的是媒體助攻下持續高漲的排外心理。像是「難民是病毒帶原者」的訊息開始陸續出現,成為新的反難民的理由。

「真的很諷刺,第一例進入難民營的確診案例,就是在當地醫院生產時被當地人感染的,」羅斯苦笑著說,他們團隊有另一個專案就在里斯托納難民營──希臘第一個有確診個案進入的營區,一邊承受著外界將疫情作為阻擋難民的新藉口,一邊得緊急應對COVID-19帶來的影響。

NGO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難民權利研究員娜迪雅・哈曼(Nadia Hardman)認為,歐洲在長期排外的情緒、保守勢力的興起趨勢下,「病毒帶原者」不過是新的論述,「這是我最擔心的,在疫情下,這些沒有事實根據的論述,可能會更刻劃那條和外來者的界線;當病毒影響的是所有人,每個人都急需要醫療等人權保障時,最弱勢的就容易被忽視。」

許多一線的NGO,反而都是擔心自己或是志工,才是將病毒帶入難民營中的人。「我們建隔離庇護所,必要時仍需要進出營區,我都會擔心自己把病毒傳染給他們,」阿爾沙卡每天仍揹著這樣的風險和壓力執行任務。

歐盟會員同意協助安置部分弱勢者

疫情在歐洲橫行,難民的安置也迫在眉睫,長久以來希臘和歐盟政府在人道和反對聲浪夾雜,此刻也承受著要迫切決策的壓力。

這場危機,哈曼認為歐盟需要擔起很大的責任,「最需應急的方式,是協助希臘紓困島上難民營過飽和的情況,有效率將較弱勢的群體轉安置到希臘本島。」這也是當地24個主要NGO在3月給希臘政府公開信中所呼籲的內容。

哈曼也呼籲歐盟需盡快啟動難民配額機制,將島上弱勢的庇護尋求者移往其他歐盟會員國。她雖然同意有優先安置的必要性,但也坦承,醫療災難當前,要判斷誰該被分類到比較弱勢的群體,的確有難度,「他們都是特別脆弱的一群。」

疫情於歐洲爆發後1個月,自2018年後停擺的的重安置機制,有了些微的進展。歐盟多個會員國開始以國家,甚至是地方為單位,開始採取相對積極的行動(註)
歐盟在3月13日其實已經同意將接收在希臘難民營裡至少1,600的孩童,但疫情同樣在歐洲各國蔓延,加上歐盟決策需經會員國共同裁決,此決議因此被延後執行。

德國柏林聯邦政府率先提出將協助1,500名在希臘島上的未成年難民及難民兒童安置。德國多個民間組織,也以群眾募資自籌經費,預計派送專機將摩利亞難民營中較弱勢的族群接到德國。

德國和盧森堡政府亦分別同意將協助50名及12名在希臘難民營中無人陪同的孩子重安置,皆預計本週開始執行,孩童入境後也會被安排14天的隔離。一些歐盟國正計畫跟進。奧地利政府將在近日內寄送181個貨櫃屋,提供難民營區移民安置與醫療救護。希臘政府也針對首個難民確診個案,進行接觸者的採檢。

而葡萄牙政府,直接提供難民短期同等公民的權利,這尤其在醫療上和居住權上,可以有更全面的保障。

這些因應措施仍然相當有限,但好過於無所作為。

政治僵局下的破口,是危機還是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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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列斯伏斯島上一名配戴口罩的難民被警方載運前往希臘本土其他難民營安置。(攝影/REUTERS/Elias Marcou/達志影像)
3月20日,列斯伏斯島上一名配戴口罩的難民被警方載運前往希臘本土其他難民營安置。(攝影/REUTERS/Elias Marcou/達志影像)

COVID-19疫情,凸顯的是長久地緣政治下快要腐爛的問題──全球2,600萬難民人口,只有不到1%的難民被重安置到歐盟或其他西方國家,超過90%的難民人口是逃到在土耳其這樣的戰爭發源地的鄰國,這些國家通常沒有足夠的資源安置龐大的難民數量。

但是歐盟、希臘、土耳其主要的三方,多年來的政治棋局還在下,土耳其境內難民人數持續膨脹,希臘島上難民營的人數也超出負荷,經年累月的緊繃情勢與漫天蓋地的保守言論,仍持續加深著恐懼,而有限資源擠壓下影響的不只是難民,也包括與他們共存的當地居民。

即使病毒不分種族宗教國籍階級等背景,觸及的是所有人,但在全球社會不平等的結構裡,每個族群所能因應病毒的社會成本藏著高度落差。希臘島上的難民只是其中一角,全球突破7,000萬的流離失所人口,在已然艱困的環境,還需承著隨時可能將被病毒吞噬的惶恐,他們有多少成本面對再一場風暴?

3月底,幾張摩利亞難民營裡的小孩拿著海報的照片在社群上被廣傳著,那張海報上頭寫著:「我們在這裡,不要忘記我們。」

註:特別感謝台灣志工劉晏孜對這篇報導的協助。

索引
除了防疫,人數最多的難民營面臨多重難題
疫情爆發前,已深陷歐土希政治角力
營區內:做不到社交距離和居家隔離,難民仍試圖自救
營區外:保守勢力說「他們是把病毒帶進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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