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充電站專欄
林辰峰/為什麼我們需要長篇報導文學
從小到大我幾乎不看電視新聞,這並不是因為我對電視新聞有特別成見,而是七年級後段班的我,發自內心地覺得電視新聞很無趣──我想我大概是天生對電視新聞冷感的人吧。不過,2年前剛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攻讀新聞碩士時,我對加拿大魁北克龐克獨立雜誌起家,後被 HBO 簽下,從非主流媒體跨足主流電視新聞界的 VICE 著迷。
我喜歡與我年紀相仿、擁抱次文化的主持人;喜歡他們帶著觀眾衝鋒陷陣地到各戰地與第三世界。他們瘋狂地到賴比瑞亞採訪食人族並與 ISIS 面對面接觸。他們想在鏡頭前罵髒話就大罵髒話,坦率直爽地做與眾不同的新聞。
這對於思想偏左,又愛叛逆搗蛋,在台灣求學時被不少老師嗤之以鼻的我來說,VICE 提供了一個令我共鳴,珍貴稀少非主流的聲音。
「在新媒體當紅的網路時代,誰還想讀《紐約客》(The New Yorker)又臭又長,拗口難讀的報導文學啊!」文字記者出身,但在研究所專攻新媒體的我,當初是這麼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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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辰峰/為什麼我們需要長篇報導文學_1_總是會有讀者想要知道更詳盡、更廣的新聞內容。尤其是複雜的議題,長篇的報導更能夠牽著讀者的手,帶著讀者去了解事件前因後果。而這就是為什麼在新媒體的浪潮下,我們還是需要長篇報導文學的原因。(圖截自《報導者》「受虐兒悲歌」一文。)
林辰峰/為什麼我們需要長篇報導文學_1_總是會有讀者想要知道更詳盡、更廣的新聞內容。尤其是複雜的議題,長篇的報導更能夠牽著讀者的手,帶著讀者去了解事件前因後果。而這就是為什麼在新媒體的浪潮下,我們還是需要長篇報導文學的原因。(圖截自《報導者》「受虐兒悲歌」一文。)
在學風自由的柏克萊就讀的第一年,我對長文的想法大致沒有改變。沒有程式經驗的我,重心全擺在資料視覺化與電腦編程,寫作相關的課則修得少,執拗地深信新聞的未來全取決於視覺與新媒體,而長篇報導文學則是老人寫給其他老人看的。
寫程式和設計技術越來越好的我,找實習工作時很幸運地拿到了 Google 提供的新聞獎學金,也跌破眾人眼鏡,拿到了全美新聞界最競爭的《紐約時報》的實習機會。當時,我的理智告訴自己,放棄寫作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在《紐約時報》報到的第一天,我的老闆告訴我,我的工作內容除了要用程式設計出資料視覺化外,我還要一個人負責文章內容的採訪與寫作。我很幸運地被分到好幾則在美國備受矚目的議題,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國密西根州弗林特市(Flint)水源遭鉛污染的新聞。
弗林特市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當地以非裔居民居多,失業率居高不下。市政府為了舒緩財務赤字,於2014年宣布不再向鄰城底特津(Detroit)買水,改用弗林特市內的河水
2014年夏天,該市飲用水內出現高濃度大腸桿菌的議題開始受到社會注意,為了解決問題,政府在飲用水中多加了具腐蝕性的氯,但卻沒有任何防腐措施。帶腐蝕性的水侵蝕了鉛管和住家幫浦,造成許多民眾與孩童鉛中毒。經媒體報導後,政府官員又官官相護,且投機取巧地採取不適當的抽樣與驗水方法。事件在今年初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光是這個專題,我就做了 3 則新聞,其中一則還上了《紐約時報》頭版。
總而言之,這是一則非常不容易處理的新聞。困難點不在於數據處理或是資料蒐集,也不在於英文採寫(當然,這對於身為土身土長台灣人的我來說,還是有挑戰性)。真正的困難在於這是則融合了人情與政經結構的新聞,講的是一群在歷史、經濟、文化、政治、社會上弱勢的非裔美國人如何被國家忽視,連基本飲用水的人權都被剝奪。這是一則無法只仰賴視覺帶讀者去理解當地民眾的艱困,而是需要記者花上數週,深入災區,取得當地民眾信任,才能形成力量的新聞。
現在回頭看,我並不覺得我當初做的新聞很好。我的圖表、數據分析與短短一千字上下的文字,並不能適切地闡述當地民眾有水喝不得的心酸。
很多議題,尤其是與文化、社會與歷史相關的新聞往往前因後果錯綜複雜,需要記者花許多時間抽絲剝繭地深入了解,並博取當地民眾信任。但是很遺憾的,電視新聞、報紙與許多新媒體往往只是讓閱聽人看到新聞事件有多糟糕,當地民眾有多可憐,但是對話就停在這裡。新聞事件被過度簡化,顯得黑白分明,而應被解釋的灰色地帶卻被忽略。這除了與媒介特性有關,電視和新媒體較快速的新聞週期和截稿時間也是原因之一。
這就是為什麼強調行動嵌入(Embed)的人類學家一向不太喜歡記者,而這也是為什麼已故《紐約時報》媒體評論家大衛.卡爾 (David Carr)在紀錄片《Page One》中,面對 VICE 共同創辦人蕭恩史密斯 (Shane Smith)時,說出他對 VICE 的評價。蕭恩曾大放厥詞地說 VICE 的操作就是希望透過一個普通人帶領觀眾去賴比瑞亞看食人族,重點不在於解決世界的問題,他也曾批判《紐約時報》,他說,當 VICE 入賴比瑞亞拍攝時,《紐約時報》卻把採訪重點放在衝浪相關議題。
但大衛.卡爾卻當面回嗆蕭恩說,當《紐約時報》早就派人採訪賴比瑞亞兩次的種族大屠殺時,VICE 只是帶著非洲狩獵旅行的頭盔去觀光,VICE 當然不是記者。
已故《紐約時報》媒體評論家大衛.卡爾在紀錄片《Page One》中,對 VICE 共同創辦人蕭恩史密斯說出他對 VICE 的評價。
當世界熱切討論各地童婚傳統,媒體各個將矛頭指向家長,痛斥他們泯滅人性時,《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文字記者,同時也身為人母的辛西雅葛尼(Cynthia Gorney)花上許多時間深入了解,並贏取印度偏鄉民眾信任後,才發現在強暴率居高不下的當地,對於貧困的家庭而言,許多家長並不是不希望女兒得到幸福,但是與其讓女兒長大後被陌生人強暴,他們寧可讓女兒提早嫁給有錢人家受到丈夫保護,好好生存下來。弱勢的民眾沒有改變治安的能力,經濟條件的限制也導致他們無法搬到治安較好的地區。這些錯綜複雜的文化與傳統,對於要趕截稿時間的新媒體、報紙和電視新聞記者,不是能輕易駕馭的議題。
當然,新媒體、電視新聞、報紙,都有可取之處,而觀光新聞學(Safari journalism),若是能吸引年輕讀者注意到重要議題,我個人認為沒什麼不妥。不過,總是會有讀者想要知道更詳盡、更廣的新聞內容。尤其是複雜的議題,長篇的報導更能夠牽著讀者的手,帶著讀者去了解事件前因後果。而這就是為什麼在新媒體的浪潮下,我們還是需要長篇報導文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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